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熙

1920年10月24日，出生在南京政府財政部鹽務局一個高級職員家庭，家境富裕。

早年習字、背誦古詩詞，十一二歲起讀古典小説。中學時代接受了進步思想，在上海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考取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數學、英語基礎都很好。一年後轉入中文系，師從唐蘭、聞一多學習研究古文字學和古音韻學，並得到羅常培和陳夢家等教授的教導。

1945年，畢業後在昆明中法大學中文系任教並加入民盟。

1946年起，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1952年晉升副教授，同年調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受國家委派赴保加利亞索非亞大學任教，1955年回國，此後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1979年晉升教授。

1992年7月19日，病逝於美國，享年72歲。

朱德熙先生，江蘇蘇州人，1920年12月3日（陰曆十月二十四日）生於吉林省長春市。父親朱伯諶，時供職於南京財政部鹽務稽核所，派駐長春期間與彭楚秀結婚。二人育有八子，朱德熙居長。

朱德熙自幼在父母和家族長輩的啓蒙下習字讀書，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1929年，他隨父母出差來到山西，先後就讀於運城縣立小學和太原第一模範小學。1931年全家回到上海舊居，朱德熙入上海私立新新中學附小，1933年9月小學畢業。他中學時期先後就讀於南京名校鍾英中學和上海新亞中學、正始中學和大同大學附屬中學。中學時代的朱德熙接受進步思想，“一二·九”運動期間曾在上海蔘與宣傳抗日救亡的示威遊行，並與同學一同加入“赴京請願團”，赴南京請願。1939年高中畢業，他考取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

朱德熙少年時熟讀《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鏡花緣》等中國傳統小説，翻閲過全套共20餘本的《歷朝通俗演義》。他喜愛京劇，能唱鬚生餘叔巖和青衣程硯秋的選段。朱德熙中學時數學和物理成績優異，並學習了蒸汽機原理、自動化原理和傳導原理，動手製作蒸汽火車模型，安裝礦石收音機。青少年時期對文史和數理知識的廣泛涉獵，為他日後的古文字和語法學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朱德熙1939年入西南聯大物理系，成績優異，得到著名物理學家王竹溪先生的賞識，二人共同測量了一件青銅器的容積。一年級時，他旁聽聯大各系科課程，被唐蘭先生的古文字學、甲骨學課程深深吸引，立志從事古文字學的研究，於入學後第二年轉入中文系，師從唐蘭先生，並受到聞一多、羅常培、陳夢家等先生的教導和賞識。期間休學兩年，朱德熙延至1945年畢業，畢業論文被聞一多先生親批為甲等。

1945年畢業後，朱德熙執教於昆明中法大學中文系，並參加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由聞一多先生延攬，他北上赴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1952年任中文系副教授。同年因院系調整，朱德熙調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並赴保加利亞索菲亞大學教授漢語，是新中國派出的第一位對外漢語教師。1955年，他結束教學任務回國，此後一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1979年晉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朱德熙先後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學計算語言學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會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兼《世界漢語教學》雜誌主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第五、六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第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等職。1989年起，他先後應美國華盛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邀請，赴美講學並進行合作研究。

朱德熙先生長期從事現代漢語語法和古文字的教學研究工作，長期參與、指導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長期從事國家的語文規範化工作和語文教育事業，為祖國的語言學事業和教育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上世紀5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同呂叔湘先生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在《人民日報》上連載，在全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講話》分類選取當時報刊和機關文件等材料中的語法修辭失誤用例，普及基本的語法知識，從語法、修辭、邏輯等不同的角度分析講解當時常見的病句，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用價值。《講話》發表後，立即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學習語法修辭、重視語文應用規範化的熱潮。此後的數十年中，朱德熙先生一直關心國家的語文規範化工作，為國家的語言文字政策建言獻策，如上世紀80年代中曾多次強調要讓簡化字穩定下來，今天看來這一觀點避免了漢字使用的混亂，是十分合理的。

朱德熙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集中於漢語語法研究和戰國文字研究，在這兩個領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語法研究方面，朱德熙先生在理論、方法和事實分析三個層面都取得了極為重要的成果，多篇文章、專著在漢語學界開風氣之先，引領一時潮流，併產生深遠影響。

