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史

人類的醫療保健活動是和生產、生活實踐緊密相聯的。依靠古代的傳説和現代的考古發現，可以知道中國傳統醫學在沒有文字的遠古時期已經發源。

古代傳説常把醫藥保健的發明歸附於某些神話人物。這些神話人物實際上可視為某一歷史階段的原始人羣的化身。例如傳説"有巢氏"為了避免野獸侵害，構木為巢，居住在樹上，後來又發展到建造房屋，使居住條件日漸符合安全和衞生的要求。

傳説中的醫藥始祖是神農氏和伏羲氏，傳説神農(或伏羲)親自品嚐植物和水泉，以尋求安全的飲食，並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了某些藥物。這就是通常所説的"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和"醫食同源"。

據2000多年前多種文獻記載，古代常用砭石作為治療器具。砭石是具有鋭利邊緣或突起的打製石器。這本是石器時代的生產工具,當它被用來刺激或切開人體某一部位，達到治療目的時，人們稱之為砭石。為保證砭刺的安全有效，砭石逐漸向製作精細化、形態多樣化發展。

考古發掘已發現了多種古代的醫用砭石，如1963年內蒙古多倫旗頭道窪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了一枚磨製石器，長4.5釐米，兩端分別為半圓形刃和錐形，可用於切開或針刺。

砭石用於治療，一般被視為是中醫針刺療法工具和外科手術工具的起源。此後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砭石逐漸被金屬製成的針具或刀具取代。

中國傳統醫學的最早文字資料可見於甲骨卜辭。甲骨文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今存的甲骨卜辭可以反映殷代武丁時期的許多醫學知識和醫學活動。甲骨文中，殷人對人體表面構造的認識已比較具體，並記有20餘種疾病的名稱，以及關於生育、夢的內容。有病則求神占卜，是當時的常見現象。這一時期巫師掌握着奉祀天帝鬼神以及為人祈福禳災的大權，因而此時的巫、醫是不分的。巫用以治療疾病的主要方式是禱祝，但也有的巫採用藥物或其他方法治病。《山海經》中就記有十巫採藥的故事。巫彭、巫咸的名字也見於甲骨文記載，可能是當時的名醫。

隨着社會的發展和醫療經驗的積累，人們對自然和疾病有了較多的認識，巫醫的勢力逐漸消退。到春秋戰國時期，已出現了不少真正的職業醫生，如醫和、醫緩、扁鵲等。他們的醫學見解和治療活動已見於史書記載。《詩經》、《山海經》、《尚書》、《周易》等古典著作中，已散在地記載了當時有關疾病、病因、藥物及其他療法的知識。《周禮》中的"巫祝"已和"醫師"分開，宮廷有了初步的醫事管理制度，醫學分工已初步形成。

先秦時期的衞生保健也有較大的進展，這可以從當時公共衞生工程得到證實。在殷墟遺址和鄭州商代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均發現了用以排除積水的地下陶水管。齊國的故城臨淄(今屬山東)探明有縱橫十條交通幹道，均配備有完整的排水系統，設計精巧、規模宏大，為世界古城排水系統所罕見。河南登封發掘的戰國陽城遺址中，發現一套陶水管道設施，其結構類似現代城市的自來水系統。先秦的文獻中還載有水源的選擇、井水的防污染及清潔措施、室內除蟲滅鼠、室外除草清掃，以及驅逐狂犬以防狂犬病等衞生預防知識。

個人衞生方面則提倡養成洗臉、洗手、洗足及沐浴的習慣，並認識到沐浴對治療的意義。出土的殷代文物中已有壺、盂、勺、陶槎、頭梳等全套盥洗用具。注意飲食衞生，提倡良好的進食習慣被作為養生的重要內容之一。此外，調節情緒、謹慎起居、運動身體(導引、按摩等)也被作為預防疾病的重要手段。

