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常培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8月9日（農曆七月初四日），羅常培出生於北京西直門內曹公觀後西井衚衕一個沒落的滿族家庭， ^[16]  原姓薩克達氏，正黃旗人 ^[6]  ，其父恩祿。光緒三十年（1904年）羅常培開始識字。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羅常培就學於希怡泉、崇樂峯主持的怡樂書齋。怡樂書齋後遵督學局令改為西城第四學區私立第二小學堂。除誦讀啓蒙讀本外，兼習局定之小學課程：算術、修身、史地、格致、體操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希怡泉、崇樂峯改就公立小學教職。羅常培重就讀於北魏衚衕遠戚伍世舜及後公用庫榮靜之的私塾，讀四書，進度頗速。宣統元年（1909年）羅常培繼續讀私塾，收穫頗豐。 ^[16] 

宣統二年（1910年），羅常培11歲時，考入京師公立第二兩等小學堂，與舒慶春（老舍）同學。 ^[7]  民國元年（1912年），督學局改組為京師學務局，京師公立第二兩等小學堂改為女校。羅常培投考祖家街市立第二小學校。昆明夏筱琅（瑞庚）任校長。不久學校改為“京師公立第三中學校”，校長仍為夏筱琅。小學學生則併入報子衚衕第四小學。是年，羅常培畢業於第四小學，畢業考試成績在兩班44名學生中名列第一。民國二年（1913年），羅常培考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學。是年其母因病去世，羅常培在家補習國文、英文、算術，兼學蒙語。 ^[16] 

民國四年（1915年），羅常培16歲中學畢業，不僅完成了學校規定的課程，還讀完了《通鑑》《史論》《歷代名臣言行錄》等書，同時涉獵理學。讀中學期間奉父命學習速記，一分鐘能記140個字。不久父親因病去世，家庭經濟陷入困境，羅常培任速記員維持生活、補貼家用。同年以第四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門，大學期間每週至少三天到眾議院作速記，其餘時間在北京大學上課學習。 ^[1] 

民國六年（1917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任校長。羅常培受到啓發，一直拿蔡元培“博大而堅貞的精神”做自己追求的理想人格，贊成蔡元培的“兼容幷包”的態度，崇拜他的“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氣節，服膺他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大能屈”的精神。次年和黃婉如女士結婚。 ^[16] 

民國八年（1919年），羅常培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受五四運動影響，感覺自己學的是舊文學，而又有對新知識的要求，迫切要求學習新知識，為接受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繼續學習兩年。 ^[16] 

民國十年（1921年）夏，山東教育廳約請杜威、黃炎培、梁漱溟等到濟南講學。受梁漱溟之約，羅常培為他的演講做記錄（速記）。後來由陳政整理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北京大學離開，羅常培應聘到天津南開中學任國文教員。 ^[16]  次年應邀到京師第一中學任國文教師兼總務長，不久又代理校長。任期內實行財政公開，聘請好教員，聘請教育界名流演講，把校長的全部薪水捐購新圖書。 ^[1]  民國十二年（1923年），羅常培應聘到西安國立西北大學任教授兼國學專修科主任，講授“中國文字學”和“中國音韻學”等課程。民國十三年（1924年）夏天，羅常培辭職返回北京，同時辭謝了河南中州大學聘請做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之邀。羅常培在5個機關約請下繼續做速記員，同時兼任私立四存中學國文教員。 ^[16] 

民國十五年（1926年），段祺瑞“執政府”鎮壓愛國學生運動，發生“三一八慘案”。北京形勢險惡，許多學者心情憂忿，紛紛離京。此時廈門大學託林語堂邀請北京許多學者到廈大講學，於是，羅常培同魯迅、沈兼士等人南下到福建廈門大學任教，講授“經學通論”“中國音韻學沿革”等課程，並開始調查研究廈門方言。 ^[16] 

民國十六年（1927年），羅常培離開廈門大學後，應馬敍倫之約到浙江省政府工作了不到3個月，又應聘到廣州中山大學任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開“聲韻學”“等韻研究”“聲韻學史”等課程，結合教學發表論文《怎樣整理聲韻學史》刊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集6期。 ^[16] 

