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美爾文明

蘇美爾人可能活動於伊朗高原的崇山峻嶺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新月型地帶）之間，因為出土的蘇美爾人的最早的建築物，是按照木結構原理建造的，而木結構建築通常只是在樹木茂密的山區才被廣泛採用，不過，這與蘇美爾人的神話傳説卻發生了矛盾。

另一個相反的可能性則是從波濤洶湧的大海上來到大河入海的地方。可在蘇美爾女王舒伯—亞德的陪葬品之中，卻只有一金一銀各長約0.6米的，只能在幼發拉底河上航行的小船模型。

有研究者認為：可以從阿富汗山區到印度河谷的居民之中，尋找蘇美爾人的蹤跡，這一區域大約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以東將近2500公里的半徑以內。這個假設似乎很快就得到了考古學者的證明，因為在印度河河谷發掘出了一個高度發達的古文化遺址，其出土文物之中，有幾個長方形的印章，無論從製作外觀上，還是從圖案風格上，看起來都與吾珥古城遺址中被挖掘出來的十分相似。

無論如何，一個無法解釋的問題是：在遠古時代，一個古老的民族或國家，有沒有可能全部遷徙到一個遠在兩千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時既沒有在民族神話中留下一絲線索，也沒有在文化典籍裏保留一點記載。然而，蘇美爾人從何處來的問題卻始終得不到解答。

據《全球通史》記載，蘇美爾人從何而來，有非洲起源論 ^[1]  （是以非洲為中心向其他地區人的遷徙活動），可以大致推斷，蘇美爾人可能是來自非洲的遷徙人口，這是其中的一種説法。但隨着1955年碳元素檢測法（通過對古人骨頭碳含量的檢測，可以大致推斷是其大致存活年代）的使用，現在有另外一種説法就為“多地起源論”， ^[2]  因為在中東地區（也就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地區）出現了比非洲發現猿類更早的存在，兩種説法各有道理。但不管是非洲起源論還是多地起源論，雖然無法確定蘇美爾人真正的歷史溯源，可以在這其中窺見的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新月形帶對於人類發展做出的貢獻。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也稱兩河流域文明）是古希臘人對蘇美爾人所創造的文明的統稱，即指在兩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發展起來的古老文明，是西亞中東一帶最早的文明，而蘇美爾人則是這一文明的偉大創建者，他的名稱源於後來的阿卡德人的發音，他們既不是印歐人的一支，也不是閃米特人的一支，他們的原籍可能是更古老東方的某地。

在公元前3500年時，蘇美爾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開掘溝渠，依靠複雜的灌溉網，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湍急的河水，是以改進的生產技術、正在耕種的乾旱的荒原的農業公社，成功的完成了從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過渡，從而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創建了第一代文明。 ^[3] 

到公元前3000年時，蘇美爾地區已出現12個獨立的城市國家，此時的蘇美爾是一個城市（城邦）文明。

公元前2900年時，蘇美爾地區陷入了一個“諸雄爭霸”的時期，比較大的城市有埃利都、基什、拉格什、烏魯克、烏爾和尼普爾。這些城市因水權、貿易道路和遊牧民族的進貢等事務進行了幾乎一千年的、為時不斷的互相爭戰。由於考古資料的缺乏，所瞭解的蘇美爾地區的歷史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約公元前2500年左右，拉格什強大起來。烏爾南什王時，拉格什在蘇美爾地區稱霸。到了安那葉姆王和恩鐵美那王時，拉格什征服了不少地方，蘇美爾頗有統一的趨勢。後來，國王盧加爾安達因治國不善，引起了暴動，一個名叫烏魯卡基那的人推翻了盧加爾安達的統治，在平民的擁護下，自己登上了王位，並進行了已知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試圖維護平民的利益的政治改革運動。

正當拉格什內亂之時，蘇美爾地區的各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戰爭，温馬王盧加爾扎克西征服拉格什，殺死烏魯卡基那，佔領烏魯克（將其作為首都），血屠全城。盧加爾扎克西自稱他的帝國從波斯灣一直延伸到地中海。

