鎌倉時代

鎌倉時代是以鎌倉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權時代。始於1185年（文治元年）鎌倉幕府成立，終於1333年（正慶二年，元弘三年）幕府滅亡，歷經149年。關於鎌倉幕府建立期，有諸説：一是永壽二年説，即指1183年源賴朝取得東海道、東山道行政權；二是元曆元年説，即1184年賴朝在鎌倉設置公文所（主掌行政）和問注所（主掌司法）和侍所（主掌軍事警察）等行政機關；三是文治元年説，即1185年賴朝在全國各地設守護、地頭，掌握地方軍、政權；四是建久三年説，指賴朝於1192年就任徵夷大將軍。

日本從此誕生了武士政權，由此產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貴族）政治的對立。13世紀後期，幕府的武士統治開始面臨困難，鎌倉幕府逐漸走上滅亡的道路。（《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8世紀末日本皇室成員的隊伍不斷擴大，使得朝廷出現了財政窘迫和王位繼承的困難。迫於這種形勢天皇給遠親的皇室賜予新的姓氏，降為臣籍，把他們排除在皇室的族譜之外。在被賜予的姓氏中主要是“源”和“平”兩姓，他們是除皇室姓氏之外在日本社會中最重要姓氏。 ^[1]  平安時代末期，自院政取代攝關走上前台之後，為了壓制對手，他們積極地拉攏和利用武士集團，於是在皇族爭權奪利的過程中，以源、平兩家為代表的武士之勢力也開始日漸強大。1159年陰曆十二月，日本發生了平治之亂。以後白河上皇為靠山的平氏，擊潰了藤原信賴和源氏，源氏的首領源義朝在事變中戰死。戰亂結束後，平清盛深得朝廷器重，源義朝諸子被流放。

1180年四月，源義朝之子、流放伊豆的源賴朝奉皇子以仁王之命，打着“以仁王令旨”的旗號，聯合源氏各系子孫起來討平，但不久失敗，後渡海逃往安房。平清盛下令徹底消滅源氏，並要發兵伊豆，滅掉源賴朝，以解除心頭之患。在這種形勢下，源賴朝毅然舉兵討平。1180年陰曆十月的富士川之戰。這是源賴朝舉兵後的關鍵一戰。這時，雖然源賴朝的兵力已相當龐大，軍隊的戰鬥力也勝於平氏軍，但是源賴朝並沒有輕敵。在正面擺出決戰態勢的同時，採取迂迴包抄戰術，令武田信義率軍在夜深入靜之時，包抄敵後。武田軍通過富士沼澤地時，驚動了羣集在沼澤地裏的水鴨，羣鴨驚恐，鳴叫亂飛，“羽音編成軍勢之壯”。平氏軍突聞源軍自背後襲來，嚇得失魂落魄，慌忙逃竄，源氏軍不戰而勝。這次戰役的勝利，太大削弱了平氏的威勢，平清盛在失敗中一病不起，於翌年陰曆二月一命嗚呼。源賴朝相繼佔領房總、武藏、相模等地。1180年陰曆十月，源賴朝進京，朝廷任命他為權大納言兼右大將職。12月，源賴朝離京返回鎌倉。稱“鎌倉殿”，同時，源賴朝為統一管理御家人建立了侍所。

1183年，源賴朝建立東國政權，同年朝廷頒佈《壽永宣旨》，承認其在東部之統治權。與進入京都的武將源義仲和西國的平氏對立。1184年派其弟源義經率軍西征，討滅源義仲。次年，源義經發動經壇之浦之戰消滅平氏。同年，源賴朝以追捕與院政接近的兄弟源義經為由，在各地設置守護、地頭職。