在長期的現代漢語語法教學研究中，朱德熙先生注意吸收國外語言學的新理論、新方法，不斷開闢研究的新途徑。1956年發表《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一文，全面而系統地運用分佈分析的理論方法，揭示了漢語中性質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的範疇對立，引起國內外同行的注目。60年代他運用描寫語言學的理論方法連續發表了《關於動詞形容詞“名物化”的問題》《説“的”》和《句法結構》三篇論文。這一系列文章結合漢語的具體案例，在國內系統地介紹並發展了分佈分析、同構分析和變換分析等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其中，《説“的”》一文將漢語的“的”字分析為副詞性語法單位的後附成分（“的1”，書面上一般寫作“地”）、形容詞性語法單位的後附成分（“的2”）和名詞性語法單位的後附成分（“的3”）三個語素，成為朱德熙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説，他這一時期的漢語語法研究將漢語語法學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

朱德熙先生的語法研究因“文革”而長期中斷，直到70年代末恢復。他在70年代末連續發表了《“的”字結構和判斷句》《與動詞“給”相關的句法問題》《漢語句法裏的歧義現象》三篇重要論文，運用變換理論和方法來分析漢語語法問題，揭示了漢語中隱藏在顯性語法關係後面的隱性語法關係，為更深入、更細緻地分析漢語的句法結構和語義結構及其關係開闢了新途徑。其中《與動詞“給”相關的句法問題》一文以及80年代初發表的《“在黑板上寫字”及相關句式》一文，在變換分析的基礎上又提出並運用了語義特徵分析法，有效地彌補了變換分析法的侷限，為同形句式的進一步分化、同一類詞劃分小類提供了可靠的語法、語義依據，使語法研究朝着形式和意義結合的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986年朱德熙先生髮表《變換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則》一文，對變換分析法以及語義特徵分析法進行了理論性的總結，是漢語研究對理論語言學做出獨創貢獻的代表成就之一。

朱德熙先生80年代出版的專著《語法講義》和《語法答問》是三十年語法研究的總結之作，影響深遠。1982年出版的《語法講義》是一部語法研究理論、方法同具體語法規律的描寫相結合的語法專著，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論觀點，深刻地影響了日後描寫語法的基本範式和高等學校語法教學的框架，同時也是眾多語法研究成果的起點或重要參考依據。1985年的《語法答問》，對《語法講義》中的詞類劃分方案和句法結構分析方案進行了具體闡釋，同時結合漢語語法的特點提出了以詞組為本位的語法觀點，在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80年代至9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意識到語法研究在方法論上突破共時和歷時的截然區分的重要性，開始致力於方言語法的共時比較研究以及古今語法的歷時研究，並將二者結合起來，先後完成《北京話、廣州話、文水話和福州話裏的“的”字》《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自指和轉指——漢語名詞化標記“的、者、所、之”的語法功能和語義功能》《漢語方言裏的兩種反覆問句》《“V-neg-VO”與“VO-neg-V”兩種反覆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佈》《從方言和歷史看狀態形容詞的名詞化兼論漢語同位性偏正結構》《“的”字的方言比較研究》（未刊遺稿，《語言學論叢》六十一輯整理刊出）等論文，使漢語語法研究走上了全方位、多視角探索的新道路。

朱德熙先生在古文字研究，特別是戰國文字研究方面也有重大的成就。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他師從唐蘭、聞一多先生學習研究古文字，刻苦研讀《説文》，打下了紮實的古文字學功底，研究甲骨文的畢業論文得到聞一多等先生的讚賞。1947年至1948年，在（北平）《新生報》連續發表數篇考釋戰國時期楚國銅器銘文的論文。50年代，先後發表了《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洛陽金村出土方壺之校量》和《戰國記容銅器刻辭考釋四篇》等研究古文字的論文，把戰國文字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70年代後，他先後參加了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南長沙馬王堆簡帛和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整理研究工作，發表了一系列有創見的學術論文，涉及簡牘、帛書、璽印、貨幣、陶文、玉石文字、銅器銘文等不同方面，如《戰國陶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荊歷屈夕”解》《戰國文字中所見有關“廏”的資料》等等，在甲骨文、戰國文字、秦漢文字等古文字領域都有很精深的研究，尤其是在戰國文字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朱德熙先生的古文字研究，特別注重字形的分析。比如《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中對於“隹”和從隹之“集”的考釋，以戰國時代璽印、貨幣和簡帛中“隹”的一種變體寫法做為橋樑，將“隹”的常規寫法與壽縣李三孤堆銘文中的待釋字聯繫起來，梳理出字形演變的脈絡，解釋了這種寫法奇詭的“隹”的形體來源。

