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

日本文化由來：從1996年開始中日兩國考古學和人類學多次證實日本民族是主要由西伯利亞通古斯人、古代中原人、東北亞遊牧民族和少量的長江下游的吳越人、少量南洋羣島的馬來人以及中南半島的印支人和日本原住民融合而來。

日本文化融合：日本原來是沒有文字的，所以一直使用中國的漢字，日本語言口音中80%左右是漢語的變音，日本的語言語音主要來源於商周時期到清朝的多時間段多層次的中國漢語方言口音及中南半島的印支人口音等融合而來， 因此日本文化受到了中國的深刻影響。日本吸收中國文化是多方面的、長期的幾千年的歷史過程。

日本國名稱的由來

日本原本沒有名字。在古代日本神話中，日本人自稱其為“八大洲”或“八大島”等。

據《後漢書》記載，我國古代稱日本為“倭”或“倭國”。公元五世紀日本統一後，定名為“大和”。 ^[2] 

——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這位一心想傳位萬世的皇帝在“南登琅邪”、“留三月”的海上巡遊時，接到了齊人徐福等方士的上書，説海中有“三神山”，於是，秦始皇便“發童男女數千，入海求仙道”。

徐福首次渡海的出發地，是在山東半島南端的琅邪。琅邪是當時的一個古港，早在春秋時，這一帶的航海家們就從這裏出海，航達朝鮮半島，而後順半島沿岸航行，經過對馬島到達日本九洲。

徐福第二次出海的始發港，由於尚沒有找到史書詳細記載而説法不一。徐福村人（贛榆）傳説是農曆的十月十九日，從他的家鄉贛榆下海。另一個説法是在山東嶗山。還有一種説法是，徐福第二次出海走的仍是第一次的航線，也是在琅邪。《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中稱，徐福第二次航海時，詐稱仙人索取“百工之事”，遂“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如據此推斷，徐福有可能走的仍是上次的舊航路。不僅如此，而且也由此我們得知徐福二渡日本，帶去了古代中國的“百工之事”，如漢字、中草藥和水稻種植等許多文化和科學技術。

徐福東渡日本，促成了一代“彌生文化”的誕生。那時，日本還沒有文字，也沒有農耕。徐福給日本帶去了文字、農耕和醫藥技術。為此，徐福自然成了日本人民心目中的“農神”和“醫神”。這是隨着考古及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逐步被發現和發掘的。近年來，在日本福岡縣板付的考古遺址中，又發現了碳化米粒遺存，經碳十四測定，與在朝鮮半島釜山金海地區發現的碳化米為同一類型。説明在同一個歷史時期，日本人民開始了農業生產，尤其是水稻種植。無獨有偶，恰在同一時期，日本也開始使用青銅器和鐵製生產工具以及絲織品等，而且開始有了文字。所有這些，都與此前的日本繩紋文化沒有任何傳承關係。日本學界、考古界公認：彌生文化源於中國北方沿海文化。這也是日本文字為什麼和漢字酷似的根本緣由。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徐福對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謂貢獻重大。

《禮記·射義》傳入日本，成就了日本弓道。古代中國的《禮記·射義》思想傳入日本，孕育了日本射箭中的“文射”儀禮。日本現代的弓道正是將《禮記·射義》和江户時代的《射法訓》一道奉為國之經典的。重要的不只是中日弓箭技藝的交流，當更是治國思想的接納與融合。強弓精箭，曾是漁獵為生的古代日本人最具殺傷力的兵器。但當這樣一個頗具殺傷力的利器遭遇中國的《禮記·射義》之後，日本卻出現了不以殺伐為目的的“文射”，射箭從此演繹成了張弓搭箭、競射飲酒的娛樂文化，日本的社會也從此誕生了君臣之義、長幼之序。

——李二和《中國水運史》

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3世紀，日本歷史進入彌生時代。所謂彌生文化，是指日本繩紋文化之後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由於最先是在日本東京彌生町發現出土了一大批陶器而定名。它起自公元前二百多年，至公元后三百多年之間，恰好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末年及秦漢時期。在彌生文化遺址中，除陶器外還出土了大量的銅劍、銅鉾、銅鐸等。銅鐸以中央日本為多，銅劍、銅鉾則大多在九州。日本學界認為，加工這些器物的原料和技術來自中國。日本學者八木奘三郎説，中國山東省有類似銅劍、銅鉾的器物出現；梅原末治等學者説，“銅鉾之見於日本，無疑意味着中國秦漢人的東渡”。此外，在彌生町遺址中，還出土了中國古鉞、古鏡和秦式匕首和漢字等。日本人很喜歡葫蘆，這都與中國入海的方士有關。日本學者村新太郎着文，盛讚中國稻米傳入日本的重大意義。他説：“稻米拯救了日本列島飢餓的人們。無論如何稻米要比其他一切都值得感謝。米與牲畜、貝類不同，可以長久貯藏。不久，村落形成了國家。”稻米的傳入，結束了日本的漁獵生活，開始了農耕。那麼，日本始終把徐福奉為“農神”和“醫神”當在情理之中。近年，據統計，在日本的徐福遺蹟不下五十多處。清代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寫有“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沄別有天。鏡璽永傳笠縫殿，倘疑世系出神仙”一詩，並注有“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日本新宮有徐福墓，還有1071字的墓碑。新宮市內更有製作和銷售“徐福天台烏藥”、“徐福壽司”、“徐福酒”等商品的。在速玉神社內，陳列着徐福所用過的鞍、蹬等物。新宮蓬萊山內還有“徐福神龕”，被稱為“徐福之宮”。每年都有“御船祭”、“燈祭”等，都是祭祀徐福的活動。傳説日本還有500年一度的“徐福大祭”。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徐福對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謂貢獻重大。當然，他的東航還有許多未解之迷。比如“方丈”、“瀛洲”果為今之“濟州島”和“琉球島”嗎？徐福在此二處有何作為？等等。為此，海內外已成立了徐福研究會，更有倡立“徐福學”者。以便對徐福航海、天文、地理、醫藥、宗教、冶煉、民族、人種、語言、哲學、民情、民俗等領域進入深入的研究與考證。 ^[1] 

