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隋使

日本史學界基本認為，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隨着我國隋朝建立，東亞各國邁進了一個新時代。六世紀初傳入日本的佛教，是促使日本古代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之一。主要表現在於隨着漢譯佛教典籍的傳播，漢字的使用逐漸普及。佛教做為一種文化的代表，給當時的統治階層帶來了極深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説，已成為部分統治者的思想主宰。公元五八七年，用明天皇病重時，《日本書紀》中有如下記載：天皇詔羣臣曰，朕欲歸三寶，卿等議之。

從這一記載中天皇對佛教的信仰程度可以看出當時佛教對人們思想的影響已達到何等的程度。日本推古天皇時，據《日本書紀》記載，“(推古)二年春二月丙寅朔，詔皇太子及大臣，令興隆三寶”，國家正式受容佛教。從而，“是時，諸臣連等，各為君親之恩，競造佛舍”。從此可見，崇佛之風是如何之盛。 ^[8] 

日本第一次遣使到隋為600 年還是 607 年？部分學者認為遣隋使的開端，即第一次 遣隋使的派遣是在開皇二十年（600 年），相當於日本推古八年。理由是《隋書·倭國傳》中記載：“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 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北史·倭國傳》 也有相同記載。

反對者指出，這是不能讓人信服的，原因是關於這次遣 隋使的派遣，日本的重要史籍《日本書紀》中並沒有相應記 載。日本著名學者本居宣長認為，中國的史料中有記載而日本的則沒有，説明了使節不是日本朝廷派遣的。

當時隋朝完成了統一大業，並且國力強盛，對周邊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而日本則一心要恢復對 任那的統治，對於隋朝的態勢難免擔心，於是日本派在朝鮮的鎮將們，很有可能為了刺探隋朝方面的動向，而派了使節。使節是鎮將們的私使，不能代表日本朝廷，因而不能看作是第一次遣隋使。 ^[2] 

‘日本書紀’有記載607年（推古天皇十五年）日本聖德太子派遺小野妹子及其他留學生來到隋都洛陽， ^[9-10]  學習隋帝國的文化、經濟、政治制度，在隋的漢名為“蘇因高”。

大使 小野妹子出發時間為607年七月,於當年年內朝見煬帝,地點為東京洛陽。

大業三年(607)九月煬帝至東都之後,未見移動的記載,故煬帝接見倭使以及翌年三月接見百濟、倭、赤土等國使者當在東都。由於赤土國是與倭國、百濟一同朝貢的,故裴世清被派遣赴倭也當在三月。可見,隋使裴世清於大業四年三月出發、當月即到達百濟、四月至倭國,也在約一個月的時間內,從隋來到了倭國。

大使 小野妹子出發時間為608年九月,朝見煬帝的時間不詳,地點為東都洛陽，隨行者較為著名的有高向玄理。

隋煬帝大業四年九月至大業五年正月戊子(十日)啓程赴大興之間,一直居留在東京洛陽。大業五年二月辛丑(四日)在於閿鄉接受赤土國的朝見,戊申(十一日)回到京師。

雖然目前我們不清楚推古天皇十六年(608)九月出發再次赴隋的小野妹子一行的路途安排,但由於是伴隨裴世清赴隋的,故於大業五年正月戊子(十日)之前應該可以到達東京。也就是説,煬帝接見小野妹子的地點在東京洛陽。小野妹子於第二年九月啓程回國，但隨行的8名留學生、留學僧並未同時回國，而是留在東京洛陽學習。

本次遣隋使更重要的目的則在 於派遣留學生 、學問僧赴隋留學 ,汲取先進文化, 特別是引進佛法。這次也是以後規模巨大的“遣唐使”的前奏, 因此具有特別的歷史意義 。如留學僧志賀惠隱，南淵請安學習了三十二年，留學生高向玄理更是在華留學長達三十三年，直至唐太宗貞觀年間才回國。這些留學生留學僧廣泛汲取中原先進文化，回國後對於日本政治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説第三次遣隋使歷史意義非凡。

大使 不詳出發時間609年，朝見煬帝的時間為610年正月27日，地點在東都。

煬帝於大業五年三月己巳(二日)開始西巡,九月癸未煬帝返回長安,十一月丙子至東都之後,一直居留在東都。因此,推古天皇十七年九月之後赴隋朝貢的倭使,具體至隋的時間雖不詳,但從朝見煬帝的時間為大業六年(610)正月己丑(二十七日)來看,朝見地點不是大興，而是在東都洛陽。