朱德熙先生的古文字研究，常能着眼戰國文字中帶有關鍵性質的文字，連帶解決一系列問題。例如戰國齊陶文中的“匋者”二字，第二字過去釋為“向”或者“尚”。朱德熙先生改釋為“者”，又推論到齊璽中的“都”字，解決了懸疑已久的難題。又如《“荊歷屈夕”解》討論信陽長台關一號墓編鐘銘文，與雲夢睡虎地竹簡《日書》中楚人月名對比，正確釋讀出“荊歷屈夕”四字，糾正了學界長期將銘文所記之事誤解為春秋末年史事的錯誤。

朱德熙先生的古文字研究帶有語言學的眼光，格外留意古文字在句子中的語法功能，通過語法格式來考釋古文字；而且善於將古文字研究與傳世文獻的研究結合起來，注重漢語源流發展。比如《説“屯（純）、鎮、衠”》一文，討論信陽長台關楚簡中的“屯”字，從所出現的語法位置來看，都是先列舉若干器物名稱，説明其數量，然後説“屯如何如何”；而且，同樣位置還能出現“皆”字，因此推斷這一類的“屯”具有總括詞的用法。除了解釋出土文獻中“屯”的用法，朱先生還一併解釋了《韓非子》和《山海經》中與“屯”有關的訓詁問題，並將上古的總括詞“屯”與中古近代文獻中的“衠”“鎮”乃至方言中的副詞聯繫起來。這項研究證古論今，融會貫通，打通了歷史語言研究與共時語言研究的邊界，綜合運用自殷商至現代漢語方言的材料，可謂齊“淹博、識斷、精審”三美。

在行政工作方面，朱德熙先生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期間，兢兢業業，認真負責，為學校文科、語言學科的建設，為培養高水平的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1985~1986兩年的任期內參與領導北京大學職稱評定工作，堅持學術標準的原則性，出色地完成了這項重要任務。朱德熙先生重視科研成果的獎勵機制，在1986年召開的北京大學首屆科研成果頒獎大會前，他認真聽取了教務部門負責人關於評獎的指導思想和經過的情況彙報，並和他們一起對文、理科評出的成果逐一進行認真審核。在會上，朱德熙先生做了題為《揚長補短，加強組織，開創科研工作新局面》的長篇重要講話，為北京大學的科研評獎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朱德熙先生十分重視研究生培養工作，1985年，他主持召開了北京大學第一次研究生工作研討會，對培養研究生的意義和如何提高研究生的質量問題，進行了認真研討，提出了對策。在1986年9月的研究生開學典禮上，他圍繞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特別是在學風方面、遵守規章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做了有針對性的講話，並結合自己的治學經驗，言傳身教，諄諄告誡研究生一定要珍惜大好青春，端正方向，樹立“嚴”字當頭的優良學風。在外事方面，朱德熙先生同具體負責外事工作的人員合作，本着廣交朋友，多做工作的原則，積極熱情地安排接待許多來訪的學者和友好人士。他曾主持北京大學與當時的西柏林自由大學等校建立校際學術交流的談判，為後來同這些學校保持合作關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為廣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朱德熙先生先後出訪美國、法國、泰國、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1986年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授予朱德熙先生榮譽博士學位。朱德熙先生為促進中外人民的友誼與學術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2] 

