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治疆歷史

1755年，清軍平定準噶爾，三年後又消滅阿睦爾撒納勢力，西域底定。

1759年，清朝平定回部的大小和卓之亂，採用伯克制和軍府制，開始統治南疆。其後大和卓之孫和卓玉素普、張格爾等數次回國叛亂。回部之前在準噶爾暴力統治之下。而準噶爾部的滅亡也導致新疆及中亞部分（吉爾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部分，哈薩克斯坦東部）完全伊斯蘭化。之前此區域統治民族準噶爾部蒙古全民信奉藏傳佛教。1762年，清朝在伊犁設立伊犁將軍，統一行使對天山南北各地的軍政管轄。

1826年大和卓之孫張格爾依附英國叛亂，後被擒至北京處死。

和卓家族源於中亞的伊斯蘭教蘇菲派領袖瑪哈圖木·阿雜木（艾哈邁德·卡薩尼）。瑪哈圖木·阿雜木的後裔號稱“和卓”，於明代末年遷入葉爾羌（今新疆莎車）、喀什噶爾（今喀什市）等地，分為黑山派和白山派。清乾隆年間，白山派和卓波羅尼都、霍集佔兄弟擁兵反叛，史稱“大小和卓之亂”，被清軍平定。此後，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流亡於布哈爾、浩罕一帶，生有三子：和卓玉素普、張格爾、巴布頂。浩罕伯克認為和卓後裔奇貨可居，將其視為入侵中國新疆的工具。

道光初年，張格爾、玉素普和卓在浩罕的支持下先後進入新疆西部作亂，皆被清兵平定。浩罕則通過入侵戰爭掠奪了大量財富，並逐步攫取在新疆西部的貿易特權。平定張格爾之亂後，欽差大臣、直隸總督那彥成嚴禁與浩罕通商，使浩罕經濟遭受重創。道光十一年（1831年），浩罕遣使議和，並重新開始進貢。清廷為了換取邊境的安寧，於次年准許重開貿易。此後的十幾年間，雖然軍事行動暫時收斂，但浩罕利用其庇護的和卓後裔侵略新疆的政策並未改變。居住在浩罕的和卓子嗣也長大成人。

玉素普、張格爾、巴布頂兄弟的子孫很多，幾乎全部住在浩罕。邁買的明、克齊克罕（名阿布都拉）是和卓玉素普之子，邁買的明在同輩人中最年長，因此被稱為“卡塔條勒”，意為“大頭領”。倭裏罕是巴布頂之子。塔瓦克爾、薩比爾罕、阿克恰於、伊善罕四人的譜系不明，均為和卓玉素普的侄輩。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胡雅達爾即任浩罕汗，重新開始糾集和卓後裔及中國境外的柯爾克孜人侵擾新疆。

從1862年至1877年在中國爆發了西北迴民起義。西北迴民起義的規模很大，遍及陝西、甘肅以及新疆等地。1862年，太平軍和捻軍進入陝西，關中各地回民紛紛響應，短時間形成了十八大營，轉戰陝甘，最後於1877年失敗。 ^[5] 

19世紀中葉，俄國威脅清朝的整個北部邊境。1864年的塔城條約將新疆西北部巴爾喀什湖以南大片土地割讓給俄國，這些土地現在分別屬於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1871年，俄國侵佔包括伊犁城（伊寧市）在內的伊犁河谷，當時清朝在新疆只剩下塔城、哈密等少數據點。

1875年，清朝陝甘總督左宗棠就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事務。到1877年底，清軍陸續收復了中亞浩罕汗國阿古柏侵佔了多年的天山南北，史稱“清軍收復新疆之戰”。1881年，清政府收復被沙俄佔領長達11年之久的伊犁地區。1884年（光緒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頒發上諭，任命劉錦棠為新疆巡撫，魏光燾為新疆布政使，標誌着新疆省的正式建立。新疆省，實行與中國本部18省一樣的行政制度，由巡撫統管全疆各項軍政事務，新疆政治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烏魯木齊）。 ^[2] 

清朝時期對新疆的經略治理，其規模和深度皆遠勝於此前中原歷代中央王朝，新疆經濟社會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進步。