春秋戰國時期，中醫對人體的解剖、病因病理、疾病的診治等方面的認識已有長足發展。現存最早的醫書中已經將經脈系統化(見馬王堆漢墓醫書)，藥物療法和針灸等外治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戰國時期諸子蜂起，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流派的哲學思想十分活躍，從而為醫學家建立理論體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一系列醫學理論著作應運而生。《內經》、《難經》是此類著作的現今僅存者。它們不僅記錄了先秦以來的醫療實踐經驗，而且引進了哲學中的某些概念，用以貫串醫學多方面的進展，構成中醫初步的基礎理論體系。

哲學思想和醫療實踐的結合促進了具有中醫特色的基礎理論體系的形成。這一理論體系明顯地超越於當時的臨牀實踐水平，充分地指導着以後的中醫臨牀醫學的發展。

陰陽、五行是先秦哲學的兩個名詞。陰陽作為中國哲學的一對範疇，被廣泛用來解釋自然界兩種對立和相互消長的物質勢力。陰陽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規律。因此，醫學中引進陰陽，不僅方便歸納某些孤立的現象，也為解釋其中的變化提供了依據。

《內經》肯定了"陰陽者，天地之道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的思想，把陰陽視為萬事萬物產生、發展和變化的普遍規律。因此，"陰平陽秘"(《素問·生氣通天論》)是人體處於正常的生理狀態，陰陽不平衡則是產生疾病的根源。治病的根本意義就是調整陰陽。

作為一個總綱，陰陽被廣泛用於歸納邪正、盛虛、臟腑、經絡、脈象、寒熱、氣味、表裏等眾多不同層次的醫學內容,溝通了解剖、生理、病理、診斷、養生、治療等許多方面。

五行是日常生活中習見的五種物質(木、火、土、金、水)，戰國時期的某些思想家企圖用它來説明世界萬物的起源和多樣性的統一。此後五行學説又進一步發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剋、循環終始的內容。《內經》引進五行學説，將五行與臟腑、情志、季節、味、色等相配屬,並以此來説明人體臟腑器官之間相互依存、互相制約的"生克"關係。

《內經》已完全系統化的經絡學説，是早期的經脈知識與陰陽五行學説、臟腑學説相結合的產物。經絡的週而復始、運行氣血、內連臟腑、外絡肢節，使人體內外器官和各種生理功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借用陰陽五行而建立起來的臟腑經絡學説，成為後世中醫理論的核心。

先秦時期的哲學在討論天人關係時有多種觀點。《內經》結合醫療實際，提出"人與天地相應"的論斷，強調人與生存環境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思想盡管也有把天地和人體外部形象作牽強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積極意義在於把四時氣候、地理環境和人體健康緊密相連。可見，中醫早期的理論體系既把人體內外看成是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又把人與自然看成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種整體觀正是中醫理論的基本特點。

在今存的《內經》、《難經》中,還廣泛討論了疾病預防，具體疾病的病因、病機及診斷，脈學、治則、藥性理論，方劑配伍原則，腧穴、針刺方法等內容，總結了秦漢以前的諸多醫學成就，同時又為後世臨證治療提供了啓示和理論依據。中醫基礎理論形成於秦漢，是中國醫史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推動了此後在理論指導下的中醫臨牀各方面的發展。

在先秦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中醫的臨證醫學基本上處於樸素的經驗階段。1972和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漢墓醫書、武威漢代醫簡以及散見於史書中的材料表明，戰國末期至秦漢，臨證經驗大量積累並逐漸形成辨證論治的某些原則。東漢末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中醫臨證醫學劃時代的里程碑，它反映了辨證論治原則已然確立，標誌着臨證醫學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與此同時，藥物、方劑、針灸、診斷、病源等方面的研究也蓬勃發展起來。

在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史上,除中醫學之外，還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鶻、彝、傣、維吾爾、朝鮮、蒙古、藏等多種少數民族醫學。它們在發展過程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促進。