朱德熙先生為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學科的建設做出了許多重要工作。上世紀50年代，朱德熙先生和林燾先生共同主編了《現代漢語》教材，奠定了北大中文系現代漢語學科的地位。他在北大長期開設“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等課程，培養了大批語言學專業研究人才。自70年代末起，朱德熙先生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學科的主要領導者和建設者。在他的呼籲和支持下，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了漢語方言學課程，並申請到了專項經費用於每年暑期的方言調查實習。1986年，朱德熙先生與馬希文先生合作，在北大率先建立了計算語言學研究所，朱先生擔任第一任所長。此外，朱德熙先生還倡議在中文系建設近代漢語研究方向，彌補了漢語史教學與研究中的薄弱環節。

朱德熙先生對待教學精益求精，講課嚴密而生動，深受學生的歡迎。他獎掖後進，注意培養新生力量，為造就語言學人才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成功地培養了一批又一批語言學學科精英骨幹。

朱德熙先生是我國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先驅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作為新中國第一位公派對外漢語教師，他在保加利亞授課期間編寫講義《華語教材》，成為新中國第一部對外漢語教材。該教材由合作者張蓀芬女士翻譯為保加利亞文，於1954年在保加利亞出版。為紀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誕辰，《華語教材》中文手稿經整理將於202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在保加利亞的漢語教學工作結束之後，朱德熙先生雖然不再繼續在一線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但他一直關心並參與指導國家的對外漢語教學事業。80年代後他長期擔任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和《世界漢語教學》雜誌主編，親自主持了兩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並積極參加各類對外漢語教學方面的學術會議，他的許多意見對開展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建設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特別是1990年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之前，70高齡的朱德熙先生在美國的研究工作正處於緊張階段，但是他毅然決定遠涉重洋回國出席會議，並連任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這充分體現了他對國家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責任感。 ^[2] 

朱德熙先生在語文教育事業上也傾注了大量心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為清華大學大一學生開設“語法修辭”課程，並根據教學內容編寫出版寫作教材《作文指導》一書，在高校和中學師生中產生了廣泛影響。院系調整後，“語法修辭”課長期是北京大學語言類專業和編輯類專業的培養課程，朱德熙先生參與編寫並修訂該課程的教材《語法修辭》，為大學語文教育提供了專業而有針對性的指導。朱德熙先生還十分關心並積極參與中小學語文教育工作，60年代曾主持高考語文命題工作，80年代後長期承擔高考語文的審題工作，並長期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科顧問，和中學語文教師保持經常的聯繫。此外，他還參加過中華職教社中華職業學校的語文講座等大眾性教育工作，長期在報刊雜誌上發表關於作文評改和語法修辭規範的文章，對普及性的語文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朱德熙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他光明磊落，嚴於律己，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為祖國、為人民傾注了畢生心血。

1991年12月，朱德熙病重，被確診為晚期肺癌。1992年7月19日晨6時6分，他逝世於美國斯坦福大學醫院，享年72歲。 ^[2] 

朱德熙無比熱愛教學工作，對教學精益求精，教學藝術爐火純青，以淵博的學識把枯燥的語法課講得引人入勝。他一生正直純粹，光明磊落，追求真理，實事求是，不愛虛榮，淡於名利，嚴以律己，嚴謹治學，為祖國、為語言學事業傾注了畢生心血。為人謙虛質樸，温和敦厚，尊重前輩，篤於友情，喜愛音樂和繪畫，尤愛崑曲，能笛，會唱。尤其擅長京劇，拉得一手好京胡，唱起來稱得上是“字正腔圓”，在系裏表演常常博得陣陣喝彩。

在語文教育方面，他著有《作文指導》（中國青年出版社，1951年）一書。《文章評改》（1979年）一書中收入了他於60年代為中華函授學校舉辦的“語文學習講座”講課時的大部分講稿。他提出中學語法教學應該聯繫實際等觀點，這些對提高中學語文教學質量、改進高考語文的考試等都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

