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代

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在非洲發現的人類化石，距今已有300餘萬年，因而非洲被認為是人類的起源地（參看埃及古猿、南方古猿、臘瑪古猿）。在中國，重慶市巫山縣發現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200萬年。此外，還發現了許多古人類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等等，數量很多、分佈地域也很廣。因此，中國的考古學家提出：東亞地區也是人類的起源地。

人類的出現是生物進化的結果，它是古猿演變而來的。考古發現和古人類學研究的成果證明，古猿與早期人類的關係十分密切，使“從猿到人”的學説，獲得越來越多的證據。

人類的出現與勞動有關。人類最初製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製石器。考古學家為與後來出現的磨製石器相區別，將製作和使用打製石器時代稱為舊石器時代，後者（即製作和使用磨製石器的時代）稱為新石器時代。為了研究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的發展與進步，考古學家還將它們分為早中晚三期。舊石器時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與古人類學家依據古人類的體質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這三個階段大體是一致的。在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打製石器以粗厚笨重、器類簡單、一器多用為其特點；到了舊石器時代的晚期，石器趨於小型化和多樣化，器類增多，還發明瞭弓箭、投矛器等複合工具和鑽孔技術，出現了少量磨製石器。在舊石器時代，人們以採集果實和漁獵為生。他們不會建造房舍，多在山洞中棲身，過着羣居的生活。在舊石器時代早期，人們已學會用火。先是採野火，後發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如打擊火石取火、燧人氏鑽木取火等等。火的使用對人類的進化有很大的意義。它可用於照明、驅除野獸、驅趕寒冷，還改變了人們生食的習慣。由於熟食能縮短消化過程，使更多的養料被人體吸收，並使血液中的化學成分有所改變，促使人的體力增加、腦髓發達。如30萬年前的北京人的平均腦容量為1059毫升，一萬年前的山頂洞人的腦容量為1200─1500毫升，已達到現代人的腦容量變化範圍，身高也與現代華北人的身高接近。迄今在中國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遍佈全國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説明古今人類在這塊大地上的活動範圍，已相當寬廣。

《人類命運：變遷與規則》中描述，人類族羣在當時的動物世界中雖然“屬於比較邊緣的種羣”，生存環境卻並非現代人想象的那樣“十分惡劣”。因為原始人類思想單純，“為了活着”而採集、捕獵、漁捕的現實生活，“應該更加無憂無慮，體能也強壯許多，甚至比現代人要快樂滿足。” ^[5]  而人類社會是為何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變遷？作者給出的答案是，父系社會更容易繁衍。 ^[6] 

隨着生產力提高，一個人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超過他本人的消費而有了餘額時，俘獲的戰俘不再被殺死了。他們淪為奴隸而被強制進行勞動生產，他們創造的財富被主人全部佔有。這樣，私有制出現了。考古學家在龍山文化中發現了有的墓葬有棺有槨，有許多陶器、玉石器、象牙器和象徵財富的豬下顎骨等隨葬物品；有的墓葬只有一個不大的墓穴和幾件陶器；還有一些死者身首異處，既無墓穴、也無隨葬物品，甚至被丟棄在廢棄的窖穴或溝壕之中。這説明，這些死者身份、地位和佔有財富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一些首領利用他們的特權首先富裕起來。貧富分化的不斷髮展，氏族與部落內的掌權者首先成了剝削階級。原始社會內部產生了不同的階級，表明原始社會到了末期。在這種情況下，族與族之間以掠奪奴隸和財富為目的的戰爭頻繁出現了；為防禦敵對一方的掠奪和侵擾，它們各自築起了一座座高聳的城池；為適應戰事的需要，兵器的生產受到普遍重視：為維護特權者的利益，他們擯棄過去的習慣法，制訂了新的制度法規；“禪讓”制度也不可能繼續實行，必然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到夏禹死後，禹之子啓殺益而奪取首領的位置，開創了父傳子、家天下的新時代。從此，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代。

中國遠古時代指的是夏、商、周以前的時代，距今4000年以上，在中國，重慶市巫山縣發現的“巫山人”化石，有200萬年的歷史。此外，還發現了許多古人類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山頂洞人”“丁村人”等，數量很多、分佈地域也很廣。在遠古時代，由於生產力低下，人們只有靠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人們各盡所能、共同勞動、平均分配食物。為了生存與發展，他們必須選舉公正、賢能的人當首領，以帶領大家進行生產、抵禦外來的侵擾。例如：中國遠古時代部落聯盟首領有巢氏帶領族人諸如：建造房屋、襲葉為衣、首嘗果實、實行土葬、族外通婚等。

