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王充畫像(9張)

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王充生於會稽上虞（今屬浙江紹興）。 ^[1] 

建武八年（32年），王充六歲時，父母尚存。在家接受認字寫字的教育，有成年人的氣派。 ^[7] 

建武十年（34年），王充進書館學習，書館裏一百多人中只有他沒有什麼過失，書法日益進步。 ^[7] 

建武十一年（35年），王充學完識字課程，離開教寫字的老師，去學習《論語》《尚書》，每天能背誦一千字。 ^[7] 

建武十三年（37年），王充十一歲時，其父已去世。 ^[7] 

建武二十年（44年），王充見到扶風人班彪。當時班彪兒子班固十三歲，王充撫其背對班彪説：“此兒必記漢事。” ^{[5]  [6]  [7]} 

建武二十四年（48年），王充在上虞縣任掾功曹，在都尉府的職位也是掾功曹；後來在會稽太守府任掾五官功曹行事。因為多次諫爭與上級意見不合而離去。因隱退閒居，舊友離去，於是創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又思考人君的政務，因此創作《政務》之書。 ^{[6]  [7]} 

建武三十年（54年）後，王充到京師雒陽，在太學學習，拜班彪為師。博覽羣書而不拘泥於段落章句，由於家貧無書，常到洛陽市肆上讀書，過目成誦，因而通曉眾多流派的學説。 ^{[6]  [7]  [19]} 

明帝永平二年（59年）後，王充回到家鄉，退居在家教授生徒。王充喜好論辯，開始好似詭辯，最終確有實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6]  [7]  [19]} 

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王充徙家避難揚州，至丹陽、九江、廬江。刺史董勤闢為從事。《自紀篇》雲“後入為治中”，即本傳“轉治中”。王充明言“詣揚州，後入為治中”，則“入州為從事”當在此時。 ^{[6]  [7]} 

章和二年（88年），王充罷州家居，自免還家。同郡友人謝夷吾上書舉薦王充之才學。漢章帝特詔公車徵之，因病不能成行。 ^{[6]  [7]} 

和帝永元元年（89年），王充續寫《講瑞篇》文稿。 ^{[6]  [7]} 

永元年間，王充年近七十，辭官家居，創作《養性》之書，共十六篇。不久，卒於家中。 ^{[4]  [6]  [7]} 

王充是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稱為“戰鬥的無神論者”。他的思想包括元氣自然論、無神論、認知論、歷史觀、人性説、命定論等。 ^[8] 

“元氣自然論”是王充思想體系的核心，主要由元氣和自然兩個元素構成。元氣是世界的基源，元氣論是對於萬事萬物，包括對人的形成及其變化依據的思考。自然即指自然、社會現象及其過程是客觀的，具有必然性、自發性。自然論是王充思想的基礎。王充認為事物運動的源動力在“元氣”本身，而非外部因素使然，故以“氣”為基礎，王充對萬事萬物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8] 

王充認為，天地之間存在“氣”，萬事萬物皆由“氣”構成，“氣”的運動導致了萬事萬物的生成與變化。“天”、“地”和“氣”都是無意識的存在，天地通過“氣”對萬物（包括人）產生的影響也都是自然的。“氣”的本質是特定的、不變的，而“氣”狀態又是不斷運動變化的。在“氣”本源性這個意義上來講，“氣”又稱為“元氣”（元，開始之意）。“元氣被認為是天地由以產生的原始的氣。”王充對這一概念作了系統深入的闡發，認為氣是物質性的、基礎性的、永恆的和自然無為的。《四諱篇》雲：“元氣，天地之精微也。”“元氣”是天地之間較為精微的一種氣，天地通過“元氣”來衍生出萬物，萬物在“氣”的不斷運動中產生，人的產生也是在天地“氣”運動的結果：“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就像是夫婦之間的陰陽交合之“氣”產生孩子一樣。“元氣”化生萬物，是構成天地萬物的唯一本源。然而萬物皆不同，從根本上説是因稟受元氣的厚薄粗精不同，因而其形體和屬性也存在有巨大的差異。人與其他萬物相比，更是地位高貴，表現在人有知識和智慧，是因為人稟受的“元氣”比較厚渥，王充將之稱為“精氣”“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人是由最精細的、帶有精神屬性的精氣所構成。 ^[8] 