平氏滅亡後，源賴朝為了使自己成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採取了以下兩項措施：一是在朝廷設立“議奏”，控制朝廷。1185年（陰）十一月六日，源賴朝要求後白河法皇驅逐了12名反鎌倉派的公卿、貴族，讓自己的親信九條兼實擔任朝廷的內覽，並且組成以。九條兼實為首的“議奏”。源賴朝為這一機構規定的職能是：“天下政道者，依羣卿之議奏”。凡違背“興行善政”的事，即使是天皇或法皇的宣救，也應反覆啓奏，堅決阻止，以盡“忠臣之禮”。 ^[2]  源賴朝非常重視議奏的設置，稱之為“天下之草創”。 ^[3]  因為，自此以後，源賴朝可以通過“議奏”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使天皇、法皇的宣救成為貫徹自己旨意的文告。二是利用天皇權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1189年（陰）七月十九日，源賴朝親率大軍北上奧州，消滅了實力雄厚的藤原泰衡，使天皇、法皇和貴族失去了與自己抗衡的依託。1190年（陰）十月，源賴朝接受後白河法皇的邀請，率領千餘名武士，騎馬人京，法皇率貴族出迎。源賴朝在京都停留月餘.，多次與後白河密談，希望取得“徵夷大將軍”的稱號。 ^[4] 

1192年，源賴朝正式出任徵夷大將軍。此後在朝廷之下建立武家政權。1198年十月，在參加相模川橋落成典禮的返回途中從馬背上摔下，次年病逝。

鎌倉時代是以鎌倉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權時代。

幕府最初實行將軍獨裁統治，三代以後權力轉歸北條氏之手。承久之亂後，北條氏的合議制執權政治達於全盛。1232年（貞永元年），北條泰時制訂法典《御成敗式目》（《貞永式目》）。該法典最初僅適用於武家內部，後來適用於全國。鎌倉政權（幕府）與京都政權（朝廷）並存，實行二元統治。幕府通過守護、地頭掌握全國軍、警權；朝廷（院）通過國司掌握全國一般行政權。起初勢均力敵。承久之亂後朝廷被置於幕府經常嚴密監視之下，院政有名無實，二元統治實質走向一元化。

1274年（文永十一年）、1281年（弘安四年）在幕府執權北條時宗的領導下取得兩次反元侵略戰爭的勝利，而戰後受貨幣經濟影響，無法恩賞抗元官兵，導致御家人的貧困與御家人制度的解體。北條氏實行一族獨裁，加深御家人和非御家人武士的反感。地方武士和農民的聯合武裝團體到處進行反幕活動。幕府由盛轉衰。後醍醐天皇乘機發動正中之變與元弘之變。倒幕號召得到各地武士響應。1333年5月新田義貞攻陷鎌倉，幕府滅亡。

鎌倉時代被認為是日本封建時代的開始階段，也有人認為它是日本封建制度從貴族領主制形態向武士領主制形態演變的第一階段。

鎌倉時代初期，仍舊延續了平安時代的古代莊園制。一個莊園由數個“名田”組成，名主從莊園領主處獲得名田的私有權，進行自主經營。名主向莊園領主交納租税，農民向名主交納“加地子”。這種體制稱為“名田經營”。

鎌倉中期後，開始有了顯著變化。莊園內的大名主、土豪，成為了幕府的地頭。他們倚仗幕府的勢力，居住在莊園內，代表莊園領主管理莊園。莊園領主把莊園的一切經營全部託於地頭，地頭每年向領主繳納一定的年貢和租税，這種形式稱為“地頭請所”。由於莊園領主們經常會為了“請所”而產生激烈紛爭，因此鎌倉中期以後，又出現了另一種稱為“下地中分”的經營方式，即把莊園耕地和莊內農民分為“地頭分”和“領家分”，地頭斷絕與領家的一切關係，完全獨立於領家。通過“地頭清所”和“下地中分”這兩種方式，地頭逐漸轉化為在地領主。這種轉化，是建立在對農民的支配和管理的基礎上的。

總之，鎌倉時代的莊園比之古代的貴族領主制，更符合時代的潮流，也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莊園制度，成為鎌倉幕府的經濟基礎。