最後一次遣隋使於推古天皇二十二年(隋大業十年，614)六月出發,以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為正副使，地點在東都洛陽。

犬上御田鍬等翌年七月，偕同百濟使者回國。此次遣使之事不見隋朝方面的相應記載,然而從《日本書紀》詳細記錄了遣使的年月日、使節姓名及返回日|本的具體時間等情況來看,614年遣隋一事當屬事實,為日本第五次遣隋使。這次隨來的留學生、學問僧有惠光、惠日、靈光、勝鳥養、惠雲等。 ^[4] 

關於日本派遣遣隋使的次數，學術界有不同説法。但通過《日本書紀》和《隋書》的記載來看，其次數至少不少於以下5次。

根據中日曆史文獻記載分析，求佛法和學習隋文化，是遣隋使來華的主要目的；但從客觀方面觀察，為確保其在朝鮮南部的利益，也是日本人來華的目的之一。隨着研究領域的不斷深入，地緣關係也逐漸引入了遣隋使來華的一個重要原因。 ^[11] 

佛教交流一直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遣隋使作為隋唐時期中日文化交流常態化的一個開端，佛教文化的交流佔據着極為重要的地位。《隋書·倭國傳》記載了607年小野妹子率遣隋使團來華用意：“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起源於古印度的佛教，西漢末年傳入我國中原地區，東漢時逐漸傳播開來，並與我國傳統文化互相影響吸收，發展為民族宗教之一，成為封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周武帝推行極為嚴厲的廢佛政策，毀壞佛寺佛像，強令僧尼還俗，許多僧尼掃地出門。 ^[12] 

隋朝建立後，重興佛教。隋文帝在開皇十三年，虔誠地在三寶(佛、法、僧)之間懺悔北周廢佛之罪；還多次下詔各地興建寺院、佛塔，招請和剃度僧侶，組織翻譯佛經。據説，隋朝有寺院3985所，僧尼236200人。遣隋使小野妹子説：“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這表明當時日本聖德太子為首的執政者們，已經十分了解隋朝的情況。6世紀後期，日本國內上層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十分激烈。推古天皇即位初，蘇我馬子勢大。

在此形勢下，聖德太子只能謀求建立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抑制豪族權臣以實現天皇主政的中央集權統治。在此過程中，日本統治者發現由大陸移民傳入的佛教，是統一思想的極其有效的工具，於是把佛教提升到政治的高度，用政府的力量大力推行，使之成為國教。

聖德太子在其制定的《憲法十七條》第二條中就規定：“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可見，聖德太子崇佛完全是一種政治行為，他急欲從隋朝引進佛教，也是為了以此為手段，用神權伸張皇權。正是在此基礎上，才派去數十名僧侶學習隋朝復興的佛法。

推古天皇十六年，為護送隋使裴世清而派遣第三次遣隋使時，小野妹子帶去的8人中，僧俗各半，足見日本使團中佛教色彩之濃厚。 ^[12] 

當時，日本正處於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時期，急於借鑑中國政治、經濟和制度，以形成自己的律令制度。

為了更好地學習和掌握中國優秀文化，遣隋使中的成員，大多是留日漢人的後裔，即“歸化”漢人。第三次遣隋使所帶的8名成員，他們或係指定居日本的漢人後裔，或係指那些“熟悉漢字，稍通華語”的日本漢學家。這一遣隋使團在華時間較長，為他們充分汲取中國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這些留學生(僧)返日後，對於移植中國文化以及改革日本政治均作過重大貢獻。高向玄理、僧和南淵請安等3人對於645年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曾起過領導核心作用；他們帶回去的隋唐律令制度(如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移植為日本的重要制度，從而開創了日本歷史上的“律令時代”。 ^[12] 

日本為打破封閉和孤寂，武力爭奪朝鮮半島，遣隋使與隋朝修好。從歷史事實來説，公元598年隋朝的隋文帝征伐高句麗；無獨有偶，600年，聖德太子出兵朝鮮半島，攻打新羅，收復任那。但日本撤軍後，任那再度被新羅佔領。

