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法修辭講話

《語法修辭講話》一書共6講。

第一講是“語法的基本知識”，該講是緒論，作者介紹了語法、詞、句子、短語、句子形式等基本概念，討論了各類詞、句子成分、句子分析以及複合句的種種情況。

第二講是“詞彙”，主要從詞義、詞性、同義詞選用、詞的配合等方面談語言交際中在用詞方面容易出現的問題。

第三講是“虛字”，首先指出學習虛字的重要性，然後以具體虛字為例談它們的用法和使用中容易出現的問題，涉及代詞、結構助詞、動態助詞、連詞、介詞等幾十個虛字。

第四講是“結構”，主要討論在結構方面常見的錯誤。

第五講是“表達”，先指出寫文章為讀者計的三項要求，後從幾個方面討論説話、寫文章在表達方面易出現的錯誤。

第六講是“標點符號”，討論了16種標點符號的用法和使用中的病例，指出標點符號使用的重要性。 ^[2] 

20世紀5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中國國內開展了一個以學好用好祖國語言文字為目的的學習運動。這個運動從糾正文電（電報、報告、指示、決定等）的文字缺點入手，逐步掀起了普及語法修辭和漢語規範化知識、學好用好祖國語言文字的學習運動高潮，成為中國新語文建設史上的大事。 ^[4] 

1951年初，時任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同志，邀請呂叔湘撰寫《語法修辭講話》，呂叔湘提出與朱德熙合寫。《語法修辭講話》創作的目的是匡謬正俗，提高社會語言運用的水平，促進漢語規範化。告訴人們哪些格式正確，哪些格式不正確，怎樣用是好的，怎樣用不好。 ^{[5]  [6]}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的同時，開始連載呂叔湘、朱德熙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到當年的12月15日全部刊登完畢，一共刊載46次，並於1952年10月正式出版。 ^[5] 

該書一開始先回答了為什麼要學習語法這個問題。針對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語法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一般人不想當語法學家就可以不學語法，只學把文章寫通順的觀點，作者指出，過去學寫文章的辦法是熟讀前人的文章，“熟能生巧”“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就是這種老辦法的寫照。但從前寫文章是少數人的事，後來人人都要學會寫文章；從前的雕版印刷，使人們接觸的多是經典著作，後來的印刷品數量巨大，其質量高下也有很大差距，使人對於文章的好壞、語句的正、誤，不易有正確的認識。因此首先要培養鑑別能力，不致誤己誤人，這就不得不學點語法和修辭學知識，而這兩者之中，又應該先從語法入手。作者還指出，“語法”和“文法”是一個東西，“語法”更科學一些。 ^[7] 

作者認為：漢語的詞是沒有形態變化的，所以漢語的語法只有造句法這一部分。要再分，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結構和虛詞的用法這兩部分，不過這兩部分不能完全分開，因為有些虛詞是和句子結構有關係的。 ^[2] 

關於詞類，作者分出8類，分別是名詞、動詞、形容詞、代詞、副詞、連接詞（即連詞和結構助詞“的、得”），語氣詞、象聲詞（包括嘆詞、問答詞以及狹義的象聲詞），在這個分類系統中，副名詞即量詞是名詞的一個小類，副動詞即介詞是動詞的一個小類，數詞是形容詞的一個小類，其中名詞、動詞、形容詞是實詞，其他詞類以及副名詞、副動詞、部分數詞是虛詞。劃分詞類要涉及劃分詞類標準，由於《語法修辭講話》以實用為目的，因而避開了這個問題，但面對過去語法中提出的“詞類假借”“詞類轉換”“詞類活用”等問題，該書提出“一詞多類”，併為此提出了區分詞類的一條原則：一個詞的意義不變的時候，儘可能讓它所屬的類也不變。這樣，詞類的分別才有意義。這並不等於説，沒有一個詞屬於兩類或三類，只是説，不應該完全根據它在句子裏的地位來決定罷了。作者認為對詞類現象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並指出“倘若一個詞在句子裏的地位一變，所屬的類也就跟着一變，那麼幾乎所有的詞都要屬於兩類或三類，多的要跨上四五類，不但詞類的區分變成沒有多大意義，而且自然而然會走向‘詞無定類’的結論”。 ^[2] 

《語法修辭講話》認為句子是由詞構成的，並指出兼顧周密和實用兩方面給句子下定義是很難的。句子從結構複雜與否可分為簡單句和複合句，簡單句成了複合句一部分的，就叫分句。句子的成分有主語、謂語、賓語、表語以及附加語、同位語、外位語等。 ^[2] 