徐福東渡給日本所帶去的一切文明，都是在中國造船技術和高超的航海技術基礎上得以實現的。

——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日本歷史始於石器的出現，繩紋時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時代。考古發掘出的那個時期的陶器表面帶有豐富多彩的草繩模樣，史稱繩紋陶器。繩紋陶器歷史久遠，外觀漸趨複雜，花紋日益豐富多彩，説明其時陶器工藝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發達。儘管當時日本已經處於新石器時代，但因島國的地理位置，致使當時歐亞大陸的先進文化未能進入日本。繩紋人羣居堅穴，仍以捕魚、狩獵、採集為生，不知農耕。生產力的滯後，亦使其當時社會滯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階段。巫術支配人們的原始社會生活，也支配着人們的精神生活。

從公元三四世紀到六七世紀，以畿內為中心，全國各地建造了許多以前方後圓墳為代表的高冢古墳，標誌着日本由彌生文化進入古墳文化的時代。古墳的建築需要徵集大批勞動力，墳內陪葬有鏡、劍、勾玉等精緻工藝品，象徵着死者生前擁有強大權力。這與一般民眾死後的簡易安葬形成鮮明對照，説明強大的專制集權已經形成，即以畿內為中心的大和國終於在5世紀初統一了日本。這個時期，日本從大陸不僅源源不斷地輸入物質文明，而且開始導入大陸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漢人和朝鮮人即所謂“歸化人”開始使用漢字記事，一方面，中國的陰陽、天文等知識傳入日本。到6世紀，儒家經典、佛教等亦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揭開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由此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發和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從迄今關於繩紋、彌生和古墳文化的研究來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會的日本人在與外部自然的鬥爭中、在尋求和豐富自身物質生活的過程中產生的，並且一旦島國日本與外界取得聯繫，外來先進文化便立即被導入，成為日本文化的生長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術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會日本人的社會生活，這種原始信仰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與日本民族、國家的形成幾乎同步，二者關係密切，不可分離。即以大和地區為中心，融合諸民族而形成為“大和民族”；“大和國”也終於統一了“百餘國”，建立起天皇制國家。

大和國統一日本後，不僅吸取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開始吸取中國的政治制度，特別在推古朝改革進程中（554－628），以聖德太子（574－662）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國經典，博採從中國和朝鮮傳入的各種先進思想和文化，尤其是聖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條憲法更是兼取中國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結合日本具體情況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則仿照唐代官制，全面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從而把日本社會推進到法制完備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從7世紀到19世紀中葉，是日本的封建社會的歷史時期，歷經飛鳥（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鎌倉（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戰國）、安土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時代。

國風文化是產生於平安時代中期以後的獨具日本風韻的文化。其主要表現為淨土信仰的流行、造型藝術的繁榮以及國文學的隆盛。奈良時代（公元710年－公元784年）至平安時代（公元794年－公元1185年）初期，由於大規模派遣遣唐使及留學生、留學僧以及他們的學成歸國‚日本朝野得以廣泛吸收唐文化‚終使唐風文化盛行於世。但自平安中期以後日本的文化發，展出現重大拐點，唐風文化式微，而興起以貴族為中心且獨具日本風韻的國風文化。 ^[7] 

早期的封建社會（飛鳥、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文化，集中體現為白鳳、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謂白鳳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時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個奈良時期的文化。此間，日本主動與隋唐建立密切關係，積極攝取隋唐、特別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佛教傳來後便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護以至成為國教。以奈良藥師寺為代表的佛教藝術，成為當時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觀。另外，在使用漢字記事的基礎上，日本借用漢字的音和義標記日語的音和聲，創造了“萬葉假名”，並用之創造了和歌集《萬葉集》。至此，日本結束了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歷史，這是日本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大事。隨着假名的出現，日本文學逐漸佔據主流地位。建築與雕刻、繪畫與音樂、書道與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風”，顯示日本文化的獨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會（鎌倉、室町時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為特色。武士，本意為學習武藝，執掌軍權者。它在日本作為新興階層出現是9世紀中期以後的事。那時，隨着莊園實力的強大，為鎮壓農民，對抗國司，保衞莊園利益便組建私人武裝力量，謂之武士團。鎌倉幕府的建立，標誌着以武士為統治階級的武家政權已經成為支配日本的實際力量。鎌倉幕府衰敗時朝廷試圖奪回政權未果，室町幕府執政。與以朝廷為中心的貴族文化比較，武士文化則傾向於大眾，包含許多新的大眾文化因素。就武士階層自身而言，在以主僕契約為人際關係原則中形成的人倫道德，既有踐踏生靈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誠於主人的新的道義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時代而異，必須對之加以具體分析。以武士的軍旅生活為題材的武士文學，與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禪宗的流行，以及各類理論著作的出現，都是這一時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點。

後期封建社會（安室桃山、江户時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時代（又稱德川時代）的文化。江户時代歷時260餘年，時日本封建社會成熟期也是崩潰期。由於長期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加之一度鎖國，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異常繁榮，臻於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國的儒學、特別是朱子學取得獨尊的地位，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推動日本精神文化的發展。其二，具有日本獨特的思想文化的創出與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與研究。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時迎來了民族危機和封建制的危機。從18世紀中葉起，歐美列強開始窺視日本。1854年佩裏率美國艦隊第二次叩關，迫使日本簽訂《日美親善條約》，日本的大門被打開；繼之簽訂的“安政五國條約”，結束了200餘年的鎖國政治，把日本置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淪為殖民地的民族危機。與此同時，開港後國內各種階級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幟下發對幕府專制的鬥爭高漲。儘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試圖擺脱內外危機，終因封建的幕藩體制病入膏肓而於1868年崩潰，明治政府成立。從此，日本揭開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時代（1868－1912）是日本資本主義形成、發展並走向帝國主義的時代，也是日本從19世紀邁入20世紀的世紀之交的時代。從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資本主義國家體制提供依據，又要為其後的資本主義近代化建設服務；另一方面日本文化還要完成自身的轉型，展開文化本身的發展。從總體上看，明治文化大體經歷了啓蒙與西化、批評與反思、折衷與創造這樣三個階段。