在鎌倉時代，農業、商業和手工業都有明顯的發展。

農業。鎌倉時代，農業成為了各種產業的中心。關東和九州的邊境地帶，進行了大規模的新田開墾。當時的農民已經掌握了揚穀、脱殼的技術，水稻已有了早稻、晚稻和中稻等幾個品種。鎌倉中期後，生產力發達的地區已經普遍施行了“二毛作”，即每年種兩茬莊稼，並大量施用草木灰、人糞尿等肥料，用水車灌溉。在各地的大莊園內，開始用牛、馬來耕地及搬運。

商業。農業的發展，提高了生產力，也帶動了商業的發達。平安末期出現的定期市，到了鎌倉時代已經非常普遍。社寺、政所的附近，都是定期市的主要地點。市民和商人開始通過貨幣進行商品交換。奈良、平安時代曾經發行過“皇朝錢”，隨着律令制度的衰微被廢止。到了12世紀中葉，出現了大量宋朝的銅錢，大都是通過與宋朝的貿易輸入日本的。隨着商品交換的發展，在經濟發達的京都、奈良等地區，除了定期市外，還出現了很多固定集市和小賣店，商人和手工業者聚集於此。他們還結成“座”，希望得到莊園地頭的庇護，以保證他們在商業上的利益。同時，一種被稱為“問丸”的行業也在河流、港口出現。他們主要是從事中介業務，用“為替”代替錢，替邊遠城市運輸和販賣貨物。“問丸”已經脱離了與莊園主的隸屬關係，成為了獨立的貨物中介業者和運輸業者。

手工業。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手工業技術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莊園已普遍栽培桑、麻等作物，農民們掌握了紡布織絹的技術。阿波絹、美濃八丈等各種地方特產，在市場上都非常受歡迎。在鎌倉時代，紙張除了書寫，還要用來黏糊拉門，需要量很大。還有檀木製的“檀紙”、雁皮製的“鳥子”都流行一時，極受武士階層的喜愛.

鎌倉時代的手工業，已經從農業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職業。手工業者自己生產商品，拿到市場上交換生活必需品。他們也結成“座”，從屬於莊園領主，並直接參與工商業者的經濟活動，為室町時代手工業者向商人的轉化作了準備。

鎌倉時代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時代，創立了一些新的宗派。其中，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淨土宗、從淨土宗派生的時宗、日本獨有的淨土真宗和日蓮宗是比較重要的四個宗派。

淨土宗發源於中國，唐朝時由入唐僧圓仁傳入日本。最初，淨土宗只是依附於其他宗派。9世紀時，天台僧源信（942 — 1017）著《往生要集》一書，追求“往生淨土”，倡導極樂世界。源信被尊為日本淨土宗的開拓者，其著作也被當作淨土宗的重要典籍。法然上人（1133 — 1212）是日本淨土宗的正式創始人。他本名源空，1175年，讀唐善導的《觀經疏》有悟，決意舍其它諸宗，開創淨土宗。在京都東山大谷結庵，力主專修唸佛，可往生極樂。由於他的修行方法簡便，得到了上至皇族、下至庶民的普遍歡迎，一時從者甚眾。法然曾因私度宮女出家，而被天皇處以流刑，但他圓寂後還是被授予“圓光大師”的諡號。著有《選擇本願唸佛集》、《往生要集大綱》等，是日本淨土宗的重要典籍。

時宗從淨土宗派生的鎌倉時代新興教派之一，創始人為一遍上人（1239 — 1289）。一遍最初入比睿山延歷寺學習天台宗，後赴大宰府皈依淨土宗。35歲時，參悟了往生唸佛的要旨，創立時宗。一遍主張“一心不亂”專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即可往生極樂。他曾手舉唸佛牌，口誦“南無阿彌陀佛”，遊走全國，“決心往生六十萬人”，以宣傳自己的信念和主張。他的足跡北至奧州，西至四國、九州，巡遊六年間，得信徒250餘萬人。