烏魯卡基那在位僅六年，他的改革也因此而廢棄。這期間的拉格什稱為拉格什第一王朝。

後來閃米特人（Semitic People，也譯作塞姆人）的著名領袖薩爾貢（意為真正的國王）打敗了盧加爾扎克西，俘虜了他，建立了一個新的帝國——阿卡德王國，而蘇美爾人城邦的歷史也就就此結束了。

阿卡德帝國的建立標誌着蘇美爾文明從城邦國家過渡到了統一王國時期。但他的壽命短暫，只歷時280年，薩爾貢三世（薩爾貢之孫）就被來自伊朗的新入侵者征服，蘇美爾人的城市國家又一個個重新出現。直到烏爾城邦崛起，再一次統一各城邦，建立起一個純粹的蘇美爾人的帝國（史稱烏爾第三王朝）。這一帝國從公元前2113到公元前2006年，維持了近一個世紀。

蘇美爾文明是早期最有創造性和發明精神的人類文化之一。

那麼部落文明是如何轉化為一個文明並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存在呢？早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人們已經學會了馴化動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所體現），從而完成了農業革命。這時人們開始第二次的偉大冒險，從山區遷移到大河流域，並逐漸發展起一種新的、生產率更高的灌溉農業和新的社會制度。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新的社會制度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一個新的連鎖反應，最終導致文明的出現。 ^[3] 

蘇美爾文明是城市（城邦）文明，在世界歷史上最早建立城市的民族。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蘇美爾人就在兩河流域內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歐貝德、埃利都、烏爾、烏魯克、捷姆迭特·那色等。城市的建立，標誌着兩河流域南部地區氏族制度的解體和向文明時代的過渡。公元前3500－前3100年，兩河流域由農村到城市的發展過程進一步加快了，到公元前 3100～前2800年，兩河流域南部已經形成了數以十計的城邦（即具有共同血緣和地域的城市國家），主要有埃利都、烏爾、烏魯克、拉伽什、烏瑪、蘇魯帕克、尼普爾、基什、西帕爾等。

蘇美爾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文字的發明和使用。

考古學家在基什附近的奧海米爾土丘發現了一塊約在公元前3500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圖畫符號和線形符號。這是兩河流域南部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文字。

兩河流域書寫的材料是用粘土製成的半乾的泥板，筆是用蘆葦杆（或骨棒、木棒）做的，削成三角形尖頭，用它在半乾的泥板上刻壓，留下的字跡筆畫很自然地成了楔形，因此稱為楔形文字（cuneiform）。寫好後的泥板晾乾或燒乾，長期保存。蘇美爾人所創造的楔形文字，被後來的阿卡德人、巴比倫人、亞述人所承襲，並隨着商業和文化交流的擴大而傳播到整個西亞。

楔形文字最初傳播的地區主要在西亞和西南亞。在巴比倫和亞述人統治時期，楔形文字有更大的發展，詞彙更加擴大和完備，書法也更加精緻、優美。隨着文化的傳播，兩河流域其他民族也採用了這種文字。

公元前1500年左右，蘇美爾人發明的楔形文字已成為當時國家交往通用的文字體系，連埃及和兩河流域各國外交往來的書信或訂立條約時也都使用楔形文字。

後來，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由於商業的發展，對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進行了改進，把它逐漸變成了字母文字。

車輪發明於蘇美爾時代初始之際（公元前3200年左右）。公元前3000年時，已經將車軸裝到手推車上，輪子不直接和車身連接。蘇美爾人可能是受陶輪的啓發突發此想的，因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伊朗輪子就已用於製陶業了，並在大約五百年後由伊朗傳入蘇美爾。

蘇美爾人以月的圓缺，週而復始為一個月。將一年分12個月，其中有6個月各為30天，另6個月各為29天，全年共354天。這樣每年比地球繞太陽一週的時間少11天多時間，於是他們又創立了設置閏年的辦法。這就是太陽曆。

他們還引入了將小時分為60分鐘，每分鐘分60秒的計時系統。

蘇美爾人對於數字的運用，可以説已經達到了令人望塵莫及的地步：在金字塔附近找到的一塊泥版上，開列出了一道由兩個數字相乘的計算題，其最終乘積如果用阿拉伯數字來表示，結果竟是一個十五位的數字195，955，200，000，000，這就是距今6000年以前的蘇美爾人已達到的數學知識水平。