明治初期，剛剛從封建體制中脱胎出來的新政府，為實現向資本主義的徹底轉變，提出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三大政策。文明開化意味着從前近代社會的解放、意味着資本主義近代化。當時日本已經認識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質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譽為國名教師的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説：“文明有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內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難求。”因此，他提出一個“首先改革人心，然後改革政令，最後達到有形物質”，在日本實現現代文明的模式。於是，以“明六社”為中心，一批有為的知識分子掀起了思想啓蒙運動，西化大潮衝擊着日本列島，盪漾着社會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漲必有落。在西化熱潮稍事冷卻後，國粹主義者復出，試圖否定啓蒙成果，復活傳統。在批評復古逆流肯定文明開化大方向的同時，有識者也對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亂進行反思，根據日本近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探索以導入的西方文化為媒介，創造日本現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説，明治後期文化已經完成落現代轉型，並且在與西方文化共流、撞擊與相融中，探索出現代日本文化發展的獨自道路。

大正時代（1912－1926）是短暫而相對穩定的時期。該時代的根本特徵，是大正民主主義風潮席捲文化的各個領域。自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日本壟斷資本迅速發展過程中，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逐漸形成落一個新的中間階層機中產階級。這一階層在政治上反對當時的軍閥官僚專制，要求實現政黨政治，實施普選，從而形成大正民主主義運動。在此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大正文化帶有鮮明的現代性，即主張確立近代自我，宣揚個人主義、理性主義，成為大正文化的基調。大正民主主義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義，倡導民主主義的理論代表吉野作造認為，政權運作的終極基礎在於民眾，起最終決策也應符合民眾意向。以民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他雖然承認天皇制，但主張實現名副其實的君主立憲制，即限制軍閥、官僚專制，擴大議會的權力。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看，吉野的思想無疑有着積極的進步意義。在民主主義的時代風潮下，大正時期的哲學社會科學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學派的理想主義哲學領域，而波及整個知識界。作為新康德學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義、人格主義、教養主義，一時風靡思想界。文化主義在肯定文化價值的同時，還強調人的主體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義思潮，即把人格價值視為唯一的倫理價值。為大正文化推波助瀾的巖波書店刊出許多新書，並於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學叢書，宣傳理想主義哲學，被稱為“巖波文化”。此外史學家津田左右吉對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義解釋，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對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大正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

在大正時期，如果説政治思想以民本主義為代表，哲學以新康德學派的理想主義為代表的話，那麼，文學領域則以“白樺”派為代表。以武者小路實篤為首的一批年輕作家於1910年4月創刊文學雜誌白樺，形成很有影響的文學派別“白樺”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間，該派高舉新理想主義旗幟，展開活躍的文學活動，居大正文壇主流地位。他們不滿於日趨衰落的自然主義文學，提倡“通過個人或個性發揮人類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類的意志，探索個人應該怎樣生活”作為該派文學的目標。以此思想為指導，他們創作出許多內容豐富、形式新穎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樺派運動還超出文壇，在教育界乃至社會上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此間，戲劇、美術、音樂等文化領域，都展現出異於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榮，然而，大正時代未及展開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隨之落下帷幕。

戰後日本社會安定、經濟持續發展、為文化的全面繁榮創造了條件。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質文化的發達及其大眾化現象。這是因為戰後擴大了思想言論的自由度，且從制度上得到保證；戰後勞動者權力的擴大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為大眾文化昌盛的契機。戰後日本文化的大眾化特徵，主要表現：⒈在勞動者的各類文化團體、文化俱樂部相繼出現並展開活躍的活動；⒉舊文化形態的復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眾文化合高級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大眾化所產生的社會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為社會主人的大眾的主體素質，使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得以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導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費價值，從而導致創作熱情鋭減，以至頹廢文化氾濫，也就是説，戰後日本文化繁榮的同時，卻出現了一種不可忽視的負面現象即文化的頹廢與停滯。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號平成。上世紀的最後十年是世界格局發生急劇變化的十年，在冷戰結束，世界正向多極化發展，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在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國際環境也給日本文化帶來影響。素有吸納多元文化之長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過程中，將更繁榮。

柔道（Jūdō，じゅうどう）是一種以摔法和地面技為主的格鬥術。日本素有“柔道之國”的稱號。柔道是日本武術中特有的一科，是由柔術演變發展而來的。在日語中是“柔之道”的意思。就是“温柔的方式”。柔道部分起源於一種古代日本武士空手搏鬥的技術：柔術。柔道通過把對手摔倒在地而贏得比賽，它是奧運會比賽中唯一的允許使用窒息或扭脱關節等手段來制服對手的項目。柔道是一種對抗性很強的競技運動，它強調選手對技巧掌握的嫺熟程度，而非力量的對比。

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僅使用拳和腳，與其它格鬥運動相比，是一種相當具有實戰意義的運動形式。

合氣道原來只是一種用於練習“形式”的運動，其基本理念是對於力量不採用力量進行對抗。與柔道和空手道等運動相比，沒有粗野感的合氣道作為一種精神鍛鍊和健身運動，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歡迎。

書道，書法在日本不僅盛行，更是人們修行養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稱書法叫「入木道」或「筆道」，直到江户時代(十七世紀)，才出現「書道」這個名詞。在日本，用毛筆寫漢字而盛行書法，應當是在佛教傳入之後。僧侶和佛教徒模彷彿經，用毛筆抄錄經書