西漢張騫通西域以來，西域的許多藥物(胡桃、石榴、紅花等)傳入內地。中醫書中，吸收了少數民族豐富的醫療經驗。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許多少數民族的經驗醫方。五代鄭虔的《胡本草》、明代蘭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數民族用藥經驗。

少數民族醫學家用漢文撰寫的醫藥書，實際上已成了中醫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醫藥學家忽思慧的《飲膳正要》、沙圖穆蘇的《瑞竹堂經驗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醫學的經驗，其中又汲取了中醫學的理論和經驗，使之融為一體。

中國各少數民族醫學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漢族或國外的醫學知識。

近代出土的西夏醫學文獻表明，西夏醫學除以党項族醫療經驗為主之外，還糅合了漢族醫學及古印度醫學的若干理論內容。

維吾爾族醫學中含有漢族醫學、阿拉伯醫學、波斯醫學、古印度醫學和藏醫學的內容。其理論體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風)和四體液(膽液質、血液質、黏液質、黑膽質)的內容就是一個明證。

朝鮮族醫學中含有四象學説(認為人有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種類型)及該學説與臟腑、表裏寒熱理論相結合的辨證理論體系。

蒙古族醫學汲取藏族醫學、漢族醫學的成分，在其獨特的理論體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達幹)、陰陽、六因辨證、五大元素等學説。

藏族醫學的形成，也與漢族醫學和古印度吠陀醫學有關。《西藏王統記》記載，文成公主進藏時帶去了"醫方百種，診斷法五種，醫療器械六種，醫學論著四種"。這批醫書後譯成藏文，取名《醫學大典》(藏名《門傑親莫》)。

中國傳統醫學廣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醫藥經驗以充實自己。

中國的藥物有一部分就是外來之品，如胡椒、檳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對外貿易活動中，大量的外來香藥輸入中國。福建晉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來藥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將多種外來藥正式著錄。當時西方的"萬用藥"底野迦就是此時被記入中國本草的。五代時波斯裔學者李珣所撰《海藥本草》，含有豐富的外來藥物知識。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中，首次介紹了金雞納等西洋藥物。這些外來藥物及用藥經驗已成為中醫學的一部分。

在醫方書中，外來的醫方也屢見不鮮。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書中記有較多的印度、高麗、波斯等國的醫方。元末明初編撰的《回回藥方》，集中向中國介紹了阿拉伯醫藥經驗。醫療技術的傳入主要體現在製藥技術方面，如阿維森納創用的金銀箔衣丸，在宋代已有運用。與此同時，西方的製作薔薇水的蒸餾技術也傳入中國。相對而言，外來的醫學理論很少傳入中國並對中醫產生影響的較少。

同樣，中醫學外傳也對世界醫藥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國的煉丹術在8世紀前已傳入阿拉伯，對世界製藥化學影響深遠。脈學知識也被阿維森納《醫典》收錄。大量外來藥輸入的同時，中國的川芎、白芷等藥也輸往海外。元代中國與阿拉伯的醫學交流尤為廣泛。當時波斯國(今伊朗)學者拉希德·丁·哈達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編纂的《伊兒汗的中國科學寶藏》中，包括了中醫學的脈學、解剖、婦產、藥物等多方面的知識，並附有臟腑和診脈部位圖。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將人蔘、大黃、麝香、茯苓等藥傳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種術外傳歐洲，對牛痘的發明有直接的影響。而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印度等國的醫藥交流更為密切。