淨土真宗也稱真宗、一向宗，是日本特有的教派。創始人親鸞（1173 — 1262），號“見真大師”，9歲出家學習天台宗，29歲師從法然上人學淨土宗教義。因1207年淨土宗遭禁而被流放越後國府，五年後得赦免，移居關東常陸。著《教行信正文類》六卷，正式開創淨土真宗。親鸞注重信念，強調內心信仰，提出“惡人正機説”，認為即使是惡人，只要悔過自新，誠信阿彌陀佛，死後一樣可以往生淨土。他還主張“僧俗一樣”，不反對食肉娶妻，他自己就還俗娶妻生子。親鸞的理論贏得了很多信徒，對後世影響很大，特別在戰國時代有很大的發展，產生了“真宗十派”。

日蓮宗於1253年在清澄山創立，創始人為日蓮（1222 — 1282）。日蓮16歲出家，遊歷日本後，提出了著名的“四條格言”，將淨土宗、禪宗、密宗、律宗一概斥為“邪教”，只有“南無妙法蓮華經”才能拯救世界。日蓮著有《立正安國論》，其中批判幕府政治，認為按“正法”治政，國興，反之將招致國亡，因此屢遭幕府斥責和流放。日蓮宗在民間流傳很廣，對後世影響較大。

鎌倉時代的禪宗有臨濟宗和曹洞宗兩派。

前文所述臨濟宗開山祖是榮西。1191年，他從中國回國後，他先後在博多聖福寺、京都建仁寺傳佈臨濟宗，因遭到南都和睿山諸宗的反對而難以流行。後來，榮西受到將軍源賴朝之請，到關東地區傳播禪宗。

曹洞宗的開山祖是道元。1223年，道元入宋，在天童山如淨禪師門下修禪三年，繼承瞭如淨的衣缽和臨濟宗的教義回國，深受幕府的青睞。

榮西著有《興禪護國論》，力説禪宗的國家性，極有利於幕府統治。幕府要人北條政子、源實朝、北條氏一族和御家人足利氏都皈依此宗。曹洞宗則受地方武士階層的歡迎。道元著有《護國正法義》、《正眼法藏》等，宣揚曹洞宗才是護國正法，同時提倡參禪第一的思想。他的學説既與京都舊教團不同，又有別於鎌倉的臨濟宗，因此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冷遇，但受到各地地頭領主階層的歡迎。

綜上可知，鎌倉佛教雖有諸多創新，但皆與宋元時代中國的佛教教義和教派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與前代的各種“貴族宗教”相比，鎌倉佛教可謂是“平民佛教”，大多沒有複雜的理論體系，教義簡潔易懂，注重信念和修行。針對當時的社會正處於兩種制度和思潮的交替期的狀況，鎌倉佛教大都倡導否定現實，祈求淨土，絕對信仰往生極樂，因此容易吸引下層武士和一般平民，尤其在民間非常盛行。當時的一些農民起義也往往藉助新興宗教的力量，團結起來反抗封建領主，如1488年加賀國淨土真宗的農民起義、16世紀各地的“一向宗”起義等。

鎌倉時代的文學，是從古代到中世的轉形期文學。這個過渡時期的文學，一方面承襲了平安時代以來的古代貴族遺風，無論是創作態度還是作品內容，都非常傳統和保守，但已趨沒落。以後鳥羽院的宮廷歌壇為中心的《新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的三大和歌集之一，共收錄和歌20卷1980餘首，其中除了前代和歌，還收錄了大量鎌倉當代的名家之作，表現了古典和歌洗練、幽美的境界。鎌倉幕府的第三代將軍源實朝所作的《金槐和歌集》，以感傷的筆觸書寫了作者在北條氏壓迫下的鬱悶和寂寞。此外，藤原定家的《敕撰集》、宗良親王的《新葉集》等也是當時的優秀作品。

