出三藏記集

僧祐（445～518），俗姓俞，祖居彭城下邳 （今江蘇邳縣），生於建康（今南京）。14歲出家先後入揚都建初寺、鐘山定林寺，受業於法達、法潁。精通律學。曾搜校佛經，建立“經藏”。編有《三藏記》、《釋伽譜》、《弘明集》等。

《出三藏記集》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佛教文獻目錄。其作者為僧祐，故後人又簡稱為《僧祐錄》、《祐錄》。僧祐於齊、梁間，憑藉定林寺豐富的經藏，在道安《綜理眾經目錄》（又稱《道安錄》、《安錄》）的基礎上，“訂正經譯”，撰成《出三藏記集》。《出三藏記集》共15卷，包括4部分：①撰緣記，敍述印度佛經的編纂和中國譯經的淵源。②銓名錄，著錄佛經2162部4328卷，分12類，各類有小序，敍述該類佛經源流。③總經序,彙集佛經的序、記120篇。④述列傳,是中外32位譯經高僧的傳記。書後附“雜錄”,著錄中國學者和僧人撰寫的論文或論著。全書輯錄了東漢至南朝梁代諸多佛教文獻，保存了東晉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374) 的原文。《出三藏記集》不僅對後世編纂佛經目錄有一定影響，而且它的“總經序”、“述列傳”對後世編制一般文獻目錄也有一定的影響。

本書編纂的用意，重點在於對佛典翻譯“沿波討源”，所以將全書分為四個部分：撰緣記，詮名錄，總經序，述列傳。正如僧祐自己所説：“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詮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只有從四個方面來看佛典翻譯，譯經的源流才能一目瞭然。四個部分的內容，大致如下：

一、卷一為撰緣記，記述佛典結集和翻譯的起源。首先引《大智度論》、《十誦律》、《菩薩處胎經》等經律論，敍述佛典結集的緣起、經過及八藏的名稱，其次論胡漢譯經音義的同異，最後列舉新舊譯重要名相的不同。撰緣記相當於普通目錄的輯略或總序。

二、卷二至卷五為詮名錄，這可以説是全書的主體部分。從漢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間譯出和撰集的一切佛典，不管有無譯者姓氏，一一搜羅歸納為十五錄。每錄之前有小序，略述該錄源流。因對其所依據的《綜理眾經目錄》有所增訂，一律稱為“新集”，其具體名錄如下：

1、新集撰出經律論錄。在《綜理眾經目錄》的基礎上加以擴大和補充，是以朝代為次序，按譯者編排的譯經目錄。《綜理眾經目錄》自後漢安世高至西晉末法立，共著錄十七人（其中誤以竺法護和曇摩羅剎為二人，所以實際只有十六人）。僧祐對於這些譯本，都參照其他經錄，注出異同存缺。另外於法立以前補出張騫等七人，法立以後補出衞士度等五十五人。僧祐對這一部分用力甚勤，使得六代譯經的內容粗具規模。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是最為重要的一類。

2、新集條解異出經錄。收錄有譯者姓氏、同一種佛經的不同譯本。異出經即同本異譯的佛經。

3、新集表序四部律錄。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卷十雲此錄“卷中無”，可知此錄至遲在唐開元年間已佚，其中內容已無從知曉。

4、新集安公古異經錄。收錄《綜理眾經目錄》中所集早期譯出且已散失不全的佛典殘篇。

5、新集安公失譯經錄。收錄《綜理眾經目錄》中所集的譯者姓名不詳的佛典。《綜理眾經目錄》原列有一百三十四種，但經名簡略，未列卷數。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異名、出據、存缺，釐定為一百三十一種，又從《綜理眾經目錄》注經末移來十一種。

6、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轉錄《綜理眾經目錄》中遺失譯者姓名、流傳於甘肅黃河以西地區的佛經。

7、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錄。轉錄《綜理眾經目錄》中遺失譯者姓名、流傳於陝西關中地區的佛經。