然而，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希臘人，還認為10000這個五位數字，簡直是一個“大得無法計算的值”，凡是超過了10000的，就被稱為“無窮大”。多位數字對於歐洲人來説，一直到公元1600年以後，才由笛卡爾、萊布尼茲等數學家兼哲學家最先用於計算，而在西方一般人的概念之中，只是在進入19世紀之後，人們才開始對多位數有所認識，以致於百萬富翁這個稱呼，成為擁有不計其數的財富的最大富翁的代名詞。

蘇美爾人在建築方面也達到了古代很高的水平，最主要的建築遺蹟是塔廟。

由於兩河流域沒有巨大的花崗石，蘇美爾人以用磚塊建造塔廟。蘇美爾人習慣於在舊神廟原址上建新廟，因歷代續建，神廟地基變成了多層塔形的高台，頂端供奉着神龕。這種高台建築，叫“吉古拉特”（Ziggurat）。

蘇美爾人在造型藝術上早期以小型雕塑和鑲嵌藝術為主。出土的面具、祭司組雕、公牛頭（牛頭豎琴） 、“烏爾軍旗”等，堪稱當時的典範。後來，蘇美爾人偏重於較大型的雕像和浮雕（納拉姆辛石碑）。

階梯形金字塔（和蘇美爾文明無關）(2張)

蘇美爾人的宗教發展程度並不高，但宗教在他的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崇拜許多的自然神靈，如天神（安努）、地神（恩利爾）、水神（奴恩）、太陽神（沙馬什）、月神（辛）、女神（伊什塔爾）等。

蘇美爾宗教有一個令人值得注意的特點：它不主張有什麼極樂的和永恆的後世，而更在乎於現世的生存。

由於宗教在蘇美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祭司在當時社會中佔據着重要的地位。祭司和管理人員（這兩個詞往往意義相同）需要學習楔形文字，因而神廟區內附設有學校，教授楔形文字和祭司等級需要掌握的其它知識，蘇美爾的這些學校是現知人類文明史上最早的學校。

根據泥版上的記載，金字塔全都是用來進行祭祀的，因為他們的神總是高高地居於神山之顛，所以需要在金字塔頂來祈禱，使人能夠接近神的宮殿，使神便於接受人的禮拜。這種頂禮膜拜的祭祀方式，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影響迅速擴展開來，並且保持了數千年之久，從巴比倫王國到亞述王國，從巴比倫到尼尼微，隨處可見這樣的階梯型金字塔，甚至連《聖經》裏的巴別塔，它的外形也是階梯形狀的，如果能夠建成，也將是一座小型的金字塔。

因此，令人吃驚的奇蹟有很多也與蘇美爾人的金字塔有關。在蘇美爾人留下來的典籍和圖案之中，所記錄下來的蘇美爾人的諸神形象，都與天空中的星星有關，這些神的形象沒有一個具有人形，每一個神代表着一顆恆星，每一顆恆星周圍還環繞着多少不一的、大大小小的行星，整個星相圖與現代人測繪的幾乎一模一樣。

本身的蘇美爾文明是依賴於灌溉農業技術的出現和不斷髮展保證了文明的出現和繁榮發展

公元前3000年，犁已經在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得到普遍使用，並傳入印度。

在當時風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風的利用和橫帆繁榮出現（在波斯灣和尼羅河先後有了製作粗陋和橫帆），表明了人類第一次成功利用了人造的力量作為動力。 ^[4] 

現代的小麥、燕麥、裸麥和大麥，以及現代的山羊、綿羊、牛和豬都來自中東地區。在公元前1300年，小麥和大麥從中東引入中國。 ^[5] 

冶金術在這時也被逐漸掌握，從冷加工的反覆捶打和磨製到後來的熱處理，是一大進步。最早提煉的金屬是銅，將銅進行熱處理並能實現為各種容器或模型的形狀，並可以使其成為比石器更為鋒利的東西。

