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

安作璋出身于山東曹縣的科舉世家。祖父、伯父為清末舉人，父親安景參為清末秀才，在曹縣老家大門的門楣上鑲有“世科第”三字牌匾，是由清光緒朝吏部侍郎汪鳴鑾書寫。 ^[2]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其父安景參為了躲避日偽的騷擾，舉家搬遷至鄉下，並興辦義學，安作璋在鄉下小學中接受了較為全面的教育，尤其是在文史方面，通讀了《前四史》與《資治通鑑》。 ^[2]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安作璋隨流亡師生到達皖北阜陽，後考入山東省第二臨時中學高中部。當時，學習環境異常艱苦，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安作璋患過疥瘡、瘧疾、關節炎，尤其是嚴重的關節炎奪去了安作璋雙腿的健康。 ^[2]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安作璋高中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齊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在齊魯大學，安作璋得到了眾多名家的指導，如張維華、朱東潤、莫東寅、韓連琪、吳金鼎、胡厚宣、欒調甫等，在張維華的悉心指導下，安作璋開始主攻秦漢史。 ^[2] 

在齊魯大學學習的四年（1947—1951年），安作璋恰巧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學派“考據務實”思想的影響，以後又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治學思想，這都為他個人治學風格與學術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 

1951年，安作璋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山東師範學院（今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工作。教學之餘，也從事研究工作。由於讀大學時重點的秦漢史，畢業論文亦是《西漢農業經濟史的研究》。 ^[19] 

1954年，安作璋的論文《西漢的西北屯墾》《論西漢農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得到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的重視，《西漢的西北屯墾》一文寄呈鄧廣銘並附上一封求教的信。該文發表在1954年2月20日《光明日報》史學版上。不久，又寄去《論西漢農官的建置及其作用》一文，很快又在1954年5月27日《光明日報》史學版刊出。是年秋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華東人民出版社）總編張玟來到濟南，並親自到安作璋的宿舍，指名安作璋寫有關漢史的書稿，擬定書名《漢史初探》。 ^[19] 

1955年，安作璋的首部學術專著《漢史初探》（由學習生活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再版）正式出版，集中了安作璋上大學期間撰寫的6篇論文，主要探討了西漢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西漢皇朝對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以及桑弘羊在漢武帝文治武功中的地位等問題。本書出版後，在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特別是有關桑弘羊的文章，受到了郭沫若的讚揚。 ^[2] 

1956年3月1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認為安作璋的《漢史初探》這是一本“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參考資料很豐富”的漢史論文集。肖黎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中，認為該書“為近40年來秦漢史學者個人論文集發表最早的一種，其中諸多觀點常為以後的論著所引證”。 ^[2] 

1959年，安作璋另一部學術專著《兩漢與西域關係史》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齊魯書社再版。 ^[18] 

1966到1976年，十年動亂時期，安作璋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遭到隔離和批鬥。 ^[18] 

1980年，安作璋因研究成果突出從講師直接越級晉升為教授。 ^[18]  1987年，安作璋被選為中共“十三大”代表。 ^[31] 

1988年，山東省委、省政府先後授予安作璋“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的稱號。 ^[31] 

1989年10月，安作璋應日本關西大學和學術振興會的邀請，赴日本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講學和學術交流活動，在“日本秦漢史研究會”成立大會上作了有關秦漢史研究的學術報告。他的精闢的見解和淵博的學識使許多日本學者為之折服，在日本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32] 

1991年，安作璋榮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安作璋為博士生導師。 ^[16] 

1995年，山東省委、省政府第二次授予安作璋“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的稱號。 ^[16] 

2007年，安作璋榮獲首屆山東社會科學突出貢獻獎，是5位獲此殊榮的著名學者之一。 ^[16] 

2019年2月20日晚，安作璋病逝，享年93歲。 ^[30] 

