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

日本佛教的發展、演進，可略分為：飛鳥時代（公元546年至公元645年）、奈良時代（645至781）、平安時代（782至1192）、鎌倉時代（1192至1333）、室町時代（1333至1600）、江户時代（1600至1868）、明治維新之後（1868至現今）七個時期。

公元六世紀中葉，佛教從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其間曾引起正反兩派不同意見的爭執，自此開展日本佛教史新頁。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歸功於聖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攝政的三十年之間，下詔興隆佛法，創建寺院，親自宣講佛經及著疏，遣使入唐，將自朝鮮傳入中國文化的途徑，改為由日本直接與隋唐文化的交流，並以佛教為國教。推古三十三年（625），高麗沙門慧灌抵日，弘傳三論，開日本三論宗之始，門下俊傑甚多，三論便成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653），從玄奘大師習法相，為日本法相宗的初傳。綜觀佛教於此初傳期間，得到國家的保護，唯當時社會仍多以求神的心態奉佛，尚未進入真正的慧解與行持。

522年，中國樑人司馬達等到達日本，結庵奉佛。

538年，明王獻佛像和論經。

552年，蘇我氏和物部氏爭論國家是否應該奉佛。

584年，蘇我馬子在石川住宅建寺，置佛像。

594年，聖德太子下詔興隆三寶。

604年，十七條憲法頒佈，第二條明確要求“應崇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號召全國上下“篤敬三寶”，所有臣民信奉佛教。

645年，親下詔書，詔令曾留學隋唐的僧旻、惠雲、常安等“十師”擔負“教導眾僧，修行釋教”之重任。

692年，寺院數已增至五百四十五所。

672年，壬申之亂以後，朝廷制定並頒佈了諸如僧尼令、僧綱、國師制等相關的法令和制度，既嚴禁僧尼參與或過問政治，限定其宗教活動範圍不能超出寺院以外，同時設立了由僧綱管轄京內，由國師管理地方諸國的僧尼和寺院的“僧官制”，並由國家統一來掌管僧尼的得度、受戒等權限。這種典型的“官寺佛教制度”，的確起到了將佛教置於中央集權國家律令體制的有效管制之下的作用。

奈良時代傳承飛鳥時代的護佛政策，以興隆佛教來護國祐民。有聖武天皇熱心推展佛教，興建壯麗宏偉的東大寺，鑄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並請唐鑑真大和尚設壇授戒，正式確立日本佛教的戒法，並推崇華嚴思想，以體現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本期佛教學風鼎盛，各寺大多諸宗並存，研究者也數宗並學。其他方面如寫經、佛教文學、美術等，也同時盛行。綜觀此期佛教，着重人間性、國家性，並有學術發展的特色，在教理上傳承於中國，尚無新論。

主要宗派有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和華嚴宗等六家，即所謂“奈良六宗”。

華嚴宗，受聖武天皇的重視，具有優勢地位。

法相宗，人才輩出，成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法相宗是由唐玄奘（602—664）及其高徒窺基（632—682）創立的中國佛教宗派。由道昭（629—700）在齊明天皇（655—660）時期傳入。道昭因此被視為日本法相宗第一傳。他曾於白雉四年（653）隨遣唐使赴唐居住七年，師從玄奘三藏研習法相唯識教義，同時兼學禪宗。

律宗，753年，鑑真與同行僧俗二十四人搭乘日本使節船到達了薩摩國秋妻屋浦（今鹿兒島縣川邊郡），由天皇下詔安置在東大寺。當時眾多高官、名僧感於鑑真歷盡十二年千辛萬苦而來，紛紛前來拜謁、慰問。敕使吉備真備還宣讀了孝謙天皇的詔書，向鑑真明確表明“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和上”的旨意。同年四月，在盧舍那大佛前建築了戒壇，以聖武上皇、光明皇太后、皇太子為首，約有四百四十餘人登壇受戒。律宗呈現一派興旺景象。

