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

公元589年，隋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自東漢末年以來中國近四個世紀的分裂動亂，社會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當時日本正是聖德太子攝政，他勵精圖治，鋭意改革。為了直接吸取中國的先進文化，而向中國派出了遣隋使。但是因為給隋煬帝的國書中對隋煬帝不敬，而引起隋煬帝的不悦。

公元607年（隋大業三年），日本使者給隋煬帝的國書説“日出處天子至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稱日本君主為“日出處天子”，稱隋朝皇帝為“日沒處天子”。隋煬帝看到後不高興，對鴻臚卿説：“蠻夷的書信如果有無禮的，就不要拿來給我看了。” ^[1]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發達，成為東亞最強大的帝國，聲威遠揚，對日本和亞洲各國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過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對中國文化更加仰慕嚮往，出現學習模仿中國文化的熱潮。

公元623年，遣隋留學僧惠齊、惠日等人在留學中國多年後回國，同天皇報告大唐國是法律制度最完備的國家．建議派使節赴唐學習。為了實現更加直接有效地學習唐朝先進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決定組織大型遣唐使團、派遣優秀人物為使臣，並攜帶留學生、留學僧去中國。

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兩個半世紀裏，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同時，東亞諸國家中的四國——唐、高句麗、百濟、新羅發生了驟變。經過幾次國際戰爭，唐擴大了其統治區域，成為盛唐的一個標誌；百濟與高句麗兩國分別在戰爭中遭到失敗，致使國家滅亡；新羅在戰爭中逐漸強大，以致最終控制了整個朝鮮半島，其歷史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這一切的變化與國家間關係的嬗變是分不開的。新羅緊緊地靠在了唐朝的一邊，使得其與高句麗、百濟相比在政治外交上佔了上風。國與國之間之所以能夠密切聯繫，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外交使節的派遣。新羅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頻繁地向唐朝派遣使節。遣唐使也因此成為溝通新羅與唐朝的橋樑，其所擔負的重任在七世紀時尤為凸顯。 ^[2] 

唐代日本派赴中國的使節團，630年第一次遣使，最後一次在838年。894年又準備派遣，已經任命，由於菅原道真諫阻，遂從此正式停止遣唐使。

從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餘年間，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達長安或洛陽的日本使臣，兩次是送唐使臣回國，一次迎遣唐使歸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計有十二次。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終於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後因故中止者三次，實際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僅抵朝鮮半島的百濟國，有兩次是作為送回唐朝專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歸而特派使團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實際上名副其實的遣唐使是十二次。

這延續二百餘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時期，組織、規模、交通路線都有很大變化，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是舒明天皇時期（公元629——641年）到齊明女皇時期（公元655——661年），約30年的時間，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屬於這個階段。其特點是：規模小（最多兩隻船），人數少（不超過250人），組織不嚴密各色人等配備不整齊，一般沿着朝鮮半島、遼東半島航行，然後橫渡渤海灣口，到山東半島登陸，在經陸路前往大唐。

大使：犬上三田耜 副使：藥師：惠日 來華時間：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時間：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遣了以犬上三田耜為首的第一批遣唐使團，謀求與唐朝建立外交關係。貞觀五年十一月日本國第一次遣唐使到達長安城。大使犬上三田耜，副使藥師惠日。 ^[19]  唐太宗對此十分高興，安排他們在長安參觀學習了一年左右時間。公元632年，遣唐使團完成既定任務歸國時，唐太宗特派高表仁作為唐朝的使節回訪日本，一同隨行的還有遣唐留學僧靈雲、僧旻等人。 ^[16] 

大使：吉士長丹、高田根麻呂 來華時間：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 回日時間：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公元653年 癸丑 唐永徽四年，以吉士長丹為大使、吉士駒為副使的日本國第二次遣唐使到達長安。隨行來唐的學問僧有道嚴、道通、道光、惠施、覺勝、弁正、惠照、忍、知聰、道昭、定惠、安達、道觀、知弁、道福、義德、惠妙、智園、智宗、義通、妙位、法勝；學問生有巨勢藥、冰連老人、坂合部石積、高黃金等120人。 ^[19]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第二次遣唐使來華，抵達京師長安後，其中有一位留學僧叫道昭（629-700），他在長安遇到了玄奘法師，隨後跟隨玄奘學習佛法，道昭也成為佛教禪宗傳入日本的第一人。 ^[17] 