隨着武士階級的成長壯大，出現了很多以武家社會為中心的文學作品，並逐漸成為鎌倉文學的主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軍記物語的興起。軍記物語是以武士為主題的小説，起源於平安時代的《將門記》、《陸奧話記》等漢文題材文學作品，其中《平家物語》是最傑出的一部作品。它通過平氏一門的盛衰，表現了諸行無常、盛者必衰的佛理。這部作品在日本文學史上有很大影響，其開篇的“祗園精舍的鐘聲，鳴諸行無常之響；婆娑雙樹的花色，呈盛者必衰之理”四句，更成為膾炙人口的佳句。《保元物語》、《平治物語》也是軍記物語的代表作。《今昔物語》、《宇治拾遺物語》是兩部通過口頭傳誦記錄下來的“説話集”。“説話集”初現於平安末期，成型於鎌倉時代。

鎌倉時代還出現了不少佛教文學，有佛教説話集和隨筆集，如鴨長明的《方丈記》、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等。它們大多用佛教觀念對貴族生活進行尖鋭的批判，給傳統守舊的文壇帶來一股清新的感覺。這些作品帶有強烈的宿命觀，也含有一些消極的思想，表現出中世隱者文學的特點。

鎌倉繪畫主要以佛教繪畫與水墨畫為主。

隨着淨土宗的廣泛傳播，以淨土教為內容的佛畫也日漸流行。佛畫大多是阿彌陀來迎圖，與淨土宗教義一致，在題材、人物、佈景等方面都與平安時代的佛畫有很大的不同。鎌倉後期的佛畫已不再僅僅是繪畫，而成為了一種有社會背景、故事情節、流行於民間的“繪卷物”，大都具有很明顯的淨土思想，如《地獄草紙》、《餓鬼草紙》等。

宋朝禪林流行的“頂像畫”也在日本。頂像畫即禪宗祖師的肖像，以榮西把其中國師父虛庵懷敞的頂像畫帶回日本為始。頂像畫以寫實為主，以顯示像主的真實精神風貌為目的，整體畫面雖不如前代佛畫美觀，但着色和線條均可與之比肩。

除了佛教繪畫外，還有表現民間社會的世俗繪畫，以水墨畫居多。相對於平安時代具有濃厚唐朝風格的日本畫“唐繪”，鎌倉時代的日本畫被稱為“大和繪”。

鎌倉建築以佛教建築為主。由於前代的兵火戰亂，佛教寺院損毀嚴重，因此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整。隨中國禪宗的傳入，宋代的建築風格也極大的影響了日本建築界。鎌倉時代是中國建築樣式的第二次傳來期，在日本建築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鎌倉時代的建築主要有三種形式，即“大佛樣”（又稱“天竺樣”），主要是效仿中國南方寺院的建築風格；二是 “禪宗樣”，其典型建築是鎌倉的圓覺寺舍利殿，精美細緻，與豪放大氣的“大佛樣”有着顯著的不同；三是“和樣”，即傳統的日本樣式，也曾一度復興。

鎌倉時代的雕刻藝術主要是佛像的雕刻。初期採用“玉眼”的雕刻手法，代表作是1151年建造的奈良長嶽寺阿彌陀三尊像，佛像的眼睛用水晶嵌入。這種技法成為鎌倉雕刻的基本特點之一。

鎌倉初期最著名的佛像雕刻師是康慶，現存的作品有興福寺南圓堂的不空絹索觀音、四天王、法像六祖等，體現了鎌倉雕刻生動寫實的特色。1203年建造的東大寺南大門的金剛力士像，是康慶之子運慶和快慶共同建造的。他們的作品以寫實為基調，結合了前代的唯美主義和鎌倉的武士風格，體現出強烈的日本民族精神。

康慶之後，迎來了鎌倉雕刻藝術的顛峯期。這一時期的雕刻，深受宋朝美術的影響，加入了很多宋朝工藝。其中高德院金銅阿彌陀如來坐像（即鎌倉大佛）是當時規模最大、工藝最精的雕像，可見鎌倉時代雕刻水平之高。