代之以過去的佛教保護政策，奈良末期的光仁天皇（709—781）和平安初期的恆武天皇（737—806）對佛教傾向於採取統制政策。實際上，日本佛教發展至奈良時代末期，自恃有朝廷庇護而不自重，僧尼中假佛惑眾、蓄妻養子等墮落之事時有發生，已開始呈頹敗之勢。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從唐朝傳入的天台宗及真言宗最盛。最澄入唐，兼學密、禪、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複合性，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空海著有《辨顯密二教論》，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論書。至此，日本佛教已漸脱離中國的範疇，而發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後，許多僧侶亦同時至中土求學，即所謂“入唐八家”，也聞名古今，所學皆與密教有關。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稱為密宗的興隆時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貴族們所信仰，因此貴族青年皆以出家為風尚。

平安中葉之後，貴族與武士間的矛盾嚴重，佛教為保護寺產，徵集武士為僧兵，於是佛教僧侶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渦，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產生，但也因對末法的警覺，佛教開始出現新的宗派。首先出現的便是含淨土思想的唸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與惠心源信為代表。因此奈良時代國家性、學術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時代，便轉變成民間化的佛教。

在佛教初傳入日本時，日本人將佛視為“蕃神”，由此可知在當時日本人的意識當中，佛與神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有的只是“外來神”和“本地神”之分而已。此即日本人在宗教意識上的所謂“神佛習合”思想。如此宗教意識，發展至平安時期，則形成了較為明確的“本地垂跡”思想。所謂“本地垂跡”，即認為佛、菩薩乃神之“本體”，為救濟眾生而化身為神，亦即“垂跡”於日本。

從中國傳入的禪宗，由於其倡導之精神、追求的情趣以及其簡單易行的修行方式，受到了上至幕府將軍、下至下層武士的熱烈追捧，影響很快波及普通民眾。有不少在日本土生土長的佛學“精英”，根據自己對佛教經典的鑽研和理解，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並結合日本當時的時運和國情，創立起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新的教義體系來。

平安末期經過慘烈內戰後，由源賴朝於鎌倉設置將軍幕府，開展了鎌倉幕府時代，亦拉開日本武家專政制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面，新興宗派紛紛出現，奈良六宗亦有復興之勢，新舊佛教之間產生多元化的互動與影響。依發展時間先後約分三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淨土宗與淨土真宗兩派，信仰人數最多，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淨土真宗與日蓮宗可説是日本本國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鎌倉時代是一個轉變時期，新的改革運動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歷史上展開新頁。

作為佛教與日本固有神道結合的產物，“本地垂跡”學説發展至鎌倉時代時，形成了天台宗的“山王神道”和真言宗的“兩部神道”。

日本天台宗效法中國天台山國清寺奉“周靈王太子喬”為“山王”的做法，將比睿山延歷寺的鎮守神日吉明神奉為“山王”，認為日吉神社所供奉的山王明神本地乃是釋迦法身佛，為日本的最高神，並在日吉神社內建造了神宮寺。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山王神道”學説。

因真言宗神道理論的主要特色，是以密教大日如來的金剛界、胎藏界兩部理論來解釋和論證伊勢神宮內宮外宮的統一關係，故名“兩部神道”。《麗氣記》解釋，日本皇室的祖先神天照大神乃是大日如來的化身，伊勢神宮內宮所奉天照大神之本地為胎藏界大日如來，而外宮所奉豐受大神之本地則為金剛界大日如來，二神其實都是大日如來一身所化。因密教奉大日如來為最高的佛，故據此強調天照大神乃“一切眾生父母神”，是日本最高的神，而伊勢神宮則是日本的最高神社。兩部神道理論為日本諸神設置了“大日如來”這一統一的“本源”，無疑給後來其他流派神道的建立帶來了啓示和影響。後來形成的三輪流神道和御流神道，其在思想上與兩部神道基本如出一轍就是最好明證。

由於社會動亂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淨土宗、淨土真宗、日蓮宗等宗派，皆在創始人圓寂後，因思想正統之爭，而逐漸分裂成許多派別，但仍受到許多農民信眾的護持。