中國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吳人知聰攜《明堂圖》等醫書到日本之後，中國曆代主要醫藥書籍無不迅速傳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891年)記載的中醫書已達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侶的往來，是醫藥書籍傳入日本的主要途徑。鑑真東渡也帶去了中國的醫藥知識。中醫書傳入日本，對其醫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多種在中國失傳的醫籍(或其內容)在日本國保存下來，以後又陸續傳回中國，為中醫發展做出貢獻。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殘卷。丹波康賴的《醫心方》(982年)，彙輯了中國隋唐以前200餘家方書，其中引用的許多醫書在中國早已失傳。日本大寶元年(701年)頒佈的《大寶律令》中，引進了中國唐代的醫事制度、醫學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榮西攜茶種歸國，又著《吃茶養生記》，開日本飲茶風氣之先。某些古代中國出現的重要醫學學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響(如李東垣、朱丹溪等)。中醫學傳入日本，為日本傳統醫學的建立和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和朝鮮的醫學交流有着很長的歷史，魏晉南北朝的醫書中已多處提到高句麗的煉丹術和方劑、藥物。高麗大量刊行中國醫書，保存了許多中醫古籍。北宋時中國保存的《黃帝針經》(即《靈樞》)已殘缺不全，正是依靠高麗所藏的全本，才使該書在中國重新流傳。元明兩代朝鮮數次派遣醫官來華切磋醫學，並將討論的內容整理成書(如《朝鮮醫學問答》、《醫學疑問》、《高麗質問錄》等)，成為中朝醫學交流的寶貴史料。朝鮮醫家編撰的名著《醫方類聚》(1445年)、《東醫寶鑑》(1596年)中，輯錄了眾多的中國傳統醫學資料。

古代中國和越南的藥物和醫術交流十分頻繁。越南的一些醫學著作，多采用或參考中醫的文獻。如清乾隆年間越南名醫黎有卓的《海上醫宗心領》中，採用了《內經》的理論以及桂枝湯等醫方。越南的醫書(如陳元陶《菊草遺草》、阮之新《藥草新編》)也曾在中國流傳。

中國和印度兩國以佛教為橋樑，進行了廣泛的文化和醫藥交流。《隋書·經籍志》中著錄的印度醫書譯本就有12種。印度醫僧在中國傳揚佛法時，也將印度醫術帶進中國。現存的晉唐間醫書中，還可以見到印度醫學"四大"學説的內容，以及耆婆等印度醫家的醫方、按摩術、養生術等內容。印度醫學對漢族醫學影響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轉載隴上道人的《天竺經論眼》中，明確提到曾得到"西國胡僧"傳授。金針撥內障術最初來自印度，給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醫學中汲取了印度醫學中的三元素、七種物質、三種排泄物以及藥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內容。中國的藥物(如人蔘、茯苓、當歸、遠志、麻黃、細辛等)也傳入印度，被印度人稱之為"神州上藥"。

在宋代印刷醫書之前，醫書的傳播主要靠手抄。漢魏以前的醫書寫錄在竹簡木牘和縑帛(絲織品)上。1973年湖南長沙出土的馬王堆漢墓醫書就是這一類的醫書實物。

造紙術發明以後，醫書逐漸用紙書寫，採用卷軸形式，即所謂卷子本醫書。近代敦煌出土的醫書多為這種類型的實物。晉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醫書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將醫方刻石以廣為流傳的例子(如洛陽龍門石窟的唐代醫方)。

北宋時，醫書開始廣泛地採用雕版印刷，促進了醫書的校勘整理和傳播，醫籍由卷軸式變為如今所見的冊頁式。以後在近現代雖有石印、鉛印等新印刷技術出現，但仍未改變醫書的基本形式。

最早的三品分類(簡單的功效分類法)首見於《神農本草經》。從南北朝《本草經集註》開始，按藥物的自然屬性(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穀等)分類盛行，被此後主要本草文獻採用。該書"諸病通用藥"以病名類藥，為臨牀用藥提供了方便。

藥物分類思想常影響到具體藥物的歸屬或各類藥物在本草書中的編排順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煉丹服石影響，把礦物藥置於書前；李時珍《本草綱目》按"從微至巨""從賤至貴"編排各類藥，並認為人是最高貴的，故以"人部"殿後。

金元時期及以後，藥物分類已具備按藥物性質(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臟腑經絡)、作用趨勢(升降浮沉)、作用強度(猛將、次將)、藥用部位(根莖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種分類法。《本草綱目》的二級分類(按自然屬性)科學性較強，在古代最受重視。