在富饒燦爛的藏族文化遺產中，輝煌鼎盛的古象雄文明以 “雍仲本教”的傳播為主線而得到發展，由於本教文明產生的年代久遠，傳播地域廣闊，對藏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有着極其深遠的重要影響。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很多世人根本不知道“古象雄文明”，甚至連許多西藏人自己都不瞭解。他們只認為印度文化對西藏文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響，“所有來自印度的文化” 都具有偉大的價值，並且錯誤地認定西藏本土宗教以及印度文明以外的東西對西藏文化的形成都沒什麼貢獻和價值。就連很多藏人自己也都誤認為，在印度佛教傳入西藏之前，西藏根本沒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而且文化非常愚昧落後等等。這種荒謬的説法被一些正統的狂熱者宣揚了數個世紀，正是由於這種狀況的長期延續，導致了西藏真實歷史和本土文化的遺失，同時也限制了學者們對古象雄文明和本教研究的興趣，但此狀況已經有所改變。 ^[1] 

近幾年考古發現紛紛證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的古象雄文明才是西藏文明真正的根，公元7世紀滅於吐蕃王朝。 ^[2] 

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兼併統一西藏各部落，建立強盛的吐蕃王朝，並創立藏文，西藏正史開始書寫。而近幾年考古發現紛紛證明：古象雄文明才是西藏文明真正的根。

據漢文和藏文典籍記載，象雄古國(事實上是部落聯盟)，史稱羌同、羊同;在7世紀前達到鼎盛。《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記載，根據軍隊的比例，象雄人口應不低於1000萬。後來，吐蕃逐漸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紀，徹底征服象雄古國。此後，象雄文化漸漸消失。西藏本土古老宗教本教的文獻被專家稱為“象雄密碼”。《吐蕃王統世系明鑑》記載：“自聶赤贊普至墀傑脱贊之間凡二十六代，均以本教護持國政。”而當時的古象雄文字 ^[3]  ，主要用於本教經書典籍的書寫。 據《西藏王統記》《朵堆》等典籍記載：象雄人辛饒米沃祖師對過去原始本教進行了許多變革，創建雍仲本教，被稱為西藏最古老的古象雄佛法。辛饒米沃祖師首先創造了象雄文字，並傳授了“五明學科”：工巧明(工藝學)、聲論學(語言學)、醫學、外明學(天文學)和內明學(佛學)。古象雄文明就以“雍仲本教”的

作為西藏文化和雲南納西文化的共同根基，融合了中原、西亞和南亞三大文明精華的古象雄文明，時至今日卻還依舊閃耀着光輝。對於古象雄文化來説，要使其“活起來”，無法繞過一部全景式反映象雄文明的百科全書——《象雄大藏經》。然而長期以來，因其缺乏漢譯版本，致使我國對象雄文化的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相比之下，國外對象雄文化的研究和重視程度已走在前面，催促着我們去挖掘和梳理這一寶藏。 ^[4] 

古代居民聚族而居，所以在今天發掘的遺址中可以看到居住時形成的聚落，在墓地中看到排列有序的墓羣。人們在漫長的歲月中繁衍生息，人口不斷增長。當增至一定數量時，就像細胞分裂那樣又分離出新的氏族。它們之間以血緣為紐帶，形成規模較大的部落。在原始社會後期，中華大地上有許多氏族、部落和部族。古史學家將它們分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其中華夏集團以黃帝族和炎帝族為主體。它們最初居住在今天的陝西，後來分別向東發展，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它們與西進的東夷集團、北上的苗蠻集團發生過多次戰爭。傳説在涿鹿之戰中，黃帝和炎帝打敗了以蚩尤為首領的東夷集團，使華夏集團的勢力擴大到今天的山東境內。為了爭奪聯盟的首領，黃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戰，炎帝戰敗。地處北域的黃帝乘勢南下，使炎黃二族的勢力達到長江和漢水流域，華夏集團的勢力得到空前的擴展。以後的虞、夏、商、周都是黃帝的後裔，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確立了華夏的特定地位，黃帝也成了華夏的共同祖先。

