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衍

鄒衍，生卒年不詳，據推斷大約生於公元前324年， 死於公元前240年 ^[7]  ，活了70餘歲。著有《鄒子》一書。

鄒衍(3張)

提倡的主要學説是五行説、“五德終始説”和“大九州説”，又是稷下學宮著名學者，因他“盡言天事”，當時人們稱他“談天衍”，又稱鄒子。他活動的時代後於孟子，與公孫龍、魯仲連是同時代人。

齊宣王時，鄒衍就學於稷下學宮， ^[2]  對此，司馬遷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他説：“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斷行之。……鄒衍其言雖不 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人不察其大道，而學其小術，故封建迷信興，這不是鄒衍的錯誤。

“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史記·封禪書》）

齊宣王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君主，他不僅決心像齊桓公那樣稱霸諸侯，而且還要“王天下”，即統一中國。對此，孟子看得很清楚，説他有“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大欲”（《孟子·梁惠王》）。

齊閔王即位以後，國力強盛。“當是時，齊閔王強，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而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里。”（《史記·樂毅列傳》）在這種情況下，齊閔王的野心更大，不僅要稱王，還要稱帝。“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而鄒衍的一套學説，正是為新的統治設計的政治方案，因此他本人及其學説都受到了齊宣王和齊閔王的高度重視，“是以鄒子重於齊”（《史記·孟荀列傳》）。被賜為上大夫。“宣王喜文學遊説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齊閔王的帝制運動後來失敗了，迫於當時的形勢，他不得不接受蘇代的建議，去掉帝號，複稱王，然而他的野心卻有增無減，竟發展到要“為天子”的地步，變得越來越驕暴。

《鹽鐵論·論儒》中説：“及閔王奮二世之餘烈，……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

《史記·孟嘗君列傳》中也説：“齊閔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閔王亡在莒，遂死焉。”

恰在此時，燕昭王招賢納士，為郭隗修築宮殿以師禮待之，以此作為尊賢榜樣。一時間，各國人才爭相趨燕。在這種背景下，鄒衍離齊入燕，《説苑·君道》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並強齊。”

據載，鄒衍到燕國時，燕昭王親自抱着掃帚為他掃地，怕塵埃落到他身上。劉歆記載此事説：“《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彗”（《文選》卷四十阮籍《奏記》，卷四十五揚雄《設論》李善注引《七略》）。

王充在《論衡·別通》中亦説：“燕昭為鄶衍擁彗。”繼而拜鄒衍為師。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自注中説鄒衍為“燕昭王師”。

《史記·孟荀列傳》記載更 詳：“（鄒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鄒衍在燕主要從事的是發展生產的工作。

《藝文類聚·水部下·谷》載：“劉向《別錄》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轂。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而觳生，今名黍谷。”

王充在《論衡·寒温篇》中也説：“燕有寒谷，不生五般，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

公元前284 年，燕昭王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韓、趙、魏聯合伐齊。齊是鄒衍的家鄉，他雖然憎恨迫使他背井離鄉的統治者，但他始終不渝地愛戀着生他養他的那塊熱土。他沒有也不能參加這場戰爭。這很可能構成其後誣他下獄的一個口實。

燕昭王死後，由燕惠王繼位。惠王與昭王不同，對於先朝舊臣並不那麼信任，這時燕齊局勢逆轉，加之鄒衍又是齊人，故聽信讒言，把鄒衍逮捕下獄。

《後漢書·劉瑜傳》引《淮南子》説：“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為之下霜。”這是一起冤案，後 來終於得到昭雪。

這時，齊閔王已死，齊襄王早已繼位，稷下學宮又恢復了過去的繁榮局面。

身遭大變故的鄒衍，思鄉情湧，歸心似箭，他又回到自己的家鄉。其後他曾作為使者在趙國見到平原君，併為其絀善為堅白之辯的公孫龍。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説；“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鄒衍晚年似乎仕於燕王喜，在公元前251年至前250年的燕趙之戰後，其活動不見記載。或許在其前後去世了。