（1）屯田戍邊，屯墾事業規模空前。清朝在新疆屯田始於清康熙、雍正年間，起初是以籌集軍糧為主旨的兵屯，至新疆統一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形成包括兵屯、回屯、民屯、旗屯、犯屯等多種屯墾形式的農業開發事業，屯田範圍和規模也比從前有很大拓展，不僅推動了新疆農業經濟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還為新疆近代乃至現代農業的發展準備了條件，而且鞏固了清朝對天山南北各地的統治。 ^[3] 

（2）新疆的移民及人口增長。由於平定準噶爾叛亂的戰爭及新疆統一後社會相對安定，內地居民大批入疆，這中間有派遣鎮戍邊疆的軍人，也有由政府招募移民實邊的普通百姓。大批滿族、漢族、蒙古族、錫伯族、索倫（達斡爾族）伴隨着清朝平叛的軍事行動進入新疆，新疆的民族成分與分佈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據統計，這一時期新疆人口的發展速度和增長率均高於同期全國平均水平。清朝新疆移民及人口的增長有益於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 ^[3] 

（3）新疆的商業貿易有一定發展。新疆統一後，天山南北官方及民間商業都很活躍。一方面表現在官營商鋪的設立，進入新疆的俄羅斯族和烏孜別克族多為從事經營的商人；另一方面，體現在清政府對於商品貿易的有效管理，特別是對對外貿易所進行的嚴格控制。新疆的財政管理以及税收制度逐步建立，鑄造局統一幣制，逐漸同中原內地接軌。 ^[3] 

（4）興辦各種文化教育事業。清朝在新疆各地興辦義塾，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仿內地建置，建學宮，設訓導，行科舉。到光緒末年，實行“新政”，廢科舉，興學堂，烏魯木齊、伊犁等地出現首批新興學堂，一些青年甚至被選派出國留學。 ^[3] 

清代新疆屯墾與國家安全 ^[4] 

早在三國時期，曹操就説道：“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此可見，古人對於新疆屯墾與國家安全的關係早有認識。清代近300年的歷史，是世界急劇變革和動盪的時期。資本主義對外擴張，在世界各地進行殖民活動，帝國主義在爭奪世界霸權的過程中，新疆曾一再遭遇列強覬覦入侵、內部動亂及民族紛爭的危局。不過，由於清朝在新疆廣泛實施屯墾成效顯著，基本成功抵禦了外族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抑了內部動亂及分裂活動。

巴里坤屯田幫助清朝統一新疆

清朝在統一中原、平定“三藩”和收復台灣後，把統一新疆提上日程。而在統一過程中，尤其是與噶爾丹勢力的戰爭中，清朝逐漸認識到後勤補給的重要性和艱鉅性。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分兵三路進擊噶爾丹部，深入漠北3000餘里，終於在昭莫多大敗噶爾丹。追擊噶爾丹的三路大軍，僅用於運送糧草的大車就有7000多輛，每輛車用四匹騾馬拉拽，使用畜力達3萬匹，運糧隊員1萬多人，整個運送糧草的隊伍浩浩蕩蕩達50餘里。清朝最終消除準部勢力，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後達68年之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糧草補給問題。

為了統一天山南北，徹底解除噶爾丹的威脅，清朝開始在巴里坤屯田。巴里坤，水草豐美，地處天山東部的哈密北部，是進出新疆的門户，早在唐朝就已成為屯田重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清軍進駐巴里坤後，將軍席柱向康熙奏報：兵丁米糧不能接濟，部隊面臨着斷炊的危險。於是，康熙發佈詔敕命令，先讓500名綠營兵在巴里坤專事耕種，給予口糧、耕牛、種子，並指派專人負責屯田事務。此後，清朝不斷加強巴里坤的屯田力量，共立二十三營屯田兵，形成了周圍二百餘里的屯田區。至雍正元年（1723年），巴里坤收穫了青稞21060石有餘，解決了巴里坤大部分駐軍的糧食供應問題。在乾隆統一新疆前夕，巴里坤已經成為新疆屯田的示範區和糧食供給最重要的補給地，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屯田的官兵達到1000名，屯種田地18700畝，不僅大量種植青稞，而且開始種植小麥、豌豆等作物，生產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前線。巴里坤屯田，不僅穩定了清軍在新疆的邊防陣營，更為重要的是解決了他們的軍糧問題，為統一新疆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後方基地和後勤保障。此後，清朝又陸續在哈密、吐魯番地區屯田，這些屯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清軍長途運糧之累，最終使得清朝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準部勢力，統一了新疆。