禪宗，因武士的歸仰及其“明心見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戰禍中一枝獨秀的盛行於社會各階層，也因此產生混合禪味的日本茶道、花道、書道和劍道。又禪宗高僧受到將軍和武士的尊崇和擁護，也自然推動了“禪”的盛行。這時期最被推崇的是確立“五山文學”地位的夢窗國師與大燈國師。

室町末期，進入諸侯割據的戰國時代，佛教形成兩種不同的形勢：

“一向一揆”，指的是日本佛教史上多次發生於室町後期戰國時代的“真宗武裝鬥爭”。“一向”即一向宗（淨土真宗）。日本淨土真宗發展至室町時代後期，本願寺教團實際上成為了一個勢力強大的武裝集團，多次發動或參與武裝鬥爭。

“法華一揆”，1532—1536，以京都為中心發生了日蓮宗武裝鬥爭。京都日蓮宗面臨着來勢兇猛地乘勝而來的真宗本願寺教團的威脅，為保護自己的寺院、信徒的安全和財產，及時聯合了武將細川晴元在京都的軍隊，高舉“妙法蓮華經”大旗進行對抗。

戰國時代的動亂結束後，德川家康在江户設置幕府，為使日本減少外國的壓力與內部紛爭，頒行“鎖國政策”，以禁止耶穌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動亂的活動，佛教與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穩定中持續發展。德川家康是淨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護佛教，並將佛教納入封建政權的體系中。

整體來説，本期的法度制度，是獎勵學問的，然在思想方面卻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學研究上並無特殊表現。

隱元隆琦禪師（1592－1673）從中國應邀至日本創黃檗宗最受矚目。“黃檗宗”與臨濟、曹洞二宗並稱，為日本禪宗第三大派。

江户末期，儒學與國學卻積極推展，此時日本神道也應時復興，但是受到“廢佛毀寺”的影響，佛教又進入黑暗期。

眾所周知，迄今為止的日本神道，長期與佛教融合一體，可以説是依附於佛教而發展起來的。

1868年，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之大號令》詔書，宣佈“諸事依據神武創業之始”，還於同年三月十三日頒佈了《神祇官再興之佈告》曰：此番王政復古，以神武創業為基，諸事一新，恢復祭政一致之制。故先者，再興神祇官，進而復興諸般祭奠儀制，佈告此旨於五畿七道諸國，恢復往古，停止諸家執奏配下之儀。普天之下，諸神社、神主、禰宣、祝、神部皆附屬神祇官。重新恢復了由神祇官掌管全國祭祀的所謂“祭政一致”體制。由國學派平田篤胤的親信掌權的隱歧率先開始“廢佛毀釋”，不僅搗毀其領內的所有佛寺，還強令民眾棄佛而信神，並要一一立下“血誓文書”。同年四月，還發生了日吉山王神社神祠官樹下茂國率眾衝擊延歷寺，焚燒搗毀殿內佛像、佛經、佛具等物的駭人事件。由於政府對此事件實際上採取的是默許態度，導致了當時的廢佛毀釋之風愈演愈烈。

由臨濟宗大隆寺僧韜谷、曹洞宗總持寺奕堂、真言宗高野山明王院增隆、淨土宗迴向院行誡等諸宗四十餘所寺院僧人結成了“諸宗道德會盟”，提出八個議題，高唱“王佛一體”、“尊王護國”、“排耶護法”，試圖通過強調佛教在“護法、護國、防邪”，與神道、儒教共同承擔國民教化方面的作用。重新謀求佛教的地位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發起“護法一揆”（團結一致）運動來反抗，才獲得停止，但日本淨土真宗也受其影響。

1870年，政府開始接受真宗西本願寺的建議，於當年十二月在民部省設立了寺院寮。明治五年（1872）四月，又廢除神祇省而立教部省，併發布了“教則三條”，任命神官、僧侶為教導職。