班固《漢書·藝文志》論述了陰陽家的來歷和社會地位：“陰陽家之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班固認為陰陽家來源於掌管天文曆法的官羲氏及和氏。既如此，天論與五行學説便是鄒衍學説的主要內容。

《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説：“鄒衍之所言……盡言天事，故曰 ‘談天’。”

《史記·孟荀列傳》説，“鄒衍之術，迂大而宏辯……故齊人頌日：‘談天衍’。”

《文心雕龍·諸子》説：“鄒子養政於天文。”同書《時序》説：“鄒子以談天飛譽。”可見善於談天是鄒衍的一大特點。然而鄒衍不是為談天而談天，他以談天為手段，以服務於當時的政治需要為目的。建立於陰陽基礎上的“五德終始”説才是他學説的核心所在。

觀早期中華哲學文化，並沒有五行的説法，更沒有五行相剋之理論。而鄒衍認為，天地有五行，從天地剖判以來的人類社會都是按照五德（即五行之德）轉移的次序進行循環的。而五德轉移是仿照自然界的五 行相剋即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規律進行 的。人類社會的歷史變化同自然界一樣，也是受土、木、金、火、水五種物質元素支配的，歷史上每一王朝的出現都體現了一種必然性。鄒衍説：“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淮南 子·齊俗訓》篇高誘注引《鄒子》）。

《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 《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呂氏春秋·應同》講得更具體：“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上述引文據近代學者考證，應屬於鄒衍的佚文，至少體現了鄒衍的學説精神。鄒衍的這種學説為齊閔王稱東帝，燕昭王稱北帝奠定了理論基礎，因而受到他們的禮遇和重用是不難理解的。這種學説後來被秦始皇接了去，為他的稱帝及其統治服務。

《史記·封禪書》説：“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説：“東 萊呂氏曰：‘方鄒衍推五德之運，人視之，特陰陽末術耳，若無預於治亂之數也。及至始皇始採用之，定為水德。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 。急法，久者不赦，則其所繫豈小哉！”鄒衍的五德終始説認為人類社會是在不斷變化的，自有其合理性，然以五行相生相剋的理論來解釋，就陷入了機械論。至於秦始皇的“水德之治”，錯不在鄒衍身上。

鄒衍提出了五行的概念、“五行生勝”的理論，試圖説明事物運動變化的普遍的規律。他認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的轉化形式，説明事物之間有着對立的關係。這是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思想因素。他把歷史看成常變的，認為沒有萬世長存的王朝，這是合理的，但忽視了歷史變革的社會和經濟原因，將至歸結以神秘的天意，並且是循環論，這就陷入了迷信的泥潭。鄒衍的陰陽五行思想對後代哲學，醫學，曆法，建築等領域影響很大，尤其是在漢代被董仲舒的新儒學所吸收，成為支持“君權神授”的學説的理論框架， ^[3] 

鄒衍還有一個重要學説，即大小九州説。

鄒衍説：“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但仔細推敲，《史記》所説“中國……於天下乃八十分居一分”之説，可能有誤。

關於此問題，楊希枚先生認為，“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其中“九”應為八之誤。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得出中國為世界的“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的結論。如不改“九”為“八”，則赤縣神州再加以外的九州就是十州，而不是九州。十州之內，按赤縣神又分九州計算，則世界共九十州，中國當為世界的九十分之九，而非八十分之一。

不過，這裏的問題不必深究，我們可以作如下解釋：“九”在古書中常常泛指多數，並非如今人所説的實數。而鄒衍的大九州説，本來出於想象，大可不必認真計較其實有州數。

王夢鷗《鄒衍遺説考》認為，鄒衍大九州説是“以陰陽五行的原理來解釋方輿”，“因此原本只是五州，經其後學之手，才成了九州”。

我們認為這只是一種推理，不一定符合實際。因為九州之説，在先秦早已有之，《禹貢》、《周禮·職方》都有九州之説，《逸周書·成開》也記載："地有九州，別處五行。"鄒衍的大九州説是總結這些地理知識，加上他的想象而成的。

