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號

據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轉引《中國經濟全書》稱：“據説開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李自成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裏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之後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兑副業改為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鉅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類鈔》稱：“相傳明季李自成攜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

李華教授認為：“山西票號在康熙年間早已產生，但在當時票號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會太多。”李華教授的根據有二：一是據何焯《何義門先生集》所載，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時，因生活窘迫，曾將“一應冬衣，俱當在對門當內，因皮錢尤重”，贖不回來，其家人就由原籍蘇州向北京天會號匯銀九十兩，使其“先贖皮襖”。又據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記》載：“時濟南票號適以銀款糾葛事，須時敏親自料理。”

民國十二年出版的《晉商盛衰記》稱：票商經營，為山西極有名之商業，“創始放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稱：“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時代”。範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稱：“雷履泰、李正華於嘉慶二年創立日升昌票號”。

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的經理雷履泰，因為地方不靖，運現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賬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升昌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為後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顏料鋪改為日升昌票莊，專營匯兑。”

筆者以為，會票（匯票）在明末清初已經出現。顧炎武《日知錄》稱：“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所謂“飛錢”，乃是異地取銀錢的一種匯兑方式，起源時間約在唐憲宗時。當時商業發達，錢幣攜帶不便，加之錢幣缺乏，各地方又禁錢出境，各地在京師的商人，便將售貨所得之錢，交付各道駐京的進奏院及各軍各使等機關，或交各地設有聯號的富商，由機關、商號發給半聯票券，另半聯寄往在各道有關機關、商號。商人回到本道後，合對票券取錢，此種票券即稱“飛錢”。看來明末清初也有類似“飛錢”的會票，開始寫作“會券”，後來寫成匯票，近人衞聚賢先生説：“匯票亦名會券。”（衞聚賢《山西票號史》）到乾隆時，還出現了期票形式，據《清高宗實錄》卷1068載：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張鑾從新疆阿克蘇販運玉石到蘇州發賣，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達蘇州，共賣得銀128000餘兩，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獲現銀僅二萬四千餘兩，其會票期票所開，亦止四萬六千餘兩”。（《清高宗實錄》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當時的會票制度已有了會票和期票之別。會票如前所述，是見票兑付的即期會票，期票則是簽發會票後約定若干時日後而兑付的長期會票。會票種類的發展，説明匯兑業務在當時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從顧炎武《日知錄》和這條史料所載，卻未説明已有專營匯兑業務的票號，在票號未出現前，由商號兼營匯兑業務是很正常的。那麼，究竟何時出現專營匯兑和存放款業的票號呢？前述明末清初説是以相傳為據，難以為憑。李華先生的康熙朝説，值得重視。但是從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號成立的近百年時間內，又難得見到有關票號活動的史料，有的只是有關會票的情況，而且《康熙南巡秘記》所載票號的具體活動較籠統。至於乾嘉説實為近人推測。道光初年説則史料比較豐富。在票號界對於日升昌票號為山西票號界鼻祖，一般沒有多少異議。而且是從日升昌票號成立以後，眾皆效尤，山西票號才如雨後春筍，迅猛發展起來，最後成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筆者以為，李華先生所説的康熙朝説，暫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説則是從產生到發展，具有連帶性。所以，從山西票號作為專營匯兑業的形成和發展來看，山西票號在道光初年產生之説較為妥貼。關於日升昌票號，是由山西平遙達蒲村李氏開設。李氏原籍陝西漢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達蒲。據説，李氏經營顏料鋪始於雍正年間。李氏在達蒲村沒有製作顏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遙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門外設有顏料商號。日升昌票號前身是李氏開辦的西裕成顏料莊，嘉慶後期總經理是雷履泰。當時，發生了白蓮教大起義，又因自然災荒不斷，社會很不安定。商號之間調運現銀靠鏢行保護，不僅費資費時，而且極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屬商號間以會票代替運現，後來就兼營起匯兑業務，並把西格成顏料莊改組為專營匯兑的日升昌票號。取名為日升昌，是票號有如旭日東昇、繁榮昌盛之意。今平遙縣尚保存有日升昌當年的對聯：

日麗中天萬寶精華同耀彩

升臨福地八方輻輳獨居奇

關於日升昌的成立時間，可能在道光初年。據嘉慶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重修仙翁廟碑記》捐銀商號名單中，有西裕成顏料莊捐銀 120兩，名列榜首。（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重修仙翁廟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所立《顏料行會會館碑記》捐助銀兩商號名單中已無西裕成顏料莊，（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顏料行會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説明西裕成顏料莊此時已不復存在。嘉慶只有25年，也就是説西裕成顏料莊改組為日升昌票號只能發生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之後，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據道光八年（1828）江蘇巡撫陶澍奏摺稱：蘇州為百貨聚集之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地商人到蘇州販貨，銀達數百萬兩，“俱系會票往來”。（清檔，江蘇巡撫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摺）説明當時蘇州市場已有匯票流通，而且攜帶匯票者多為北方商人，可見北方已出現票號。再者，西裕成顏料莊總經理雷履泰生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遙縣文廟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銀一百五十兩，雷履泰捐銀四十兩”。（衞聚賢《山西票號史》）可見，雷氏此時尚健在，但已是74歲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歲，年富力強，閲歷深，此時由雷氏主持將西裕成顏料莊不失機宜改組為日升昌票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號至遲在道光初年已經誕生。

1、積累比較雄厚

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時，山西商人資本“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

2、經營活動需要

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和資本週轉慢，墊支資本大，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向社會借貸。例如山西商人販運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廣茶，經水陸之途運銷至北京、歸化城、張家口、蒙古草原、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恰克圖和西北蘭州、新疆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路程數千裏，資本用量大，週轉慢，需要大量貨款，為了適應營銷活動需要，山西商幫首先創辦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務，後來，在賬局的基礎上而形成票號。