公元前3000人們普遍知道在銅中加入其它金屬可以冶煉更為經久耐用的合金，在銅中加入錫效果最理想，由此產生的青銅勝過石器製造武器。 ^[6] 

據現有史料和考古遺蹟推測，最早的軍事陣列很有可能從這裏產生。

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延續三千餘年，大致可分為蘇美爾文明和巴比倫—亞述文明兩個階段，前者以蘇美爾語文獻為主要標誌，後者以阿卡德語文獻為主要標誌。

蘇美爾文明從烏魯克時期（約前3500—前2900）起，歷經早王朝時期（約前2900—前2334）、阿卡德帝國和古提王朝的異族統治時期（約前2334—前2113），於烏爾第三王朝時期（約前2112—前2004）復興並臻於鼎盛。

隨着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第一王朝的建立，蘇美爾文明最終消亡。蘇美爾人建立了人類最早的城市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教育等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大量文獻資料和考古材料為一窺其飲食文化提供了可能。

烏魯克時期與早王朝一脈相承

早在新石器時代，兩河流域先民已開始種植穀物、養殖動物，並掌握了簡單的食品加工技術。考古學家在敍利亞北部發現了約公元前9000年新石器時代早期小型哺乳動物和魚類的骨骼，此外還有燒焦碳化的種子，包括大麥、二粒小麥、無花果、亞麻、蠶豆、鷹嘴豆等。考古發現的石磨、石碗裏的骨骼和其他殘存物、烤制食物的塌陷坑，都是這些動植物作為食物的證據。約公元前3500年，蘇美爾人來到兩河流域南部，關於他們是不是外來民族、其來源如何，學界尚有爭論，但兩河流域南北部的飲食應該是相互影響的。蘇美爾人來到兩河流域南部後，豐富了當地飲食結構，完善了食品加工方法，主要體現在為神廟供奉的物資及王室的隨葬品上。

烏魯克文明是蘇美爾人創造的第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根據考古學定義可分為兩個階段，即烏魯克晚期（約前3200—前3000）和捷姆迭特—那色時期（約前3000—前2900）。1912年，德國東方學會開始挖掘烏魯克遺址（位於今伊拉克的瓦爾卡地區），與飲食有關的出土器物包括斜面碗、烏魯克石膏瓶、滾筒印章和大量古樸文獻。斜面碗是給建造神廟的工人發放口糧的量器，大小基本相同，具有統一規格。烏魯克石膏瓶描繪了人們為女神伊南那獻祭的場景：進獻者排列整齊，每人手捧不同形狀的容器，其中裝有各種食物，可以辨別的主要有飲品和水果；進獻者身後跟着成羣的牛羊等獻祭牲畜；一些滾筒印章刻繪了人物、動物及植物形象，可識別的有穀物、牛羊及鴨子。1925—1926年，美國考古學家發掘了捷姆迭特—那色遺址，也發現了燒過的穀物、泥斧、泥鐮和陶器等。

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上，烏魯克時期與早王朝時期一脈相承，沒有明顯的分水嶺。1922—1934年，英國考古學家倫納德·伍利爵士主持發掘了烏爾城，清理了100多座王室墓葬，大部分屬於早王朝後期（約前2600—前2500），其中一座王陵出土的一塊鑲嵌板即“烏爾軍旗”，描繪了宴飲及進獻牲畜的場面。隨葬品中有大量羊、牛、魚、豬和少量瞪羚、鳥類的骨骼、牙齒或角，以及金、銀、銅或石制容器。在王后普阿比的墓葬中，還發現了飲用啤酒的金制吸管和銀制酒罐。此外，一些私人墓葬也發現了陪葬牲畜的骨骼。另外，在早王朝時期的辭書（把同類概念集中在一起的表）、諺語等文獻中，也有關於水、麪包、魚、肉、啤酒、湯、蔬菜和水果的記載。在早王朝時期的滾筒印章中，常見的刻畫主題是宴飲場面，鑲嵌畫和石刻大多描繪了獻祭牲畜及貢物的場景，也有少量描繪乳製品加工的生活場景。