鄒衍的大九州説在戰國時代確是驚世駭俗的。而我們認為，鄒衍對古代地理學有相當大的貢獻。他反映了戰國時期人們對中國和世界地理的知識和推測，認為中國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此説之形成，與齊國東臨大海不無關係。這就自然容易引起人們對海外世界的遐想。

據《漢書·藝文志》，鄒衍著了《鄒子》49篇和《鄒子終始》56篇。

《史記·卷074·孟子荀卿列傳》則説他著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還有一本《主運》。司馬遷《史記》中列他為稷下諸子之首，説“騶衍之術，迂大而宏辨”。

《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司馬遷在《史記》中把他列於稷下諸子之首，稱“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鄒衍到過趙、魏、燕等諸侯國，均受到各國國君禮遇。

鄒衍開創戰國時期陰陽家學派，其主要思想是“五德始終説”和“大九州説”。他將五行説附會到社會的變動和王朝的興替上，提出“五德始終”的歷史觀。在對宇宙的空間認識方面，鄒衍創立了“大九州”説。齊地瀕海，這啓發了他對宇宙空間廣闊性的聯想。他的思想宏大不經，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無所不包，因此有“談天衍”的美譽。

鄒衍的五德終始説不僅在當時受到重視，而且對後世的學術和政治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就學術而言，董仲舒將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説與儒學相結合，開漢代儒學陰陽五行化的先河。就政治而言，五德終始説作為一種改朝換代的理論工具，受到歷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根據鄒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論斷，以秦文公出獵獲黑龍作為水德興起的符瑞，進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遂成為五德終始説的第一個實踐者。

（撰文：薄家景）

密雲縣城是由東西兩個城連接而成，這種雙城模式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西邊的城是洪武早年所築，東邊的城是差不多200年以後的萬曆初年建成。舊城的東門與新城的西門相對，二者相距50步，大概80米左右，當地百姓把這裏叫做“夾道”。舊城的東門原來有兩扇城門，後因新城的西門建時就沒安城門，便也卸了下來。夾道成了通途，兩旁就建起店鋪、住宅。在路北中間偏西有一座小廟，叫“鄒夫子祠”（後改名“丰神廟”），幾百年香火興旺。

鄒夫子是誰呢？密雲縣為什麼給他建祠呢？

鄒夫子指的是戰國時期著名哲學家鄒衍。鄒衍是齊國人，與亞聖孟子是老鄉，但生活年代在孟子之後。那時候，諸侯爭霸，戰爭頻繁，民不聊生。

儒家想“克己復禮”，講究仁義禮智信，各國國君不接受禮的制約。鄒衍是研究陰陽五行的，由自然界引申到社會變化、朝代更替中來，稱為“五德終始論”。意思是説，一國的興亡不是你國君一人説了算，而自有生克的規律；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這個德便以木、火、土、金、水五行來代表，叫五德。你是火德，德衰，便有水的德克你；你是水德，德衰，便有土德來滅你，依此類推。這個理論一出，許多國君有所顧忌了，都紛紛邀請鄒衍來講學，對他十分敬重。

鄒衍還有一重要的理論，就是“大九州”論，是説神州（中國）內的九州是小九州，神州之外還有同樣的八個大州，連神州算在一起是大九州，這才是整個天下。這個説法不是考察來的，以當時的交通、通訊條件也是無法考察的，而是鄒衍推斷出來的。這個“大九州”論，已大致符合今天世界大洲的景況，這在當時是需要多高的智慧啊。這個理論也是在打消當時眾國君以自己為中心的霸氣，説白了，就是：世界大着呢，你算老幾？！

