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精神

窮則思變，艱苦創業。

逐利四海，開拓進取。

振興民族，忠義愛國。

組幫結會，同舟共濟。

信譽至上，誠實守義。

尊師重教，以人為本。

勤奮謹慎，儉約自律。

樂善好施，熱心公益。

明清山西商人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他們的成功，令人注目。他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每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都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作為其靈魂，這種內在的靈魂是實踐活動中最活躍的能動力量，而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就是這一特殊精神的創造者和實踐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精神，它包括進取精神、敬業精神、羣體精神，我們可以把它歸之為“晉商精神” ^[1]  。這種精神也貫穿到晉商的經營意識、組織管理和心智素養之中，可謂晉商之魂。 ^[2] 

晉商的進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於商場的精神動力。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初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於家哉！於是歷吳越、遊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鉅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雲。”清人紀曉嵐説：“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説，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銘經商成功後，“自是崇義讓，淳宗族，睦鄰里親友，賑貧恤乏，解紛訟，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將軍不以行伍眾庶待之，而席氏之家聲益振。”席氏通過經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會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來走經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伕，服雜役，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後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傢俱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山西商人的進取精神還表現在他們不畏艱辛，敢於冒風險方面。他們拉着駱駝，千里走沙漠，冒風雪，犯險阻，北走蒙藏邊疆；橫波萬里浪，東渡東瀛，南達南洋。充分表現了他們不畏艱辛、堅韌不拔的精神風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開闢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貫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亞，又達歐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國際商路，這是繼我國古代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清代興起的又一條陸上國際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躍之地，並進而“遠賈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從明代已在日本貿易，清代乾隆時山西商人範氏是赴日貿易的最大洋銅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韓國、日本開辦了銀行。這些事業的成功，沒有非常的氣魄與膽略是不可能實現的。經商猶如打仗，險象環生是常事。他們不僅要經歷天氣環境之險，而且還常常遇到被盜賊搶掠及至喪失生命之險。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經商，膽識異常，清嘉慶時條行初興，北人赴南省辦茶，舟揖風波視為畏途，秦必忠坦然無疑，屢年經返，均獲厚利。山西商人到包頭經商，殺虎口是必經之路。有民謠稱：“殺虎口，殺虎口，沒有錢財難過口，不是丟錢財，就是刀砍頭，過了虎口還心抖。”但是旅蒙晉商並不因此退縮，而是人越去越多，勢如潮湧。為了適應社會不安定的現狀，還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練就武功。明代嘉靖時，為防日本海盜入侵，山陝鹽商家屬善射驍勇者500人曾組成商兵守城。蘇州是晉商活躍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見，開拓進取，自強不息，不畏艱辛，敢於冒險是明清晉商經商事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晉商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他説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北宋程頤更進一步説：“所謂敬者，主之一謂敬；所謂一者，無適（心不外向）之謂一。”可見，敬是指一種思想專一、不渙散的精神狀態。敬業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故四民中以士為一等，商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卻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商和士農工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都是本業，同樣要敬。晉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絕於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是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後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維豐極具才能，辦事幹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鋭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羣體。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山西商人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業是事業成功的源泉，而勤奮、刻苦、謹慎的作風，又是敬業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勤奮是大多數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貧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載，其大父即辭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無資，不得已棄學就商，甫弱冠遠服賈於京東之赤峯縣，……勤勞四十餘載，而家道卒致豐。”榆次人李智春，“生貧家，幼父母卒，兄傭工，仲兄且殤，於是學商於直隸順德府布店，數十年勤勞無間，為執事者所重，積有餘資，乃旋里娶婦王氏，……三子皆成立，長商於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後家漸起。”永濟人趙俊，“為富家賈於江南，勤儉著聞”。

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數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納蘭常安説：“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勞瘁，耐風寒。”太谷縣商人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他們經商“跋涉數千裏，率以為常”。乾隆《祁縣志》卷9載，祁縣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辛苦備嘗”。

山西商人經商以謹慎聞名。這並不是説他們不敢經營大的業務，恰恰相反，他們對大業務抓得很緊。但他們不輕易冒風險，不打無準備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調查瞭解情況的基礎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以放款來説，這是山西票號的一項重要業務，但又有風險，他們對放款對象一定要在詳細調查對方資產、用款目的、還款能力、財東情況等的基礎上，才決定放款與否。有的票號對用款户透支數額還作了明確規定：上上等户不得超過3萬兩，上等户不得超過5千至1萬兩，中等户不得超過3千兩，下等户則不與之交往。這一規定，就是出於謹慎行事之目的。

晉商的羣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羣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繫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瞭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係，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羣體。 ^[3] 