民國十七年（1928年），羅常培任中山大學語言文學系主任。為了研究《廣韻》學廣州話。這一年趙元任到廣州調查兩廣方言，羅常培向趙元任請教解疑，並切磋其他有關語言學的問題，兩人討論了一個多星期。同年，羅常培與傅斯年、趙元任、李方桂一起參加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備工作。 ^[16] 

民國十八年（1929年），羅常培辭去中山大學教職，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專職研究員，致力於音韻學和現代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史語所7年間（1929-1935年）共完成了4部專著、14篇論文，又調查了6縣46個點的方言，編完《漢魏六朝韻譜》和《經典釋文》的反切長篇。 ^[1]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羅常培由中央研究院借聘到北京大學任中文系教授，並代理中文系日常事務。 ^[2]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羅常培受聘兼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常培到北京大學後開設了語言學、語音學和音韻學某些專題課，還有一門“域外音韻論著述評”，評介外國人研究漢語音韻的著作。羅常培利用劉復建立的國內最早的“語音樂律實驗室”教語音學，結合方言調查的訓練，教學生親自操作，把許多音韻學史上含混不清、淆亂已久的問題搞明白了。 ^[16]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羅常培專任北京大學教職，兼任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後，除了同以鄭天挺為首的一些教授維持北京大學殘局外，加緊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工作來排解憂煩。同年10月南下赴長沙臨時大學（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羅常培任臨時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2]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隨着抗日戰爭的發展，長沙臨時大學遷往雲南，羅常培隨校入滇，2月26日到達昆明。長沙臨時大學到昆明後於4月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蒙自分校開始上課。是日，蒙自分校學生集會紀念“五四運動”，羅常培應邀出席演講。同時演講的還有朱自清、張佛泉、錢穆。6月28日，羅常培受西南聯大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至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度招考委員會聘為委員。11月26日，西南聯大校常委會決議，設立文、理、法、商工四學院一年級生課業生活指導委員會，羅常培受聘為委員。 ^[16]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羅常培參與創辦《國文月刊》，任編委。6月，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恢復原有的研究院、所、部。羅常培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學部導師，仍兼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11月，校常委會決議請羅常培暫代西南聯大文學系和師範學院國文系兩系主任。12月5日，校常委會決議成立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聘請羅常培等5人為委員，羅常培為召集人。 ^[16]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羅常培受聘為西南聯大中文系及師院國文系主任。 ^[2] 

民國三十年（1941年）5月，羅常培因公赴敍永分校。 ^[16]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至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羅常培曾兩次到大理調查少數民族語言，並與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至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在西南聯大教課和主持系務工作之外，在雲南積極開展大量調查研究工作。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至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先後任美國朴茂納大學和耶魯大學訪問教授，教中國語言學和中國文學，深受美國校方的尊敬，耶魯大學曾決定聘其為終身教授。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秋回國，仍在北京大學教書，併兼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 ^[3] 

解放前夕，南京國民政府派飛機到北平接各大學名教授到台灣，羅常培決定留在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羅常培參加了籌備北京大學工會和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會的工作，還參加了北京市各界代表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以及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羅常培任常務理事。1950年中國科學院成立語言研究所，羅常培被任命為所長。 ^[3] 

1951年，羅常培任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負責領導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和文字規範工作。1952年任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1954年改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分工在拼音方案組。同年7月，《中國語文》在北京創刊，擔任總編輯，從編輯方向、稿件內容到編輯部每個人的工作情況，都親自過問，並親自撰寫論文。 ^[4] 

1953年參加和領導當時正在進行的推廣普通話、文字改革、漢語規範化和研究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等工作。1954年和1958年相繼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4] 

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哲學社會科學部，羅常培任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6年，國家成立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羅常培被任命為委員。任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召集人，同年還任《語言研究通訊》常務編輯委員。 ^[4] 

1959年冬天，羅常培因高血壓再次住院治療，生病住院期間，羅常培仍念念不忘語言學的研究和語言科學的發展。12月13日上午，醫治無效，與世長辭，享年59歲。 ^[4]  17日在八寶山公墓舉行公祭，老舍為治喪委員。在此期間，老舍撰寫了一篇聲情並茂的紀念文章《悼念羅常培先生》。 ^[6] 