介紹詞彙常識時，作者指出：古代漢語裏的雙音詞本來不多，近代漸漸多了。既然文章裏雙音詞用得這樣多，相對地，單音節就比較少了。大部分單音詞往常在口語裏使用，不大會用錯，毛病往往出在雙音詞上。所以書中把雙音詞作為主要討論對象，並從詞性、詞義、同義詞、詞的配合幾個方面分析了常見的錯誤。作者着重介紹了一些常用詞、文言詞語的正確用法，批評了生造詞語和不適當的簡稱。在虛詞方面，作者幾乎把所有最常見的詞都摘出來，逐一講解正確的使用方法批評了錯誤的例子。針對常見的句子使用中的混亂現象，作者詳細地介紹了句子的結構，指出要使句子結構少出毛病就得注意以下三點：第一，要區分主幹和枝葉。主語—動詞—（賓語），或是主語—（動詞）—表語，這是句子的主幹，一切附加語是枝葉。第二，要認清潛伏的脈絡。主幹和各部分之間的聯繫，附加語和被附加語之間的聯繫，這些都是脈絡。最後，要老實，不要使花腔。作者主張，文章是人們的交際工具，因此寫文章必須處處為讀者打算，一定要明確、簡潔，在此基礎上還要注意生動、吸引人，同時表達上要合乎邏輯。作者特別批評了文章令人費解或產生歧義、詞語堆砌、重複、煩冗、苟簡和層次混亂等各種不良現象。對於標點符號，作者認為它是文字裏面的有機的部分，不是外面加上去的。它跟舊式的句讀號不同，不僅僅是怕讀者讀不斷，給它指點指點的。作者指出：每一個標點符號有一個獨特的作用，自從有了標點符號，文章的風格也受到了影響。 ^{[7]  [8]} 

《語法修辭講話》發表後，逐漸在中國掀起了語法修辭學習熱潮，出現了漢語語法學蓬勃發展的局面。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年，由於種種原因，語言文字應用中出現了十分混亂的現象。為了“匡謬正俗”，《語法修辭講話》一書通過對大量的語言錯誤的分析和糾正，來告訴人們應該怎樣避免犯類似的錯誤，幫助學習寫文章的人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4] 

《語法修辭講話》融語法、修辭、邏輯於一爐，有針對性地結合修辭表達來講語法，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中可以隱約看出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相結合思想的雛形。呂叔湘、朱德熙先生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理念，對語言知識的普及、社會語言生活的規範和漢語語法的研究，有重要的啓迪和指引意義。 ^[4] 

中國作家葉聖陶：《語法修辭講話》跟其他語法書不同。它不僅説明一些名目和格式，不僅就哪些名目和格式列舉一些例子，還指出一些實際使用上的缺陷，拿那些缺陷來討論。這個辦法是好的，它使《語法修辭講話》具有現實的意義，即使一部分討論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可是大部分對人家很有幫助。就全書看，《語法修辭講話》第四、第五兩講寫得比較好，第三講較差。第二講可以商量的地方也不少，作者所批評的某些用法正是大家樂於使用的，可見作者的講法不見得全正確。 ^[9] 

原《語言文字應用》雜誌主編龔千炎：《語法修辭講話》具有時代特色，它既有學術性，又有羣眾性。它文筆流暢，語言活潑，內容豐富，在中國語法學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當然，《語法修辭講話》也有自身的弱點和缺點，例如，對詞法部分重視還不夠，語法分析藉助詞義偏多等，尤其是有一些説法不免拘泥，可能會使讀者感覺受到某種束縛。 ^[10] 

《語法修辭講話》從1951年6月6日起在《人民日報》上連載，1952年由開明書店出版每一講的單行本，同年改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刊行全書。1979年，經略加修訂，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再行出版。 ^[10] 

呂叔湘（1904年12月—1998年4月），江蘇省丹陽市人，1926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外國語文系。1978年至1985年任《中國語文》雜誌主編，1980年至1985年任中國語言學會會長，第三至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法制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主要著作有《中國文法要略》《語法修辭講話》《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等。 ^[11] 

朱德熙（1920—1992），江蘇蘇州人，中國古文字學家、語言學家。1939年就讀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後轉入中文系，師從唐蘭學習古文字學。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畢生致力於漢語語法和古文字研究。擅長運用西方結構主義語言學原理探討漢語語法，著有《語法講義》《語法修辭講話》等著作。朱德熙對於戰國文字研究也多有創見，曾參與馬王堆1號漢墓遣策、銀雀山竹簡、馬王堆3號漢墓帛書、望山簡和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整理研究，學術成果輯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