屯田促進新疆民族融合與社會穩定

從巴里坤屯田開始，清朝揭開了新疆屯田的序幕。在屯田開發過程中，促進了民族融合與社會穩定。

曾經有人這樣評價：清代以來中國史上先後有三大長征奇蹟——錫伯族西遷、土爾扈特部東歸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這三大長征奇蹟中，清朝屯墾新疆時期就佔了兩個。土爾扈特部東歸自不待言，是清代乾隆時期民族迴歸與社會融合的代表，而錫伯族從東北橫跨近萬里到伊犁屯墾的事蹟更為可歌可泣。

錫 伯 族 ， 原 來 居 住 在 盛 京（今瀋陽）一帶，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清朝政府從盛京等地徵調錫伯族官兵1020人，攜帶在冊家眷共3275人到新疆伊犁屯墾戍邊。這批錫伯族民眾在滿族官員率領下，經過一年零五個月的艱苦跋涉，到達新疆伊犁地區進行屯墾。途中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700餘名，主要是後來追上的不願分離的親人和途中出生的350名嬰兒。據傳，當年乾隆皇帝曾親口許下“六十年回故鄉”的諾言，而今4個60年都已過去了，錫伯族仍然固守在第二個故鄉新疆伊犁。今天的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就是他們當年的駐地。

除 錫 伯 族 外 ， 清 朝 從 乾 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從甘肅的肅州、安西、高台、敦煌、張掖、武威、中衞等地向天山以北的烏魯木齊、烏壘、奇台、昌吉、奎屯、精河等地移民7586户，進行屯田。由清朝組織的新疆屯墾移民，不僅包括大量的八旗子弟移民、綠營兵、陝甘貧民，也包括新疆烏什、葉爾羌、和闐、吐魯番、哈密等地的維吾爾民眾，這些維吾爾民眾曾一度遷徙到伊犁等地進行屯田。不同民族的屯墾移民一起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共同生產生活，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一個多元、開放、穩定的社會共同體，對於新疆社會穩定有着重要作用。

新疆官吏治理與新疆省逐步建立

新疆管理無小事，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大亂。因此，清朝非常重視在新疆官吏的選拔使用。乾隆皇帝就有意識地把他認為可堪培養、可委大任的官員派往新疆，他認為：如果能在新疆“隨事盡心辦理”，必定是能成大器的人，“朕必加恩特擢”，從而讓在新疆的官員看得見前途與未來。因此，這些官員在新疆任職期間，大都兢兢業業，恪遵職守，為屯墾戍邊、維護地方穩定盡職盡責。乾隆一朝，很多督撫大學士都有在新疆任職的記錄，並且成績顯著。當然，對於不稱職的官員，哪怕是撒謊誣陷，也要撤職查辦。如，額敏和卓是乾隆皇帝非常欣賞的新疆地方官員，並委任其總理南疆事務。有一次，額敏和卓來京向乾隆報告説，喀什噶爾城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為人貪婪，常常以權謀私。乾隆馬上讓人調查此事，結果是噶岱默特不僅沒有以權謀私的事情，而且受人擁戴，這件事是額敏和卓有意陷害，以泄一己私憤。雖然額敏和卓在乾隆統一新疆過程中做出了突出貢獻，但是乾隆對額敏和卓仍予以免職處分，讓他回到吐魯番“安居靜養”。