押使：高向玄理 大使：阿邊麻呂 副使：藥師：惠日 來華時間：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 回日時間：655年8月（齊明女皇元年八月）

654年(白雉4年)高向玄理作為遣唐使再次來到中國，同年病故於都城長安。 ^[18] 

大使：坂合部石布 副使：津守吉祥 來華時間：659年7月（齊明女皇五年七月） 回日時間：661年5月（齊明女皇七年五月）

該批遣唐使團由於船漂到南海爾加委島，大使被人所殺，副使一行於閏十一月到洛陽覲見高宗皇帝。 ^[5] 

是天智天皇時期（662——671年）的兩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大使：守大石 副使：坂合部石積 來華時間：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唐高宗麟德二年） 回日時間：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665年二月，唐高宗便從長安來到洛陽籌備封禪之事。十月前往泰山，次年正月返回東都後接見了該批遣唐使 ^[5]  。九月遣劉德高、郭務悰出使日本國。十二月日本國遣大使守大石、副使坂合部石積，護送唐使劉德高等返回長安。是為第五次遣唐使（送唐客使）。 ^[19] 

大使：河內鯨 來華時間：669年（天智天皇八年） 回日時間：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賀平高麗’。

公元670年 庚午 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日本國第七次遣唐大使河內鯨來到長安，賀平高麗。唐廷遣郭務悰率兵2000餘人護送回國。 ^[19] 

這兩次規模和航線與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義十分突出，不同於一般遣唐使活動。因663年，唐、日在朝鮮進行了白江口之戰，劉仁軌指揮唐軍四次擊敗日本軍，焚燒日本船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 ^[3]  日本失敗，並深恐唐軍乘勝進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務悰、劉德高相繼來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為了送劉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為了修補白江口之戰造成的唐日關係裂痕而派出的。

這兩次遣唐使除了顯示實力外最主要是震懾，而且當時的日本政局並不穩定，從661年7月齊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號中大兄皇子即位，這幾年中日本‘羣龍無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稱制’的方式處理朝政。日本吃了敗仗後深恐唐軍乘勝進攻本土，而唐朝為了震懾日本，才繼派出使者郭務悰、劉德高來日。有些希望這次‘遣唐使船’走這條路線。

從文武天皇時期（697——707年）至孝謙女皇時期（749——758年），約五十年間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時期。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執節使：粟田真人 大使：坂合部大分 副使：巨勢邑治 來華時間：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寶二年六月） 回日時間：704年7月（文武天皇慶雲元年七月）

武周長安二年（公元702年）粟田真人率第7批遣唐使，改由南島起航，橫渡東海到達長江口附近的揚州、蘇州或從明州（今浙江寧波）登陸，然後順江南運河、通濟渠經汴州至洛陽。 ^[4]  當時武則天西巡長安，於大明宮麟德殿接見了該批使臣。703年十月隨武則天返回神都。次年七月歸國。 ^{[5]  [19]} 

來華時間：706年（中宗神龍二年，日本慶雲二年）

《冊府元龜·朝貢三》記載，中宗神龍二年（慶雲二年）“二月日本國遣使來朝。”唐中宗雖於神龍元年（705年）重新即位，但直到次年（706年）七月，中宗才離開洛陽前往西京長安，其間還曾遊幸洛陽龍門。故706年二月於東都洛陽接見該批遣唐使團。 ^[5] 

押使：多治比縣守 大使：大伴山守 副使：藤原馬養 隨行：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等 來華時間：717年3月（元正女皇養老元年三月） 回日時間：718年10月（元正女皇養老二年十月）