在漢語韻學方面，羅常培著有《漢語音韻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49年初版，1956年再版）、《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合作，科學出版社，1958年）等專著及一些論文。《漢語音韻學導論》是普及漢語音韻學的入門書。重點在音理方面，將漢語音韻學裏的聲、韻、調、切4個概念講清楚，並據語音學原理，對傳統的音韻學術語進行爬梳、整理，有助於初學者消除心目中對漢語音韻學的那種“玄虛、含混、附會、武斷，甚至還有些神秘難學”等的偏見。《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是一部學術著作。羅常培試圖全面考察漢魏到陳隋820多年間韻部的演變情況。這對於彌補先秦到唐宋之間漢語語音演變史研究上的欠缺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羅常培的《十韻彙編》（合作）是《切韻》系韻書材料的總結集。他還與人一起合譯了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1937年）。這些都是漢語音韻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26] 

在漢語方言研究方面，羅常培著有《廈門音系》（1930年初版，1956年新版）、《臨川音系》（1940年）、《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和《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合作，科學出版社，1959年）等。其中，《廈門音系》中運用現代語音學的方法，詳細分析了廈門音這個重點方音。該書是第一部從學術高度研究廈門方言的著作。《臨川音系》則是第一部使用現代描寫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系統地研究現代贛語的專著。全書17.5萬字。該書對臨川贛語的語音等語言特徵作出詳細地描寫和分析，該書雖是一部研究方言音系的書，但其中已開始注意收集、研究方言的特殊詞彙，並附加了許多語源學的解釋。這些對於今後的方言研究及相關的許多研究都具有示範作用。他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書，是中國語言學家寫的第一部探討古代方言音系的著作。 ^[26]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羅常培的一些文章和講演，就已經提出了中國語言的分類框架。解放後，1951年3月31日，羅常培先在《人民日報》同年5月又在《科學通報》（第2卷第5期）發表的論文《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系屬和文字情況》，以及1954年和傅懋合著，刊登在《中國語文》上的《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概況》，提出將中國的語言劃分為3系7族19支44種語言的分類框架，這個框架一直被中國語言學界所沿用，已經成為對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譜系分類研究具有深遠意義的綱領性文獻。 ^[17] 

羅常培對處在貧困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教育十分關心，作為語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長，根據當時的工作需要，他在各種場合發表了大量通論性的論文，如《研究少數民族語文的迫切需要》《關於少數民族語文工作的報告》《為幫助兄弟民族創立文字而努力》《遵照政務院的指示，開展尚無文字各民族創立文字的工作》等，他還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為開展大規模的少數民族語言普查和創制、改進和改革少數民族文字做好了輿論上、物質上、人力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7]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就民族事務做出了六項決定。其中的第五項決定指出：“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內設民族語言文字指導委員會，指導和組織關於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其文字。”隨後，在北京成立了以邵力子為首的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羅常培作為這個委員會的秘書長，為推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和發展嘔心瀝血，做了大量工作。 ^[17] 

1952年，羅常培向教育部申請在北京大學開辦了語言專修科，培養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方言研究以及語言規劃等方面的急需人才。其後，又在中央民族學院舉辦培訓班，培訓少數民族語言大調查的骨幹，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做組織和人力的準備。在羅常培的倡導和積極努力下，經過與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協商，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第四組的基礎上成立了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推動並領導了首次少數民族語言大調查和為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進文字的工作。羅常培還積極努力，聘請蘇聯專家，傳授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的基本經驗。在羅常培的親自策劃下，首屆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於1955年12月召開，各省、自治區有關負責同志和少數民族語文工作者、專家學者一百餘人出席了此次會議。會議學習並討論了中央關於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的指示，交流了民族語文工作的情況和經驗，交換了如何幫助少數民族創立、改進和改革文字的意見，初步制定了少數民族語文工作的12年遠景規劃和第一個5年計劃。 ^[17] 