能劇是日本的傳統戲劇，也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古老的戲劇之一。能劇源於古代舞蹈戲劇形式和12世紀或13世紀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舉行的各種節慶戲劇。“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義。演員通過面部表情和形體動作暗示故事的本質，而不是把它表現出來。這一劇種在日本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壽司是以生魚片【刺身（さしみ）】、生蝦、生魚粉等為原料，配以精白米飯、醋、海鮮、辣根等，捏成飯糰後食用的一種食物。壽司的種類很多，不下數百種，各地區的壽司也有不同的特點。大多數是先用米飯加醋調製，再包卷魚、肉、蛋類，加以紫菜或豆皮，也可撒上魚子醬等。吃生魚壽司時，飲日本綠茶或清酒，別有一番風味。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於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國文化是多方面的、長期的歷史過程。正是在“中國文明的巨大影響下，到公元4至5世紀就渡過了野蠻階段，進入了文明階段”（井上清：<日本歷史>上冊，第1頁）。漢朝在朝鮮半島設置四郡，大批漢人從朝鮮移民（包括島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時期，在日本的大陸移民達18000人之多。他們是大陸文化的傳播者。到聖德太子時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全面攝取中國文明制度，為日本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大化改新以後，日本進一步大力汲取中國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間，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幾次遣唐使船，隨行的有許多留學生和求法其中吉備真備和阿倍仲麻呂是日本留學生最傑出的代表。吉備真備在唐留學17年，回國後在太學教授中國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阿倍仲麻呂19歲入唐留學，改名晁衡，畢生致力於研究中國文化，73歲歿於中國。他精通漢學，尤其擅長詩文，與大詩人李白、王維、儲光羲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呂回國，訛傳他在途中遇難。李白聞之，悲痛不已，作詩哭悼：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詩中李白將阿倍仲麻呂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間頓失光明，天地無輝，人哭天愁，風慟雲哀。可見阿倍仲麻呂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與日本大批留學生來中國的同時，也有不少中國學者、高僧到日本去傳播中國文化，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貢獻。8世紀中葉，年逾花甲、雙目失明的中國高僧鑑真和他的弟子，經過許多周折，歷盡艱辛，東渡日本。他不僅帶去了佛教各宗經典和漢學文化知識，還創立律宗佛教，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日本人民對鑑真的貢獻給與極高的評價：“禪光耀百倍，戒月照千鄉”。

古代日本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漢字作音符來書寫日本語言，著名的《萬葉集》就是用這種方法寫成的，因而成為“萬葉假名”。用漢字作音符，書寫很不方便。8世紀，留學生吉備真備利用漢字偏旁創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從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後來，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漢字行書體創造日本行書假名－－平假名。

奈良時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體制創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國律令、經學、音韻、文學、書法和算術等科目。由於有了文字和學校，為文化的普及和繁榮奠定了基礎。因而出現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16世紀以後，由於城市發展和大名領國獨立性的加強，文化的世俗性和民眾性日益濃厚。這個時期的文藝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華的排場外，主要特點是反映新興市民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氣息。出現了生動活潑的歌舞劇、詩歌以及風俗畫等，如連歌、茶道、水墨畫等的興起。佛教傳入日本最晚不遲於6世紀初，佛教的因果報應，主張忍耐、順從、寡慾、善行，是一種文化體，具有豐富而高度的文化內涵，因而佛教傳到日本後就受統治階級的青睞和扶持，迅速發展起來。聖德太子攝政時期(593—621年)積極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中，號召“篤敬三寶”(三寶：佛、法、僧)並在全國興建寺院，佛教日益發展。但這個時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貴族等上層社會流傳，屬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後，律令制國家全力吸收中國文化，在歷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學問僧隨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隨行學問僧多達20餘人，創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師(空海)和創建天台宗(法華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隨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為了更好地扶持和獎勵佛教，天皇政府將佛教納入國家事務之中，設立專門的佛教統制機構，任命僧侶首領，規定寺院制度，佛教成為官方宗教。此後，佛教在政府扶持下，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起來。在平城京(奈良建有東大寺，地方各國建有國分寺，此外還有法華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許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權國家解體以後，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戰頻仍，社會動亂，民眾渴望在佛教中尋求精神寄託，於是一些理論通俗、方法簡捷、更容易被民眾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華宗、禪宗和淨土宗等廣泛流傳起來。中國禪宗佛教由於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禪宗宣揚“心是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主張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頓悟”成佛。因此，禪宗傳入後得到迅速發展，成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別。

中國佛教傳入日本以後，經過長期發展，到鎌倉時期脱離了大陸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調，對日本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佛教傳入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從原始宗教發展而來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靈崇拜和祖先崇拜為主要內容。儒學和佛教傳入日本後，吸收了儒學的論理道德觀念和佛教的某些教義，逐漸形成一種多神信仰的宗教體系，號稱有八百萬神和一千五百萬神。特別崇拜作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並據“神敕”實行世襲統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屬下的諸神，即為“天生民族”，故稱日本為“神國”。祭祀場所稱“神社”或“神宮”，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勢神宮。神社和寺院一樣佔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權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許多原始宗教殘餘，且沒有系統的經典和完備的宗教組織，素質低下，因此無力與佛教競爭，長期出於依附的地位。根據“佛主神從”理論，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釋為佛或菩薩的化身，作為佛教的保護神，真言宗把伊勢神宮所奉的天照大神和豐受大神説成是大日如來的化身。

江户幕府時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擺脱附屬地位而獨立發展起來。神道教吸收中國理學某些學説，強調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為統治思想的國家次序。明治維新後，為鞏固皇權，以神社和神道作為國家神道，提倡“神皇一體”、“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發展，成為天皇統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3] 

8世紀初，日本先後編成兩部歷史鉅著，一為《古事記》，一為《日本書紀》。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體為主，雜有漢文，其中歌謠和專有名詞是用萬葉假名寫成的；後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統天皇，採用中國正史體裁，用漢文寫成，這是日本最古的兩部史書。到平安時代（794－1185年），又先後編成《續日本書籍》、《日本後記》、《文德實錄》和《三代實錄》等史書，合稱《六國史》。此外，還有一些地方誌，如《出雲風土記》、《播磨風土記》等。

文學作品著名的有《懷風藻》和《萬葉集》，前者為漢詩集，是貴族的文學作品，受六朝風格影響較強；後者是日本詩歌（和歌）全書20卷。8世紀中葉，由著名大詩人大伴家持（718？－785年）編修。直到11世紀才形成的體裁。

《萬葉集》的作者包括各階層的人，有貴族、僧侶、農民、士兵和婦女。反映了各階層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平安時代（794－1185年），日本文化逐漸擺脱對中國文化的簡單模仿，由所謂“唐風文化”轉化為具有日本特點的所謂“國風文化”。這個時代的文化作品體裁豐富多樣，有和歌、物語、日記、隨筆等等。《古今和歌集》全書20卷，共收集和歌1100首，文筆細膩、技巧純熟、文字優美。

鎌倉以後，武士成為社會棟樑，日本文化以反映新興武土階級的思想和生活為主，提倡武士美德，忠君守義，重名輕死。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有《新古今和歌集》、《保元物語》和《平家物語》等。歷史著作有鎌倉幕府的行政記錄《吾妻鏡》。