同年，聖德太子攝政的日本官方派遣第一次“遣隋使”。這幾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事情，似乎是歷史的偶然巧合，但結合當時的史實，可以看出是日本為了同隋朝爭奪朝鮮半島，企圖奪回任那，穩定在朝鮮的根據地，擴大勢力採用的策略。

一方面用武力干涉；另一方面，為使局面對日本有利，極力與國力強大、同朝鮮半島有密切關係的隋朝加強聯繫，以取得理解和支持。況且，對手新羅早從兼併任那的第三年(654)，便開始向北齊王朝派去使節，受其冊封，繼而又多次派使者到南朝的陳朝，對中國開展頻繁的外交活動。這一信息傳到日本，以聖德太子為中心的當政者們就開始尋找重新派遣大型外交使節團的機會。589年隋統一中國後，便促成了這種時機的到來。 ^[13] 

日本列島位於歐亞大陸的最東端，其主要島嶼相距朝鮮半島110多英里，與中國大陸相隔450多英里，在航海技術不發達的古代，海洋造成的障礙是難以逾越的。日本列島與大陸的相對隔離，一定程度上造成日本社會早期發展的滯後性。 ^[13] 

地理上的相對隔離性，造成日本早期對外缺少交往，日本早期文明的發展水平比中國和朝鮮都落後就是明證。地理上的隔離效應，也深刻地影響着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環海封閉和狹小的島國地理環境，造成了島國之民特有的壓抑和孤寂感，使大和民族長期保持着對外部刺激強烈的好奇心和敏感性，一種渴望打破封閉和孤獨的愈向，成為推動日本吸取異質文明成就的內在條件。

從歷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狹小的日本列島內部，始終存在着向大陸擴展其生存空間的慾望和衝動，其原因是日本有限的空間和資源同人口增長的矛盾。這是困擾日本的千年難題，也是基本的生存問題。伴隨着日本島的一與分裂、強盛與衰落，這種慾望和衝動時起時伏、千年不息。歷史上的日本一直對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大陸採取主動的態勢，而中國和朝鮮在歷史上一直採取守勢。日本派出“遣隋唐使”，不單純是為了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也不單純是為了友誼，其中就有蒐集中國情報、便於侵略朝鮮的因素在內。 ^[14] 

日本遣隋使的派遣，不僅對日本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開闢了中日關係史上的新時代，有着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首先，遣隋使的派遣，是日本大規模學習中國先進文明的開始。

中國的先進文明不斷傳入日本，對日本歷史發展，特別是對日後的“大化改新”產生了重要影響。

6世紀以前的中日交往史，是完全循着自然演變，並非有意識的人為努力。其間日本為數不多的遣使訪華，僅是一般的修好，並不具有政治的和文化交流的意義。

隨着中國先進文明的逐漸滲透，以及對日本民族從物質到精神生活兩方面影響的日益加深，當時略通中國典籍、粗知中國文化的日本先覺者們，例如當政的聖德太子，於是產生“無寧深入到堪稱東方文化淵源的中國本土，直接汲取優秀文化的念頭”。 ^{[15-16]  [16]} 

遣隋使以及隋使為隋日政治外交使節之説在中日史學界一直占主導地位。許多研究都把推古朝的遣隋使的派遣當做日本古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外交事件，從各個方面展開了探討。﹥有關公元六七年的遣隋使的歷史意義，相關研究主要從小野妹子所帶給隋朝的國書的含義以及隋使的來日問題入手，提出自己的見解。基於此，筆者也以這兩個問題為研究對象，在下文敍述一下己見。

公元607年，遣隋使小野妹子到中國時，曾向隋煬帝遞交了國書。據《隋書》記載，具體情節如下：

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悦，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至今為止，此國書中的哪一部分引起煬帝“不悦”的問題，一直是有關研究的注目點。西島定生從國書中的“天子”入手，認為倭王以“天子”自稱，把自己擺在與隋皇帝同樣的地位，所以引起了隋帝的不快。這就是所謂“對等外交”説。另一方面，慄原朋信認為國書中的“日出處”和“日沒處”之語帶有優劣的含義，從倭的主觀意識來看，有把自己放在上位，從上往下看隋的意圖，這樣，在倭與隋之間的關係就成為了一種傾斜關係。因此隋煬帝當然感到不高興。這就是所謂的“傾斜”説。 ^[17] 