3、商號之間需要

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

晉商商號遍佈全國各地，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絡。而各地商號的盈利，均須解回山西總號，統一結賬分紅，同時總號與分號之間，也要發生資金調撥。過去對此均採用由鏢行保鏢運現銀形式。但是由於乾嘉以來社會極不安寧，保鏢運現極不安全。為了解決運現銀問題，於是以匯兑形式出現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

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國內市場擴展，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説：“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闢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兑換範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於是需要匯兑專業化。

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條件。銀幣的廣泛使用，大致是從明英宗正統時（1436——1449）田賦折收金花銀開始，萬曆年間（1573——1620）實行一條鞭法，規定向政府交納的田賦、徭役、土貢、雜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併入地畝，折銀徵收。這一税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勞役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一大進步。但是後來由於社會危機的加深和貨幣使用普及受客觀條件的約束，一條鞭法並未能全部貫徹執行。清初，對賦役規定銀米兼收，後來除了部分清糧外，幾乎全部徵收銀兩和錢。17世紀後，清朝的徵收賦役和發放薪餉一律用銀。而且貨幣地租也有新發展。

我們知道，從產品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要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為前提。這種轉化還以產品有一個市場價格，並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價值出售為前提。而且，沒有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轉化也是不能實現的。以上貨幣地租的出現，充分反映了社會貨幣經濟在過去的基礎上已有所發展。此外，由於商品貨幣交換日趨頻繁，民間為了交換方便，除了用銀外，還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用錢和紙幣的現象。如廣東，小民貿易“喜用錢”；（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五）福建“多用紙票，自四百以至千萬……聽人自便”。（施鴻保《閩雜記》卷九）

早期金融組織帳局、錢莊的出現，為山西票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雍正時，我國北方已出現與商業發生借貸關係的金融組織，稱帳局，又稱帳莊。帳局主要分佈在北京、天津、張家口、太原等商埠，經營者多為晉人。雍正時，中俄恰克圖貿易開始，乾隆時成為中俄“兩國通商的咽喉”，而內地商民到恰克圖貿易，強半皆山西人，由張家口販運這些綢緞布雜貨等，易換各色皮張、氈毛等物。長途販運，商品流轉週期長，每週轉一次，有時需一年，需社會信貸的融通與支持，以完成長途販運，故晉商最早設立帳局放太原、汾州、張家口、庫倫。乾隆元年（1736）張家口祥發永帳局，即汾陽商人王庭榮經營，資本四萬兩。（《山西票號史料》第1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兩郡，多以貿易為生，……富人攜資入都，開設帳局。”（李燧《晉遊日記》）嘉慶（1796——1820）時，北京永泰公、亨記和大州玉分號帳局皆是晉商所設。由於貿易的擴大和交換的需要，乾隆時已出現經營兑換銀錢業的錢莊，如北京從康熙時（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後開設錢鋪 389家。據《皇朝文獻通考》卷16（錢幣四）載：“京城……兑換之柄，操之於錢鋪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圖厚利。”王安説：“今京師民間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錢票。”（王鎏《錢幣芻言》）上海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慶二年（1797）前陸續設錢莊 124家，乾隆後錢莊業務發生變化，漸從銀錢兑換向信貸轉化。同時，由民間錢莊簽發的錢票，已在一些地區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撫申啓賢説：“晉省行用錢票有憑帖、兑帖、上帖名目。憑帖系本鋪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鋪兑與彼鋪，上帖有當鋪上給錢鋪者。此三項均系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清檔軍機處錄副，山西巡撫申啓賢復奏《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鈔票流通情況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當時，錢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隸、陝西、山東等省流行，因“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兩，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路遠之煩……甚便於民。”在東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錢而排斥錢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錢業公所，其中資力雄厚錢莊大多與南北洋的船業發生資金關係。

典當業是起源很早的行業。清嘉道以來，由於部分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使高利貸資本異常活躍，其中最典型的是典當鋪。典當鋪又稱當鋪、質庫。康熙三年（1664）全國有當鋪二萬多家，其中山西商人開辦的就有4695家。（參閲孔經緯《中國資本主義史綱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説：“典當鋪江以南皆徽人開辦，江以北皆晉人開辦。”（李健《晉遊日記》）印局，是一種高利貸形式。清人祁雋藻説：“竊聞城內外，現有殷實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以及軍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錢文，或計日，或計月清算。”（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傑《津門雜記》稱：“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道，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剜肉醫瘡，亦權濟目前之急。”由上可見，在票號產生前已經出現了因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各種類型金融機構，這就是説票號的產生是在上述貨幣經濟發展、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活躍，出現了一些金融機構的基礎上而產生的。