開元五年（717年）二月唐玄宗至東都，該批遣唐使於九月底抵達洛陽城，在紫微城應天門受到唐玄宗的接見。儲光羲《洛中貽朝校書衡，朝即日本人也》：“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天中：指洛陽，唐朝的東都。古代認為北斗星是天之正中，洛陽居北斗星下為地之正中，玄宗前期多居洛陽接見各國的朝拜。如唐·許渾《洛中游眺貽同志》：“康衢一望通，河洛正天中。”由此進一步印證了該批遣唐使來洛陽朝見的史實。 ^[5] 

公元717年唐開元五年十月一日，日本國押使多治比縣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馬養等第九次遣唐使來到長安。隨行來唐的有留學生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大和長岡等，留學僧玄昉、理鏡等，共557人。唐玄宗命通事舍人到鴻臚館看望慰勞。 ^[19] 

大使：多治比廣成 副使：中臣名代 來華時間：733年4月（聖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 回日時間：734年11月（聖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733年4月，第九次遣唐使團從日本的難波港出發，經歷4個月的海上航行，於當年秋天來到長安。此時恰逢長安饑荒，唐玄宗忙於處理政務並準備去東都洛陽避災，未能如期接見日本使團。直到翌年4月，使團才前往洛陽，完成朝貢。 ^[6] 

大使：藤原清河 副使：大伴古麻呂 副使：吉備真備 來華時間：752年（孝謙女皇天平勝寶四年潤三月） 回日時間：753年12月（孝謙女皇天平勝寶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公元752年唐天寶十一載日本國第十一次遣唐使到達長安。這次遺唐使於上年閏三月出發，分乘4船，每船各120餘人。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判官大伴御笠、鉅萬大山、佈勢人主等。隨行來唐的有留學生藤原刷雄、膳大丘，留學僧行賀、戒明、得清、善議等。公元753年唐天寶十二載元旦朝賀玄宗在大明宮含元殿接見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等。授藤原特進，大伴銀青光祿大夫衞尉卿。命秘書監兼衞尉少卿朝衡（阿倍仲麻呂華名）奉命迎接國賓。陪同遊覽、參觀大明宮、府庫、三教殿、圖書、御苑。併為大使等畫像以為紀念。 ^[19] 

從光仁天皇時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時期（834——850年），約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二次：大使：佐伯今毛人 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 來華時間：777年6月（光仁天皇寶龜八年六月） 回日時間：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寶龜九年十月、十一月）

公元778年 戊午 唐大曆十三年正月，以小野石根為大使，大神末足為副使的日本國遣唐使到達長安。大使一行是上年六月出發的。 四月 二十二日，日使離開長安回國。唐使孫進興等回訪日本，同行。藤原河清在長安的遺女喜娘隨同訪日。留學生伊豫部家守，留學僧戒明、善議等也隨同返國。 ^[19]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呂 副使：石川道益 來華時間：804年（桓武天皇延歷二十三年） 回日時間：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歷二十四年六月）

公元804年 甲申 唐貞元二十年十二月，日本國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抵長安。留學生橘逸勢、學問僧空海、靈仙、園基、金剛三昧、法道等隨行同至。 ^[19] 

第十四次：大使：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來華時間：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 回日時間：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公元838年唐開成三年十二月，日本國第十八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到達長安，贈送珍珠絹。請益僧義澄、留學生菅原梶成等同行。這次遣唐使團規模空前，人才濟濟。藤原常嗣是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麿之子，父子遣唐，史稱異例。 ^[19] 

這一時期的遣唐使在外觀規模組織上不弱於第三期，甚至有所超過，但在精神上已是強弩之末。此時唐朝正是黃巢之亂之後，藩鎮割據、宦官擅權、朋黨之爭，國勢江河日下，文風逐漸衰頹，而日本則是凡可汲取和借鑑的已大體輸入完畢，貴族們也喪失了出沒波濤追求唐文化的熱情和鋭氣，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經費，日本政府也深感財政日益無力支付，故於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決定。 ^[7] 

遣唐使於公元895年廢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動盪不安以外，還有經過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並在此基礎上開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國風文化，因此對中國文化學習的需求已不那麼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費巨大，加上路程艱辛，也令使臣視為畏途。而唐朝赴日貿易也不斷增加，也彌補過去靠遣唐使解決對唐貨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發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請，於次年正式宣佈停派遣唐使。 ^{[7]  [8]} 