20世紀50年代，中國史學界曾就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其中有一種意見認為西漢也是奴隸社會，奴隸社會的下限、即封建社會的開端應定在東漢末或魏晉時期，這派的觀點稱之為“魏晉封建論”。安作璋在1959年發表了論文《西漢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關於西漢社會性質的討論》，正面回答了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他認為：（一）西漢的經濟基本上是屬於自然經濟，其所表現的主要形式是農業和手工業的牢固結合，商品經濟雖有所發展，但不佔主要地位。（二）西漢時期封建關係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它在一切生產領域特別是農業生產中，完全保持着壓倒的優勢；而奴隸制度則完全處於封建制度支配之下，只不過是一種過時之物被保存下來作為封建剝削的補充形式而已。（三）西漢是地主階級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農民不但是國家賦税的主要擔當者和國防的守衞者，而且他們還是各種主要工程的建設者。有些農民雖然自己佔有一小塊土地，有着獨立的個體經濟，但實際上則是國家的依附農民或農奴。在“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下，失去土地的農民只好“耕豪民之田”，以“見税十五”的地租交給地主，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典型的生產關係。（四）西漢社會中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這種矛盾的尖鋭化，曾導致多次的農民起義。 ^[11]  在以後的研究中，安作璋又進一步指出了作為秦漢封建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秦漢封建地主階級與西歐封建領主階級的區別。第一，秦漢時期封建地主階級，雖擁有土地私有權，但這種土地私有權，是從屬於皇帝最高所有權的。第二，秦漢時期，雖然有了地主和農民的租佃關係，但農民的身份，還是屬於封建國家的領民，並不屬於私家地主所有。第三，地主階級要維護自身的經濟、政治利益，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們必須依靠以皇帝為首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政權的保護。當然，地主階級的構成也顯示了這一時期封建社會的發展：秦朝佔統治地位的是軍功地主，漢初至漢武帝以前主要是“封君”和“素封”地主，漢武帝以後至東漢則是以儒學起家、累世公卿的世族地主。 ^[10]  安作璋的上述研究雖然僅限於秦漢時期，但卻涉及到古史分期、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性質等重大理論問題。 ^[12] 

安作璋出版鴻篇鉅著《秦漢官制史稿》（與熊鐵基合著，齊魯書社1984年版，2007年齊魯書社又出增訂版），從選題到完成，歷時十載，五易其稿，1986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在秦漢官制研究方面，安作璋利用了漢代各種傳世文獻資料與出土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蒐羅了清代考據家、註釋家以及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針對其中的某些錯誤或不足之處，也進行了訂正和補充，並對若干具體的制度問題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秦漢官制史稿》是迄今為止關於秦漢官制研究領域內容最為全面詳贍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秦漢官制的不可逾越的奠基之作。 ^[2]  這些論著在資料的運用上一個顯著特點是在儘可能完整地蒐集傳世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新發現的考古資料，如秦簡、漢簡、漢碑、漢官印、秦漢瓦當等。在學術觀點上，安作璋認為，真正的丞相制存在於秦和西漢前期，秦只有國尉而沒有太尉，國尉不同於後來的太尉；三公制的出現是在西漢末期，主要存在於東漢時期等。安作璋還強調東漢時期的中樞機構完全為尚書枱取代，三公徒有虛名，並無實權。對秦漢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設立及演變、職掌、屬官等重要問題，都作了詳細的考證分析。此外，對常為人們所忽略的諸侯王國的官吏、少數民族地區的官吏也加以論述，對官吏的選拔、任用、考核、賞罰等這些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安作璋都作了詳細的探討。 ^[12]  《秦漢官制史稿》是“秦漢史研究中的一項豐碩成果”，“不僅填補了斷代官制史方面的空白，而且在許多方面有新的開拓，它的出版在中國官制史研究的漫長過程中樹立了又一塊新的里程碑”。 ^[27] 