自1956年起，在羅常培精心的策劃和大力支持下，國家組織了7個工作隊，對中國的46個少數民族的語言進行普查，在兩年左右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陸續為壯、布依、侗、黎、苗、瑤、佤、彝、納西、傈僳、哈尼、土、羌等13個民族創制了17種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為拉祜、景頗、傣等部分需要改進的少數民族文字進行了改進工作。這些少數民族文字，除壯文經國務院批准為正式使用的文字外，其餘均經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批准試行。基本上解決了中國各少數民族長期以來沒有與自己母語相適應的文字問題，為其開展文化教育和保存自己民族文化做出了貢獻。 ^[17] 

新中國成立後，在羅常培等老一輩語言學家的推動下，迎來了中國語言學包括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使用、發展和研究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在這個歷史時期，語言規劃、語言國情的調查、語言結構的研究、人才的培養等方面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 ^[17] 

羅常培在多篇文章裏講到研究漢藏語系語言的重要性，他指出：“專就古漢語比較來説，國內少數民族語言裏有很大的幫助。”他舉了漢語“風”和“嵐”以及“孔”與“窟窿”的例證，與彝語、傣語、泰語做比較，來證明古無輕唇音和古有複輔音的觀點。他還以獨龍語中動詞人稱範疇做例證，與尼泊爾的少數民族語言進行同源關係的比較，揭示了漢藏語系的一個重要的代詞化現象。在羅常培學術思想的鼓舞下，漢藏語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版了《漢藏語同源詞研究》叢書《漢藏語概論》《漢藏語系同源研究》等一大批專著、教科書；在中國召開了5次大型國際漢藏語會議；完成了一大批漢藏語研究的博士論文；創刊了《漢藏語學報》；與境外多個機構合作，開展漢藏語比較研究。已初步建成一個服務於不同學術觀點的漢藏語比較的包括約360種語言和方言的詞彙語音數據庫。 ^[17] 

在語言學方面，羅常培著有《普通語音學綱要》（合作，科學出版社，1957年）、《國音字母演進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語言與文化》（北京大學，1950年，語文出版社，1989年再版）、《北京俗曲百種摘韻》（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等專著和許多論文。其中《普通語音學綱要》是一本結合本國語言實際的語音學教科書。它的出版在推廣普通話、調查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學習外國語或進一步研究語言學、普及現代語音學或豐富現代語言學的內容方面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和巨大的作用。羅常培還十分重視漢語規範化、推廣普通話和文字改革的工作。在1955年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羅常培與呂叔湘合作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報告，精闢地分析和回答了與現代漢語規範化有關的一系列問題，成為指導和促進漢語規範化工作的重要文獻。他治學態度嚴肅認真，實事求是，不斷進取。羅常培的學術研究是現代語言學的方法與中國音韻學的傳統相結合；古代語言與現代語言相結合；漢語研究與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相結合。這對中國的語言學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59年2月的《中國語文》上發表了由周因夢、廖珣英輯錄的《羅常培先生著作目錄（初稿）》。他的以音韻學論文為主的重要論文由中華書局於1963年以《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為名結集出版。 ^[26] 

羅常培離開廈門大學後，在浙江民政廳工作過一個短暫的時間。這年夏天他在杭州見到黃侃手校的一部《廣韻》，裏面標汁着許多費解的符號，而又沒有説明，於是他便利用業餘時間，廢寢忘食地進行研究，經過反覆排比和探討，最後終於找出其中的條貫。後來人們佩服他的這種鑽研精神，因此稱他為“黃門侍郎”。 ^[10] 

羅常培與老舍的友誼長達五十年，從小學開始二人就是好朋友，後來老舍和夫人胡絜青的相識，也是羅常培做的媒人。民國十五年（1926年）底到次年初，羅常培在廈門大學講授經學通論、中國音韻學史兩門課程，老舍彼時正在英國教書，業餘時間開始寫小説。雖然遠隔萬里，但二人之間的聯繫並未中斷，老舍更是在首部長篇小説《老張的哲學》脱稿後，將其寄給羅常培。羅常培看了之後，又將老舍的這部小説拿去給魯迅看——羅常培當時與魯迅同在廈門大學任教，魯迅看後，對二十多歲的老舍評價道：“地方色彩濃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老舍之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作品創作得越來越多，但讓羅常培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也成了老舍作品中的“主人公”。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老舍的創作手法日臻成熟，這一年他寫了短篇小説《歪毛兒》，《歪毛兒》的主人公，正是以羅常培為原型。 ^[22] 