明治二十年前後，自由研究佛學的新風氣普遍展開，佛教大學的建立、經典的整理，以及佛學辭典的編纂發行等工作，更充實了日本現代佛學的內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經脱離中國佛教型態與觀念，並且在日本文化醖釀下的佛教也已普及於民間。至福田行誡、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驅，以世界宗教大勢，評駁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願寺派的島地默雷等大力宣導宗教自由立場，終於在明治二十二年通過宗教自由的法律規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過困厄時期，進入新的時代。

1889年，頒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以憲法形式確立了天皇在國家中神聖而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在憲法第二十八條中規定：“日本國臣民在不妨礙安寧秩序及不違背臣民義務的條件下享有信教自由。”大內青巒（1845—1918）倡導“尊皇奉佛大同盟運動”。此時的日本佛教，通過採取“三教一致”的立場，迎合當時“扶翼皇運”的國家主義思潮，在當時社會中所佔的地位已日趨穩固。

出現了嘗試以歐美哲學來對佛教作新解釋的動向。

1924年，隨着普選法的通過，佛教僧侶的參政獲得承認。

戰後的傳統佛教教團，分佈於城市中的寺院，因有不少寺院在戰時被毀，戰後一時又因得不到信徒的施捨而無力修復，不少寺僧的生活難以為繼；分佈於農村地區的寺院，則因戰後的“農地改革”而導致經濟收入急劇降低。加上該時期興起了許多佛教系、神道系的新興宗教，被其吸引過去的信徒當中有許多原來是傳統佛教的信徒。可以説，整個佛教界基本上都陷入相當困難的境地。

創價學會全稱“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為日蓮宗系新興教團，其前身為“創價教育學會”，創始人為其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1871—1944），學會以牧口的著作《創價教育學體系》發行日1930年11月18日為創建日。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為新瀉縣人。創價學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堅持反戰立場，1943年曾被強行取締，牧口、户田及其主要幹部二十一名遭問罪投獄，學會一度遭受重創。創價學會已不侷限於從事宗教性活動，而是積極在世界範圍開展和參與教育、文化、國際交流與合作等各類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人類幸福的活動。

該會原稱“大日本立正交成會”，以日蓮宗教義為主要基礎，尊崇《華法經》、《無量義經》、《觀菩賢經》三部經。其創始人為庭野日敬（1906—　）和長沼妙佼（1898—1957）。1938年3月5日自創“大日本立正交成會”。該會尊重日本佛教傳統的迴向祖先思想，主張通過法華信仰來祈求神佛的佑護，在致力於推進世界和平運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靈友會正式創立於1925年，創始人為久保角太郎、小谷安吉及其妻子小谷喜美。靈友會重視對祖靈的崇拜，以《法華經》為最勝，重唱唸經題的修行方法，強調通過內心的懺悔來滅罪。其教義體系具有傳統佛教義理和民俗信仰結合的特點。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靈友會因宣揚“忠君愛國”，迎合天皇制國家政權，並支持軍國主義的戰爭政策而受到保護。戰後又及時迎合民眾的精神需求，積極開展佛教活動，很快發展成為新興宗教當中實力較大的教團。

公元六世紀中葉，佛教由中國經百濟傳日本，初期的弘揚以聖德太子（574－622）為最大功臣，他定佛教為國教，並在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中規定全民“篤敬三寶”，説明佛教為“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奠定日本佛教的基礎。此後，日本留學僧陸續至中國求法，將中國佛教的思想傳承、宗派教説、修行方法等引進日本，逐漸演變成日本特有的宗派佛教思想。今就日本幾個重要宗派一一簡介如下：

奈良時代（645－794），佛教主要的宗派有六家，即：三論、法相、成實、俱舍、律宗及華嚴。

三論宗初祖為高麗僧慧灌，於元興寺大弘三論（625），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開始。其後智藏曾投中國嘉祥門下，道慈亦入中土兼學六宗，分別為二祖、三祖。