朱德熙是漢語語法學界偉大的語言學大師，是一位富於開創精神的傑出學者，在中國語法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朱德熙在語法研究上以其獨特的語法思想、科學的分析方法，深入地研究漢語語法現象，奠定了漢語描寫語法的基礎。他的豐富而深邃的語法思想是我們的寶貴遺產，對漢語語法研究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學術成就也讓他在國際上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保加利亞、美國、法國、泰國、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先後邀請他去講學，做研究，出席會議。1986年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他為推動漢語走向世界，擴大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朱德熙長期從事現代漢語語法和古文字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在語言文字領域的貢獻主要集中在漢語語法研究、古文字研究及語文教育方面，並且為祖國的語言學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漢語語法研究領域在漢語語法研究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地吸收國外語言學的新理論、新方法，創造性地運用於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斷為語言學研究開闢新途徑。他着力運用西方結構主義語言學原理探討漢語問題，帶來了這個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其主要成果已被當今的語言學界普遍採用。

1961年首先提出變換分析法，並且在國內最早運用這種理論來描寫分析漢語句法。變換分析法源於美國描寫語言學學家Z. Harris的理論，朱德熙在運用中根據漢語語法研究的實際需要加以改造發展，形成一套有關變換分析的理論，把漢語語法研究引向深入，揭示了更多的語法規律，開拓了研究視野。1979年進一步提出和運用語義特徵分析法，彌補了分析變換法的侷限，使語法研究朝着形式和意義的結合方面前進了一步。1985年針對德· 索緒爾區分共時的和歷時的語言研究方法對國內學界的消極影響，以自己的研究突破共時和歷時的嚴格區分，將橫向的各種方言之間的比較研究、縱向的古今語法之間的比較研究和對標準語的研究結合起來，使漢語語法研究走上了全方位的研究道路。

在理論上，注重和提倡對具體語言事實和具體語法規律的描寫分析，提出了關於詞的語法功能是劃分詞類的本質依據等8個觀點，豐富了普通語言學理論，不僅適用於漢語語法研究，也適用於其他語言的語法研究。他與呂叔湘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1951年6月6日始在《人民日報》上連載，同時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一書，對於糾正當時社會上語言使用的混亂狀況，對於在全國範圍內普及語法知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語法講義》一書，是系統地闡述其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基本觀點的一部專著。該書注重實用，分析描寫細緻深刻，是運用結構主義語法理論分析漢語語法結構的一部力作。

在古文字方面，朱德熙對古文字的考釋與研究常結合語法來進行，在分析古文字的字形、意義之外，還考察古文字的語法地位與作用。尤其是在戰國文字的研究方面多有發明。另外他對甲骨文和秦漢文字也都有精深的研究。1950年代發表的《壽縣出土楚器銘文初步研究》和《戰國記容銅器刻辭考釋四篇》，奠定了在戰國文字研究領域中的突出地位。不少研究是針對傳統誤釋的。考釋古文字，不是任意選釋，而是着眼於關鍵性字，既重字形也重文例，精確地揭示出字形演變的複雜過程，在語法上語義上講得通。論述透徹精闢，超過了前人，為學者們普遍接受，不只把戰國文字的研究水平，而且把古文字考釋的整體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對後人的影響極為深遠。

朱德熙考釋過的資料包括楚簡、楚帛書、漢竹簡、璽印、陶文、盟書和銅器銘文等等。1970年代參加過馬王堆1號漢墓遣策、銀雀山漢墓竹書、馬王堆3號漢墓帛書、望山楚墓竹簡和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整理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貢獻，發表了一系列有創見的學術論文。

在方言研究方面，尤為重視方言語法的調查研究，把方言語法研究同普通話語法研究相結合，提高了漢語語法研究的水平。

《語法修辭講話》(呂叔湘，著/朱德熙，著) （開明書店 1951）

《作文指導》（中國青年出版社，1951）（開明書店 1952）

《語法修辭正誤練習》(呂叔湘，著/朱德熙，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 : 形容詞的性質範疇和狀態範疇》(朱德熙，著)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56）

《現代漢語語法 : 1956-1957學年》(朱德熙，編) （北京大學漢語教研室 1957）

《定語和狀語》(朱德熙，著)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語法修辭講話》(呂叔湘，著/朱德熙，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79）

《文章評改》（1979）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朱德熙，著) （商務印書館 1980）

《語法講義》（朱德熙，著）（商務印書館，1982年）

《語法·修辭·作文》(朱德熙，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語法答問》(朱德熙，著) （商務印書館，1985）