其代表作是《班固與漢書》（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後增訂為《班固評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劉邦評傳》（與孟祥才合著，山東齊魯書社1988年版，後增訂為《漢高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漢光武帝大傳》（與孟祥才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華書局2008年再版）、《秦始皇帝大傳》（與孟祥才合著，中華書局2005年版）、《漢武帝大傳》（與劉德增合著，中華書局2005年版）等。安作璋對研究歷史人物的著作，考辨精審，文筆優美，資料翔實，將學術性與趣味性有機結合。 ^[2] 

其中，桑弘羊是西漢著名的理財家，也是歷史上譭譽參半的人物。和桑弘羊同時代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僅用幾句話為他寫了一個簡單的傳略，這就為研究桑弘羊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為對桑弘羊作出公正客觀的評價，安作璋對桑弘羊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先是寫了《論桑弘羊》一文，載於所著論文集《漢史初探》；繼而又撰寫了《桑弘羊》一書（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安作璋認為，桑弘羊在漢武帝身邊工作了幾十年，在他負責財政工作期間，主持制定並積極推行鹽鐵官營等政策，這些政策對西漢的鞏固發展，對維護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以後歷代的財政政策，也產生過積極影響。雖然他的思想、他的財政政策都存在着嚴重的階級侷限和歷史侷限，但仍不失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位傑出的理財家。這種評價是比較公允的。 ^[13] 

其中，《劉邦評傳》一書“不僅是劉邦個人的傳記，而且還是一部西漢開國史”。 ^[28] 

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安作璋就和山東師範學院（今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部分師生編寫過一部《山東通史》（草稿），雖然很簡略粗糙，但是開了一個好頭。由於種種原因，這項工作半途而廢。1987年，《山東通史》正式被列為山東省“七五”規劃重點科研項目、國家“八五”規劃重點圖書。《山東通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從最早的山東人——沂源人，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按歷史發展的階段，共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近代、現代各卷。該書在體例與結構上有所創新。把紀事與志、傳體結合起來，以通紀敍述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以典志記敍歷代典章制度。 ^[14] 

安作璋主持重新增訂了《山東通史》，首先在資料方面更加豐富，除補充正史中的有關資料外，還參考運用了大量的考古、檔案、文集、筆記、日記、報刊、回憶錄、訪問記、家譜族譜、社會調查等方面的資料。如新發現的濟南大辛莊商代遺址、章丘洛莊漢墓、長清雙乳山濟北王墓以及山東各地出土的畫像石等考古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誌墓碑和敦煌文書中有關山東士族的史料、明清家族族譜中的史料以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特別是山東中共歷史資料、國民黨和軍閥、日偽統治時期的檔案資料等。其二注意吸收山東地方史研究的新成果。如東夷人與東夷文化，大舜文化，齊魯文化，山東古國（由原來的56個增至117個），魯國宗法制度，孔子、孟子與魯文化，管子與齊文化，稷下學派與百家爭鳴，齊學與漢代政治，山東士族與家族文化，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古代山東與海外關係，絲綢之路（陸路、海路）的源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帝國主義與山東近代社會，山東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等。對這些問題，增訂本對新學術成果都進行了吸收。如過去學界一般認為封建時代的山東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處於封閉狀態，而增訂本則根據大量史料認為，自古以來山東就是對外開放地區，山東沿海人民是歷史上最早走向海外的，如秦時移民韓國和日本，即使明代倭寇猖獗時期與清代山東沿海海禁森嚴時期，山東民間也從來沒有中斷與海外的交往。其三注意了對重點、難點問題的研究。山東地方史的重點是古代的先秦、秦漢和近代、現代幾個時期，這也是山東歷史上最具特色的幾個時期。還突出了齊魯文化、近現代帝國主義對山東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山東近代社會的變遷和山東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如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具有山東地方特色的若干問題的研究。其四開拓了山東地方史研究的新領域。對山東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與對外關係史等許多領域的研究，過去幾乎是一片空白，初版的《山東通史》雖然注意了這些問題，並在各卷“典志”中都分別設有政區、職官、兵制、經濟、育、科技、文學、藝術、禮俗、宗教、外事等專志。增訂本有關各卷對上述專志都基本補齊，而且還有所擴展。如近代、現代卷還根據本卷的歷史特點，分別增加了政黨、社團、城市、警政、財政金融、交通通訊、新聞出版、體育衞生、社會保障等志。 ^[14] 