王充強調：一切事物的產生都是一種自然的過程，一切事物的變化都是自發的、客觀的、必然的，從而反對董仲舒所宣揚的天有意識地創造人類、創造世界萬物的主張，反對天有意降下祥瑞與災異，並指出其荒謬性。他認為這些是不符合自然規律王充將“氣”視為萬物發展變化的原因和動力，認為自然中的各種現象是“氣”自然作用的結果，事物稟“氣”的厚薄決定着事物的好壞，延及萬物之中的人類，人稟“氣”的厚薄決定了人“命”的死生壽夭、富貴貧賤“氣”是無形的、流動的、看不見的，對於各種事物現象之間的聯繫，王充處於當時的境地並不能做出清晰的詳細的解釋，但他用“氣”的概念解釋這些尚末認知的事物的本質聯繫，來籠統地説明所有問題。 ^[8] 

王充批判了當時儒者所倡導的神秘主義、陰陽災異思想。他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和對自然、社會現象認識中總結的經驗來説明“天”是自然的是獨立於人的主觀意識之外客觀存在的，因此不能用人的主觀意向去把“天”擬人化。他用“無為”的自然觀念反對統治階級利用“上天”的“有為”目的論宗教觀，同時，也表明他對統治政策的反對與不滿。 ^[24] 

王充的元氣自然論，對萬事萬物，包括人的生成變化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併成為他解讀人類社會現象的出發點，在王充的思想體系中佔據着基礎性的地位。 ^[8] 

王充思想的一個基本點是強調世界的物質性。王充認為，無形的“元氣”和有形的物體構成了整個世界，人和萬事萬物都是稟受“氣”而產生。《辨祟篇》雲：“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人也屬於“物”的一種，但人是有智慧的“物”，這種智慧也就是人所具有的精神。 ^[8] 

王充指出，人既然是稟“氣”而生，而“氣”分為陰陽，故形體由陰氣產生，精神由陽氣產生：“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構成人精神的“氣”，被稱為“精氣”。一旦人死，精氣就會消散，不會再產生精神現象。人的精氣在於人的身體之中，就好比“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物質載體不在，精神無處可存。鑑於精神對形體的依賴性，王充認為人死後精神亦不復存在，人變為鬼神的説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稟受精氣而生，能夠成為精氣的是血脈。人死之後了血脈就會枯竭，血脈枯竭而精氣就不存在，精氣不存在而形體就腐朽，形體腐朽就會化成灰土，不可能變成鬼。 ^[8] 

王充進一步認為，在“氣”和“物”的基礎上發生和存在着人的精神現象。“氣”構成了人的形體，人的形體因而發生了精神現象，人一旦死去，精神現象也就隨之消亡，不復存在。王充以人死如火滅為喻，來説明人肉體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人死之後，就不會存在不滅的精神，更不會存在鬼去影響到現實中的人在批判鬼神論荒謬的同時，王充也提出了這樣一種認識：鬼神的產生是人生病而精神錯亂或者思念鬱結所致：“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 ^[8] 

王充反對漢代流行的神學目的論，反對有人格神的存在安排着世間萬物的命運。他試圖尋找一種新的物質來解釋甚至替代人格神非凡的超人性，但由於歷史侷限性的存在，王充難以給出科學的解釋，最終不得不走向了另一種神秘主義——“命”。 ^[8] 

王充的無神論體現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他的唯物主義思想主要集中的《論衡》的《實知篇》和《知實篇》中。 ^[5] 

在《論衡》中，王充對“知”即人的認識論有不少專門的論述。《別通篇》雲：“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人有認知能力，可以獲得知識，從而產生力量。王充認為，人應該利用和發揮自己的認知能力，獲得知識，擴大自身的認知範圍。認知的目的在於儘可能地認識各種事物的性質，但最終是要認識到事物內在的規律和本質，正如《實知篇》雲：“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王充所強調的“知”的內容，即“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天下之事強調人類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現象，世間之物強調的是自然領域中的自然現象。也就是説，王充要認知的對象包括社會知識和自然知識。 ^[8] 