使團官員主要有正使、副使、判官、錄事，除約半數的舵師、水手之外，還有主神﹑卜部﹑陰陽師﹑醫師﹑畫師﹑樂師﹑譯語﹑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師﹑船匠﹑木工﹑鑄工﹑鍛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隨行成員有長期居留的留學僧、留學生，以及短期入唐、將隨同一使團回國的還學僧、還學生。還有從事保衞的射手。

初期使團共二百餘人，乘船兩艘，以後增為四艘，人數增至五百餘人，但其中只有少數主要成員被允許進入唐都長安或洛陽。

遣唐使的目的在於向中國學習，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視使團人員的選拔，特別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員。如高向玄理﹑吉備真備曾長期在中國留學；不少成員是文章博士，山上憶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學之士（後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兩家父子先後被任命為使臣，也是由於具有教養和經驗，利於向唐朝學習。隨行的留學生，如阿倍仲麻呂（晁衡）與詩人李白﹑王維結下深厚友誼，歸航受阻，留唐官至秘書監。橘逸勢被唐人目為秀才。入唐的醫師﹑樂師﹑畫師﹐和各行業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業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時也從唐人獲益。遣唐使大量輸入中國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中國文化風靡日本封建社會上層，滲透到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正倉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輸入的中國物質文化。遣唐使對唐的贈品，和唐朝的答禮，實際是兩國之間互通有無的貿易。

遣唐使團的規模初期約一、二百人，僅一、二艘船，到中、後期規模龐大，一般約五百餘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七次竟達651人。使團成員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錄事等官員，還有文書、醫生、翻譯、畫師、樂師等各類隨員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還帶有若干名留學生和學問僧。

日本朝廷選拔的使臣大多為通曉經史、才幹出眾而且漢學水平較高、熟悉唐朝情況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風采、舉止言辭也不同凡響，就是隨員也至少有一技之長，至於留學生與學問僧也均為優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學前已在國內嶄露頭角，學成歸來一般均有一定建樹。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選這樣強大陣容的遣唐使團，就是為了更好地吸學生活，賜物幾乎與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國，立即奏報朝廷，進京後舉行盛大歡迎儀式。使臣奉還節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則為使臣晉級加官，賞賜褒獎，並優恤死難者。遣唐使團在中國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關州府得到使團抵達的報告後，馬上迎進館舍，安排食宿，一面飛奏朝廷。地方政府派專差護送獲准進京的使團主要成員去長安或洛陽，路途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負擔。遣唐使抵長安後有唐廷內使引馬出迎，奉酒肉慰勞，隨後上馬由內使導入京城，住進四方館，由監使負責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貢物，唐皇下詔嘉獎，接見日本使臣，並在內殿賜宴，還給使臣授爵賞賜。

遣唐使臣在長安和內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處參觀訪問和買書購物，充分領略唐朝風土人情。遣唐使歸國前照例有餞別儀式，設宴暢飲，贈賜禮物，珍重惜別。最後遣唐使一行由內使監送至沿海，乘船返回日本。 ^[8] 

遣唐使在難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過瀨户內海，從博多（今日本福岡）出發。

從7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約四十年間，航線採取北路，即沿朝鮮半島西岸北行，再沿遼東半島南岸西行，跨過渤海，在山東半島登陸，再由陸路西赴，最後到洛陽。或經過洛陽，最後到長安。這條航線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較安全，船隻遇難情況較少。

後來新羅滅百濟﹑高句麗，統一半島，與日本關係一度不甚融洽。於是遣唐使船在7世紀70年代到8世紀60年代這一百年間，改取南島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種子島﹑屋久島﹑奄美諸島，向西北橫跨中國東海，在長江口登陸，再由大運河北上。這條航線主要航行於渺茫無邊的東海上，難以靠岸，危險較大。

北路和南島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長時間。

8世紀70年代以後，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線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邊的五島列島徑向西南，橫渡東海，在長江口的蘇州﹑明州一帶登陸，轉由運河北上。這條航線所需時間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達，但風濤之險基本上與南島路相同。 ^[7] 