“今樣”是盛行於院政時期的一種新式歌謠，鎌倉的貴族和武士們都很喜歡吟唱，在鎌倉時代極為流行，被稱為“郢曲”、“郢律舞曲”。前代的《梁塵秘抄》是收集“今樣”最多的一本集子，惜大部分失傳。現存最多的是記錄在《古今目錄抄》紙背文書上的“今樣”，共64首。

鎌倉時代的流行的“和贊”，是一種朗詠藝術，多被鎌倉時代的新興佛教用來傳播教義。“和贊”其實就是以和歌形式創作的順口溜，明白淺薄，通俗易懂，在民間流傳很廣。

鎌倉時代廣泛存在着被稱為“琵琶法師”的藝人，《平家物語》、《保元物語》、《平治物語》等軍記物語，大都是由他們記錄流傳的。他們大多是以琵琶伴奏為主的盲人作家，演奏的曲子稱為“平曲”，一般用於神社祭祀時。《平家物語》是最早的“平曲”，後來經過發展創新，在鎌倉中期流行一時。

平安時代有一種以滑稽模仿為主的演劇“賤民猿樂”，到了鎌倉時代，又加入歌謠、舞蹈、合唱等形式，形成了一種完整的藝術——“猿樂”。鎌倉時代的猿樂是形成後世“能樂”即室町時代“大和猿樂”的鼻祖。

平安末期，日本政府規定除了得到許可的入宋巡禮僧外，國人一概不得出海。針對中國商船的頻繁來航有違日本緊縮方針的現象，制定了“每三年一航”的規定。但從11世紀開始，莊園制進一步成熟，貿易管理逐漸懈怠，宋商船的來航限制已有名無實。莊園領主和大宰府的商人們不再滿足於被動的貿易，開始秘密地向宋派出商船。到了平清盛掌權的平家時代，對外貿易的態度更加積極。

鎌倉初期，幕府沿用平氏方針，承認民間的自由貿易，日本商船赴宋更盛。到了中期，幕府也開始派自己的商船入宋。《宋史·日本傳》中，有宋朝1176年、1183年、1183年、1200年、1202年日本商船漂至宋朝的記錄。“倭人冒鯨波之險舳艫相銜，以其物來售”，由此可推測到當時渡宋的盛況。日本的貿易最初由大宰府管理，指定鴻臚館前的海岸為貿易港．宋船入港後，朝廷優先挑選購買宮中所需之物，然後再與民間交易，價格也由政府規定。到了鎌倉時代，有力貴族、寺院的莊園擴展到全國，而且擁有“不輸不入權”。宋商趁此機會，將船泊於莊園管轄的港口，避開大宰府，直接與莊園主進行密貿易。這樣，在九州的博多灣等海岸，出現了很多以莊園為依託的秘密貿易港，而鴻臚館則漸被荒廢。博多、箱崎等貿易港交易繁盛，赴日的宋商也多有長期居留於此者。

當時，從宋朝輸入日本的商品種類很多，有銅錢、織絹、香料、藥品、砂糖、茶葉、珍禽異獸等等，其中銅錢的輸入尤其值得注意。從北宋起，宋朝銅錢就開始大量外流，朝廷雖屢下禁令仍難以抑制，到了南宋一度出現了“錢荒”。宋錢在日本流傳非常廣泛。

日本也有很多商品通過宋日貿易輸入宋朝，其中以工藝品居多。日本的時繪、螺鈿、水晶、扇子、刀劍等精美的工藝品，都極受宋人的喜愛。宋朝的著名詩人歐陽修有《日本刀歌》一詩，讚美日本刀之精。宋日僧侶之間也常互贈工藝品。此外，建造寺院用的杉板、羅木和黃金也是主要的輸入品。