8、新集律分為五部記錄。記錄佛陀涅盤後，優波離誦出律典，印度佛教律學分為五部的情況。

9、新集律分為十八部記錄。記錄五部律演變為十八部的過程。

10、新集律來漢地四部記錄。記錄《十誦律》、《四分律》、《僧祗律》、《五分律》在漢地的流傳情況。

11、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收錄譯者或傳抄者不詳的失譯經和別生經。僧祐經過多年的蒐集鑑定，共得一千三百餘種。

12、新集抄經錄。收錄齊竟陵王蕭子良等人摘要抄寫的佛經。

13、新集安公疑經錄。收錄道安鑑定為偽託的佛經。

14、新集疑經偽撰雜錄。收錄僧祐考證出來的偽託佛經。

15、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收錄道安的佛學著述，共二十四種。

以上十五錄共收佛典二千一百六十二種，四千三百二十八卷（據《歷代三寶紀》卷十五總計）。這比《綜理眾經目錄》增加了一千五百餘種，三千三百餘卷。但他所蒐羅到的佛典，側重南方，因地區的限制，不免有所遺漏。

三、卷六至卷十二為總經序。卷六至卷十一輯錄一些佛典的前序與後記，共一百一十篇，其中七十七篇未見於現存的佛典。輯錄前序後記很有價值，這些序記實際上就是佛典提要，保存了許多可貴的資料，使後人知道譯經的經過、內容、地點和時間。卷十二為“雜錄”，收錄陸澄的《法論》、齊竟陵王蕭子良的《法集》以及僧祐的《釋迦譜》、《世界記》等書的序文和篇目。這些書除《弘明集》外都已佚失，現在根據這些書的篇目即可略知其內容。

四、卷十三至卷十五為述列傳，敍述歷代譯家和義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前兩卷記敍外國僧人如安世高等共二十二人；後一卷記敍中國僧人如法祖等共十人（附見者尚有多人）。這是現存最早的僧傳，其史料多被寶唱《名僧傳》、慧皎《高僧傳》所採用。慧皎以後，各代僧傳的敍述方法，大都因襲《出三藏記集》，只不過是略變其體例而已。

索引（經名、人名、地名、寺名、年號） ^[2] 

僧祐對佛經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總集經藏，訪訊遐邇，躬往諮問，面質其事。”然後認真整理，“悉更刪整，標定卷部，使名實有分，尋覽無惑焉”，“讎校歷年，因而後定”。可見他對所著錄的佛典大都作過鑑定，甄別其異同和真偽，判定譯者和翻譯的時間地點，考證佛典的卷數、存闕，註明出自何種大本以及所依據梵本的來歷，使其著錄《出三藏記集》更為可靠。例如：

《大般泥洹經》二卷　安公雲，出《長阿含》。祐案，今《長阿含》與此異。（《出三藏記集》卷二“支謙譯”）

《私阿末經》一卷　或作“私呵昧”。案，此經即是《菩薩道樹經》也。（同上）

《了本生死經》一卷　安公雲，出《生經》。祐案，五卷《生經》無此名也。（同上）

《十二門大方等經》一卷　《別錄》所載，《安錄》無。今闕。（同上）

《總持經》一卷　祐案，出《生經》，或雲《佛心總持》。（《出三藏記集》卷二“竺法護譯”）

《新維摩詰經》三卷　弘始八年於長安大寺出。（《出三藏記集》卷二“鳩摩羅什譯”）

《賢愚經》十三卷　宋文帝時，沙門釋曇學、威德於于闐國得此經胡本，於高昌郡譯出。（《出三藏記集》卷二）

《説人自説人骨不知腐經》一卷　安公雲，上四十五經出《雜阿含》。祐校此《雜阿含》，唯有二十五經，而注作四十五，斯豈傳寫筆散，故重畫致謬歟？（《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公古異經錄”）

這些著錄對後世佛學研究的貢獻很大，後人在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史時，往往徵引《出三藏記集》中的資料，足見其史料價值之高。