當時北方的燕國屢遭侵略，十分疲弱。昭王即位，勵精圖治，招募天下賢士。鄒衍欣然前往，昭王親自為他打掃台階，擦淨竹蓆，執弟子禮，在黃金台上拜他為師，並親建館驛請他居住，隨時聽取他的指教。後來昭王在鄒衍、樂毅等輔助下，國力日強。昭王覺得時機到了，便派樂毅南下攻齊，連下七十城，報了昔日之仇；又派秦開擊退東胡，擴疆東北，建漁陽、遼東郡。鄒衍為了給昭王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便常到燕國各地去考察。這年春天，他來到漁陽郡（郡址便在密雲的西部），見此地依然還是冬天，寒氣太盛，草木不長，百姓生活很苦。他上了郡城南邊不遠的一座小山上，吹起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連吹了三天三夜。在他吹律管之後，這座小山便飄來暖風，陽光明媚，冰消雪化，樹葉綠了、花兒開了。跟着整個漁陽大地變暖，農民趕緊耕地下種。這年莊稼長得特別好，五穀豐收。鄒衍又從全國找來了許多當地缺少的良種，教給農民識別，教他們不同的耕作方法。從此，漁陽老百姓日子漸漸好起來。鄒衍離開漁陽之後，百姓懷念他，便把他吹律管的小山定名為黍谷山；山上建了祠，叫鄒夫子祠；立了碑，碑上寫“鄒衍吹律舊地”，“衍”字下面迭刻了一個“子”字，表示敬意；又將鄒夫子教農民識別良種的地方建了一個小院，叫“別谷院”；在祠前栽了兩棵名貴的銀杏樹，已兩千多年了，依然枝繁葉茂。後來此地便成了密雲一景，叫“黍谷先春”。

鄒衍吹律的傳説在漢朝許多詩文裏就已出現。唐朝時李白曾寫過一首《鄒衍谷》的詩來稱讚鄒衍的精神：“燕谷無暖氣，窮巖閉嚴陰。鄒子一吹律，能迴天地心。”多少年以後，佛教佔據了此山，大修佛寺，鄒衍祠的香火逐漸衰落，祠廟也破敗荒蕪。

洪武十年，密雲城建成，知縣聽取了百姓建議，便在東門外修了鄒夫子祠，重新立碑，碑文仍是“鄒衍吹律舊地”。百年以後，祠廟又毀，碑也不知去向。萬曆年間，密雲新城建成後，經過官民的努力，在原處（當時已是“夾道”了）又建祠立碑。這個碑一直保存。夾道如今已改造為寬闊的新中街口，碑則移立在文廟院內的碑林裏。

“鄒衍吹律”的傳説還流傳在密雲大地，百姓懷念這位關心人民疾苦的先賢啊！

從古至今我們都是一個面朝大海的國家。面海而居的先民們，從沒有背棄過海洋，但對海洋的認識也千差萬別。從甲骨卜辭看，中原人寫下“河”字時，就寫下了“海”字。《説文》釋海為：“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從水每聲”，《釋名》説：“海，晦也”，但在上古之人眼中，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個充滿黑暗恐怖的地方。

堯舜禹也好，夏商周也罷，都活動在中原的範圍之內。上古之人認為中國四周有海環繞，稱中國四周的海為“四海”。《禮記·祭義》分四海為“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斯時所説的“四海”，有點“天下”的意思。如《論語·顏淵》所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其人文的所指，大於地理的界線。

在古人眼裏，海是天的盡頭，是人生的盡頭，是家國的盡頭。孔子棲惶一生，本想在魯國實現他的抱負，始終得不到魯國君主的重用。登山望海，不禁長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縱觀先秦三大地理經典，《禹貢》、《山海經》、《穆天子傳》，關於海的描述，實在少得可憐。《禹貢》中所有文字都是寫“禹定九州”的事，關於大海僅止於“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的泛泛之説。寫“海”寫得最多的是《山海經》，不過和它所寫的400多個山，多不可考一樣，《海經》裏的海，也多荒誕不經。重“九州”輕“四海”，在“三代”和先秦時，就已是一種正統的地理觀了。而打破九州中央理論的是陰陽家的大洋學説，這一海洋理論，批評了陸地體系的小九州，重構了海洋體系的大九州。