《語法叢稿》(朱德熙，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馬王堆一號漢墓遺策補釋》《朱德熙古文字論集》（朱德熙著，裘錫圭、李家浩整理，中華書局 1995）

《朱德熙文集》(朱德熙，著) （商務印書館 1999）

《朱德熙選集》(朱德熙，著)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語法修辭講話》(呂叔湘，著/朱德熙，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2）

《語法分析講稿》（朱德熙，著）（商務印書館 2010）

《壽縣出土楚器銘文初步研究》（《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

《洛陽金村出土方壺之校量》（《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第4期)

《戰國記容銅器刻辭考釋四篇》（《語言學論叢》1958年第2輯）

《説“的”》（《中國語文》1961年第十二期）

《戰國文字研究六種》（合作，《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信陽楚簡考釋》（《考古學報》1973年第3期）

《戰國銘文中的私官》（合著，《文物》1973年第12期）

《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

《望山楚簡裏的“軗”和“墨”》（《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頁194-197，中華書局 1989）

《望山一、二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合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合編《望山楚簡》，頁68 - 133， 1995年6月，北京‧中華書局。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附錄三，頁237-309，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4月，）

《望山一號墓竹簡的性質和內容》（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合著）（《望山楚簡》，頁134-135。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附錄二，頁310-312，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4月）

《江陵望山楚墓竹簡考釋》（合著）

《銀雀山漢墓竹簡》（集體編著）

朱德熙歷任清華大學、昆明中法大學、保加利亞索非亞大學等知名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他先後擔任中文系副主任、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北大計算語言學研究所所長，北大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

中國語言學會及世界漢語教學會會長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

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第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

朱德熙所教過的學生有口皆碑，蜚聲中外。他愛護青年，獎掖後進，為造就語言學人才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十分關心中學語文教育，關心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多年來還為完善高考語文考試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朱德熙對如何培養人才也有其獨到的計劃與見解。我國恢復高考後的前幾年，朱德熙被委任為全國高考語文命題組負責人。與“文革”前相比，高考語文試題從重知識檢測到重能力考查，有了質的變化。特別是作文題，幾乎每年翻新，儘管社會上有毀有譽，但其探索的初衷與改革的方向則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有一年作文題是縮寫一篇文章，實際是考查學生的閲讀和概括的能力。考後一位學生帶着一批同校的語文老師走訪朱德熙，問：“按這種改革的思路下去，明年的作文題該不會考查學生的閲讀和演繹能力，讓擴寫一篇文章？”朱德熙聽後一怔，側着頭，笑笑回答道：“那完全可能。”大家以為他是脱口隨便一説，都沒太在意。不料此話竟被言中，次年的高考語文作文題果然是對一篇文章的擴寫。

朱德熙家是個多子女家庭，朱是老大。高中時代，就讀於上海大同附中。他在那裏結識了一些進步同學，他的生活逐漸起了變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他曾參加過一個學生請願團，去南京請願，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途被國民黨軍警阻截，把他們押送回上海。那段日子裏，為了安全，他常常借住在同學家裏，不敢回家。原來，那就是響應北平“12·9運動”上海進行的一次大規模學生運動。那個時期，他不知從哪裏弄回家許多進步書。比如斯諾的《西行漫記》，厚厚的精裝本，紫紅布書皮，裏面有大量紅色中國的照片。

朱德熙是一個學者，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他做學問是做得很苦的。1946年寒假比他年小8歲的弟弟住在他家時，看到他每天都是深夜一兩點鐘還在那裏看書寫東西。妻子説：“你寫文章就像難產，簡直是一刀一刀刻出來的。”朱德熙説，“你説得對，我寫東西就是難產。”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曾説，德熙搞學術研究“完全是超功利的”，“是把辛苦的勞動當成了一種超級享受。”這真是知人之語。哥哥對於語言學、音韻學、古文字學確實有着極大的興趣，別人覺得很枯燥的東西，他卻沉浸其中，根本不會感到有什麼苦或累。他很看重興趣的作用。他覺得搞任何事業，如果不能把真正的興趣激發出來，再講什麼大道理也是不牢靠的；而一旦有了興趣，他會很愉快地把生命也放了進去。