其後，法相宗取代三論宗的盛世，人才輩出，與後來的天台、真言宗，鼎足而立。俱舍宗多依於法相宗，初傳在西元653年元興寺僧道昭入唐，跟隨玄奘大師習法相教義，回國後，廣弘法相宗義。二傳是在西元658年由智通、智達傳入，至玄昉入唐回日本後，法相宗盛行，學僧輩出，以興福寺、元興寺為根本道場。

華嚴宗發軔於西元736年，唐代道璿攜華嚴章疏至日本，聖武天皇極推崇華嚴。之後，此宗一度衰落。鎌倉時代，高辨與凝然為復興華嚴的兩位巨匠。高辨融和華嚴與密宗的教學，被尊為嚴密之祖。凝然精通各宗教義，尤為華嚴集大成者，宇多天皇曾從師受菩薩戒，賜封為國師，可謂華嚴中興之祖。德川時代的鳳潭以天台解釋華嚴，識見雄大，為華嚴宗開創新局。

律宗初傳於西元588年，僧尼善信等至百濟受戒，回國後，駐錫櫻井寺。天武天皇時，道光奉敕入唐學律，至唐代道叡攜律本赴日，講《行事抄》，戒律思想始為流佈，是為第二傳。唐代鑑真大師自華東渡，傳授菩薩戒與三壇大戒，以唐招提寺為本寺，始為日本佛教戒法的確立。律宗曾一度衰微，鎌倉時代，俊以京都為中心，提倡北京律，頗受敬重。

最澄為日本天台宗始祖，曾從中國天台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滿受法，返日後，於比叡山融和禪、密、戒、圓，開創四宗融合的總合佛教——日本天台宗（806）。最澄弟子圓仁亦赴唐學天台與密法，至其弟子安然集大成，此時日本天台宗已極度密教化，稱為“台密”。台密系統傳至後世，總計有十三流派，對日本佛教影響頗大。

日本真言宗以空海大師為開祖，此在宗派系漢傳如來純正密教（唐密）之嫡傳。因空海大師歸國後，第一次灌頂傳法的地點在京都的東寺，因為史稱其所傳的密教為東密。是中國失傳1200年之久的寶貴如來遺教。

純正密教正式傳入中國開始於唐玄宗時期。玄宗開元年間，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三位印度密宗大師先後來到中國弘揚密法，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開元三大士”，中間經一行和惠果等的發揚，形成唐密。

善無畏（公元637－735年）：又譯淨師子，稱無畏三藏，是中天竺烏荼國佛手王之子，出家後於那蘭陀寺得遇達摩掬多尊者（即龍智菩薩）為其授胎藏界大法灌頂，為密教五祖。其後，善無畏三藏遵師命，攜帶佛經，繞道中亞，於公元716年（唐玄宗開元4年）到達唐都長安，後奉皇帝之詔翻譯《大日經》於洛陽大福先寺。《大日經》為密教之根本經典，由善無畏三藏口述，其弟子一行阿闍梨記錄而成。善無畏祖師傳授以胎藏界（理）為主的密法，是為中國密教正式傳授之始，故亦稱其為漢地密教初祖。因其具備神通及對密教經典的精通與貢獻，善無畏被唐玄宗尊奉為“教主”，入滅後其真身奉塔於洛陽廣化寺之前庭。五祖善無畏的著名弟子除一行外，尚有温古、玄超、義林、智嚴、喜無畏、不可思議（新羅僧）、道慈（日僧）等。

金剛智（公元663－731年）：中印度王子，十歲出家於那爛陀寺，二十歲受具足戒，廣習大小乘經律論。三十一歲依止南印度龍智菩薩受教，七年承事供養，受學一切密教，受金剛界灌頂傳承，為密教五祖。尋遊師子國登楞伽山，聞中國佛法盛行，於唐玄宗開元七年（719）由海路經錫蘭、蘇門答臘至廣州，翌年至東都，敕迎於長安慈恩寺，尋徙薦福寺，於所住立大曼荼羅灌頂道場以大弘密法普度四眾，並翻譯密經，譯有《金剛頂經》、《瑜伽唸誦法》、《觀自在瑜伽法》等八部十一卷。後示寂於洛陽廣福寺，諡灌頂國師、大弘教三藏，金剛智亦為漢地密教初祖。門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義福、圓照等。