關於國書的含義問題。要解明有關古代國書中的用詞問題，這裏不妨來看幾個歷史事例。

①據《史記》匈奴傳載，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頓單于給漢文帝的國書為：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

②據《隋書》突厥傳記載，公元584年，突厥的沙缽略可汗給隋文帝的國書為：

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聖賢天子伊利俱廬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例①中，匈奴單于自認為是“天所立”，從語義上看，無疑與“天子”具有同等的含義。例②中，突厥可汗已公開自稱為“天子”，並且此國書也是遞給隋朝皇帝的。由此可見，在遣隋使之前，其它國家給中國皇帝的國書中，早已有自稱“天子”的事例，遣隋使的國書中“天子”的使用並沒有什麼獨創的地方。

與“日出處”、“日沒處”的相近的用法，在中國史籍中，累見不鮮，這裏僅選幾例為例：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白狼王所獻《遠夷慕德歌詩》中有：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白狼王把自己的所在地稱為“日入之部”，把中國皇帝稱為“日出之主”。從西南位置來看，東、西方位與此文中的“日出”和“日入”是相吻合的。

《北史》西域傳所載的六世紀初的北魏明帝年間的波斯國國書中，也把中國認為是日出之處，原文如下：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雲：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以西部、西南部為基點，把日出處定位於東方的中國，這是很自然的。但是，中國是否就把自己認為是日出之處呢?從史籍記載來看，事實並不完全如此。據《三國志》東夷傳所載，我國曾認為日出處在東海中的異國。記載如下：

從文中可見，西域的人認為其東邊的北魏是日出之處，可北魏人又認為自己東邊的海上是日出之處。這樣看來，所謂的“日出處”、“日沒處”，只是人們根據自己所處的方位來認定對方位置的一種用法，並無卑賤上下之分。從上述匈奴、突厥和波斯等國國書的行文來看，很明顯，與遣隋使的國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論是自稱“天子”還是“日出處”以及與“日沒處”具有相同含義的“日入之部”，都曾在別國的國書中出現過。由此可見，在古代的國書中，很可能存在有一種基本類似的格式及用詞。對於博覽羣書的聖德太子來説，對此應該是熟知的。據此，可以説遣隋使的國書只是根據當時的通行的慣例而作成的，其與“對等”、“傾斜”等外交表現並沒有什麼關係。

太陽自古以來為漢民族的崇拜物，古代中國以及中國古代王朝的統治者常被喻為太陽。《舊唐書》中的“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對列星”﹦就是一例。由於“沒”字含有“終”、“盡”、“完結”、“衰落”等義，“日沒”二字在中國皇帝的眼中無疑會被認識為含有國家滅亡的暗喻。所以，隋煬帝看了這份國書後表現出“不悦”，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17] 

《隋書》和《日本書紀》不僅記載了隋、倭通使之事，而且在兩國交通途程方面也留下寶貴的文字。

在述及裴世清出使倭國時，《隋書．倭國傳》明載:「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躭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台，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悦」。若據《日本書紀》所載則為:「大唐(隋)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難波吉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為唐客更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於難波津。是日，以飾船卅艘迎客等於江口，安置新館。……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飾騎七十五疋，而迎唐客於海石榴市衢」。

把上述兩段記載對照來看，裴世清等赴倭路線應由今山東半島泛海至百濟國，從其南面(朝鮮全羅南道)的竹島(今珍島)沿躭羅(今濟州島)以北的海道(今濟州海峽)，東航至都斯麻(今對馬島)，又東經一支(今壹岐島)而達竹斯。竹斯即九州福崗縣之筑紫，其東之秦王國則諸説紛紜，或謂在周防(Suo)一帶。由秦王國又經十餘國而達海岸，一般認為順今瀨户內海而抵難波即今大阪。然後由倭王派人迎至京城，即飛鳥都(在奈良縣橿原市和高市郡一帶)之小墾田宮。 ^[18] 

1985年，全日本文化團體聯合會、奈良縣文化協會、橿原市文化協會等團體於洛陽應天門遺址處立“日本國遣隋使遣唐使訪都之地”紀念碑亭， ^[4]  以示紀念與敬仰。紀念碑暫存於周公廟內。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