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一書中使用多種體裁，以經錄為主，又有前序、後記、列傳相輔，互相補充，大大加強了目錄的功能。他利用前序、後記來代替解題和提要，使讀者知道譯經的源流、佛典流傳的過程及其大意，這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後來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朱彝尊的《經義考》都在《出三藏記集》的影響下，發展成為輯錄體的解題目錄。“總經序”後的“雜錄”收錄了佛教論文總集的篇目，使目錄兼具索引的功能。陳垣先生對此作了很高的評價：“不幸而其書不存，吾人亦可據此篇目，略知其書之內容為何，此目錄學家亟當效法者也。”“述列傳”不僅對經錄內譯者事蹟和譯經年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而且使經錄與僧傳相結合，為後人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南北朝時期，佛教專科目錄的價值超過了同時期的普通目錄，這與僧祐等佛教學者努力尋求佛教專科目錄的獨自發展是分不開的。隨着佛教在中國的進一步流傳和發展，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普通目錄也著錄了佛典，如南朝宋代王儉的《七志》、梁代阮孝緒的《七錄》都附有佛典。普通目錄雖然著錄了佛典，但由於受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對日益增多的佛典抱着歧視的眼光，對佛典採取排斥的態度。一些佛教學者於是在普通目錄之外尋求佛教專科目錄的獨自發展。僧祐注意借鑑普通目錄的編纂方法和分類體系，努力探索適應佛典的分類體系，促使佛教專科目錄進一步的完善。反之，僧祐創立的體例如輯錄序、記等，又反過來影響了普通目錄的發展。

《出三藏記集》在類目設置方面也有創新之處。一些佛典有數種譯本，而且還有譯本不同、經名也不同的現象。因此，佛教專科目錄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詳細著錄各種譯本。《出三藏記集》設置了“異出經”的類目，以譯經先後為序，將“胡本同而漢文異”的佛經收在同一書名之下，加以比較，可以考證該經的流傳和各種譯本的情況。這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版本目錄的雛形。

佛經譯出後，就有人根據某一種佛經抄撮其要旨，從而成為一種新的佛典，這一類佛典稱為“抄經”。抄經出現較早，一直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在《綜理眾經目錄》中，抄經與所據佛經混在一起。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中則專門設立“新集抄經錄”，使抄經與所據佛經分開，不致於本末倒置。《出三藏記集》還將律典從佛經中獨立出來，對律學的源流、部派以及在中國的流傳情況詳加敍述。

《出三藏記集》的類目設置為以後佛教經錄的編纂開創了許多法門，促進了佛教目錄學的進一步發展。此後法經的《眾經目錄》，分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偽妄等六類，幾乎全採用《出三藏記集》的分類方法。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分有譯有本錄、有譯無本錄、支派別行錄、刪略繁重錄、拾遺補缺錄、疑惑再詳錄、偽妄亂真錄等七類，亦未超出《出三藏記集》的範圍。

《出三藏記集》也有失考之處，如卷十三《康僧會傳》將《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皇王經》與《六度集經》並列。其實這四部佛經全收入《六度集經》中，不應當單獨列出。又如《盂蘭經》一卷，《出三藏記集》卷四作失譯，其實此經為竺法護譯。被《出三藏記集》卷四列作失譯的佛經還有《觀無量壽佛經》（實為畺良耶舍譯）、《法華三昧經》（實為智嚴譯）。不過與僧祐的考據成就相比，這些失誤僅僅是白璧微瑕而已。

梁啓超曰：“吾儕試一讀僧祐、法經、長房、道宣諸作，不能不嘆劉《略》、班《志》、荀《簿》、阮《錄》之太簡單，太素樸，且痛惜於後此踵作者之無進步也。鄭漁仲、章實齋治校讎之學，精思獨闢，恨其於佛錄未一涉覽焉，否則其所發揮必更有進，可斷言也。”由此可見《出三藏記集》的目錄學價值非常之高。這主要是由於佛教學者的思辯能力強，邏輯思維能力高出一般學者之上，他們編纂的經錄也就具有很高的目錄學價值。遺憾的是，歷代大多數目錄學家由於受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不願深入鑽研佛教經錄，否則古典目錄學還會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