《濟南通史》上起遠古下迄當代。按時間先後順序，共分先秦秦漢卷、魏晉南北朝隋唐卷、宋金元卷、明清卷、近代卷、現代卷、當代卷，另附文物考古與山水園林名勝卷，共八卷。每卷大約50萬字左右。在體例上參照《山東通史》的體例，根據濟南的歷史實際而略加變通。各卷都分為前言、綜述、典志、列傳、圖、表六個部分，這六個部分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互相聯繫，互相補充，詳略互見，比較充分地反映了濟南歷史的全貌。 ^[14] 

在《齊文化中的民主精神》（載《民主》雜誌1990年第3期）一文中，安作璋對齊文化中的民主精神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齊文化中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一是政治開明。如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實行變法，擇君子，遠小人，謹修法律而督奸吏。二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如膾炙人口的齊威王與魏惠王賽寶的故事，就充分表明齊威王求賢若渴、愛才勝寶、奮發圖強的決心。三是實行“百家爭鳴”的政策。如齊國的稷下學宮成了人才薈萃之地，儒、墨、名、法、道、陰陽，以及兵家、縱橫家、農家、小説家等，所謂九流十家，應有盡有。 ^[15] 

在《齊文化與黃老之學》（載《文史知識》1989年第3期）一文中，安作璋指出，黃老之學是齊國土生土長的學派。這個把黃帝與老子結合的學派，因和原始道家有着淵源關係，而又不同於原始道家，所以學者們稱為新道家。黃老之學不僅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學説，而且還利用稷下百家爭鳴的有利形勢，不斷吸收各家各派的思想營養來充實自己，力圖建立一個以道家為主體的兼有百家色彩的思想體系。 ^[15] 

安作璋在《關於孔子的“禮”和“仁”的學説》（載《孔子哲學討論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一文中就孔子思想中兩個最主要的組成成分——“禮”和“仁”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安作璋認為，“禮”是殷周以來制度的集中表現，如何對待“禮”，這是評價孔子思想的一個關鍵問題。孔子説：“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由此可知，孔子認為，對傳統的禮可以繼承，但更重要的是要批判改造，使它能夠適應時代的要求。孔子所提倡的“禮”，至少和過去有三點不同：一是孔子給了“禮”新的解釋。孔子反對把“禮”只當作一種形式，他所注意的乃是“禮”的精神實質。孔子所説的“禮”，完全是為政治服務的，是為了使勞動人民服從統治者的支配，並不是一種空空洞洞的儀式。孔子還以“禮”來反對奴隸主對人民過重的剝削和壓迫，批評魯國貴族季氏“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這在當時是符合人民羣眾的要求的，具有積極意義。二是孔子把過去被奴隸主貴族所壟斷的“禮”下放到庶人之中了。孔子把庶民的身份提高到能接受“禮”的規範，這不能不説是對殷周以來的“禮”所作的一個重大的修改，在當時確實是一種新的理論，它打破了“禮不下庶人”的舊框框，反映了人民羣眾要求擺脱“苛政”壓迫的願望。三是孔子給“禮”加進了一個新的內容，這就是“仁”學。有了“仁”作為基本內容的“禮”，就使舊禮大為改觀。孔子在《論語》裏提到“仁”的地方很多，“仁”是做人的最高道德標準。對於怎樣才算一個仁者，照孔子的説法就是“愛人”。孔子第一個發現了“仁”，承認勞動者也是“人”，從而提高了“人”的地位，這在當時處於奴隸地位的勞動人民是有利的，對正在成長的地主階級也是適用的。 ^[15] 