日本與元朝的關係並不好，由於忽必烈發動了兩次侵日戰爭，致使兩國交惡數十年。元日間雖無國交，但民間的商船往來卻相當頻繁，尤勝宋朝。

與宋日貿易不同的是，元朝時期兩國民間貿易的商船幾乎都是由日本駛往元朝的。元朝仿照宋制，在廣州、泉州、慶元設提舉市舶司，作為對日的貿易港。但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絕大多數的日本商船都泊在慶元。日本的貿易港仍是博多，所以元日間的商船大都往來於此兩港之間。

日本船開到元朝後，由當地市舶司發給證明身份的文件——公憑和公驗，然後經過市舶司的抽分，方可進行貨物交易。

元朝輸入日本的商品主要有銅錢、經卷、書籍、佛教用具、茶具、繪畫等等，其中銅錢仍是主要的輸入品之一。據載，“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説明中國銅錢在當時的日本還是很受歡迎的。雖然元朝政府曾一再禁止銅錢外流，但大量的銅錢還是通過民間貿易輸入了日本。元朝的經卷、書籍輸入日本的量也很大。元弘年間輸入日本的宋版《一切經》，就是日本商船帶回的。鎌倉時代社會上流傳的儒家、道家的經典，如《論語》、《老子》等都是從元朝傳入的。佛教用具和茶具在禪僧和上流社會中極為流行。自榮西從中國帶回茶種被大力提倡以來，喝茶之風在僧侶中已相當普遍。至於從日本輸入元朝的商品，雖無確切資料可考，但估計大體與宋代相同，主要是黃金、刀劍和螺鈿、扇子等工藝美術品。

在鎌倉時代，中日僧侶間的交往非常頻繁，出現了很多名留史冊的入宋僧。他們乘商船入宋，學習南宋的佛教和文化，再將其帶回日本。

鎌倉前期的入宋僧，繼承北宋時的入宋僧的傳統，即巡禮聖地，瞻仰佛跡。江南著名的禪宗五山十剎，尤其是徑山、天童山、育王山都是入宋僧必去之處。當時入宋僧主要進修律宗和禪宗。律宗傳入日本已久，但到平安中葉以後，日趨勢微。鎌倉正治年間，俊艿率弟子二人入宋，先後師從南宋五山十剎的高僧學習律宗，留學十三年方回。回國後，在京都開創泉湧寺，弘揚律宗。俊艿是入宋學習律宗的代表人物，其後，他的很多弟子也陸續入宋，進一步傳習戒律。禪宗雖然早已傳入日本，卻一直未能興盛。因此，禪宗的再次傳入也就成了必然的趨勢。榮西入宋後，師事黃龍派虛庵懷敞，學習臨濟禪，回國後開壽福寺、建仁寺，大力倡導禪風，日本禪宗從此開始興盛，榮西也被尊為日本臨濟宗的開山之祖。榮西之後，其弟子明全、道元也相偕入宋，道元在宋朝習得正統曹洞宗，成為日本曹洞宗之祖。其後又有圓爾辨圓、無關普門、約翁德儉等日本禪僧相繼入宋，宋末時達到入宋僧的高潮。

入宋僧除了學習佛教以外，還蒐集了很多經書、教義和其它方面的典籍，帶回日本，最重要的是宋版《大藏經》。《大藏經》的傳入，直接和間接的刺激了日本印刷業的發展。除《大藏經》外，入宋僧還帶回了律宗、天台宗、華嚴宗等宗派經卷上千冊。南宋儒學發達，儒家經典也是入宋僧的必攜品。俊艿就曾帶回儒家書籍200餘冊，圓爾辨圓也帶回典籍上千卷。這些典籍對於日後五山文學的興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經卷和典籍外，入宋僧們還帶回了很多宋朝的佛具、藝術品和特產。據記載，曾三次入宋的俊艿，帶了佛舍利、普賢舍利、如菴舍利、釋迦碑文、水墨羅漢畫等物品回日本，其中水墨羅漢像對日本後世的羅漢像有很大影響。在入宋僧的隨攜品中，特別應該記述的是茶種。榮西將茶種和喝茶的風氣從宋朝帶到日本，並著《吃茶養生記》，使吃茶之風在禪僧中流行和興盛，以至後世有“茶禪一味”之説。