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由於商人異地採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僱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繫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於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鏢局起運的騾馱子，人稱“標馱子”。每一馱可馱銀3000兩。山西祁縣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發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幫遍佈全國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運現，放開設源局者山西人居多。衞聚賢《山西票號史》載：“考創設鏢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張黑五者，請於達摩王，轉奏乾隆，領聖旨，開設興隆鏢局於北京順天府前門外大街。”（衞聚賢《山西票號史》）衞聚賢還進一步推論，鏢局是明末清初顧炎武、傅山、戴廷軾為反清復明，以保護商人運送現銀而設。鑲局不論何時開創，山西人業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開辦的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有“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有“興元鏢局”。此外還有“志一堂”、“長勝”、“三義”、“無敵”等鏢局，太谷車老二，祁縣戴二閣等都是有名的鏢師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鏢局運現一般是按季起運，以歸化城鏢局來説，凡運往直隸的白銀，路線是經平型關、駱駝峪，達平山、唐縣；運往山西的白銀，由殺虎口，往雁門關，達祁縣、太谷。但是鏢局運現，隨着社會的動盪，土匪四起，已不安全。近人銖庵説：“時各省貿易往來，皆系現銀。運轉之際，少數由商人自行攜帶，多數則由鏢局保送。蓋沿途不靖，各商轉運現銀，時被劫奪，而保鏢者遇眾寡不敵，亦束手無策，故為各商所深憂。”（銖庵《人物風俗制度叢談》）下面我們舉一個商人運現被盜匪騷擾的事例：山西祁縣史家開辦的大盛魁商號，祁縣喬家開辦的復盛公商號，其運貨駝隊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搶劫，而造成很大損失。據説領頭的劫匪綽號“流矢兒”，其人武藝高強，伸臂可舉牛犢，起腳能增傷烈馬，摔跤贏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楊。他把不少廳、旗衙役捕快收為徒弟，並充當官吏的保鏢。他的公開身份是跤王拳師，暗中卻與響馬賊寇勾結，作惡草原。史、喬兩家深受其敲詐、勒索之害，便僱來鏢師懲治其人。豈料，那些被僱來的鏢師，都被“流矢兒”打得落花流水，遁跡潛蹤，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喬兩家便想請故里祁縣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縣是戴氏心意拳故地，雖説此時始祖戴龍邦、名師戴二週已過世，但戴氏傳人戴奎仍是隱居鄉間的武林高手，若是請他出山，制服“流矢兒”當不成問題。但戴奎為人性寡孤傲，商人們對能否請得動他卻沒把握。後來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禮來到縣城戴宅，見到戴奎後，便將祁縣史、喬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説來。待戴奎聽得怒形於色時，二旦又把厚禮送上，請他出山相助。誰知戴奎一言不發，竟將二旦連人帶禮推出家門。二旦無奈，只好垂頭喪氣重返包頭。山西到包頭，殺虎口是必經之處，此地匪患也最厲害。二旦剛到此，便被一羣土匪圍住，要留下千兩買路銀，否則暴屍荒野。二旦正在危難之際，突地戴奎一人闖進圈裏，三拳兩腳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數里，又被一羣土匪攔住，又要買路錢，領頭的自稱是“流矢兒”大弟子飛駱駝。戴奎一聽是“流矢兒”的人，怒起心頭，一挾一躍先將二旦放在臨近屋頂，隨後飄下來，對眾匪大打出手，轉眼就撂倒七、八人，飛駱駝見狀便親自上陣，照戴奎致命處就是一拳，戴奎輕輕閃過，未等敵手迴轉，已插進敵襠，大喝一聲，將飛駱駝打翻在地，爬不起來。眾匪見狀，紛紛逃竄。戴奎也不追趕，輕輕一躍，上房將二旦接下地面，對癱在地上的飛駱駝説了句：“我是祁縣戴奎，不服氣到包頭找我。”便與二旦揚長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兒”戰書傳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從包頭趕到歸化時，“流矢兒”早已帶來數百名弟子及各廳、旗官場要員助陣，誓與戴奎決一雌雄。“流矢兒”身高體壯，形如羅漢。他見戴奎骨瘦如柴，氣焰更盛，遂順手將場外一個三百斤重的圓椎石磙舉起，扔到戴奎腳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腳一踩，將石磙就地轉了兩圈，猛一抬腳，已將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個“蟄龍登天”，已將石磙送出一丈開外，物落原地。“流矢兒”所帶之人見狀大吃一驚，“流矢兒”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動手。戴奎連破對方致命攻擊，而“流矢兒”更加瘋狂。於是戴奎拿出戴家絕招，趁“流矢兒”猛撲之際，順勢發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敵人左臂，呼地一下點住了對方腋下“夾窩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兒”一下蹲在地上，起不來了，只見他腦袋耷拉，誕水流出，二目發怔，面無人色。“流矢兒”對眾徒弟艱難地説了聲：“扶我回去。”“流矢兒”回到家，沒出七天，氣血難通，一命歸天。消息傳到包頭，輕財好義的戴奎辭掉史、喬二家謝禮，返回祁縣。（參見曹繼植《戴拳師除霸護商賈》，《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惡棍一事，雖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經商之艱，運現之難。因此，山西商人隨着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係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兑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日升昌票號成立後，營業繁榮，業務發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蘇州、揚州、重慶、三原、開封、廣州、漢口、常德、南昌、西安、長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蘇）、濟南、張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個城鎮建立了分號，到光緒十二年（1886）後又陸續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鎮增設五個分號。據日升昌在北京等14個分號統計，僅光緒三十二年（1906）這個賬期即獲利583762銀兩。在日升昌票號的帶動下，山西商人紛紛效尤投資票號。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號副經理的毛鴻翽為蔚泰厚綢布莊經理，毛氏到任後，協助財東侯氏將其所開辦的蔚泰厚綢布莊、蔚盛長綢緞莊、天成亨布莊、新泰厚綢布莊、蔚豐厚綢緞莊均改組為票號，並形成以蔚泰厚為首的“蔚”字五聯號，不數年，大獲其利。自是，凡長江各埠茶莊、典當、綢緞、絲布業，及京津一帶皮毛雜貨業之晉人，羣起仿辦，往往於本號附設票莊。票號的發展，大致在道光年間為興起之時，時有票號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豐厚、蔚盛長、新泰厚、日新中、廣泰興、合盛元、志成信。咸豐時由於爆發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受戰爭的影響，票號發展受挫。同治年起，票號又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光緒時達到鼎盛，請看下列山西票號家數統計：