北宋政府組織校正的十幾部重要的中醫藥著作，是古代中醫文獻的精華，也是宋以前醫藥資料的淵藪。經宋金元醫家的研究和實踐，又產生了一批個人著述，較好地反映了這段時期的醫學水平。明清時期的醫書更加眾多，在規模、內容、形式等方面都比宋金元時期前進步。在醫學流派的紛爭、各科醫療經驗的積累、哲學思想的新發展、清代尊經復古和考據之風的興起，以及人口不斷增加等多種歷史因素的影響下，明清時代醫藥文獻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發展。

明代末期，醫學經典著作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清乾嘉年間考據風氣盛行，將註釋、闡發乃至輯佚古代經典醫著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清代黃元御尊岐伯、黃帝、扁鵲、張仲景為"四聖"，因此他特別重視《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研究。他的這一思想，是當時一批尊經尚古醫家的代表。綜觀明清時對古典醫籍的研究，除黃元御提到的幾種之外，還有《神農本草經》，都是漢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見當時崇古學風之一斑。

《內經》是中醫基礎理論方面的經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別將《素問》予以註釋。此後七八百年間，很少有高質量的《內經》注本。明代吳昆的《素問吳注》多從臨症出發，理論聯繫實際；馬蒔、張志聰二人均全注《素問》、《靈樞》，馬蒔擅長針灸，故所注《靈樞》中有關經脈、腧穴、刺法等獨具匠心；張志聰集合同窗及門人共成《素問集註》《靈樞集註》，校注質量較高。

將《內經》內容分類綜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顯著的有明代張景嶽。張氏的《類經》結合醫學的實際運用分12類歸納《內經》，較隋代楊上善的《太素》前進了一大步。滑壽《讀素問鈔》刪繁撮要，以類相從，甚便實用。李中梓的《內經知要》以八類概括中醫基礎理論，取材精當、簡明扼要，為後世醫家所歡迎。沈又彭《醫經讀》分類最為簡要。黃元御《素問懸解》、《靈樞懸解》就原篇分類，獨創一格。

至於就《內經》中某一部分理論問題予以發揮闡解者更不勝枚舉(見《內經》)。《難經》雖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後注家倍增(見《難經》)。明代張世賢《圖注八十一難經》，採用圖解形式註釋方式，對理解原文有一定幫助。清代徐大椿《難經經釋》，將《內經》、《難經》的有關內容相對照，闡述其義理與淵源。對張仲景《傷寒論》的研究，已見前述。因《金匱要略》問世較晚，故元代才有註釋本，而明清注本最為繁盛(見《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自明末至清代，陸續產生了輯佚本近十種，以張志聰、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陳修園等醫家為核心的尊經派對《神農本草經》進行闡釋，並與張仲景用藥法相對照，對發掘古代用藥經驗卓有成效。

隨着醫藥實踐的不斷深入，醫學經驗積累的速度也不斷加快。為了適應這一醫學發展的需要，在明清時代各種總結性的或集大成的醫藥書籍不斷湧現。

藥學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它集16世紀以前中國藥學之大成，在所收藥品種類和資料內容的豐富方面達到了一個高峯。書中糾正了以往本草書中的某些錯誤，創用當時最先進的藥物分類法歸併藥物。

《本草綱目》出現以後，對此後的藥學發展影響深遠，明末及清代的藥學著作大多從該書汲取營養，再加發展。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又再次補充《本草綱目》以後的許多藥物知識和種類。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雖然是一部植物專著，但其分類及某些植物的資料也源自《本草綱目》。

方劑學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濟方》，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部方書，載方61 000餘首，可稱得上15世紀的集大成醫方書。