朱德熙是個語言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他在漢語語法和戰國文字的研究上作出過傑出貢獻。其實他對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和數學也有着濃厚興趣，而且學得很好。他在西南聯大原本學的就是物理系，比楊振寧低一班。由於受到一些教授和同學的影響，大二時轉入了中文系，攻讀古文字學，解放後又從事漢語語法研究，但他始終保持着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和關注；同時，他的英文也很好，還懂一點俄文、保加利亞文和法文。如果用文理兼通，學貫中西來形容他，完全不為過。

朱德熙還十分喜歡京劇和崑曲，中學時就常常在家裏唱京戲。在西南聯大他又迷上了崑曲和吹笛子，並且教會了妻子唱。他們倆常常一個吹一個唱，別人看了都是一種享受。朱德熙迷京戲，除了喜歡餘叔巖和楊寶森，特別推崇言菊朋早年灌製的唱片，他説言菊朋的吐字發音，字字講究四聲和音韻，許多京劇大師也有弄錯的時候，而言菊朋則沒有。真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中學時代朱德熙還喜歡看偵探小説，甚至自己也寫着玩。

朱德熙一生講求務實，淡泊名利，説話、做事、寫文章、做學問都講求實事求是，最討厭虛誇浮華。他的文章很少形容詞，更不見什麼華麗辭藻。他曾經擔任全國人大常委和北大副校長等高職，但他從不以此炫耀，反而覺得年紀大了，力不從心，多次要求辭去職務，專事教學和學術研究。他的家人弟兄雖然常聽他興致勃勃地談論古文字考釋和漢語語法，卻沒聽他講過自己的成就和作用，直到他去世以後，從許多專家學者對他的評價中，才知道他作出過多麼重大的貢獻。

朱德熙一般人只知道是卓有建樹的語言學家，在夫人何孔敬眼裏，她崇仰他的學問人品，更愛他的真情至性。因此，在妻子的筆下，德熙是一個善於發現、分享美好、呵護家庭的好丈夫。

他們的定情，始於一束薔薇花。朱德熙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到陸家營何家任了兩年家教，何家長女孔敬秀美天然，雙方在長期相處中萌發了好感。有一次去趕街子，兩人邊走邊聊，落在了後頭。路上的一條小水溝里長滿了野薔薇花，朱德熙摘下一串，請求給姑娘戴在衣襟上，深情地説：“孔敬，知道麼你很美，天然不俗，我很喜歡你。不幾天，我就要回聯大去復學，你要常來看看我。”雙方這才確定了對方的心意。孔敬説服父親退掉自小訂下的親事，和德熙走到一起。

相戀之後，德熙將自己喜歡的美好事物都想與孔敬分享，他自己喜歡崑曲，便教孔敬學唱。此後一人吹笛，一人吟唱，成為夫妻之間的樂事之一。甚至在文革期間，德熙被關進“牛棚”，卻依舊記掛妻子愛花的喜好。那時二月的北大校園，到處開着紫羅蘭色的二月蘭，德熙從牛棚回家的路上採了許多放在書包裏，一進門就給了妻子一個驚喜。1984年，夫妻回到昆明三十多年前的住地——染布巷24號訪舊。巷口的雜貨店櫃枱上，擺着一個深棕色的盛放豆腐乳的罈子，德熙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花了五毛錢同老闆娘買下。他神秘地對妻子説：“你做夢也想不到的，我抱回去做枱燈用。你看這個罈子的造型，古色古香，有多美！”回到北京後，德熙扎出台燈架子，孔敬用昆明的藍花布做了燈罩。到家裏做客的朋友都稱讚枱燈的別緻。

二人伉儷情深，相攜至老。不想德熙竟比孔敬早走，留下孔敬。在好友汪曾祺的鼓勵下寫下對德熙的回憶。孔敬一輩子沒有出來做事，安安心心在家相夫教子，默默幫助德熙的工作。朱德熙在接受巴黎第七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稱號時發言説：“我的事業成功，有太太的一半功勞。”這是對夫人何孔敬最大的敬意。