咸豐十年（1861）14家

咸豐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緒元年到光緒八年（1875——1882）28家

光緒五年（1879）29家

光緒九年（1883）30家

光緒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號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亂時雖有損失，但尚未傷元氣。韓業芳《山西票莊皮行商務記》載：“庚子之亂，雖在內地，而受傷者不過直魯二省，肢體之傷，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説：“庚子內亂，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滯，而票商之持券兑現者，上海、漢口、山西各處雲會霧急，幸賴各埠同心，至是之後，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貨，首推票商銀券最是取信，分佈遍放通國，名譽著放全球。”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上海為商務總彙之地，一日出入值銀錢千百萬，票號之業務因是特盛。其重要票號皆是山西商人開辦，如大德通、合盛元、中興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恆、日升昌、存義公、蔚長厚、新泰厚、三晉源、協成乾、蔚豐厚、協同慶、大德玉、蔚盛長等。與此同時，山西票號在國內設立的分號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號設立的城市計有：北京、張家口、天津、奉天、濟南、揚州、江寧、蘇州、蕪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廣州、長沙、常德、湘潭、漢口、沙市、重慶、成都、西安、三原、開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廈門、汕頭、營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貴陽、鎮江、巴塘、裏塘、打箭爐、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寧、解縣、新絳、介休、曲沃、煙台、包頭、蘭州、肅州、歸化、周村、張蘭、寧夏、潮州、文水、汾陽、萬縣、雅安、康定、正陽關、通州、賒旗、興化鎮、禹縣（今河南禹州）、博愛、清化、懷慶、壽陽、交城、喇嘛廟、涼州、盂縣、庫倫、吉林、長春、黑龍江、錦州、安東、安慶、運城、徐州、亳州、道口、濟寧、獲鹿、承德、多倫、赤峯、香港等。

山西商幫除在國內設立票號外，還在國外如朝鮮新義州、韓國仁川和日本大販、神户、橫濱、東京等地設立了票號。

隨着山西票號業務的發展，在山西票號內部，還出現了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三大幫。這種幫是以總號的所在地來區別，即總號設在平遙縣的為平幫，總號設在祁縣的為祁幫，總號設在太谷縣的為太幫或谷幫。平、祁、太三幫裏面，以平遙幫最早，票莊的先鋒日升昌、蔚泰厚總號都在平遙。茲將平、祁、太三幫票號情況統計如下：

日升昌 平　遙 李正華 雷履泰 32萬 顏　料 道光初年

蔚泰厚 平　遙 侯　癸 毛鴻翽24萬 － 道光初年

蔚豐厚 平　遙 侯　姓 範凝靜 20萬 － 道光初年

天成亨 平　遙 侯　姓侯王賓20萬 細　布 道光初年

蔚盛長 平　遙 侯　姓李夢庚16萬 綢　緞 道光初年

新泰厚 平　遙 侯　姓 侯王敬 16萬 綢　緞 道光初年

蔚長厚 平　遙 － 範光晉 15萬 茶　葉 道光初年

協同慶 平　遙 米、王姓 劉清和 12萬 － 光緒初年

協和信 平　遙 王　姓 李清芳 10萬 － 光緒初年

匯源永 平　遙 渠　姓 殷啓祥 14萬 － 光緒初年

百川通 平　遙 渠　姓 龐凝山 16萬 － 光緒初年

大德通 祁　縣 喬　姓 － 24萬 茶　葉 道光初年

大德恆 祁　縣 喬　姓 － 24萬 － 道光初年

三晉源 祁　縣 渠　姓 － 30萬 － 道光初年

存義公 祁　縣 渠　姓 － 20萬 布　莊 道光初年

合盛元 祁　縣 郭　姓 － 20萬 － 道光初年

中興和 祁　縣 戴　姓 － 16萬 － 道光初年

大盛川 祁　縣 張　姓 － 20萬 － 道光初年

長盛川 祁　縣 渠　姓 － 20萬 － 光緒初年

元豐玖 祁　縣 孫　姓 王封晉 14萬 － 光緒初年

志成信 太　谷 員、孔姓 － 26萬 － 道光初年

協成乾 太　谷 員、孔姓 － 24萬 － 道光初年

大德玉 太　谷 常　姓 － 20萬 － 道光初年

錦生潤 太　谷 常　姓 － 20萬 － 光緒初年

世義信 太　谷 楊　姓 － 30萬 － 光緒初年

大德川太　谷 常　姓 － 20萬 － 光緒初年

平遙、祁縣、太谷三幫票號，營業活動區域大體上呈分合演進狀況，所謂“平幫的營業在正西、西北和長江；祁幫在平津和東北；太幫在廣東和長江”之説，反映了初期發展狀況，後來隨着業務發展，有利益的碼頭，各號競設分號，上述活動範圍也漸被打破。

在票號匯兑網點發展，匯兑通天下的情況下，票號匯兑明顯增加，如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號的14家分號收交匯兑銀32225204兩，平均每家達 2310800兩；光緒三十三年（1907）蔚長厚漢口分號收支匯兑銀 3385260兩。隨着業務的發展，山西票號盈利相當可觀。如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四年（1888）資本銀一萬兩，當年盈利24700兩，每股分紅850兩，以十年為一賬期，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這一賬期資本積累達22萬兩，獲利銀743000兩，每股分紅銀17000兩。又如錦生潤票號，光緒二十九年（1903）創辦資本銀32000兩，當年盈利銀7380兩，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資本銀增為 64000兩，當年盈利銀51948兩。

在山西票號的影響下，從同治年起，江浙人也開始建立票號，如人稱“紅頂商人”的浙江錢塘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號。雲南人李氏（一説王氏）在光緒初建立了天順祥票號。江蘇洞庭商人嚴信厚在光緒九年（1883）建立了源豐潤票號，時人把江南人開辦的票號稱為“南幫票號”。