在遠古時代，由於生產力低下，人們只有靠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人們各盡所能、共同勞動、平均分配食物。為了生存與發展，他們必須選舉公正、賢能的人當首領，以帶領大家進行生產、抵禦外來的侵擾。因此，古史傳説中出現了堯舉薦舜、舜舉薦禹，禹先舉薦皋陶、皋陶死後又舉薦益當部落首領的故事（但並沒有成功），歷史上稱這種作法為“禪讓”。這是一個人人平等、財富公有，因而沒有爭奪欺詐、也沒有盜賊劫掠的時代。古代史學家們稱這個時期的社會為大同社會。

古代居民為了求得生存與發展，在惡劣的環境中與各種自然災害頑強地進行鬥爭。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流傳久遠：面對滔滔洪水，野獸肆虐，堯為了把民眾從水患中解救出來，命鯀去治水。鯀用堵塞的辦法治理，雖經九年努力，仍以失敗告終。於是，舜命禹治水，禹總結了鯀治水的經驗教訓，改變堵塞而用疏導的辦法。他一心一意地率領民眾興修水利、治理洪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經過八年（一説十三年）時間，終於征服了水患。這個傳説反映了古代先民在自然災害面前不屈不撓、積極抗爭的無畏精神！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投入大量精力改善藏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狀況，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質的飛躍，真正的藏文化也得到有效保護和挖掘，從而使一脈相承的本教在保護和繼承藏族文化的方針政策下獲得新生，並使象雄文明得以重現生機和希望。

古象雄文明乃至本教大藏經文獻研究於上世紀90年代就已開始。挪威科學院高級研究中心於1995年至1996年間組織了幾個國家的有關學者對温倫版本教《大藏經》進行了編目和研究;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院也曾組織一個大型本教文化研究項目，對本教《丹珠爾》進行編目並已出版。

在象雄文字研究方面，丹麥學者艾力克·哈爾於1968年著寫《來自西藏本教的預言：一個未經探索的預言——象雄語語法詞典》，成為這一領域唯一的研究代表作;意大利藏學專家杜齊教授曾多次深入阿里地區考察，他認為，岡底斯中的“底斯”即為象雄語，但在10世紀以後，吐蕃王室後裔統治象雄、傳播佛教、通用藏漢文，將象雄逐步藏化。

“古象雄文明的所有權在我們這裏，但其話語權和解釋權卻長期落在外國人手裏。”白庚勝對本刊記者説，國際上不少國家正在對本教大藏經進行翻譯，中國尚缺少對本教的基礎研究。翻譯經典只是第一步，今後與經典有關的各項子課題、子項目的開發，影像、文物文獻，乃至古象雄文字、語言、天文學、醫學、哲學等領域的研究都要展開，這是對中國文化史的一大貢獻，更是對世界文化史的貢獻。

距今一萬年前，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進入全新世以後，地球的氣温逐漸變暖，人類漸漸走出山區，移向平原地區活動。為了適應新的環境，人們選擇了鄰近水源的地點聚族而居，建造房屋，發明了陶器，出現了原始農業，開始了定居生活。磨製和鑽孔技術的普及，使各種石質工具的製作趨於規範、定型，更適合各種不同的用途。

考古學家經過長期探索、研究，發現中國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分佈，與當代中國的人口布局十分相似，相對集中於河網密佈的東半部。人們的食物結構也是南方種植水稻、北方種植粟稷。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經出現栽培稻，説明水稻的發源地在中國而不是印度。8000年前的先民已經雕琢出玉器，發明了紡織技術，在音樂方面出現了七聲音階，可以吹奏旋律，還出現了刻劃符號。7000年前的遺址中出土的獨木舟和木槳，説明已經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馴養。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創造了絢麗多姿的彩陶文化，還出現了用夯築技術建造的小城堡。5000年前已養殖桑蠶，並用蠶絲織出了絲織品，還掌握了人工冶銅的技術，鑄造出青銅刀一類小工具。4000年前出現了文字，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古文獻中記載的神農氏種植五穀，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蠶絲，他的大臣發明文字、舟車以及黃帝戰蚩尤等，因這些發現而説明這些傳説並非虛妄，它們包含了不少歷史的影子。這些發現還説明，中華文明確實是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