無論日本和中國在歷史上文化交流是多麼頻繁，相互影響是多麼深遠，從古，日本文化的發展還是有它的許多特點，有許多既不同於中國，又不同於西方的發展規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看起來是很矛盾對立的現象，可是又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東亞文化，這種情況可以説是舉世罕見的。所以美國哲學家穆爾認為，日本文化是“所有偉大的傳統中最神秘的，最離奇的”。

這種矛盾與統一首先表現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獨立性方面。

從歷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時間裏，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國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權崩潰、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進入了“文明開化”時期。在這個時期，日本按照11個世紀前全盤接受中國文化的方法引進西方的文明，並取得了巨大的效果，為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奠定了基礎。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都要受許多因素的影響，該國的和外國的歷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對日本文化起過作用，日本在變化，但是卻從未真正脱離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這種情況可以從日本社會的許多現象看出來。電視、空調、汽車、電腦、出國度假等已深深地滲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變得無可辨認了。儘管如此，在現代化的帷幕背後仍舊保留了許多屬於日本本土文化的東西，從深層分析看，日本仍是一個傳統的國家。例如，他們愛吃生冷的食物，比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顏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勢力、家族意識和集團意識很強；民間信仰和巫術特盛；

女子對男子的温順和依賴；想發財，能發財，但發了財以後又不知所措；等等。

這種矛盾與統一又表現在文化的輸入與輸出方面。

日本是個十分重視也十分善於吸收和輸入他國文化的民族，從7世紀的“大化革新”大規模地輸入大唐文化，到19世紀的“明治維新”大規模地吸收與輸入西方文化，都對日本的發展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相比較而言，中國在歷史上就不太善於吸收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文化，歷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種優勢，但是如果只注意輸出而不重視輸入，不重視從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營養、不斷地發展自己，那麼這種優勢也會走向反面。

隨着日本經濟的高度增長，日本向外推銷自己文化的意識越來越強烈，而且提出了戰略性的口號，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説的“國際化”。在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據90年代的一份統計資料説，由日本官方機構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項目，諸如邀請或派遣學者、留學生，開展大型文化活動等等，每年的經費預算為10億日元。日本外務省所屬的國際交流基金，鼓勵、資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關的項目，例如國外的日語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學著作的研究、翻譯和出版，或與此相關的文化活動。政府的這種大投入推銷該國文化的舉措收效顯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譽世界，日本的文學作品之所以有眾多語種質量較好的譯本，和這些舉措是有密切關係的。

還有一個矛盾統一的方面是日本舊時的官方文化和民間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論政府如何強調外來文化，可是民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時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時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漢語寫作，但是婦女不這樣，結果她們成為日本本土文學的先驅。

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人們可以在政府准許、控制的許多地區的界線內隨心所欲。在那裏，男扮女裝的演員、男性賣淫者、妓女、木版畫家都能取悦於神。江户時代的城市民間文化，尤其在比較繁榮的17世紀，和這個狹小的享樂世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作家、音樂家、演員、畫家都出入於或活躍於這個受官方蔑視、可是卻深為平民所喜愛的“淫蕩世界”。暴烈的娛樂和荒誕的色情在官方的嚴格控制下仍舊成為人們發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論時代如何變遷，這類文化的根本性變化很小，對這個現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最後，這種矛盾統一又表現在對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應該認為，總的説來，日本民族是一個文雅的民族。 ^[4]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輕柔、温順、禮貌而且温和”，他們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乾巴巴的、生硬的理論思想”來表達他們自己的。和大多數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約束。例如，當兩個人爭論時，西方人往往生氣地説：“你難道不明白我説的意思嗎?”而如果是日本人，他會將怒火和不悦隱藏在禮貌的面具之下，説道：“你難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嗎?”從總的看來，日本人比較寬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維持表面的和諧，衝突總是被一層温和的、禮貌的面紗所掩蓋。

這種文化現象當然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現在男女的性問題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過程中，即使是嫖妓，人們也講究規矩，講究禮貌，把最粗鄙的性動作用一層文雅的外衣遮蓋起來，否則怕被別人看不起，而絕大多數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這方面，似乎和中國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儉、讓”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視把這種態度形成一種外在的禮節，而且還存在形成鮮明對比的粗獷、暴烈的一面。

特色地域 ——今日的電器街秋葉原。秋葉原是日本有名的電器街。今日的秋葉原除了家電及數碼產品的銷售之外，商務、餐飲等功能也漸漸完善。

秋葉原的前身，是一些聚集在秋葉原車站高架橋下出售電子器件和家電的散商鋪。隨着電子科技的進步，秋葉原也漸漸轉向電腦、手機、因特網相關產品為銷售主體。80年代到90年代間，電子產品帶動了日本動漫遊戲產業的進步，越來越多的遊戲動漫周邊店進駐秋葉原。

特色地域——女僕咖啡店，宅男的另一個“家”。中古歐洲的女傭服，配上進門時的“歡迎回家主人”這就是就有日本特色的女僕咖啡店。

與傳統的咖啡店不同的是，很多客人來這裏，不是喝咖啡的。而是來看女僕的。由於日本動漫的宣傳，使得無數宅男對“女僕”這一職業產生了無數遐想。單純的二次元卡通形象，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一句話“我們要看真人！”於是女僕咖啡店就這樣誕生了。在秋葉原大概有30多家類似這樣的店鋪。比如很有人氣的“MIA”。他們發明了一個卡片遊戲來讓客人多點飲料（客人點一次飲料便可以進行一次遊戲，必須在遊戲中獲勝才可以和女僕拍照），這種遊戲的形式讓顧客感到很愉悦有感興趣，還可以增加店鋪的營業收入。

地域特色——世界最高的自立式鐵塔。東京塔。東京塔誕生以前，世界上第一高塔是埃菲爾鐵塔，但東京鐵塔超過它13米，高達333米。該塔肩負着7個電視台、21個電視中轉站及廣播台的無線電發射任務。他的下部為鐵塔大樓，一樓為休息廳，二樓是商場，三樓是規模居遠東第一的蠟像館，四樓則是近代科學館和電視攝影棚。

温泉之旅(12張)