臨牀醫書方面，明代王肯堂《證治準繩》最負盛名。該書分雜病、類方、傷寒、瘍醫、女科、幼科六科(又稱《六科準繩》)，內容豐富、綱目清晰，立論較公允，甚便臨牀運用。此外臨證醫書較實用的還有明代虞摶的《醫學正傳》、龔廷賢的《壽世保元》、林佩琴的《類證治裁》等書。

外、傷科的著作在這一時期空前增多，很有影響的就有十幾種，如明代陳實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維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鈞的《瘍科心得集》等。

針灸學則以明代楊繼洲《針灸大成》最為引人注目，該書資料豐富，且有眾多的實際經驗。

婦科、兒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現，明清時期這方面的著作在資料性方面雖嫌不足，但臨症治療經驗則比較豐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萬全的《萬密齋醫書十種》、陳復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別對婦、兒科醫療經驗作出了總結。其他像眼科、喉科、氣功與養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較好的醫書出現。

明清時期民間印書業十分發達。為了適應學醫者對醫書的需求，出現了不少醫學全書、類書和叢書。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醫統大全》。該書輯錄了230餘部醫籍及其他文獻中的內容，全面豐富。張景嶽的《景嶽全書》和王肯堂的《證治準繩》也都是學驗皆富的醫學全書。

清代蔣廷錫等受命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醫學部分(即後世單行的《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集錄古典醫籍註釋、臨證各科證治、醫家傳略、醫學藝文與記事等內容，為清代著名的醫學類書。而醫學叢書的數量更為眾多。王肯堂、吳勉學編輯的《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醫書44種。清政府詔令纂修的《醫宗金鑑》，包括了從理論到臨牀各科的內容。文字通俗，取材精當，是非常實用的醫學叢書。

此外，私人撰寫的醫學叢書甚多，影響較大的有汪機的《汪石山醫書》、薛己的《薛氏醫案》、張璐的《張氏醫通》、徐大椿的《徐靈胎醫書八種》、沈金鰲的《沈氏尊生書》、陳修園的《南雅堂醫書全集》等。

明清時期中國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後期，人口的猛增對醫生的需求量也相應增加。醫學教育在這段時期以師帶徒或家傳形式為主，社會上對醫藥保健也更為關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醫書應運而生。

最為多見的是歌訣體裁的中藥、方劑啓蒙書(如《珍珠囊藥性賦》、汪昂的《湯頭歌訣》等)。清代對醫學啓蒙普及做出貢獻的醫家陳修園，編撰了《醫學實在易》、《醫學三字經》、《時方歌括》等醫學入門書，通俗而不平庸。

較醫學啓蒙書更高一層的醫學通俗讀物，在深入淺出、提綱挈領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適合臨牀醫生所需。如汪昂的《醫方集解》、《本草備要》，吳儀洛的《成方切用》、《本草從新》，李梴的《醫學入門》等。其中程鍾齡的《醫學心悟》，文字雖然簡明，但在歸納四診、八綱、八法及臨牀各科證治方面頗有發明，又非尋常入門醫書可比。

在眾多的普及醫書中，當然也有不少粗製濫造之品。民間醫生中，有些人就靠幾本入門書掛牌行醫，不深究醫理，故理論水平甚低。

在明清醫書中，醫案是比較獨特的一類著作。醫案這種形式的醫書，雖並非起源於明清，但在明清發展最快，形式多樣、種類繁多，且對其作用已有理論探討。如清代俞震的《古今醫案按》中指出："醫之有案，如弈者之譜，可按而復也。"

此時獨家醫案較好的有明代女醫談允賢的《女醫雜言》、汪機的《石山醫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葉天士的《臨證指南》、吳鞠通的《吳鞠通醫案》等。