隨着宋日交流的頻繁和日本禪宗的興起，除了日僧的大量入宋外，也有不少南宋僧人前往日本。據學者研究，鎌倉時代前往日本的宋僧共有14人。最早的是1246年赴日的蘭溪道隆和他的弟子義翁紹仁。道隆先到京都，後受北條時賴之邀，去鎌倉開創了日本第一個禪宗道場。1253年，時賴在鎌倉造建長寺，請道隆任住持。

道隆之後，南宋名僧兀庵普寧也於1260年抵達日本博多，後到京都，又受北條時賴之請到鎌倉，繼道隆之後住持建長寺。雖然普寧在日本只住了五年，卻很受北條時賴的尊敬和推崇，他所信仰的禪宗也很快在武士間流行，對後來禪宗與武士的結合起了很大作用。

普寧之後，又陸續有無相靜照、大休正念、西澗士曇、詮藏主、英典座和無學祖元等宋僧赴日。他們到日本後，在鎌倉武士間大力宣傳禪風，使很多武士都開始信仰禪宗。當時幕府的執權北條時賴甚至親自研習禪理，參禪悟道。禪宗“立處皆真、隨處為主”的宗旨，使武士們能看透生死，對日本武士道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元朝建立以後，特別是文永、弘安之役後，入元的日僧日漸增多，可以查到姓名的有220餘人之多。與入宋僧不同的是，入元僧除了研習佛教、體驗禪宗生活之外，遊覽江南的山川風物、體驗江南的情趣之美，也是目的之一。江南的名寺古剎就是他們參謁的對象。

在入元僧回日的隨攜品中，有大量元朝禪僧的語錄。這些語錄，在日本作為範本翻刻重印，被日僧奉為經典，如《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元代廣泛流傳的書，在日本也十分流行。這些禪宗語錄的翻印，促進了日本雕版印刷和出版事業的發展。入元僧還帶回了大量漢文書籍。受中國禪僧用文字表現禪法的風習，日本禪僧也開始用漢文作佛偈、寫法語，對日本漢文學的發展有不小的影響。

除了入元僧外，元朝僧侶赴日者也是絡繹不絕，但相對於入元僧來説，數量則要少的多。一些著名的元朝僧人，受鎌倉幕府之邀，赴日主持寺院，發揚中國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有很大的影響。

最早赴日的元僧是一山一寧。1299年，一山一寧受元朝政府派遣，搭乘日本商船到達日本。他到日本後，幕府執權北條貞時認為他是元朝奸細，將他流放到伊豆，數年後才請他到鎌倉，主持建長寺。一山一寧先後在鎌倉、京都廣開法席，宣講佛法，歷時20餘年，極受日本臣民的尊崇。他在日本圓寂後，當時的上皇賜予國師的封號，並贊他為“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一山一寧本身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通曉歷史和文學，擅長書法，對日本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

一山一寧之後，北條氏屢屢派人入元，聘請元朝的高僧。清拙正澄、竺仙梵仙、明極楚俊都是受邀而赴日的。清拙正澄於1326年到達日本，先達京都，後到鎌倉，也曾主持過建長寺，是渡日元僧中最傑出的一位。他還在信濃建開善寺，並與信濃和其他地方的有力武士關係密切，對武士們的禪宗信仰影響很大。他著有《大鑒略清規》等著作，對日本當時禪林的規矩和日後日本的禮法有相當的影響，武家禮法就是按照他制定的禪林規矩而制定的。明極楚俊和竺仙梵仙於1329年到達日本。他們到達時，已是鎌倉末期，戰亂不斷，但他們還是受到了幕府的優待，受聘為各地名寺的主持。他們積極宣揚禪法，感化了很多公卿武士。他們還擅長宋元詩文，對日本五山文學的發展有不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