山西票號的營業內容與範圍

山西票號的營業內容和範圍，主要是經營匯兑和存放款業務。關於匯兑有以下六種情況：一、同業對交，各憑各信，不立字據，匯水隨市面鬆緊，臨時酌定。二、遲票。除以兑期另加匯水外，所佔之期，按月估算遞加。三、兑條。手續於定匯之後，立一對條，齊中剪為二紙，匯款者持上半頁，承匯者將下半頁寄往所匯之地驗兑，交條付銀，即不找保立收據也可。四、信匯。各憑各信，字號對字號，

下付人堂名，須得保付給，匯水隨行市。五、匯票。憑票給付，匯水隨行市。六、電匯。如用明電，見電後討殷實承保用款，錯則退款，如系各家之密電，用款手續亦與明電同，電費皆由匯款者出。

關於存款，又分往來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種，前者系商家浮存，隨市面之疲快，臨時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較市面利率略小；後者則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須立一借據。

關於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種。前者放放款時須立一字據，也有隨市面習慣辦理者。其日利隨市面而定，活期者較小；後者抵押貨物，須訂立合同，執其憑單，押品如系不動產，則須執其紅契，並立字據，由承保者墊還。

票號經營匯兑和存放款業務，最初以商號和個人為對象，以內陸商埠為重心，咸豐以來，又為清政府大量匯兑公款。

票號通過存放款支持商號、錢莊的經營活動，以日升昌票號清江浦分號咸豐二年（1852）為例，貸款給商號：

豐興典銀4000兩年息7釐

裕泰典銀1000兩月息6釐

德馨堂銀2000兩月息8釐

山西票號與錢莊的關係是一種商業交往，錢莊是以兑換銀錢為主。起初，錢莊的資本薄弱，須向票號借貸。而票號願意支持錢莊，藉以容納各地的公款；錢莊則依賴票號作為後盾，可以取得民間信用，便於開展業務。票號與錢莊的性質、組織和營業範圍不同，且可互補。錢莊的性質是兑換，票號是匯兑；錢莊的營業範圍只限於本地，不在外埠設分店，票號則分莊遍佈全國各大商埠；票號的存款以官款為大宗，放款只借給錢莊、官吏及殷實商號，錢莊的存放款，則以一般商人為對象；錢莊做貼現、兑換、買賣金銀、交換票據等，票號均未兼及；票號交給官吏，發行紙幣，錢在注重社會信用，不發紙幣。這是票號與錢莊互相分野、互相銜接的地方。票號集中精力經營各地的往來匯兑，把有關地方性質的營業，逐漸讓與錢莊。在一些地方，票號總號與票號分莊，委託鄰近殷實的錢莊為代理處。

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山西票號除對錢莊進行商業放款外，也開始了對近代工交業發放貸款。儘管其數量不大，但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光緒十三年（1887），以李鴻章為後台的中國鐵路公司為修築津沽鐵路，曾求助於山西票號，爭取票號的支持。20世紀初，在全國開展的收回路礦鬥爭中，山西票號曾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如山西成立保晉礦務公司向英國福公司贖回山西礦權的過程中，山西票號曾墊支贖礦銀 150萬兩，並且是保晉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縱貫山西全省的同蒲鐵路在修建過程中，得自山西票號的貸款57萬兩，是全部借款72萬兩的70%。川漢鐵路股款儲存有 310萬銀兩，其中 106萬兩股款交由山西三晉源、協同慶、天成亨、蔚長厚、蔚豐厚、新泰厚等票號收存，表明山西票號與商辦鐵路之間存在着融通資金的關係。山西票號還為近代企業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緒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號曾在開封、上海、漢口、北京等地為河南均窯磁業公司代招股金。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號曾為河南廣益紡紗公司代為收儲股金。

票號設立之初的主要業務就是匯兑，山西票號匯兑的業務類型有四種，分別是“收會去”、“交會去”、“收會來”、“交會來”。 ^[3]  後來，隨着時局變化，票號開始匯兑官款，咸豐時，太平軍和清軍進入了決戰階段。八年（1858）太平軍摧毀了江北大營，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營，乘勝佔領蘇州，兩軍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戰，長江以北，又有捻軍活躍於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山東、山西、河北等省。在這種情況下，各省、關已無法按舊例向北京解送京餉。如咸豐十一年（1861）各省應解京響 700萬兩，實際只解送到 100萬兩。清政府不得已，於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準户部奏摺，令各省督撫將京餉覓殷實票號設法匯兑。同治二年（1863），湖南將京餉銀五萬兩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開辦的蔚泰厚、新泰厚票號匯兑。是年，四川的四萬兩工程銀，因“陝省賊匪猖獗”，交山西商人開辦的元豐玖票號匯兑。是年六月，湖北省將江漢關收洋税項下籌動銀三萬兩，“因直隸道路梗阻，仍由漢鎮蔚泰厚票號兑付”。是年八月，又將地丁、鹽課、土税、關税等款計十餘萬銀兩，“在漢鎮蔚泰厚、元豐玖等票號內分別匯兑”。同治四年（1865）將各路釐局提到鹽釐銀四萬兩、司庫湊撥夔關解存鹽税銀一萬兩、二兩平銀一萬兩，共銀六萬兩，作為同治二年湊撥之項，“由委員將前項銀兩如數兑交協同慶、蔚豐厚、元豐玖、天成亨、廣聚、和泰各銀號分領，幹到京後由該委員向各號兑齊赴部交納。”（《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將浙海關銀三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匯兑。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西太后挾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曾住宿祁縣大德通票號，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號老莊多在山西省內，遂命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省票號總號。如湖南巡撫俞廉三籌款11萬兩，轉交山西票號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協同慶、乾成亨等九家票號匯兑至山西平遙。光緒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銀兩作為江西籌借直隸銀由山西票號蔚長厚、新泰厚匯赴江海關道衙門轉匯直隸。下面是從同治元年（1862）到光緒十九年（1893）山西票號匯兑京餉銀兩統計：（《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同治二年（1863）139萬兩