諸家醫案合編類的醫案則有明代江瓘的《名醫類案》、清代魏玉璜的《續名醫類案》、柳寶貽的《柳選四家醫案》、俞震的《古今醫案按》等。

明清時醫案著作的興盛，對近現代此類著作的編纂有深刻的影響。

18世紀末，唐大烈在蘇州舉辦《吳醫匯講》，這是中國醫學史上最早的雜誌性的醫學文獻。其取材雜而廣，"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益人學問者，不拘內、外、女、幼各科，無不輯入"(《吳醫匯講》)。文稿"隨到隨鐫"，連續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訂為一冊。當時名醫葉天士的《温證論治》、薛雪的《日講雜記》都是先在《吳醫匯講》上刊出的。

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延綿不斷，醫學也是文化交流的組成部分。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外域文化的傳入，對中國傳統醫學並未產生強烈衝擊。16世紀後半期，歐洲傳教士(利瑪竇、鄧玉函等)利用醫藥進行傳教活動。澳門主教卡內羅(Belchior Carneiro)於1569年在澳門創辦了仁慈會和兩所醫院。隨着歐洲的文化科學知識不斷地被介紹到中國，西方的醫藥理論和診斷方法等也相繼傳入，但對當時的中國傳統醫學影響甚微。

19世紀，中國的封建制度日趨腐朽沒落，英國用炮艦迫使中國輸入鴉片，並在1840年發動了侵華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西洋醫學的理論和技術被加速介紹到中國。許多傳教士和醫生在華行醫、辦學校、譯書並創辦刊物。

傳教士在他們的診所或醫院裏培養了第一批中國的西醫，中國也陸續派留學生出國學習西醫。因此，由中國人組成的西醫隊伍在不斷擴大，產生了許多西醫藥學術團體。西方醫學的理論和醫療技術，以及在中國成長起來的西醫隊伍，對中醫學來説無疑是強有力的競爭對象。

西醫傳入中國後，兩種體系完全不同的醫學的共存局面就此形成。20世紀上半葉，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當政期間，接二連三發生了由政府當政人物出面主張廢止中醫的嚴重事件。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扼殺中醫的事件發生在1929年。

國民政府召開第一次中央衞生委員會議，通過了餘雲岫等人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衞生之障礙案"。該項提案設置了種種限止中醫生存和發展的障礙，引起了全國中醫藥人員的強烈反對。同年3月17日，全國中醫代表聚集上海，召開了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組織了赴京請願團。經過頑強地抗爭，終於使"廢止舊醫案"未獲準施行。中醫界從此定3月17日為國醫節。

中醫在近代面臨着社會乃至政府機構的一些壓制和不公平待遇，同時又面臨着西醫學在學術上的競爭，不得不為生存和發展而抗爭。為此，中醫界開始下力氣興辦中醫教育，在上海、紹興、北京、廣東等地辦起了中醫學校。

近代最早的中醫學校為利濟醫學堂，創辦於光緒十一年(1885)。此後，在辛亥革命至抗日戰爭爆發(1911～1937)期間，有過80多所中醫學校。其中辦學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有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丁甘仁、謝觀等創辦)、浙江蘭溪中醫專門學校(張山雷等創辦)、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廣東中藥界人士創辦)、北京國醫學院(蕭龍友、孔伯華等創辦)、華北國醫學院(施今墨等創辦)等。

這些中醫學校培養了大量高水平中醫人才，為1949年以後中醫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近代中醫界又積極編刊中醫書籍雜誌，組織中醫藥學術團體，以期使中醫學術得到積極發展。在如何發展中醫這一問題上，當時存在着多種不同的思想。中西醫匯通派是近代中醫發展史上一股強勁的潮流，他們為在中醫發展的道路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近代中國傳統醫學依靠民間力量自發組織起來為生存發展而奮鬥的局面，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得到了改觀，其地位和作用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肯定。在一系列保護中醫藥的方針政策和支持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措施制定實施以後，中醫藥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毛澤東同志在1950年8月為全國第一屆衞生工作會議題詞，號召"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衞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衞生工作而奮鬥"，並由此制定了衞生工作的方針。團結中西醫、繼承發揚中國醫藥學遺產、保護人民健康，作為國家衞生工作的方針，使中醫學的發展得到政策保證。