日本派遣遣唐使，財力負擔很重。

從任命使臣到出發，需準備兩三年，包括造船，籌辦禮品﹑衣糧﹑藥物﹑薪俸﹑留學生和留學僧在唐費用等等。採取南島路和南路時，還不掌握季風規律，海上驚濤駭浪，隨時會把船裂為兩截。幾乎往返途中總有船隻遇難，只有一次來去平安。

因此，遣唐使不僅出發前禱告神佛，航行中還祈禱佛教的觀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羅神。受命為遣唐使雖是榮譽，也有人怕危險而畏縮不前。

採取北路時，遣唐使平均約七年半一次，以後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

838年以後，經過五十五年才考慮派遣，最後終於停止。

這固然與日本吸取唐文化趨於飽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關，同時，也由於負擔沉重和航行艱險。

9世紀以後，往來中日之間的唐朝和新羅商船大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風規律，一般七月間乘西南風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東北風返回。這些商船航程需時較短，遇難可能較少，往來的間隔也較短。因此出現不少短期勾留的還學生，如日僧惠萼在 9世紀中葉曾三次來往中日之間。遣唐使雖然停止，並沒有妨礙中日文化繼續交流。

日本統治者為了平復內政的混亂，確立憲法，因此以當時最發達國家唐朝的政治，文化，經濟為目標，遠渡來到中國。遣唐使們在航海技術未發達時，乘坐簡易的使船，為了完成任務拼命地來到中國。遣唐使團內有很多成員，他們各自擔任不同的工作，齊心協力共渡難關。遣唐使們在中國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中，學成歸國的人給日本的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帶來了顯著的影響，還促進了中日的貿易往來。另外，也有很多的遣唐使留在了中國，為唐朝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們這謙虛好學，不畏困苦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在以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現代，在今如此發達的科技下，跟以前相比我們有着各種方便與優勢，因此我們應該“以史為鑑，面向未來”，互相學習，互相影響，共同締造一個和諧共進的社會！

由歷史我們可以知道：只要是先進的、併為人類的文明發展有所貢獻的科學文化知識，不管是古今中外，也不管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都不應排斥。而應抱着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善待善學善取善用，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麪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目光和襟懷，正確對待那無法避免的文化衝突問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9] 

遣唐使的貢獻首先是引進唐朝典章律令，推動日本社會制度的革新。遣唐使在長安如飢似渴地考察學習，博覽羣書，回國後參與樞要，仿行唐制，如“大寶法令”即以唐代律令為規範制定的。還仿效唐朝教育制度，開設各類學校教授漢學，培養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據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議，下詔改走禮儀，並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連曆法、節令、習俗也儘量仿效中國。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藝術水平。遣唐使每次攜回大量漢籍佛經，朝野上下競相贊寫唐詩漢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詩人的詩集在日本廣泛流傳。留唐學生僧人還借用漢字偏旁或草體創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還輸入唐朝書法、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藝術，經過消化改造，融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圍棋等技藝和相撲、馬球等體育活動也是從唐朝傳入的。遣唐使團中常有日本畫師、樂師以至圍棋高手赴唐訪師學藝、觀摩比賽。

入唐留學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餘人，而隨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見於文獻的達九十餘人。他們在中國巡禮名山，求師問法，帶回大量佛經﹑佛像﹑佛具等，同時傳入與佛教相關聯的繪畫﹑雕刻等，對促進日本文化的發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別創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並且仿效唐朝，開創了日本佛教在山嶽建寺的風氣。空海所著《文鏡秘府論》﹑《篆隸萬象名義》，圓仁留唐十年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研究中國和日本的文藝批評﹑文字學和歷史的重要文獻。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時派遣“送使”同去。由於航行艱險，他們往往居留下來，歸化日本。如沈惟嶽﹑袁晉卿等，見於日本史書的有十餘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職。唐朝僧人也有隨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東渡傳授戒律的鑑真。隨遣唐使船到日本的，還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響的唐朝文物，也輸入日本。絲綢之路東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7] 