同治三年（1864）56萬兩

同治四年（1865）128萬兩

同治五年（1866）235萬兩

同治六年（1867）413萬兩

同治八年（1869）277萬兩

同治九年（1870）37萬兩

同治十年（1871）15萬兩

同治十一年（1872）283萬兩

同治十二年（1873）155萬兩

同治十三年（1874）10萬兩

光緒元年（1875）453萬兩

光緒二年（1876）384萬兩

光緒三年（1877）233萬兩

光緒四年（1878）2萬兩

光緒五年（1879）179萬兩

光緒六年（1880）296萬兩

光緒七年（1881）240萬兩

光緒八年（1882）143萬兩

光緒九年（1883）221萬兩

光緒十年（1884）24萬兩

光緒十一年（1885）283萬兩

光緒十Th年（1886）280萬兩

光緒十三年（1887）10萬兩

光緒十四年（1888）1萬兩

光緒十五年（1889）152萬兩

光緒十六年（1890）329萬兩

光緒十七年（1891）290萬兩

光緒十八年（1892）313萬兩

光緒十九年（1893）266萬兩

以上31年中，票號匯兑京餉5860萬兩，平均每年達 189萬兩。

同、光時，清政府洋務派發動的洋務運動，全面開展，並籌劃海防，購買兵艦。海防經費多賴各省協濟，並經山西票號匯兑。江西在光緒元年（1875）將厘金項下提出五萬兩，作為奉撥海防經費交在南昌的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匯兑天津。三年（1877），又從厘金項下動銀一萬兩交三晉源票號匯付北洋，一萬兩交新泰厚票號匯福建。光緒十四年（1888），福州將軍將所徵洋藥厘金項下提拔銀12萬兩，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領，解赴海軍衙門投納。光緒十九年（1893），閩浙總督將徵收土藥税釐銀6439兩，交山西票商蔚長厚匯解海軍衙門。光緒十二年（1886），四川將銀10萬兩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號承領，匯解海軍衙門交收。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災銀19802兩，交山西票號協同慶等號承領江解海軍衙門。光緒元年（1875），江西交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各25000銀兩，匯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隸大臣李鴻章。光緒三年（1877），又將厘金項下一萬兩交三晉源匯付天津北洋直隸大臣李鴻章，又將銀一萬兩交新泰厚匯付福建撫臣衙門。光緒十五年（1889），廣東向山西票號百川通借墊銀五萬兩電匯北洋大臣衙門。

光緒時修築鐵路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清廷對俄建遠東鐵路有所警惕，遂決定修建關東鐵路，並規定修建鐵路經費各省年撥銀五萬兩，16省共80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兩廣總督李瀚章匯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長、新泰厚匯兑至京。光緒十六年（1890）四川將銀五萬兩，交日升昌等九號匯兑。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交協同慶二萬兩、百川通15000兩、蔚泰厚15000兩匯解直隸總督衙門。是年湖廣應解關東鐵路經費三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與北洋大臣。又有安徽應解鐵路經費交百川通匯解。大體在光緒十六到十九年間（1890——1893），山西票號匯兑鐵路經費在20萬兩以上。

繼京餉交由山西票號匯兑後，協餉也隨之交由山西票號匯兑。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東道應解甘肅蘭州協餉三次銀八萬兩，均由山西平遙票商匯兑。同年奉撥甘餉銀二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等匯解陝西藩庫。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撥陝餉銀二萬兩，交元豐玖匯兑。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銀五於兩匯解廣西藩庫。光緒十六年（1890）湖廣將協餉一萬兩交百川通匯兑廣東。光緒四年（1878）江西交蔚長厚協撥伊犁軍餉銀一萬兩。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長厚銀一萬兩到包頭局轉解。光緒年間，粵海關交志成信、協成乾匯解烏魯木齊協餉9615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交元豐玖一萬兩匯解山西歸綏道轉解烏里雅蘇台。同年，廣東交志成信票號12500兩匯解察哈爾都統衙門轉科布多。光緒十二年（1886），江西將協餉一萬兩，作為奉天丙戌年俸餉交蔚長厚匯解盛京户部衙門。光緒十九年（1893）江西將協餉15000兩交蔚豐厚匯解盛京。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間山西票號共匯兑協餉1023萬兩，每年平均達54萬兩。

清代河工經費數額很大，由山西票號負責匯兑，使山西票號又大獲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廣東的河工經費一萬兩交山西票號協成乾、蔚長厚、志成信匯兑。光緒十三年（1887）兩廣三次匯解銀219000兩，交山西票號商志成信、協成乾匯兑，解赴天津支應局轉解河南河工應用。

光緒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蘇籌銀一萬兩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長票號匯解山西巡撫衙門兑收賑濟。光緒十二年（1886）直隸水澇成災，由廣東將22209兩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天津轉解分撥災區。光緒十一年（1885）山東遭災，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號5000兩、元豐玖票號3000兩解赴山東。