在《孔子與魯文化》（載香港《廣角鏡》第229期，1991年10月16日）一文中，安作璋認為，孔子自幼受“禮儀之邦”的魯文化的薰陶，孔子思想及其創建的儒學是在魯國文化土壤上產生的。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派，不僅對魯國本土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也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孔子不僅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也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巨人。他的思想不僅是中國的一份珍貴遺產，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 ^[15] 

在《漢代山東儒學》（載《山東師院學報》1979年第5期）一文中，安作璋指出，山東是儒家的發祥地，從春秋時代孔子刪訂六經，聚徒講學起，作為中國古代的一個重要學派就建立起來了。孔子死後，儒家學派繼續發展，戰國時代，山東的孟派儒學與墨家並稱顯學。西漢初年，“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更適合當時統治者的需要，因此，朝廷雖也立儒學博士，承認儒學的學術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實際上指導政治的則是黃老之學。漢武帝時儒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兩漢是山東儒學發展的黃金時代，西漢的五經八師，除了傳《詩》的韓嬰，傳《公羊春秋》的董仲舒以外，傳《尚書》的伏勝、傳《易》的田何、傳《詩》的申公、轅固生、傳《禮》的高堂生、傳《公羊春秋》的胡母生都是齊魯的大儒。《漢書·儒林傳》中，單獨立目者有27人，山東儒生佔了17人。可見山東儒學之盛。這也反映了兩漢山東地區在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15] 

在《齊魯博士與兩漢儒學》（與劉德增合作，載《史學月刊》2000年第1期）一文中，安作璋認為，兩漢博士見於史書記載而有籍貫可考者約百餘人，其中齊魯籍的博士即佔半數。齊學與魯學是兩漢儒學的主體，左右着兩漢儒學發展的方向，而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正是齊魯博士。儒學成為統治思想，歸功於齊魯博士。漢武帝以後，獨尊儒術，仕途幾為儒家壟斷。齊魯博士及其弟子大多官至卿相牧守，在內政和外交等重大政治活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15] 

為了比較全面地研究齊魯文化，安作璋主編了多卷本的《齊魯文化通史》（與王志民合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2006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齊魯文化通史》是一部大型的地域文化通史，它既彙集和吸取了近50年來學術界研究齊魯文化的成果，又突出了學術的創新性，並填補了某些領域的研究空白，是齊魯文化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該書資料翔實、內容厚重，不僅從思想文化上，而且從科技、教育、宗教、民俗等不同領域研究齊魯文化在每一個時代的特徵及發展演變，既展現了齊魯文化自身的特點，也兼顧到齊魯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的互動關係。全書體例統一，又兼具個性和特色，是全面瞭解、認識及研究齊魯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重要參考著作。 ^[15] 

在中國通史的編寫方面安作璋也有重要的貢獻。他的第一部通史成果是《中國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記事上起遠古，下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史實可靠，重點突出，簡明扼要，具有名副其實的通史特點。它自1986年出版後，已再版多次，印刷近20次。1988年經國家教育委員會審定，被列為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2] 

在專門史的研究方面安作璋亦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由安作璋主編的《中國運河文化史》(上中下三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對中國運河文化進行研究總結的集大成之作，它規模宏大、結構完備、脈絡清晰、內容豐富，填補了該領域學術研究的空白，2002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2] 

《中華雜技藝術通史》（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的大型雜技藝術通史鉅著，也是一項中華雜技藝術的優秀研究成果，填補了雜技藝術研究的空白，2015年獲得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2] 

在中國史料學方面，安作璋主編的《中國古代史史科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受國家教育委員會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委託，為高等學校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編寫的一部教材，它在吸收前人史料學著作長處的同時，根據實際需要，從體系、結構到內容、方法都進行大膽的嘗試和創新，被學術界評價為“具有很高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堪稱目前我國史學界最完整、系統和具有體系性的史料學著作”。2006年被列入“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 ^[2] 