王充對獲得“知”的途徑也有自己的認識和思考。王充堅持知識的客觀性，批判神秘主義先驗論，針對儒者説聖人生來就知曉一切的説法，他指出，人的知識，並非生而知之，而是後天在與外部世界逐漸接觸的過程中學習認識到的。他列舉材料證明，聖人並非生而知之：“實者，聖賢不能性知，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聖人和普通人一樣，都要通過感官與外界接觸，通過了解外部事物而增長見識。王充認為，人的知識只能通過後天的學習認識來獲得，這個過程，是“耳目”和“學問”相結合瞭解世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獲得了直接的感性經驗和他人的間接性經驗。“耳目”即感官所獲得的直接的感性經驗，通過對感性認識的梳理，人們能夠做到更深刻地認識事物：“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福禍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王充肯定“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即感官直接認識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指出，人不可能憑藉“耳目”認識一切事物。 ^[8] 

王充進一步提出，實際經驗雖是人們知識和技能的重要來源，但也還需要他人的間接經驗，即書本上的“學問”。所謂“學問”，指的是汲取他人已有的經驗，相對於“耳目”來説，這種認識事物的方式是間接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認識事物要通過學習，通過學習才能知道，不請教別人就不能認識事物。不學習就能感知，不問就能知曉，古往今來，這是沒有的事情。王充指出，“耳目”與“學問”相結合，就可以從外部世界獲得可靠的經驗。但僅僅靠經驗，形成的認識不一定是正確的，還必須對經驗進行理性思考，否則就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8] 

王充還非常理性地認識到，由於條件的限制，人的認識能力是不可能認知一切事物的，“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王充的這種認識和見解是相當深刻的。王充還強調“效驗”在人類認識活動中的重要作用。所謂效驗，就是事實根據：“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在王充看來，只有經過效驗的檢驗，才能證實某種認知的正確性。他進一步明確提出了“知為力”的論斷，充分肯定了“知”也是一種力量。他認為這種力量比體力要強大的多，能夠“成人之操，益人之知”，“練人之心，聰人之知”，使人的德行得到培養，人的知識得到增加，人心得到感化，人變得聰明。另外在政治上也能安定社會。這就是“知”的強大力量。 ^[8] 

王充的認識論否定了聖人生而知曉萬事，強調了人可以通過自身的認知，獲得知識，瞭解周圍的世界，甚至靠“知”所產生的力量，增長自己的見識，安定社會。這是王充思想中較為積極的一面，即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肯定人可以通過學習獲得知識，完善自己。王充“命定論”思想中的“性”之可教就是其認識論的體現。 ^[8] 

王充指出了歷史進步的發展觀念。他認為“今勝於古”，就是説現在的人們必定會比古代強，並且他還反對儒家的"是古非今”，認為歷史的方法對現在並非有用。如王充在《治期篇》中指出：“昌必有衰，興必有廢。”歷史的治理方法放在當今未必管用，時代是進步的，要不重新選擇正確的治理道路。 ^{[9]  [10]} 

王充反對“奉天法古”的思想，認為今人和古人相“齊”，今人與古人氣稟相同，古今不異，沒有根據説古人總是勝於今人，沒有理由頌古非今。他認為漢代比過去進步，漢在“百代之上”，因為漢在“百代”之後。這種見解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 ^{[9]  [10]} 

王充認為人性可分為三等分別是善、無善無惡、惡，並且還指出人性是可以在後期的學習或者生活環境中得到改善的。他在《本性篇》中指出“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就是承認後天學習和環境對人性的作用，而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性是可以改變的。 ^[10] 

“命定論”是王充對人生命運問題的探究，內容包括人的死生壽天、富貴貧賤以及一切遭遇。不但人有命，國也有命。王充認為，一切皆由“命”定，它並不是人力所能干預和改變的。這裏所謂的“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命論和國命論存在着一致性。“命定論”使人產生消極的處世態度與漢儒“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天人感應説殊途同歸。這也是後代研究者認為命定論是王充思想最大侷限之原因所在。 ^{[8]  [11]  [13]} 

王充雖然反對神學目的論，但他不瞭解造成吉凶禍福和貧富貴賤的社會原因，因而主張命定論，強調“命”的絕對權威，認為“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而決定生死夭壽和貧富貴賤的命運，是由天和各種星象施氣造成的，“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甚至造成社會治亂的原因也取決於“時數”，而否認人的作用，“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人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只有聽憑命運的擺佈。在這裏，王充不僅遠遠落後於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 ^[26-27] 

王充的命定論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論衡》的《逢遇》《累害》《命祿》《氣壽》《命義》《偶會》諸篇。其出發點是批判當時社會上的讖緯、天人感應等學説即所謂的命定論思想的正宗，但在批判方法上陷入了唯心主義。 ^{[8]  [13]} 