新疆屯田管理不僅為清朝政府培養了大批重要幹部，而且還促進了新疆州縣制和新疆省的建立。清朝統一新疆後，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設立伊犁將軍府，在新疆實行以伊犁將軍為首的軍事統治。隨着屯墾尤其是民屯的開展，甘肅、陝西等地民眾不斷進入新疆，屯墾地域逐漸擴大至整個天山北路。為加強對這些屯墾區民眾的管理，清朝逐漸設立民治機構。從1773年起，清朝在巴里坤設鎮西府，烏魯木齊設迪化直隸州，其他地方分別設阜康、昌吉、綏來、宜禾、奇台等縣。左宗棠收復新疆後，大力推動新疆建立行省。1884年11月，新疆省正式建立，劉錦棠被任命為首任新疆巡撫，將迪化直隸州升為府，新疆軍政中心由伊犁移到迪化（今烏魯木齊），當時的新疆省下有道、府、州、縣諸級。新疆省的建立結束了歷代中央王朝在新疆長期實行的軍府體制，使新疆與內地行政建制一體，政令一致，有利於新疆社會穩定和邊疆安全。

清代後期，新疆的土地有失有得，或者是失而復得，但都與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關係。19世紀中期，以沙俄為首的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大肆侵略，大清帝國割地賠款，貝加爾湖、外興安嶺、庫頁島等地，以及西北的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盡入俄羅斯之手。這些被分割出去的地區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沒有進行屯田移民。就新疆而言，雖然清朝十分重視伊犁屯田，但也僅限於伊犁九城周圍、塔城一帶，而對於更為遙遠的巴爾喀什湖一帶，僅是羈縻而已。所以，當俄羅斯1862年在北京與清廷談判割地條約的時候，俄方堅持中俄西北的邊界以中國常駐卡倫為界，“所有卡倫之外盡作為應給之地”。所謂“卡倫”，就是清軍在邊界常設的哨所。清朝在巴爾喀什湖、齋桑湖、伊塞克湖等水草豐美之地，既沒有常設的駐軍更沒有進行移民屯田，因此，在沙俄武力威脅和政治訛詐下，清政府被迫簽定了喪權辱國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沙俄將中國西境的三個大湖——巴爾喀什湖、齋桑湖和伊塞克湖，連同周圍廣大地區共達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佔為己有。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左宗棠收復新疆。1865年中亞浩罕汗國軍事頭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1871年，俄國乘機出兵佔領新疆軍政中心伊犁地區。為收復新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根據新疆敵情及地理特點，制定了“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戰略方針，在戰爭中尤其注重解決戰爭後勤補給問題。因此，左宗棠一方面努力籌運糧餉，整頓軍隊，改善武器裝備，另一方面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穀。左宗棠在哈密的四個月時間裏，組織軍民大力改善天山的運輸通道，修築盤山路，並多方籌集糧秣，發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穀，減輕內地長途調運糧草的困難。在左宗棠的大力支持下，張曜在哈密屯田積糧成效顯著，1876年一年就收穫糧食5160餘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當時上海“泰來洋行”的德國技師福克，曾在哈密與左宗棠會面，在觀看了部隊軍容軍貌和後勤準備後感慨道：“清軍若與俄國交戰於伊犁，必獲全勝”。

左宗棠在逐漸收復新疆的過程中，屯墾開發活動也逐步恢復和發展起來。他設立善後局和分局，一方面招撫當地流散人員，給予土地耕種，另一方面招募內地人民，並收留清軍老弱士卒，鼓勵地方軍隊中有妻室者解甲歸田，從而使新疆一度中斷的屯墾又逐漸恢復起來。《阿古柏伯克傳》的作者包羅傑説：“中國收復新疆，毫無疑義，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出兵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光輝的成就。” 這個成就的取得，是與屯墾戍邊的傳統和實踐分不開的。

我國曆代中央王朝能夠長期維持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和治理絕非偶然，除了新疆與中原地區源遠流長的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繫，歷代中央王朝制定的政策和實施對新疆各族所具有的吸引力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國家統一乃新疆各族民心所向。歷代中央王朝對新疆的管轄和治理順應了我國統一發展的歷史趨勢。中國自秦漢以後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國，統一的歷史悠久綿長，積極追求統一、竭力維護統一是中華民族各民族的光榮傳統。無論西漢設立西域都護府還是唐朝平定叛亂，以及清朝統一新疆，中央政府維護新疆統一的軍政活動，都能得到新疆各族民眾的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期盼統一、追求統一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人心所向。統一的意識已成為我們偉大祖國2000多年曆史長河的強大精神力量。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