塔在150米處設有大瞭望台，249.9米處設有特別瞭望台，在這裏可以俯視全市的風景。在夏季，東京鐵塔最晚開放到八點。站在鐵塔上，眺望遠處的點點燈光點綴着這個繁華的都市，又是另一番風情。

地域特色——地震帶來的“美妙的副產品”温泉。日本坐落在太平洋板塊與亞歐板塊的交界處，這個地質環境使它成為環太平洋地震帶地殼運動最為頻繁的地方，也使其境內火山密佈，地形崎嶇。地殼的碰撞給日本帶來傷害之餘。也帶來了美妙的“副產品”，那就是温泉。

日本利用温泉的歷史悠久，漸漸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化。

多少世紀以來，日本的傳統樂器用獨特的旋律表現着日本風土人情以及日本人心靈世界。從有着千年歷史的管樂器，到18世紀傳來日本的絃樂器……，它們伴着日本傳統演藝的傳承而發展成為日本獨特的音韻表現形式。日本的傳統音樂分類很細，有50個，也有説有80個不同類型。其中純粹由樂器演奏的種類是極小部分，絕大多數都是歌唱與樂奏的組合。歌唱大部分都是單旋律（獨唱或齊唱），伴奏大部分都只有一種樂器。

日本傳統音樂根據歌唱的發聲法、樂器以及它們的音色是否相同為基準而分門別類。例如「義太夫曲」、「常盤津曲」、「三絃曲」（即長歌）等，它們都是歌唱與三絃琴伴奏的組合，如果在唱聲或樂器兩方面，即使只有一方面音色不同，則就被認為是不同類型的音樂。每個類型都有其規定的唱聲和樂器的音色。與世界其它國家一樣，日本的樂器也可以大致分為彈奏樂器、吹奏樂器和打擊樂器三類。

傳統樂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作為弦彈奏樂器之一的三絃琴了。三絃琴使用琴撥彈撥三根琴絃進行樂奏，它用於歌舞伎、文樂以及其它各種演藝。琴長約100公分。

據傳，古代中國的三絃樂器經由琉球（沖繩）傳來日本，這就是日本的三絃琴。三絃琴琴長約80公分由兩部分構成，即共鳴箱（獸皮蒙在木框架上做成）和帶有三根弦的琴桿。

彈奏時用琴撥彈撥琴絃發出音聲。用琴撥從上向下彈撥時，琴撥在撥動琴絃的同時敲擊鳴箱的蒙皮，發出類似擊鼓的音聲。而用琴撥從下往上抄撥時，便會產生琴絃自身的纖柔音聲。此外，用左手指來彈撥琴絃，便出現更為鮮亮的音色。可以説，三絃琴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能使各類音色的聲響交縱匯合成一種美妙之樂。

三絃琴有着近20個種類，根據聲音的高低以及音色的不同來分類並加以使用。三絃琴的長度都是一樣的，但琴絃、琴桿和琴撥等的差異甚至會在音域上產生八度音程的差異。當需要用較強的聲音來進行音樂表現的時候，就要使用粗弦的三絃琴和較厚的琴撥，較柔的歌曲時，則需要三絃琴以能奏出纖細音色的琴絃為其伴奏。不同的音樂場合需要不同音色的三絃琴，例如歌舞伎有歌舞伎的三絃琴，小曲有小曲的三絃琴，演奏者根據藝術表現的要求使用相應的三絃琴。同樣，其它各種各樣的日本傳統樂器也是以種種細微的調節來實現所需的音色表現。諸多的音樂實踐使日本傳統音樂的音色越來越豐富，並不斷向多樣化的方向發展，從而形成了日本獨特的音韻表現形式。

神樂笛、龍笛、高麗笛

雅樂中的三種竹製橫笛，表面和內部都塗漆。神樂笛長約45公分，龍笛長約40公分，高麗笛長約36公分。

海螺

將螺貝殼的尖端切去並做一吹口，吹口上大多帶有吹嘴。這一樂器主要用於宗教儀式的樂奏。其尺寸大小各異，從20公分至50公分不等。

雅樂中使用的雙簧片豎笛，用竹子做成，表面和內部都塗有漆，長度約為18公分。

流傳於北海道阿伊努民族的口琴，用線扯動竹製的薄板片而發出音聲，並利用口腔使之產生共鳴。

沖繩鼓

沖繩地方各島嶼的民間演藝中使用的鼓，鼓皮上穿有繩帶，用以調節繃緊度。沖繩鼓直徑約為23公分。

雅樂中使用的鼓，直徑約210公分，帶有火焰狀的圖案裝飾。

小鼓是日本典型的打擊樂器之一。在日本，多數的鼓是用兩根鼓槌捶擊鼓皮進行演奏的，但是，小鼓是用手指捶擊鼓皮，為了確保微妙的音色，演奏者需要在演奏中根據鼓聲來對鼓皮繫帶的繃緊度進行調節，或是朝鼓皮上哈氣以保持鼓皮的潮濕度。用繩帶等將兩塊鼓皮連接起來做成的鼓。鼓手左手扶住擱在右肩上的小鼓，並用右手擊鼓。在演奏中也可以用繩帶來調節鼓皮的繃緊度，使鼓聲出現高低強弱的變化。直徑約為20公分的小鼓除了用於「能」、歌舞伎外，還用於其它各種傳統演藝。

薄拍板

用線繩將數十塊薄木片綴在一起而做成的打擊樂器，雙手握住兩端（與肩寬同樣幅度），然後向內側彎攏合擊木片以發出音聲。多用於民俗演藝。

日本的陶瓷器皿歷史久遠，陶瓷繪畫色彩絢麗、構思大膽，設計新穎，給人一種全新的感覺。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聞名於世。

大約在一萬年前，日本就開始製作土器了，根據時代和式樣的不同，起名為繩文土器、彌生土器。其中繩文土器是低温下燒製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彌生土器則是在高温下燒製的較薄的紅褐色的 硬土器。陶器的產生則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一般認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時代，模仿中國的唐三彩制 造的，採用了稱為“奈良三彩”的白、綠、茶色的釉彩。