阿卡德帝國是由塞姆人建立的統一王國，結束了早王朝時期蘇美爾城邦的爭霸局面，其官方語言為阿卡德語，但受蘇美爾文化影響很深。此時的文獻中記載了大量配給食物的情況，還提及畜牧業和漁業。狩獵和捕鳥也是當時人生存的輔助手段，時常出現在滾筒印章的圖案中。古提王朝史稱“黑暗時代”，留下的史料極少，我們難以瞭解當時的飲食情況。此後，蘇美爾人重新奪回了對兩河流域南部的控制權，建立了烏爾第三王朝。烏爾第三王朝是蘇美爾人建立的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又稱“新蘇美爾時期”，歷經烏爾那穆、舒勒吉、阿馬爾辛、舒辛、伊比辛五位國王，共計108年。這一時期的大量經濟和行政管理類文獻，是研究蘇美爾人飲食結構的主要材料。其中，王室貢物調撥中心出土泥板檔案上萬塊，主要反映了社會上層的飲食情況。

第二任國王舒勒吉在其統治的第38年，建立了王室貢物調撥中心（位於今伊拉克的德萊海姆），主要負責接收和管理各地貢獻給王室的禮物、神廟犧牲、賦税及戰利品（以牲畜為主），並在神廟的祭祀活動、王室的日常開銷、外事活動、士兵和官員的俸祿中，按照相應規定進行再分配。貢入的牲畜主要分為三個等級：育肥的牛羊或肉質鮮嫩的羔羊為最高等級，通常獻祭給神廟，供王室成員及外國使節享用；沒有育肥或質量較差的牲畜，供信使、宮廷僕從、侍衞及士兵食用；已經死亡的牲畜為最低等級，被送到庫房進行再加工，做成肉乾，肉筋和肉皮則製成手工藝品，還有一些被餵給圈養的獅子或狗。另外，一些圈養起來供王室娛樂的野生動物，如熊、獅子、野驢、瞪羚等，偶爾會作為野味食用。其他貢入物資，例如大麥、麪粉、油、乳製品及香料等，也都分為不同等級，根據官員級別及實際用途進行分配。

通過貢物中心檔案，我們可以一窺當時統治階層的奢侈生活。烏爾第三王朝有一種飲酒宴會，參加者都會得到貴重禮物。國王舒勒吉及其後妃收到的一份禮品清單尤為引人注目，其中與飲食相關的物品包括各種紅金、足金、銀製的酒杯、酒器及其他容器，以及數量不等的精煉酥油。這些貴重金屬製成的餐具及飲具在禮品清單中大量存在，反映出統治階層對高品質飲食的追求。一些送入王宮的食材清單也能反映出統治階層對飲食的考究，例如有的清單記載了烤制牛、豬、家禽及鳥類所需的蘆葦捆數，疑似水果蛋糕的配方中包括“1升黃油，1/3升白奶酪，3升頭等椰棗，1/3升葡萄乾”。這種蛋糕通常供奉給王宮或神廟，不會出現在普通人的飲食中。

總之，從貢物中心檔案來看，王室和神廟壟斷了最優質的飲食資源，然後是各級政府官員、宮廷及神廟的服務人員、士兵等，按照職務高低而享受不同等級的飲食待遇。

與王室貢物中心檔案不同的是，烏爾第三王朝行省旮爾沙那的出土文獻詳細記載了工人日常的食物配給。旮爾沙那的最高長官在任職期間興修了很多工程，此地出土的很多泥板檔案對工人的衣食配給有所記錄，其配給種類和數量與工人的工種、來源、承擔的具體工作及性別有關。工人的工資為每天3—8升大麥，普通男工為6升，普通女工為3升，運輸工的工資高於其他工種，本地工人的工資高於外族工人。