不空（公元705－774年）：又作不空金剛，南印度師子國人，天資聰明，幼從叔父遊南海諸國，其後出家，十四歲從金剛智三藏學悉曇章，誦持梵經，深獲三藏器重，盡得五部三密之法。及五祖金剛智三藏示寂，遵遺命，往印度求

法，從龍智菩薩受十八會金剛頂瑜伽及大毗盧遮那大悲胎藏各十萬頌、五部灌頂、真言秘典、經論梵夾五百餘部，並蒙指授諸尊密印、文義性相等。又遍遊五印度，於天寶五年（746年）還京師，為玄宗灌頂，賜號“智藏國師”。不空三藏譯出唐密的另一部根本經典《金剛頂經》。後有詔使住大興善寺。自天寶至大曆六年，譯出密部之經軌，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餘卷，密教之盛，此時為最。金剛智及不空兩祖師的傳授原以金剛界密法（智）為主，後善無畏與金剛智兩三藏金胎互授，並分部將兩部大法傳授給不空祖師，六祖不空隨集兩部大法於一身，即“兩部一具”，此即唐密的最突出特點，不同於以往印度密教的“兩部分傳”。不空祖師後期主要活動於西安大興善寺，歷任三代國師，他還是中國四大譯經家之一，建立了梵語與漢字間嚴密的音韻對照組織，以解釋咒語實義於其弟子。

不空祖師弟子眾多，傑出者有金閣寺含光、新羅慧超、青龍寺惠果、崇福寺慧朗、保壽寺元皎、覺超，世稱“六哲”，而以惠果祖師承其法系，受兩部大法，是為唐密七祖。

惠果（746～805）唐代僧。京兆府昭應縣（陝西）人，俗姓馬。世稱青龍阿闍梨，為密教付法第七祖。童年入道，初從曇貞研習諸經。年十七隨曇貞入內道場，於眾中超邁特出，遂為不空三藏賞識，盡傳其三密法要，二十歲正式出家受具足戒。復從善無畏弟子玄超受胎藏及蘇悉地諸法，從不空受金剛界密法，並融會二者，建立‘金胎不二’思想。此後常應詔入內道場為代宗、公主等修法，並繼不空法席，為青龍寺東塔院灌頂國師，故又稱青龍和尚。歷任代宗、德宗、順宗三朝國師，倍受崇敬。師博通顯密內外羣經，啓迪後進不遺餘力，四方從學之眾常多達數千人。各國入唐求法者多從師受密宗教義，曾授法予日僧空海、新羅僧惠日、悟真等，而將此宗傳入日本、新羅。永貞元年示寂，世壽六十。空海奉敕撰其碑文。著有十八契印、阿闍梨大曼荼羅灌頂儀軌、大日如來劍印、金剛界、金剛名號等各一卷。其中，十八契印所説為密教修法之根本形式，為密教重要著作之一。此外，日本真言宗所謂真言八祖中，師為唐土最後之祖師，故在密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又空海所傳之兩部曼荼羅及其他修法之秘密道具等，皆為惠果阿闍梨授意，命李真、楊忠信等特地新造所作。

弘法大師，法名空海（774—835），密號遍照金剛，諡號弘法大師。為唐密第八代祖師。

據史料記載，大師生於日本讃歧國多度郡弘田鄉屏風浦（今四國島香川縣善通寺市）一豪族家庭，父佐伯田公，母阿刀氏，幼名真魚。自幼聰穎，五、六歲時即有神童的美譽。十五歲入京都長岡京（今京都市西郊），隨舅父阿刀大足學《論語》、《孝經》及史傳等，兼習辭章。八歲，入京城大學明經科，學習《毛詩》等經史。此時大師已敝屣仕途，志心佛道，作《三教指歸》三卷。