商幫羣體精神的來源

山西商人這種商幫羣體精神，首先來源於家族間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時常感慨：“夫為弟子壯不能勤力，將坐而食父兄乎？”於是“挾資賈秦隴間”，由於他在商場上“精敏有心計”而致富，又“內行周慎，孝睦於父兄。仲兄卒，無子，以己次子後之。治家甚嚴，族子甲出錢收息過當，召而責之，手裂其券，自是舉宗凜凜。”明代襄陵人喬承統，“其父中鹽卒於揚州，遂棄儒而賈。內監楊某督鹺兩淮，承統弟承經以事得罪楊某而逃亡，楊捕之急，承統挺身出就獄，所受之刑，五毒備至，終不言弟所在，且為行賄千金，得釋。弟歸家，破析己財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馬太夫人主持家政時，“族戚鄰里之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皆太夫人贊助成之”，“又待夥極厚，故人皆樂為盡力”。祁縣喬映霞主持家政時，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接着又讓其一次折九雙筷子，結果折不斷，映霞喻義讓眾兄弟團結互助。山西商人在發揚羣體精神中，還注意量才使用，各盡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倫，“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賈，業鹽於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遺孤二人，家無應門之僕，王冕妻張氏奉姑撫孤，誓志不二。二子長大後，命長子服賈。曰：孤而無助，將門户是賴；授次子以儒業，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負荷在是也。後長於克拓前產，次子以明經為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羣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着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於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羣體。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閭里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於郡國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從王氏那裏得到資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參贊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三家的聯姻，增強了其商業競爭實力。王崇古在河東業鹽，張四維的父親是長蘆大鹽商，累資數十百萬，張、王二氏聯手，結成了鹽商團夥，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晉商又逐漸發展為地緣組織。清朝乾隆末年，在典當業中已出現了所謂“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的説法。“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説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兑網絡，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羣體。

山西商人的商幫羣體精神在商業經營中的表現有三種形式：

其一是從朋合營利到合夥經營。這是最初的羣體合作形式。朋合營利就是一方出資，一方出力，有無相資，勞逸共濟。而合夥經營是一個人出本，眾夥而共商，也就是財東與夥計合作經營，它與朋合經營不同之處是，一個財東可有許多夥計，故“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顯然，夥計制比朋會制規模大，夥計制是在朋合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一制度就其規模組織而言，在中國商業史上實無前例。不過，無論朋合或夥計制，尚是比較鬆散的商人羣體。

其二是按地區形成商幫。這一種形式是在朋合營利和夥計制基礎上，以地域鄉人為紐帶組成的羣體。山西商人在各地設立的會館，就是這一地方商幫形成的重要標誌。這種地域幫以山西商人來説，統為晉幫。但在山西內部又按省內各地區形成不同的商幫，如澤潞幫、臨襄幫、太原幫、汾州幫等。清季票號興起，又形成平遙、祁縣、太谷三大票商幫。

其三是以聯號制和股份制形成業緣羣體組織。聯號制是由一個大商號統管一些小商號，類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從而在商業經營活動中發揮了企業的羣體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創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種勞資組織形式。

股份制的實行，勞資雙方均可獲利，極大地調動了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在商業企業經營中充分發揮了羣體作用。

“李嘉誠先生的一位得力助手和我説，李嘉誠之所以能夠成為華人首富，不是他的決策如何正確，關鍵是李先生有一個非常好的習慣：發現一個錯誤之後能夠立即改正這些錯誤。”山西大同籍著名營銷專家、全球第二大融資類門户網站――融資網首席執行官唐朝在太原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　唐朝作為在京工作的山西籍企業家，是很多著名網站的專欄作家和評論員，他一直利用這些陣地倡導新晉商精神，不久前，美國《時代週刊》北京分社社長艾西門先生還對他進行了專訪。

新晉商精神一：忠誠度

人才是第一核心競爭力，您認為新晉商應該樹立怎樣的人才觀？

“培養正確的人才觀，其實就是樹立正確的新晉商精神。”唐朝認為：“無論是人才，還是新晉商，都離不開忠誠度――對祖國的忠誠、對民族的忠誠、對事業的忠誠、對家庭的忠誠.。”

“物質屬性的產品是錢能買來的，精神屬性的產品是錢買不來的；忠誠度是屬於精神層面的產品，精神層面的產品只能靠精神的交換才能培養出來。”唐朝説。

忠誠度究竟該如何培養呢？

“既然忠誠度是精神產品，那麼你就必須用能夠滿足精神需要的方式去培養。落實到企業家身上，首先就是你的人品，人品是價值觀決定的，因此企業家必須具備正確的價值觀，沒有人會忠誠一個人格齷齪的領導者，只有領導者的思想高瞻遠矚、人格偉岸才能培養出忠誠度。”唐朝説。

為什麼要培養人才的忠誠度？

“自古成大事者，必有死士相隨。’這句話中提到的 ‘死士’是境界最高的忠誠度。如果一個人對你不忠誠，能為你去死嗎？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人才的忠誠度可以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唐朝認為，“忠誠度”是新晉商精神不可缺少的。