除了支付大麥作為報酬外，監工還給工人發放麪包、啤酒和湯以及其他可帶回家中的物品。奴隸可以領到的食物有（大麥）麪粉、芝麻油、豬油、糠麩、羊肉、鹽和香料，他們喝的湯里加入了研磨麪粉、幹芝麻糠、羊肉、鹽和香料。建築工人領到的份額多於奴隸，並增加了綿羊肉、乾魚、鴨子、鴿子及一種生長在沼澤地的田鼠，建築工人在施工間歇還會領到麪包和啤酒。一些工頭有時還會領到椰棗、濕芝麻糠等。工人的食物配給並非一成不變，不同月份和施工的不同階段會有細微調整，但一般都會有面包、湯和啤酒。在節日慶典及工程竣工時，舉行盛大的宴會，所有工人都會分得一些食物。

旮爾沙那的文獻中還有關於廚房的記載，廚房一般與釀酒坊和磨坊同時出現，它們可能設置在一起，或構成一個食品加工單元。在廚房中，有頭銜為“廚師”的統領，他應該是廚師長或監工，負責接收和清點送入廚房的蘆葦（柴火）、麪粉、肉類、油類、調料類物資，並統轄着幾名工人，掌管廚房的整體運作。

旮爾沙那地區是蘇美爾學研究的熱點之一，這一地區的文獻很特別，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為了解新蘇美爾時期普通民眾尤其是僱傭工人的生活及飲食狀況提供了參考。旮爾沙那的文獻記載並非特例，烏爾第三王朝的其他行省，例如温馬和吉爾蘇等地區，出土的文獻也有建造廚房的記錄，暗示了廚師與廚房、廚房與釀酒坊及磨坊的關聯。

古巴比倫時期，蘇美爾語已不在日常交流中使用，而只作為書面語保留在部分校園文書及文學作品中。其中一些辭書及其他文學作品的蘇美爾語抄本，為研究蘇美爾人的飲食提供了補充。

古蘇美爾和新蘇美爾時期的文獻主要反映了社會上層的飲食情況，與此不同的是，古巴比倫早期（即伊辛—拉爾薩時期，約前1900—前1800）的蘇美爾諺語抄本中，提到了窮人艱辛的生活。例如，一些文獻寫道：“（還是）讓窮人去死吧，（還是）讓他們別活了！他們有面包的時候沒有鹽，有鹽的時候沒有面包；他們有肉的時候沒有調味品（芥末），有調味品的時候沒有肉！”；“窮人必須要想着下一頓飯”；“窮人（吃飯）從喝湯開始”；“窮人（的地位）是如此低下，他們要用嘴裏擠出的（口糧）償還債務”。還有的諺語將富人與窮人做了對比：“富人吃……，窮人吃一種低等級的麪粉。”由於諺語帶有一定的誇張性和感情色彩，不如經濟及行政管理類檔案可信，因此只能作為研究底層人飲食情況的參考。

古巴比倫時期的辭書中，經常在蘇美爾語詞彙後給出對應的阿卡德語，此時關於食物的雙語辭書非常詳盡，種類和豐富性超過早王朝時期。其中包括專門記載各種蔬菜和調味品的辭書，記載湯、啤酒、麪粉和麪包的辭書，記載蜂蜜、食用油、牛奶、奶酪和水果的辭書。每種初級加工食品又根據原材料或食用者而分為許多種類，反映出蘇美爾人飲食的多樣性。

古巴比倫時期的蘇美爾語抄本《寧卡斯讚美詩》主要讚美蘇美爾的啤酒女神寧卡斯，詳細記載了啤酒的釀造過程：首先將生麪糰與香料混合後在爐中烘烤，將麥芽浸泡至發芽；然後將麥芽漿煮熟並冷卻；最後是麥芽汁的準備及發酵。待啤酒釀成後，將其從釀造缸過濾到儲存缸中，便可以倒出飲用，也可以藉助蘆葦或金屬製成的吸管直接飲用。

根據蘇美爾文明時期和古巴比倫時期的考古及文獻材料，我們可以大致瞭解蘇美爾人的食物來源和飲食結構。由於缺乏記錄烹飪過程的菜譜，我們很難具體考察蘇美爾人的食材處理方法及加工過程，也很難勾勒出蘇美爾人飲食的歷時性變化。社會上層與普通民眾飲食的差距無疑是顯而易見的，但社會底層的飲食狀況還需更多材料才能進行佐證。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説，古老的蘇美爾人創造了輝煌燦爛的飲食文化，並對其後的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