延歷二十三年（804年），空海和尚入唐，師事七祖惠果，惠果大阿闍梨將密法無遺地傳於空海和尚，是為唐密八祖。空海大師於大同元年（806年）返國後，先於高雄山寺造壇灌頂（弘仁元年，810年），又於高野山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場金剛峯寺（公元816年），後再得賜東寺（即教王護國寺），建立灌頂道場（弘仁十四年）。

大師門人傑出者有：真濟、真雅、實慧、道雄、圓明、真如、杲鄰、泰範、智泉、忠延，世稱十哲弟子。空海與此等門人大揚宗風，而予日本平安時代社會各階層以極深之影響。

自此漢傳純正密教真言宗，所有奧義盡傳於日本。中國自會昌法難後，漢傳純密幾乎失傳1200年之久。如今現代中國佛弟子，那裏還知道什麼是密教，什麼是密法，喇嘛教充斥，甚至以為密教，密法就是喇嘛教。實在令人唏噓感嘆。開元三大士所傳，空海大師繼承發揚的才是真正的如來密教，漢傳正法，是嚴格持戒、且密教的道理都和顯教的最高義理都是一致的。任何法門、尤其是越高的法門越於佛的戒律沒有豁免權，真言宗就是如此説。

奈良時期禪風已自大唐傳入日本，先後成立臨濟、曹洞、黃檗三大宗派。

鎌倉時代，榮西入宋求法，得臨濟心印，後來於京都開創建仁寺，融和天台、密、禪三宗開立臨濟宗，受到鎌倉幕府的信任，後人尊為日本禪宗的開山祖師。臨濟流傳至南北朝室町時代，深受幕府大臣尊崇，認為是完成武士人格修養的基本方法，禪的思想遂深入日本人的生活，與茶道、花道、書法、劍道等，水乳交融，自成一格。室町時代後期以夢窗疏石為主的五山派，是當時禪宗的主流派，受足利尊氏庇護，於京都開創天龍寺，有門徒千人，是五山文學最盛期。夢窗、大燈、一休等為大將，五山十剎法脈欣榮，臨濟宗有六千餘所寺院。

日本曹洞宗創始人為道元禪師，嘗從榮西弟子明全學禪，後入宋，於天童山曹洞宗如淨禪師門下得法。返日後，創建永平寺，提倡只管打坐，是為“曹洞宗”。1507年後，柏原安天皇敕額永平寺為曹洞宗的總本山。1589年，由瑩山紹瑾所創的總持寺也被欽定為曹洞宗的總本山。因吸收民間流行的祈禱儀式，積極傳教，曹洞宗因而大盛，成為日本最大宗派之一，有寺院一萬四千七百餘所。

黃檗宗與臨濟、曹洞合稱日本禪門三足，系由明末中國僧人隱元隆琦融和禪淨，成立於江户時代。此宗以黃檗山萬福寺為道場，歷任住持皆為中國赴日弘化的高僧，近代才由日本僧人住持。萬福寺乃中國式的建築，道場以漢音誦經，法會與修行方式仍保留明代風格。此宗鐵眼道光編《鐵眼版大藏經》，對日本文化有極大的貢獻。

平安末期（十二世紀），社會動盪不安，人民始有嚮往他方淨土的思想產生。空也於民間提倡唸佛法門，以稱念佛號為主，淨土乃成為普遍信仰。空也之後，天台宗系的良忍創“融通唸佛宗”，為淨土信仰開闢新局。

鎌倉時代，法然依中國善導《觀經疏》，以平安的東山為據點，強調“往生之道，唸佛為先”，淨土於焉成立為宗。由於戰亂頻仍，唸佛法門簡單易行，於是迅速擴展普及。法然圓寂後，其門下弟子各立其派，其中又衍出一遍上人所創立的“時宗”，風行一時。法然的淨土宗系仍為日本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大小寺院有七千餘所，對日本佛教影響頗大。

淨土真宗（極端激進淨土宗），是藉由阿彌陀佛的本願力，期以往生成佛的教説。然只重於信心，也就是淨土三資糧的信、願、行。其只提倡信，可以説信就可以，什麼都不必做。因此和淨土宗的思想大為違背，不被認為是正法。開祖為親鸞，此宗以無戒無律為宗規，僧俗一同。親鸞本人與相國之女成婚，首開日僧娶妻食肉之風。