早在19世紀40年代，廣東地方財政機構就曾與山西票號發生了借貸關係，“自道光二十年（1842）辦理夷務以後，……藩庫度支每絀……向西商貸用”，不過這種借貸是“旋借旋還，無案可稽”。《東粵藩儲考》卷12，轉引自張國輝《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票號業的發展》（《歷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國農民軍起義，廣東省財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從此撥解京餉，多向票號借墊。如同治三年（1864），粵海關因關税徵收無幾，不敷湊撥，向山西票號協成乾借銀五萬兩匯兑，向志成信票號借銀五萬餘兩，由税收項下提拔歸償。光緒三十年（1904）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先應解銀228135兩，已由山西票商照數借定，由志成信、協成乾匯兑至京。同治時，陝甘總督左宗棠西征籌解軍餉，廣東在厘金項下籌銀六萬兩，向山西票商借六萬兩。光緒三年（1877），廣東解京第四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謙吉升、元豐玖等借報166000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應解第三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元豐玖借銀242000兩。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師旅饑饉，急需軍餉，而廣西庫空如洗，廣東籌撥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銀12萬兩協濟。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長厚、新泰厚票號借銀二萬兩，作為第二批起解太平關常税並由該票號匯京。光緒二十七年（1901）新定賠款，四川每年派銀 220萬兩，勻作 12次每月攤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銀30萬兩，刻下解期又迫，復向山西票商借銀186345兩，發交山西票商協同慶匯兑，於年底匯江海關，作為川省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還款。光緒十五年（1889）江蘇淮安關曾向山西三晉源票號借銀一萬兩，交付內運。同治十二年（1873），晉省因庫儲久空，曾向平遙等縣40餘家票號借銀21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號天成亨、協同慶預措協餉銀48000兩。光緒十三年（1887）甘軍由京返甘路經平遙借票號銀三萬兩。光緒三十年（1904）奉天官鹽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銀20萬兩週轉。

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辛丑條約》，其中規定付各國戰爭賠款45000萬兩，年息4釐，分39年還清，本息共98223萬兩。清政府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餘皆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而山西票號則承擔了龐大賠款的匯解任務。

承辦“四國借款”

《馬關條約》簽訂後，對日賠款二億兩，後又增贖遼費三千萬兩。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不足8900萬兩。為籌還賠款，被迫三次舉借外債：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億法郎，折銀9800餘萬兩；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9700餘萬兩；第三次向英德續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因匯價變動為11200餘萬兩。四國借款每年付息1200萬兩，加上其他外國借款還本付息和開支，全國財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萬兩。户部只得將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攤，由各省採用鹽斤加價或地丁貨釐附加辦法籌款，匯往上海還債。於是山西票號生意又增，包攬了部分省的匯兑。這些票號在四川、廣東的有協同慶，在廣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長，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在陝西的有協同慶，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長、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長、日升昌、協成乾等票號。

由上可見，山西票號最初由於商品交換和貨幣擴大流通的需要而產生，它是從商業中分離出來的金融機構。從19世紀50年代以後，其業務蜕變為匯兑和墊借公款為主，對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匯兑已不屑一顧，甚至規定 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匯兑，他們通過匯兑公款手中經常川流大量資金，加之公款不計利息，從而獲得了很大利益。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規定公款發商生息辦法後，利率年息不過4釐到5釐，票號佔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據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產部存放各銀行票號款項共 693萬兩，其中户部存放銀行 424萬兩，佔總額的61%，存放票號 206萬兩，佔總額的30%，存放外國銀行57萬兩，佔總額的 8%，存放其他行號六萬兩，佔總額的 1%。以上統計説明，票號掌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説票號的利益與清政府的利益緊密聯在一起，以至票號走上了畸形的繁榮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巖完蛋了”的消息傳到晉中，山西票商大多額手加慶，欣喜異常。他們慶幸壓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動了，山西票號今後可以獨佔全國了。他們彷彿看到了燦爛的輝煌前景，正在向他們招手。

但他們沒料到，“阜康”票號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號垮台的進程。阜康虧損了八千萬銀兩，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搶兑現銀的風潮，山西票號在這股強大的風潮之中飄搖不定。

二十年後，維繫晉幫及其榮譽的山西票商們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

政府勢力與信用力量的博弈

官款匯兑到禁止到開放，一方面確實存在票號對官僚與政府當局的公關利益輸出等外部因素。但從內因看，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不斷完善、提升的票號金融服務與票號水平滿足了官僚與政府的需要。而政府與官僚對票號的倚重，又提升了票號的信譽水平與品牌實力。如1862年票號匯兑官款的首次開禁，就是由於捻軍由安徽進入河南活動，截斷了南北大路，廣州百萬兩京餉無法上解，“部庫存款無多”的窘局給逼出來的，户部最後不得已上奏皇帝，責令兩廣總督“設法辦理，或繞道行走，或由商人匯兑，或由輪船運津轉解，總期妥速解到，以應要需”，最終選擇了“令票號匯京交庫”的捷徑。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號在發揮自身獨有的匯兑功能，為各省匯兑資助太后西巡款項，也為宮廷解了燃眉之急，讓宮廷內外耳目一新，贏得清政府的讚許與業務准入政策，創造出業務的極盛與品牌的輝煌。

另一方面，在官款匯兑中，先後出現過三次大的禁匯風波，而始終禁而不絕，禁而復發，票號穿透專制制度以及人為的約束，在法令禁絕、政策圍堵中前行，也顯示了票號內在的信用與品牌力量。如廣東省和粵海關、浙江省和浙海關等一些省關之所以長期堅持要交票號匯兑，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財政拮据，税收短絀，支大於收，財政虧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項，就必須向票號借墊，如果停止匯兑，票號不予墊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餉。票號的匯兑中實際內含了墊付與放款功能，票號符合銀行業內在規律的信用保障與創造功能適應了清朝政府與社會的需求，是官款匯兑禁而不止的內在動力。

從服務商業到服務財政的異化

早在咸豐皇帝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經費而大開賣官捐納時，票號就已經開始與捐官者和賣官者建立了聯繫，成為政府籌餉機關，與官僚、政府結下不解之緣。1901年票號支墊並匯解慈禧太后西逃所需經費後，更受政府青睞，未待慈禧迴鑾，順天府和都察院就諮會山西巡撫催票號返京復業，並進而承攬了各地庚子賠款的收解匯兑業務，還負責劃解外商匯豐銀行。各地分攤的賠款在不能按時上解時，就請票號墊匯。交票號承匯公款的省關驟然增加23個，達到39個之多。18941911年票號承匯公款141864475兩，並且主要是匯往上海的外國銀行，票號從中獲得巨利。