司馬遷在他的鉅著《史記》中曾以不經意的方式，分別在多個章節中表達了對秦始皇迷信的不屑，也順便點評了一下齊國的幾位方士。如，在《史記·秦始皇本記》披露了齊人徐巿（徐福），言海中有三神山，領童男童女探海的騙局。又如，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又以“鄒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説鄒子是以小術而引之大道。這個鄒衍即是大九州的海洋體系的創立者。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主要是為孟子荀子立傳，同時也寫了其他學者。太史公説完孟子之後，接着説，齊國有三個鄒子，鄒忌、鄒衍和鄒奭。對其他兩位，太史公只是各提了一句，集中筆墨寫了鄒衍。

太史公説鄒衍生在孟子之後（相傳為今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相公莊鎮郝莊村人，推算他大約生於公元前324年）。“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於是，“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從細小的事物驗證開始，然後推廣到大的事物。他稱述開天闢地以來，金、木、水、火、土的五種德性相生相剋，而歷代帝王的更替都正好與它們相配合。鄒衍以“五德終始説”開導諸侯，受到極高的禮遇。不僅在齊國受到尊重，到魏國，梁惠王遠接高迎，同他行賓主的禮節；到趙國，平原君側身陪行，親自為他拂拭席位；到燕國，燕昭王拿着掃帚清除道路為他作先導，並請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學習。

鄒衍承繼了齊人的數術文化，成為一位測算命運的高手和"陰陽五行家"。據太史公《史記》説鄒衍的著作有《終始》、《大聖》之篇十萬餘言；《漢書》説，有《鄒子》四十九篇，又説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這些著作加起來有百餘篇，但卻沒有一篇傳世。所以，他的“大九州”的海洋理論，也只見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這個片段成了鄒衍重要的原創記錄。

作為陰陽家，鄒衍對儒家的儒家向內的天下觀頗不以為然。齊國濱海的自然環境，使這裏的人們對東部大海有天然的親近感，並所認識，加上齊地海市蜃樓的奇妙景象和漁民商賈對異域風情的傳聞和描述，這一切都激發了鄒衍的“學術靈感”，使他對天下的構成做出了“大九州”的推測。

當年鄒衍做學問的地方在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稷門附近的稷下學宮。這裏是中國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後世常説的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就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鄒衍也是在這裏的“百家講壇”上推出他的“大九州”説。

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可以説，鄒衍是中國第一位海洋理論家，也是第一位挑戰儒者“中國”概念的海洋學者。

鄒衍與向內看的儒者不同，他的目光是向外的。鄒衍認為所謂“中國”，是九九八十一的“天下”的“一分”，並且是海洋中的一塊陸地。它對內而言，即大禹刊定的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而九州之外“於是有裨海環之”。而“裨海”之外，還有赤縣神州，再外邊“乃有大瀛海環其外”；雖然，鄒衍的“大九州”概念源於推論，而非地理實踐。但這裏的“裨海（即小海）”和“大瀛海”，還是最先明確了兩個不同的海區概念，即近海與大洋，可謂中國地理學或海洋學的一大貢獻。

鄒衍雖然是方士，學説也有方術色彩，但對於戰國“學術界”，其世界觀或海洋觀，比之儒家，有進步意義，至少體現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學推想。古代宇宙論中，“蓋天説”認為“天象蓋笠，地法覆盤”，“渾天説”則認為“水（海洋）”不僅載着“地”同時也撐着“天”；蓋天説出自內陸，渾天説源於海洋。鄒衍的“大九州”説應是受“渾天説”的啓發，從而創立的海洋觀為基礎的大九州觀。

東海是華夏海洋文明的發祥地，有點像地中海的愛琴海，伸向大海之中的山東半島，是中原文明少見的一抹藍色。鄒衍的大九州説雖然是建立在主觀推測的基礎上，缺乏科學論證，但至少在戰國時期，齊人就已經有了很清楚的海洋“理論”。它激發了人們探索海洋的熱情。齊人與海的關係非同尋常，前人既然有理論，後人當然會有所實踐。

中國人的“遠洋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即是由另一位齊國術士開創，他就是忽悠秦始皇派船隊東渡扶桑海中求仙的徐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