本宗至親鸞的曾孫覺如，正式以本願寺為大本山，至室町時代第八世蓮如，教勢蓬勃發展。江户時代後，分為十派，以東、西本願寺勢力最強。

日蓮宗異於日本傳統佛教，為日蓮所創立。本宗以《法華經‧無量壽品》為中心，主張“妙法蓮華經”五字為佛教精髓，凡誦持者，即便是惡人，亦可成佛，又稱“法華宗”。然卻又不重視整部法華經，只是重點稱念其經號和無量壽品，對於其餘部分則不予理會。日蓮後，本宗相繼分門立派，至明治時代，在家佛教運動盛行，由日蓮信仰又形成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佛所護念會及靈友會等新興宗教，參與政治。

綜觀日本佛教，教理上多源自中國宗派而發展，然在修行實踐上則趨於易行及通俗化，二十世紀後，日本佛教各大宗派更各自發展法會祝禱、辦學教育、社會慈善、學術研究等，佛教事業欣欣向榮，尤以佛學研究堪稱代表。從另一方面言，日本佛教有在家化的傾向，各宗雖傳戒法（一日即成），除少部分寺院和道場嚴格持戒外，其餘三壇大戒早已廢絕，寺院僧侶多娶妻生子，和傳統佛教的持戒嚴謹大有不同。此係日本佛教歷史發展和明治天皇所致，日本雖然平日不持戒，但是任何宗派在修法期間還是持戒的，日本人也意識到這樣是不好的，並且也希望可以改變這個現狀，希望日本能恢復持戒清淨的佛教觀。 ^[1] 

依戒為師，國王或國家制定的法律即便和佛制定的不一樣要依國王和國家的，佛教是我國合法宗教，日本佛教可以娶妻生子也是其國家所認可。一些人誹謗正是違背了《四分律》和《五分律》，四分雲：“如法僧要隨順。”又云：“應制而制，是制便行。”五分中：“雖我所制，餘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謂俗王為僧立制，不依經本也。非我所制，餘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薩婆多雲：“違王制故吉羅。”名言上《楞嚴經》和《無量壽經》皆屬於有生有滅的經典一個最先隱沒，一個最後隱沒。正如佛所開示：“《大般涅盤經》、《諸法無行經》這樣的圓教經典永遠不滅的。”

又：《大悲經》中，諸出家人左手攜男、右手攜女，從一酒家至一酒家，不出賢劫，當般涅盤等。是故見有少許佛法所被之處，皆應讚歎。（見《大正藏》第40卷第627頁中）

這是説，如果看到出家人犯戒生子女，甚至到酒家飲酒，作種種犯戒之事，但不出賢劫，他們因有出家之緣，也會證得涅盤。其中引到的《大悲經》，是高齊/那連提耶舍所譯，經中明言：

阿難，我為一切天人教師，憐愍一切諸眾生者。於當來世法欲滅時，當有比丘、比丘尼，於我法中，得出家已，手牽兒臂，而共遊行；從酒家至酒家，於我法中作非梵行；彼等雖為以酒因緣，於此賢劫，一切皆當得般涅盤。（見卷三）

如《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開示：“佛言。迦葉。如汝所言。若有眾生起念如來思憶如來觀緣如來。是等一切悉皆當得涅盤果證。大德迦葉白言。世尊。如我解知佛所説義。寧於如來起不善業。非於外道邪見者所施作供養。何以故。若如來所起不善業當有悔心。究竟必得至於涅盤。隨外道見當墮地獄餓鬼畜生。日本僧人娶妻生子更是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

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十分奇特，日本人口數是1.2億多，其中名義上的佛教徒約佔67%，剩下的33%，以信奉神道教的居多，也有信奉基督教的，或者是無神論者，也有很少一部分是穆斯林，但日本墓地由佛教徒世襲掌管，所以土地佔有權歸屬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