奈良三彩以後，日本大約近500年沒有再 製造陶器。這期間日本全國製造的是被稱為須惠器的、堅硬、燒透的灰黑色土器，但這種土器到了 平安時代末期幾乎也消失了。

真正燒製陶器是在鎌倉時代，瀨户一個叫藤四郎的人從中國引入了技術，製造水壺、香爐、佛具等。以後直到室町時代，除了瀨户以外，信樂、常滑、丹波、備前、越前等地也能製造陶器了，被稱作 日本的六大古窯。再後來1616年，朝鮮的李參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燒製了瓷器，日本的陶瓷製作就此開始了。接着有各種燒器產生，其中伊萬里瓷器在歐洲也享有盛譽。

在京都製造的陶瓷器總稱為京燒，又叫清水燒。京燒質地細膩，色彩和諧。盤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工藝瓷器都是很好的旅遊紀念品。

江户時代初期（1616年），朝鮮的李參平在佐賀縣的有田陶土礦成功地燒製瓷器，便生產日本的瓷器。這種日瓷立即受到歡迎，人們把這種陶器就叫有田燒。

九穀燒的繪畫色彩絢麗、構思大膽，設計新穎，給人一種全新的感覺。據説九穀燒的窯在1700年左右被封鎖過，在江户時代後期再次復興。所以復興前的陶器叫古九穀燒。

（しがらきやき）

以燒茶器為主的樂燒在京都也發展起來了，本阿彌光悦製成了品味極高的茶碗。光悦被譽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藝，在繪畫、書法、陶藝、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在寬永時期（1624年——1644年）結束時，酒井田柿右衞門成功地製成了第一件塗釉瓷器，完成了赤繪燒。之後肥前地區的瓷窯迅速發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為 伊萬里瓷器。這種瓷器不僅在日該國內大受歡迎，而且在歐洲也享有盛譽。

進入江户時代，美濃燒作為平民的日常餐具廣為需要，成為國內有數的陶瓷器生產地。日本岐阜縣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濃燒陶瓷製作歷史。瑞浪市的陶瓷製作藝人們採用多種工藝和精細無機無毒釉彩，燒製窯温達到了1240-1260℃，而非通常的700-800℃，坯體所含金屬經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屬含量遠低於日該國家標準（鉛2.5mg/L，鎘0.25mg/L）和中國國家標準GB 13121-91（鉛7mg/L，鎘0.5mg/L），生產出的陶瓷製品符合人們對綠色環保產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歐美市場倍受青睞。我們平時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約50%以上實際上是美濃燒。

日本著名瓷器美濃燒，各色圖按搭配，並配有精緻木盒，不僅做為餐具十分實用，還具有收藏價值。

沖繩所在的琉球羣島一向以玻琉製品而著稱。二戰後，人們從戰爭的廢墟中揀出了玻璃碎片，以此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製品。它們大多具有鮮豔的色彩，十分搶眼。，沖繩的玻璃器皿的製造沿用的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當出名。

日本的器皿向來以圖案獨特、做工精巧而聞名，“碧多蘿”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時代起它就是長崎獨有的土特產品。“碧多蘿”源於葡萄牙語“VIDRO”。這種器皿極為昂貴，色彩獨特，充滿了異國情調。

日本情況則不同。他們的生活文化自唐以來，即奈良時代開始，一直沒有大的改變。雖然日本是經濟強國，現代化的生活水準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為日常生活用品的習慣並無多大變化，而且還特別珍惜和保護傳統漆器在現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禮品展銷會及各大商場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種齊全、檔次各異。每種器皿的用途分工細緻明確，不僅有專門用來喝湯、盛蔬菜、裝飯、放生魚片的用具，在各種節日中還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習俗和食物。比如端午節，就要用一套專門吃粽子的餐具。據介紹，日本平均每個家庭使用的僅僅是漆器托盤就不少於10個，再加上各種漆碗、漆杯、漆盤等，每個家庭使用的漆器數量是非常可觀的。特別是漆碗，在人們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廣，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館、飯店也很普及。據説一年銷售量達一千萬件以上。此外，社會交際，婚喪嫁娶，紅白喜事，日本民眾都有選擇漆器作為禮品的習俗。

日本古代建築的發展，若以佛教建築傳入日本的飛鳥時代算起，亦已歷經了一千多年的歷程，其間的發展和演便充滿了生氣和特色，其中又被劃分為三個階段：

古代：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553~1183年）（還包括飛鳥時代以前的繩紋時代、彌生時代和古墳時代）。

中世紀：包括鎌倉時代和室町時代（1184~1572年）。

近世則為桃山時代和江户時代（1573~1867年）。

金閣寺(4張)

若以研究對象的類型來分，有寺院、神社、住宅、都市、城郭和茶室等等。

飛鳥時代（553~44年），是日本建築真正成體系發展的開始，這一時期的建築雖然現今已不存在，然所謂飛鳥樣式的建築卻有留存，即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築——法隆寺。

關於飛鳥時代建築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戰後寺院遺址的發掘頗盛，通過遺址發掘的考古研究，獲得了一批珍貴可靠的實證材料。

平安時代是日本建築史上最具特色的時期之一，在 8世紀後期至12世紀的四個世紀中，日本建築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重要的演變時期。簡而言之，即唐風向和風的演變，或説唐代建築的日本化。在內容上，佛教建築仍為主流。受唐文化的影響，密教與淨土教盛行。故日本平安時代建築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密教與淨士教建築的研究為中心的。

天守閣(4張)

日本的密教有天台宗與真言宗，二宗的大本山比睿山延歷寺和高野山金剛峯寺，則自然是密教寺院建築研究的重點。此外東寺、醍醐寺、室生寺、當麻寺等也都是密教的重要根據地。

奈良時代（645~80）是日本古典建築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佛教寺院建築尤其興盛，其建築奠定了日本所謂和式建築體系的基礎，並且這一時期的寺院木構建築擁有相當數量留存。著名的代表有東大寺、西大寺、藥師寺、元興寺、興福寺、大安寺及唐招提寺。