老舍對羅常培的幫助也很大，老舍説過：“莘田（羅常培，字莘田）是學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但兩人之間在學術上紮紮實實合作過一次，那是民國三十一年（1941年）秋天，老舍到昆明講學，當時正熱情洋溢地做着改寫舊曲藝的工作。羅常培因前往大理調查少數民族語言途中發生車禍，彼時正在昆明市龍泉鎮的寶台山上養傷，老舍常去看望羅常培陪他養病。這期間老舍看到了羅常培已完成的書稿《北京俗曲百種摘韻》，便鼓勵羅常培出版，並且親自為這部書稿作序一篇。 ^[22] 

老舍説：“莘田雖是博讀古籍的學者，卻不輕視民間文學。他喜愛戲曲與曲藝，常和藝人們來往，互相學習。他會唱許多折崑曲。”相聲大師侯寶林，藝術家於是之、焦菊隱、藍天野等都是羅常培和老舍的朋友。和這些藝術家一起，羅常培有時也會高唱幾折崑曲，如《長生殿》《夜奔》等。《北京俗曲百種摘韻》正是羅常培蒐集了一百種曲藝唱本，採用“絲貫繩牽法”對這些唱本進行歸納總結的一部韻書，對曲藝創作者和詩歌創作者來説，很有實用價值，羅常培所作引言，對語言學家研究普通話語音發展規律也是一部重要的參考文獻。 ^[22] 

羅常培為人剛直不阿，疾惡如仇，對學生卻是滿腔熱忱。如果有人惡意中傷了他的學生，那他非跟他爭論個是非曲直不可，流露了老牛紙犢之情。遇到學生病了，親自去請醫，送飯送水，關懷備至。抗戰時期他有個研究生傅懋勣生活困難，還帶着個弟弟上學，他知道後，馬上介紹他去幫鄭天挺教授抄稿子以此來維持生活。後來收入還是解決不了他弟兄倆的困難，羅常培又介紹他到華中大學教書。傅懋勣當時有些躊躇，羅常培便勉勵他説，教書也一樣能做研究工作，何必一定要在聯大呢？幫他解決捨不得離開學習崗位的思想，後來傅懋勣高高興興地去了。 ^[10] 

為鼓勵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卓有建樹者的成就，激勵刻苦治學，不斷開拓和創新的精神，1999年8月11日，“羅常培語言學獎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設立。這項由羅常培家屬捐贈該《羅常培文集》全部稿酬設立的“語言學獎金”，將主要用於在漢語音韻學、方言，以及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有突出貢獻成果的獎勵。 ^{[21]  [31]} 

2001年，羅常培家屬將其遺留的音韻學類書籍及稿本23種126冊捐贈國家圖書館。此次捐贈的書籍中包括《釋文聲類長編》《釋文韻類長編》《經典釋文音匯》《經典釋文直音編》等未刊稿本4種，具有音韻學工具書性質。此外，通志堂刻本《經典釋文》、同治四年（1865年）刻本《爾雅義疏》等古籍，或錄有段玉裁、黃侃等名家校語，或有羅常培親筆批校。 ^[25] 

山東教育出版社負責出版的《羅常培文集》共10卷，收入了羅常培從民國十二年（1923年）到1958年逝世前的全部著述，約計400萬字，由已故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以及吳宗濟、馬學良、邢公畹、張清常、高華年等為顧問，王均任主編。1999年，第1卷面世，其他各卷的出版已進入後期技術性工作中，於2000年8月全部出齊。 ^[20] 

2009年中國社科院舉辦的第六次國學研究論壇上，羅常培的學術成果整理出的10部文集面世。來自學界的百餘名專家學者聚集在羅常培的10卷文集前，研討羅常培的系列學術思想和文集的重要學術價值。 ^[9] 

2019年8月9日，紀念羅常培誕辰120週年學術座談會暨羅常培銅像揭幕儀式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高翔出席會議並講話，為羅常培銅像揭幕。會議由語言研究所黨委書記陳文學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尹虎彬、北京語言大學原黨委書記李宇明、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劉丹青分別致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科研機構、高校共60餘位學者參加了本次會議。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