票號原本是中國商品經濟的產物，是從商業資本中分離出來的為商品經濟服務的，但隨着與官府的業務聯繫與關係密切，票號將自己的注意力逐漸從為國內工商業服務轉向通過結納權貴，維繫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一味結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漸把它的業務重心轉向對政府的匯兑、借貸、存款和代理業務，成為政府的財政支柱，與商品流通的關係漸行漸遠，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業務不看在眼裏，以至還有非500兩以上不辦的匯額限定。

信用貨幣時代的政府監管之道

在票號發生、發展、衰退的兩個世紀間，隨着工商業與國內、國際貿易的發展，匯票、銀票、紙幣等金融工具大量創立，貨幣形態已經發展到代用貨幣或準信用貨幣時代，並愈來愈成為一種量化的計量符號和價值符號，成為需要以國家與銀行信用為基礎、以法律為保障的信用貨幣。銀行也日益成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影響着一個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經濟命脈，所以，政府對票號等銀行機構的法制監管日益成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銀行通行則例》、《通用銀票暫行章程》與銀錢行號抽查章程等法規、政策，是順應歷史發展需要、符合銀行信用規律的，它使中國的信用與銀行制度進入了一個法制化、規範化、現代化的新時期，為中國現代銀行信用的建立與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 

有着110年曆史的票號，標誌着本土傳統銀行機構的信用建設水平與品牌實力，在票號改革家李宏齡眼中，票號“分莊遍於通國，名譽著於全球—中國商業之盛，莫盛於西幫票商。”李宏齡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歷史趨勢與現代銀行的發展方向，他的責任與理想，就是要憑藉“晉之信用，票號之殷實”，運用好票號尚在的信用與品牌資產，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絕大銀行”，達到“運動全體，抵制外幫”的目的。然而，在清末與民初的政府監管下，票號終於沒有成功轉型、步入新途，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除了票號東掌、經理的思想矛盾、意見分歧等是票號改革失敗的內因外，作為政府在監管的同時是否有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銀行機構施以救助之責？政府在票號這一具有悠久歷史、豐富品牌資產的傳統金融機構向現代銀行的轉型中應該發揮什麼作用？這都給了我們廣袤的想象空間 ^[2] 

理念領先華爾街的山西票號

1823年，著名的票號“日升昌”誕生在山西平遙縣城。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兑、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大利潤。據説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將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兑業務。1893至1910年間，山西票號達到了鼎盛時期，許多票號每股紅利都能分到近2萬兩白銀，其分支機構也遍及國內外，營業領域非常廣泛，並由此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山西票號雖然帶有家族色彩，但其經營方式和管理已相當現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後才在西方的華爾街出現。

在山西商人從事對外貿易的過程中，票號無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説，山西票號是我國最早進入國際金融市場，並把分支機構直接設在國外的金融機構。它們還通過在國內各大商埠如廣州、上海等地設立分支機構，直接為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匯兑服務，大大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

19世紀70年代，由於外商壓價，絲茶發生危機，華商虧損倒閉，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帳數十萬，倒帳，意味虧損或虧空，一旦發生擠兑，就必然會因放款收不回來而倒閉。胡雪巖經營的“阜康”票號就是因為經營絲業受洋商欺騙而產生虧損，最後倒閉的。全國性的信用危機波及整個金融業。20世紀初，以經營豆油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虧歉外商銀行、户部銀行、票號爐房 500多萬兩，其中票號200萬兩。外商銀行、户部銀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權，它們借出的款幾乎全部收回；票號是信用放款，雖同是債權團組成人員，然而收回連一半都不到。“東盛和”之後，又發生上海的橡皮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歉公私款項數百萬，又一次引起票號業的信用危機。清末前，票號倒帳損失之所以嚴重，就其經營方式説，致命的弱點，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沒有任何物資作保證，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中，收不回貸款的風險是極大的。

許多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出現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一併拖垮。每次經濟危機一來，就有許多票號因擠兑而又無款支付而倒閉。

清末前，雖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四明等十幾家商業銀行的成立，對山西票號都構成了競爭威脅，但構成票號競爭主要對手的，則是官商合辦的户部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省辦的銀錢行號。因為户部銀行（後改大清銀行）具有代理國庫、收存官款的職能和雄厚的資本，所以能夠左右市場。過去由票號收存和承匯的官款業務，幾乎全部被户部銀行包攬而去；由於户部銀行在金融業中具有壟斷和控制的作用，它對票號的經營有強大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户部銀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號亦不能不跟隨進行，這種做法直接威脅着票號的生存。儘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號依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隨着時間的推移，票號經營方式的落後性越來越突出，票號是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兑的銀行業。作為銀行業，除自有資本外，它發展的規模，決定於存款開展狀況。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潤就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擠兑，因放款收不回來無法支付存款，那麼貸款愈多就倒閉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潤又大多歸於户部銀行，票號所賺利潤日益減少。“船漏偏遇頂頭風”。山西票號終於在辛亥革命的戰亂中遭到致命的打擊。

辛亥革命中，許多商業都市，如漢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發生過戰爭。工商業和銀錢行號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失。北京是票號吸收款最多的城市，佔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號擱淺倒閉，就從北京分號開始。戰爭和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危機，使許多票號開始倒閉。在倒閉聲中，山西22家票號除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等四家票號，因資本實力雄厚，拿出大量現款，應付辛亥壬子擠兑風潮，信用未失，繼續營業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號，因無力應付擠兑風潮而相繼倒閉。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四家票號又延續了二三十年，最終還是逃不掉倒閉的命運。

從“富甲天下”到破家，晉幫在歷史舞台上終於演完了這場人生悲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