汪曾祺與朱德熙相知頗深，友誼的深厚非一般人能與之相比。汪曾祺1958年被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的農業研究所。1960年初秋，好不容易摘掉了右派帽子。後因參與樣板戲《沙家浜》的定稿，無可避免地捲入到了政治的漩渦中。在文革中被批鬥、遊街、罰跪等，每天除了學“語錄”，就是劈柴、抬煤，算是個經風歷雨的人，但不管倍受怎樣的煎熬和折磨，汪曾祺都很少去麻煩朋友，越是莫逆之交越不麻煩。汪曾祺為人交友的姿態，堪稱明淨；對朋友的保護，更是細微。

可是汪曾祺越是心境澄明，不利用朋友為自己謀取方便，他的朋友卻越是給予他無私的襄助，當時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朱德熙，與汪曾祺在西南聯大時是同學，在汪曾祺被作為重點審查對象，其他人都惟恐避之不及時，朱德熙和另一位同學李榮，着急地為汪曾祺奔走求助，他們幾次去找胡喬木，以“傲”出名的李榮甚至對胡喬木説：“此人(汪曾祺)文筆如果不是中國第一，起碼是北京第一。”

另一次，家中遇到難事，妻子施松卿開玩笑説：“德熙是咱們朋友中最大的官兒，託託他去？”誰料，汪曾祺卻對往日裏自己十二分疼愛的妻子發了脾氣，很認真地吼道：“別添亂！”

汪曾祺的子女在《老頭兒汪曾祺》中説：“到了大學，儘管爸爸生活困頓，沒有餘資向女生們獻殷勤，但是他的才華仍然博得了不止一個女同學的好感。據爸爸的最好的朋友朱德熙先生的夫人何孔敬説，爸爸當時的女友後來在清華教書，一次朱德熙在清華門口還悄悄地向她指明此人，長得白白淨淨的。後來爸爸失戀，曾經好幾天卧牀不起。朱德熙夫婦不知該如何勸解，只好隔着窗子悄悄觀望，以防不測。”

何孔敬在《長相思：朱德熙其人》中也説：“曾祺有過一次失戀，睡在房裏兩天兩夜不起牀。房東王老伯嚇壞了，以為曾祺失戀想不開了。”後來是朱德熙賣了自己的一本物理書，換來一些錢，硬是把汪曾祺請到小飯館借酒消愁，這招還真有效，並沒有借酒消愁愁更愁，而是澆了愁，沒了事。

説起賣書換錢，汪曾祺和朱德熙似乎不只幹過一次，他們還曾“吃”過好幾本字典，那時在西南聯大，雲南飛漲的物價，讓學生也好，教師也罷，都窮困潦倒得不行。那時汪曾祺習慣夜裏寫文章，白天起來泡茶館。一次日上三竿了，汪曾祺還在躺着，朱德熙夾了厚字典來，叫汪曾祺起來，去吃早飯，兩人就一起去舊書店賣了字典，解決了一頓早餐問題。

從西南聯大畢業後，不管有事沒事，汪曾祺都習慣給朱德熙寫信，而且是長長的那種信，雞毛蒜皮的事也談，成了習慣和需要。

朱德熙患有氣管炎，這病讓汪曾祺比朱德熙還上心，只要遇到治療氣喘的方子，汪曾祺都會一筆一畫給朱德熙抄錄下來，寄給朱德熙囑咐他認真治療。

後來，朱德熙去了美國，在那裏患了癌症。汪曾祺去美國見了朱德熙最後一面，據説那次見面朱德熙説汪曾祺格外的婆婆媽媽。朱德熙其實也這樣婆婆媽媽過的，那是汪曾祺困頓時期，住在朱家，但朱德熙要出遠門，於是像母親一樣一再嘮叨，叮囑家人好好照顧好汪曾祺。

朱德熙在美國謝世不久，一日晚間汪老在書房放聲大哭，家人進屋一看，見到桌上汪老剛剛畫好的一幅畫，款落“遙寄德熙，曾祺作此，淚不能禁”。

朱德熙的墓安放在萬安公墓，他的墓誌銘正是由汪曾祺題寫——“愛其所學，關懷後生。賢夫慈父，藹然仁者。同學弟，汪曾祺書”，這就是五十年的摯交對故人的評價，也是知心知人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