1985年，在全日本文化團體聯合會會長、奈良縣文化協會聯盟會長、橿原市文化協會會長、文學博士户田守亮先生的積極努力下，由橿原市文化協會出資，日本奈良縣遣隋遣唐使顯彰委員會、日本國奈良縣橿原市文化協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洛陽分會三個單位在洛陽應天門遺址處建立“日本國遣隋使遣唐使訪都之地”紀念碑一通，後又修造石亭一座，以示紀念與敬仰。 ^[5] 

“訪都碑亭”作為中日交流歷史的見證，中日友好的象徵，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紀念碑暫存於周公廟內。 ^[10-11] 

在上海世博會日本館裏，有一個以“遣唐使”為中心的展區，展現從中國流傳至日本的文化千年傳承的歷史演進，以重現歷史的方式來紀念那些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的先驅。為此，日本角川文化振興財團投入巨資，領銜推出了“‘遣唐使船’再現計劃”，依據歷史資料、按當年尺寸和結構仿製的“遣唐使船”已在張家港市長明造船有限公司建成，經水上調試後將於近 日運回日本。

重建的這艘“遣唐使船”船長33.6米，寬9.2米，頭尾高翹，共分三層，通體以紅白為主色，船體內核為鋼結構，以柴油為動力，但外表皆為木質結構，不僅帆、槳、錨、舵等一應俱全，在頂層當年遣唐使們用以祈禱的佛龕內還陳列着一列辟邪的魚叉和銅鐘。據介紹，這艘“遣唐使船”是以日本飛鳥時代到平安時代（公元7世紀-9世紀）的“遣唐使船”為藍本重建的，為了最大程度重現其歷史原貌，所有細節均經過專家反覆考證。

中國西北大學在2004年10月10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發現了一塊8世紀初期日本遣唐使的墓誌（放在墓內，記錄死者生平的方形石塊）。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巨大反響，日本《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等各大報均在頭版做了詳細報道。

據報道，西北大學發現的這塊墓誌是中國首次發現的遣唐使客死中國的實物記錄。該墓誌上刻著“贈尚衣豐御井公墓並序：姓井、字真成，國號日本”。該墓誌還記載著這位姓井的日本遣唐使天資聰慧、勤奮好學、學識淵博，並作為正式官吏侍奉朝廷。他在開元22年（公元734年）因患急病去世，享年36歲。當時的唐玄宗十分痛惜，追封他為尚衣豐御（負責管理皇帝服飾的五品官）。墓誌上還寫著“客死他鄉，魂歸故里”。

日本學界原先一直認定墓誌主人井真成，是公元717年隨使團去中國的日本留學生，734年病逝於長安。然而，研究隋唐史與古代東亞國際關係史近20年的韓，對這一權威結論提出了質疑。根據他的研究，井真成的真實身份應該是733年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團中的準判官（指使團中第三等級的官員），而非留學生。733年4月，他隨使團從日本的難波港出發，經歷了4個月的海上航行，於當年秋天來到唐都長安。此時恰逢長安饑荒，唐玄宗忙於處理政務並準備去東都洛陽避災，未能如期接見日本使團。直到翌年4月，使團才前往洛陽，完成朝貢。在此期間，因一路顛簸勞頓，井真成積勞成疾，不久便遽然病逝，唐朝按相關規定破格給予他贈官，以示褒獎。 ^[6] 

日本專家認為，這塊墓誌對研究古代東亞交流史具有重大意義，可以使後人更多地瞭解遣唐使，也反映了日中交流史上的一個側面。而且，這塊墓誌還表明，中國早在唐朝開元年間就將日本正式稱為“日本”，是今發現的最古老的明確“日本”國號的標記。

創價大學文學部教授、中國古代史專家池田温説，中國雖然出土了5000多件唐代墓誌，但發現記載有“日本”國號的墓誌則是首次。井真成死後被唐朝皇帝追封為“尚衣豐御”，這是個很高的官職，它表明日本遣唐使受到了很高的待遇。這也是日中交流史上十分珍貴的史料。奈良文化遺產研究所所長町田章也認為，歷史上記載的奈良時代的遣唐使資料不多，這塊墓誌的發現對詳細瞭解遣唐使的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