王充在闡述命定論的同時，着重批判了以君權神授論為核心的讖緯神學。在命定論中，王充尖鋭地抨擊了社會的腐敗黑暗，鞭笞了統治集團的貪婪無恥，並注意到社會治亂與人民經濟生活的關係。 ^{[11]  [13]} 

雖然王充不可能擺脱當時時代的侷限，用自然主義和直觀的觀察來描述世界，特別是在社會歷史觀上基本是唯心論的，其思想中存在着諸多的侷限性，但仍然達到了他的時代的最高水平，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致於後來的許多儒生對王充心有餘悸。 ^{[8]  [11]  [12-13]  [14]} 

王充針對當時文章寫作方面所存在的內容虛妄荒誕、追求辭藻華靡和復古模擬等問題，強調“真”是“美”的基礎，不真實的作品只有“虛美”而沒有真美。他主張，文章的內容必須真實，反對描寫虛妄的迷信內容；文章必須有補於世用，能夠起到積極的社會教育作用；強調文章的內容和形式必須統一，做到外內表裏完全一致，既有翔實的內容，又有與之適應的形式；注重獨創精神，反對模擬抄襲；注重文章語言的口語化，反對古奧艱澀的文風。 ^{[15]  [16]} 

王充對當時已辭賦為主的正統文學的“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進行了尖鋭的批評，並提出了不少進步的主張，如重視文章的實用價值、主張書面語言和口語的一致用明白曉暢的語言寫文章、要求文章創新反對模仿和因襲等觀點，這些進步的文學觀點與當時文壇上模擬因襲的不良傾向成了鮮明的對照，對魏晉以後的文藝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值得十分重視的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產。 ^{[15]  [16]} 

謝夷吾：“充之天才，非學所加，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白、司馬遷，不能過也。” ^[18] 

劉知幾《史通·序傳篇》：“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己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敍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17]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至於述其祖父頑很，以自表所長，傎亦甚焉。” ^[22]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王充”條：“蓋自居於聖賢而訾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 ^[22]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攻之者眾，而好之者終不絕。” ^[23] 

章太炎：“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於今，亦鮮有能逮之者也。”“王充《論衡》可稱為卓異的著述。”（《國學概論·國學的派別》） ^{[18]  [22]}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王充《論衡》實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 ^[22] 

黃侃《漢唐玄學論》：“東漢作者，斷推王充。《論衡》之作，取鬼神、陰陽及凡虛言、讕語，摧毀無餘。自西京而降，至此時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荊棘，忽得康衢，歡忭寧有量耶。”（《黃侃論學雜著》） ^[21] 

胡適《王充的論衡》：“中國的思想若不經過這一番破壞的批評，決不能有漢末與魏晉的大解放。王充哲學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轉機。他不但在破壞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掃除西漢的烏煙瘴氣，替東漢以後的思想打開一條大路；並且在建設的方面，提倡自然主義，恢復西漢初期的道家哲學，替後來魏晉的自然派哲學打下一個偉大的新基礎。” ^[2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兩漢時代最大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哲學家。” ^[22]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自譽而毀其先，非人也。” ^[22] 

周桂鈿《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一個具有近代實驗科學精神的超前的思想家。” ^{[22]  [23]} 

王充生平著述有《譏俗》《政務》《養性》《論衡》。其中《譏俗》《政務》《養性》現已失傳。 ^[15] 

《論衡》一書大約作成於漢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現存文章有85篇。 ^[5] 

《後漢書·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20] 

王充墓，位於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章鎮鎮林岙村，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據明萬曆《新修上虞縣誌》記載：“王充墓在縣西南十四都烏石山。”墓前立着一塊高約兩米的青石墓碑，上刻“漢王仲任先生充之墓，清咸豐伍年歲在乙卯桂月吉旦”字樣。王充墓是20世紀80年代初在原址上重修的。墓不大，呈圓形，用條石砌築，坐南朝北，上覆封土，頂植翠竹。 ^{[18]  [32]} 

王充死後葬於上虞烏石山。為緬懷先賢，紀念王充，繼承和弘揚王充嚴謹治學、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科學精神，紹興市上虞區在其墓園旁修建王充史蹟陳列館，以供瞻仰、遊覽、參觀。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