“三勤”是安作璋做學問和教書一直堅持的態度，他曾和學生説：“在史學研究方面，我沒有什麼秘訣，如果説有，那就是‘業精於勤’四個字，即眼勤、腦勤、手勤，勤於讀書、勤于思考、勤於寫作。”安作璋本人就是“三勤”的典範。年輕時，他便翻爛了好幾套《史記》《漢書》等，後來年紀漸長，他仍極少在午夜之前休息，每到夜深人靜時，他依然在落筆翻書搞研究。 ^[21] 

安作璋認為，治史貴在博大精深，沒有淵博的歷史知識，要達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他説：“所謂淵博，也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再高明的醫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對其所學的專業和研究方向來説，不但要精通，還要擴而大之，凡是與研究方向有關的知識都應該通曉。同時，我們又可以把知識劃在一定的範圍或領域內，即變無限為有限，然後再用有限的時間去探索有限的知識，這裏所謂有限的知識，就是‘專’的問題。” ^[26] 

“道德學問”是安作璋自己的理想追求，也是對學生的嚴格要求。他經常給學生講：人的一生會遇到許許多多需要解決和探討的問題，但概括起來不外乎如何做人與如何做事兩個問題，無論幹哪一行，從事何種職業，都離不開做人這個前提條件和根本問題。他把傳統道德總結為“孝、忠、仁、義、禮、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則居於首位。他經常教導子女和學生説：“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對自己父母的態度，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順的話，肯定不會真心實意地對待朋友，更談不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26] 

父親：安景參，清末秀才，曾就讀於山東師範學堂本科博物部。 ^[2] 

妻子：陳有今 ^[3] 

《漢史初探》《兩漢與西域關係史》《班固評傳》《秦漢農民戰爭史料彙編》《秦漢官制史稿》（合著）、《秦漢官吏法研究》（合著）、《學史集》《秦始皇帝大傳》（合著）、《劉邦評傳》（合著，後增訂為《漢高帝大傳》）、《漢武帝大傳》（合著）、《漢光武帝大傳》（合著）《公主傳》等，其中6部由中華書局出版。 ^{[22]  [24]} 

《中國史簡編》（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十一五”國家規劃教材）、《秦漢史》（合著）、《山東通史》（600多萬字）、《齊魯文化通史》（合編，350萬字）、《濟南通史》（300多萬字）、 ^[23]  《中國運河文化史》（195萬字）、 ^[24]  《經世大典》、《中國通史·秦漢卷》（合作）、《中國吏部研究》《治國方略叢書》（5冊）、《鄭玄集》（上下冊）、《郝懿行集》（7冊）、《山左名賢遺書》（20種）等。 ^[29] 

2021年4月1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點基地齊魯文化研究院和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聯合主辦的“安作璋先生紀念座談會”在山東師範大學千佛山校區舉行。山東省政協副主席唐洲雁、齊魯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王志民、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卜憲羣、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嶽慶平，以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山東人民出版社等20餘家單位的專家學者參加座談會。 ^[17] 

2021年4月17日，“安作璋先生藏書捐贈暨安作璋藏書室啓用儀式”在山東師範大學長清湖校區圖書館師大文庫舉行。安作璋家人及來自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北京大學、齊魯工業大學、山東財經大學、濟南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應邀出席儀式。安作璋藏書室共收藏其一生收集使用的涵蓋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等諸多方面內容的圖書、審校樣書、博士論文共計3282冊，保存卷期較為完整的歷史專業方面的期刊21種2028冊。其中包括安作璋珍藏的國內外著名的歷史學家及友人的珍貴簽名贈書419冊，1956—2018年出版的重要歷史專業期刊12種171冊，屬於圖書館缺藏期刊，彌補和完善了圖書館相關重要期刊的的館藏。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