國家領導人的指示更進一步提高了中醫的社會地位。1955年12月12日周恩來同志為中醫研究院建立題詞："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同志在衞生部給中央關於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畢業的報告上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並強調"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閒視之"。

衞生部根據上述方針政策和國家領導人的指示精神，先後採取了一系列促進中醫發展的重大措施，如建立中醫醫院,在綜合醫院建立中醫科，建立中醫研究院，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建立高等中醫院校，舉辦離職學習中醫班，成立中國藥材公司，在衞生部設立中醫司及中醫學術研究委員會，取消不利於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種種限制等等。到60年代中醫已有了長足發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醫發展一度受挫。1976年以後，中醫藥事業又重新得到發展。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及中華中醫學會相繼建立。1982年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作出明確規定："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1986年國家中醫管理局成立，1988年改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由於國家的重視和支持，中國傳統醫學的教育、科研、醫療、古籍整理、對外合作交流有了新的發展。

中西醫結合是在國家的倡導和支持下，從中國既有中醫又有西醫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人民對防病治病的需要，逐步形成的一支力量。這支力量的核心是50年代一批西醫學習中醫人員。他們把現代醫學科學的一些理論知識和方法手段與中醫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尤其是基礎理論的實驗研究和中西醫結合的臨牀研究成果斐然。這些成果對促進中國傳統醫學科學的現代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是發展中醫學的首要工作。出版中醫古籍原著是研究中醫理論的重要條件之一，近40餘年共出版中醫書籍千餘種。20世紀50年代及80年代，影印或整理出版了大批中醫古籍。中醫經典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尤其受到重視。在學術刊物上開展的有關陰陽學説、臟腑經絡、三焦命門、甘温除熱、益火培土等學術問題的討論，以及對歷史上各學術流派的總結，促進了中醫傳統學術的發展。

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對中醫基礎理論進行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診斷學中的脈診和舌象研究有相當大的進展。藏象學説的本質研究，主要從單個臟器入手，研究得比較多的是脾和腎。腎本質和腎陽虛的現代研究已獲得了進展，為治療腎陽虛證提供了可靠的數據和可遵循的原則。對氣的本質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針刺麻醉是在古典的針灸止痛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技術，是中西醫結合工作中的一項重大成就。在深入探求針刺麻醉的臨牀應用規律的同時，針刺麻醉的原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對經絡實質的探索較多地集中在研究循經感傳現象。

辨證論治是中醫的特色之一。在廣泛運用辨證論治理論指導中醫臨牀治療的同時，對辨證的科學依據和物質基礎也有一些現代科學方法的研究，揭示出了一些八綱和衞氣營血辨證的物質基礎。

此外，中醫的治則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這主要體現在探討治則的科學基礎，尋求可供檢驗和説明其科學性的客觀指標。這方面的進展以活血化瘀和扶正固本兩大治則最為引人注目。對治則的科學研究又反過來促進這些治則在臨牀上的廣泛應用。

中西醫結合是當今臨牀研究中最常採用的方法之一。中西醫結合的臨牀研究，在心血管疾病、急腹症、骨科病、燒傷、泌尿科疾病、白內障、肛腸疾病等方面，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效。

在藥物研究方面，品種鑑定取得的成績十分突出。中藥的炮製、製劑、藥理、藥化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從中藥裏已挖掘和篩選了一批新效或高效藥(如青蒿素抗瘧及某些抗病毒、抗癌藥物的出現)。中藥複方的研究也有一些探索性的工作。為了搶救散失在民間的用藥經驗，由政府組織了羣眾性的"採風"運動，收集整理單秘驗方。整理發掘老中醫的臨牀經驗，也被作為繼承發揚中醫的重要工作得到開展。

綜上所述，中醫學在經過5000年的發展之後，正在以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醫學之林。對中醫發展經驗和規律以及理論的探討，必將對世界醫學的發展提供歷史的借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