新晉商精神二：凝聚力

除了“忠誠度”以外，您認為新晉商精神還應該包括什麼？

凝聚力！

“抗日戰爭之後的中國進入內戰時期，當時國民黨不僅在武器、人數、補給等方面佔有絕對優勢，而且國民黨軍隊中將領的軍事專業化程度要比解放軍軍隊中將領的軍事專業化程度強很多，許多國民黨軍隊將領也是抗日名將，為什麼三年就被打退到台灣去了？這就是凝聚力！因為解放軍的凝聚力比國民黨軍隊的凝聚力強。”唐朝説。

“當時每一個解放軍戰士都知道，革命成功之後就能過上好日子，就能翻身做主人，就不用再受氣，所以打仗就和每個戰士的切身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了，你説解放軍能不打勝仗嗎？”唐朝還説：“我們再看看當時的國民黨軍隊，準確地説，消滅共產黨對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是有好處的――可以升官發財，但是國民黨士兵沒弄清楚為什麼要消滅共產黨？消滅共產黨對自己有什麼好處？於是就出現了打仗對當官的有利，對當兵的沒利，自然也就無法形成凝聚力。沒有凝聚力的軍隊自然也就沒有戰鬥力，當然也就註定會失敗。”

唐朝特別強調：“在新晉商精神中，忠誠度和凝聚力是相互補充和支持的”。

新晉商精神三：價值觀

唐朝認為，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是新晉商精神的重要標誌。他説：“在商業社會里，企業家是商人中的精英分子，精英分子對社會的道德體系和價值體系都具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目前一個大家無法迴避的現實是企業家和公務人員是商業賄賂高發羣體，而企業家通常又是行賄的主體，所以每一個企業家都必須面對和正視商業賄賂的社會危害性。既然每個企業家都希望公務人員個個清廉，那麼我們企業家能不能再 ‘清高’一點？我們能不能多在商業模式、盈利模式上花費一些時間和精力？別整天琢磨着如何收買張三或李四。我們能不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享受財富帶給我們的快樂？我們能不能在任何時候都不再心驚肉跳？因為我們問心無愧！”

您覺得新晉商怎樣才能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呢？

“商人要想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我們必須先搞清楚商人的基本特性：合法的範圍內追求最大化經濟效益。好了，現在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現象：為什麼買奔馳汽車的商人越來越多，偷奔馳的商人卻很少？買奔馳能夠張揚自我價值，從而滿足自我需要；偷奔馳違反法律，不但無法張揚自我價值，還要進監獄。我們從這個邏輯關係中就可以看出，不是商人沒有是非觀念，關鍵是看你怎麼引導？誰去引導？引導誰？”

“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樹立一個擁有正確價值取向的榜樣人物，這個榜樣必須是個擁有大多數商人羨慕的財富，這個商人最好是新經濟的代表，因為新經濟對官僚體系的依賴性相對比較低，這個新榜樣賺取財富的路徑非常透明，容易讓大多數商人確信不依靠商業賄賂不但能夠賺取比商業賄賂更多的財富，而且能夠得到更多的榮譽和社會地位。由於榜樣的作用，再加上商人的基本屬性以及正在日趨完善的法律體系的制約，相信新晉商都會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唐朝説。

新晉商精神四：責任感

您認為新晉商精神中還應該包括什麼？

責任感！

唐朝認為，一提責任感，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慈善捐助、公益活動等等，而我們這裏所説的“責任感”首先是社會責任，新晉商所要承擔的第一社會責任就是“遵紀守法”。

“我們必須清醒的看到，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直接導致‘不論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被片面放大，更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錯誤地利用。當老闆這隻‘貓’看到使用商業賄賂的手段能夠迅速獲得鉅額財富時，權力尋租蔚然成風，於是就發生了上海不良官員把老百姓活命的30多億社保基金挪用給不法商人逐利的惡性事件。”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個‘規矩’對於國家來説就是指的法律，對於公司來説就是規章制度。‘規矩’後面的結果是‘方圓’，説的是如果沒有‘規矩’，就成不了‘方圓’。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規’就是指的‘圓規’，‘矩’指的就是‘尺子’，意思是説，沒有‘圓規’和‘尺子’就無法畫出方和圓。後來這句話是説：各行各業都要有自己的規矩，沒有規矩就無法按照正常規則去運行。維護國家運行靠的是法律，維護企業運行靠的是規章制度。”

“法律是強制執行的最低道德標準，大家之前可能都聽説過一句話‘無法無天’，人類沒有‘天’是不能生存的。”唐朝説，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對於新晉商來説，責任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遵紀守法”。

新晉商精神五：使命感

除了責任感之外，新晉商精神中還有哪些？

那就是“使命感”。

唐朝認為，新晉商精神中不能缺少使命感。他説：“作為新晉商，賺錢是結果，不是目的。賺錢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的強大，這就是新晉商的‘使命感’。”

“一個道德修養低下的民族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既不可能擁有偉大的智慧，也不可能造就人格偉岸的英雄兒女，更不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敬仰！因此，我們每一個新晉商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擁有偉大的人格才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定要有偉大的道德修養，一個擁有偉大道德修養的企業家一定會讓一個民族更偉大！”唐朝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