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建築的形式亦不例外，尤其是中世紀的日本建築。其可分為三大樣式，即和式建築、唐式建築、及天竺式建築。而其中所謂的唐式建築即是源於中國宋元一帶的建築樣式。而宋元文化中又以禪宗對日本的中世文化影響最大故唐式建築又稱禪宗式建築。此時中國文化的傳入不但豐富了日本的宗教文化，更使日本的建築文化邁入一個新紀元。也使日本的各種藝術表現不論是建築，庭園，傳統茶道，甚至是能劇的表現都充斥着高度禪意，創造了一個寂靜且充滿冥想的空間，使人心更加的清澈，單純。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飯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將日常生活與宗教、哲學、倫理和美學聯繫起來，成為一門綜合性的文化藝術活動。它不僅僅是物質享受，主要是通過茶會和學習茶禮來達到陶冶性情、培養人的審美觀和道德觀念的目的。

傳統的日本建築師強調整體的生態設計，他們以敏鋭的感官去探究空間的深層本質，進而轉換成建築空間的元素，以塌塌米、竹、石、紙、木等，簡單的構成要素，形塑"空、間、寂"的獨特的日本美學。

具體説明

一般建築物的正式進出口被稱為「玄關」。在訪問傳統民宅時，客人先在稍帶莊嚴感的「玄關」前止步並告知來意，然後拉開拉門，進入被稱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對平地的小房間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後，客人這時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階的板地（日語稱「式台」），並被帶引進入裏面的房間。

「玄關」是區隔內部與外部的空間，同時，對於習慣於進門脱鞋的日本人來説，這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空間。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關」，雖然那已是一種簡化了的「玄關」。

「玄關」原是佛教用語，指的是禪宗寺廟的入口處，但是，據説這一詞又有嚴格的禪道入門的含義，修行的僧侶們非常注重「玄關」，將其視作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紀左右，武士們開始在宅邸的進門處建造了一個帶有「式台」的空間，並將其稱為「玄關」。後來，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開始建造「玄關」，漸漸地，「玄關」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

在現代，「玄關」被認為是家居中格調最高的「神聖場所」。作為區分「家內」與「家外」的界地，「玄關」可以説是每個家庭的「臉面」，因此，人們多用花或其它飾物來裝點「玄關」。由於這是一個重要的空間，所以，規矩也較多。

例如，在訪問他人家庭的時候，須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後再進入「玄關」；參加葬禮回來，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潔身的鹽，拂去污穢後再進入「玄關」；脱鞋也講究禮節和規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對齊並朝向門口，同時，鞋子須擺放在稍微靠近邊上，不能放在中央。

有80年曆史的民宅的「玄關」。近些年，這種舊式的「玄關」已經幾乎看不到了。

來訪者在「三和土」

(1)等候主人。當主人來到「玄關」內側的被稱為「寄付」。

(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

(3)進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處放置屏風。

(4)的房間迎客時，來訪者在「脱鞋石」。

日本為什麼稱為“櫻花之國 ”? 櫻花原始物種起源於喜馬拉雅地區，栽培品種卻起源於日本 ^[5]  ，日本的櫻花有幾百個品種，一般分為染井吉野（淡紅白色）、山櫻（淡紅白色）、大島櫻（白色）、江户彼岸櫻（白色或紅紫色）、枝垂櫻（紅色）等。受氣温的影響，櫻花由温暖的日本列島南端向北方沿着緯度依次開放，因此形成一條由南向北推進的“櫻前線”。日本有句俗語叫“櫻花七日”，就是説一朵櫻花從開放到凋謝大約為七天，整棵櫻樹從開花到全謝大約半月左右。

在日本，櫻花被視為吉祥之物。在傳統的婚禮等喜慶場合，經常要飲用一種在鹽浸的櫻花瓣里加入開水的櫻花湯，便是取櫻花的吉利之義。櫻花盛開的四月，也正是入學、就職的時節，是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因此櫻花又代表了充滿光明與希望的未來形象。除此之外，在日本到處都是用櫻花命名的街道、車站、市鎮、商標、飯菜、茶點、湯飲。文學家寫詠櫻詩，畫家繪櫻花圖，音樂家譜贊櫻曲，銀行印出櫻花圖案的鈔票，工場製出櫻花工藝品，電視台以櫻花為背景作節目，還特別辦了報告櫻花開放動態的專欄……櫻花的魅力和影響力滲透到了日本人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因此，日本也稱為“櫻花之國”。

在日本，櫻花盛開的季節，到處都能夠看到一邊賞花一邊舉行宴會的情景。

日本園林一般可分為枯山水、池泉園、築山庭、平庭、茶庭、露地、迴游式、觀賞式、坐觀式、舟遊式以及它們的組合等。

日本的自然山水園，具有清幽恬靜，凝練素雅的整體風格，尤其是日本的“茶庭”，“飛石以步幅而點，茶室據荒原野處。松風笑看落葉無數，茶客有無道緣未知。蹲踞以洗心，守關以坐忘。禪茶同趣，天人合一。”小巧精緻，清雅素潔；不用花卉點綴，不用濃豔色彩，一概運用統一的綠色系。為了體現茶道中所講究的“和、寂、清、靜”和日本茶道歌道美學中所追求的“佗”美和“寂”美，在相當有限的空間內，表現出深山幽谷之境，給人以寂靜空靈之感。空間上，對園內的植物進行復雜多樣的修整，使植物自然生動，枝葉舒展，體現出天然本性。 ^[6] 

正倉開運貓是日本貓文化的一種，和招財貓一樣都能代表好運、招財等美好的含義，是招財貓最早的形態。不過招財貓只是代表招財，而正倉開運貓則代表開運、守運、招運和轉運等含義。

一開始日本是沒有貓的，唐朝的時候，高僧鑑真接受日本使團的邀請遠渡東洋，去到日本傳授佛學文化，水路漫長，為了防止寶貴的佛經免受使船上老鼠的啃噬，鑑真和尚便攜帶了一批“唐貓”上船擔任守護經書的重責。平安抵達日本之後，“唐貓”和經卷一起養在了東大寺的正倉院，日日接受佛法的薰陶。後鑑真和尚傳授的佛法和帶去的佛經為日本佛教文化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很受日本人的尊敬。相傳，日本人相信萬物皆有靈性，因此守護佛經、日日陪伴鑑真和尚的“唐貓”便慢慢被日本民眾賦予了靈化的形象，他們相信“靈貓”擁有守護、保護的能力，能給人帶來好運，這便是正倉開運貓和招財貓最早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