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書

1900年，道士王園籙發現於莫高窟17窟藏經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續有發現。遺書總數超過四萬件，其中漢文寫本在三萬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寫本題款有紀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所寫《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為宋鹹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漢文寫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寫於中唐至宋初。

敦煌漢文寫本中佛典佔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經、律、論、疏釋、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啓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經目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之類的複本甚多，也發現一些中土已佚的經卷，如隋唐時再三遭禁的三階教的教義經文，以及一批疑偽經等。

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來引起學者們的注目。如《楞伽師資記》及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訣》等，可用以説明8世紀拉薩法諍的情況。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師地論》講義錄等，則反映了藏族學者對漢、藏兩族文化的貢獻。

漢文遺書中非佛典文獻佔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經、史、子、集四部。經部中，隸古定《尚書孔氏傳》十分重要，皇侃撰《論語疏》也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屬於小學類的韻書有二十餘件，其中有陸法言的《切韻》等。

史部包括史書、政書、地誌、氏族志等。其中有孔衍撰《春秋後語》、蔡謨注《漢書》等佚書。由於唐《律疏》、《公式令》、《神龍散頒刑部格》、《水部式》等卷的發現，使人們對唐代的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有了新認識（參見彩■圖插頁第49頁）。《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沙州都督府圖經》等卷，對考釋絲綢之路地理有重要價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等件有助於研究唐代門閥觀念的演變。

子部除佛典外，還發現了另幾種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北朝寫本《老子道德經想爾注》以及《老子化胡經》等佚道經，近年亦引起學者們的注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等。這些佚經的發現，推動了東西學者對於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此外，還有醫書、算經、曆書、占卜書、類書、書儀等。

集部有別集、詩、曲子詞、變文、講經文、押座文、話本、俗賦、詞文等。1957年中國出版的《敦煌變文集》，蒐集了變文、押座文等寫本一百九十件，其中有著名的《降魔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王昭君變文》、《廬山遠公話》等。此外，列寧格勒藏本《雙恩記》亦頗著名。敦煌出的唐人選唐詩，可補《全唐詩》之佚。在二十餘件《王梵志白話詩》寫本中，以列寧格勒所藏大曆六年（771）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抄本為善本。《雲謠集雜曲子》等寫本的發現，對研究詞曲史有重要意義。對敦煌曲的研究，在海內外是一重要專題。此外，唐代劉鄴《甘棠集》、崔融編《珠英學士集》，都是《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而後亡佚的集子。

敦煌文獻中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是“官私文書”。“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帳等；有與户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河西節度使判集》有助於對安史之亂後河西政治經濟狀況的研究；《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及歸義軍節度使相關的文書，使晚唐、五代沙州的歷史面貌重新明朗（見沙州歸義軍）；軍制、市制、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制度得以稽考；籍帳方面，包括計帳、户籍、差科簿等已發表的多達二十餘件，對《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許多問題得以探明；唐天寶年間《■煌郡■煌縣差科簿》為唐前期雜徭、色役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私文書”有契券、社司轉帖、帳歷、書牘、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貸契、買賣契、僱傭契等對於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勞動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關係、高利貸經營等方面的問題，都是第一手資料。

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五百件以上。

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轉經歷、追福疏、諸色入破歷、器物名籍以及各種契約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好材料。

敦煌文書中，還有藏文、于闐文、突厥文、回鶻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種文字的寫本。藏文《吐蕃歷史文書》、古突厥文《摩尼教懺悔文》、于闐文《于闐沙州紀行》等，均負有盛名。

敦煌遺書包括5－11世紀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獻。其中有紀年者近千件，大部分漢文寫本寫於中唐至宋初。漢文遺書除了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獻外，為醫藥天文，詩詞俗講等。宗教文獻以佛經目錄為主，其中大多有傳世本，也有一些未曾傳世的佛教文獻。大量的官私檔案文書，是研究中古歷史，社會生活，寺院經濟等的第一手資料。使人們對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現實生活的運用，獲得了全新的認識。大批户籍資料，使人們對中古時代的社會的階級關係認識的更加深刻。寺院文書反映着寺院的生產和生活。各種社約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中古社會的民間社團及其活動。

敦煌文獻中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是“官私文書”。“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帳等﹔有與户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河西節度使判集》有助於對安史之亂後河西政治經濟狀況的研究﹔《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及歸義軍節度使相關的文書﹐使晚唐﹑五代沙州的歷史面貌重新明朗(見沙州歸義軍)﹔軍制﹑市制﹑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制度得以稽考﹔籍帳方面﹐包括計帳﹑户籍﹑差科簿等已發表的多達二十餘件﹐對《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許多問題得以探明﹔唐天寶年間《燉煌郡燉煌縣差科薄》為唐前期雜徭﹑色役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私文書”有契券﹑社司轉帖﹑帳歷﹑書牘﹑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貸契﹑買賣契﹑僱傭契等對於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勞動者身分地位以及租佃關係﹑高利貸經營等方面的問題﹐都是第一手資料。

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轉經歷﹑追福疏﹑諸色入破歷﹑器物名籍以及各種契約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好材料。

敦煌文書中﹐還有藏文﹑于闐文﹑突厥文﹑回鶻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種文字的寫本。藏文《吐蕃歷史文書》﹑古突厥文《摩尼教懺悔文》﹑于闐文《于闐沙州紀行》等﹐均負有盛名。

敦煌文書發現以後，在1907～1914年間，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人奧爾登堡等，先後來到敦煌，買走大批文書卷子。在國內，敦煌寫本的絕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圖書館、敦煌、蘭州、上海、天津和台北，其他地方也有多少不等的藏品。國外則分藏於倫敦、巴黎、列寧格勒、京都、柏林等地。敦煌遺書的發現，推進了與中世紀的中亞、中國相關的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書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的研究。

各國的敦煌文書收藏情況如下 ^[2]  ：

藏品主要為斯坦因於1907、1914年兩次從莫高窟劫獲，收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總數約13300件左右，包括12種語言文字的文本。

主要為伯希和於1908年劫獲，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總數約6000件，除漢文文獻外，還有大量回鶻文、吐蕃文寫本。

主要為奧登堡於1914年劫獲，總數約19000件，其中殘件較多，絕大部分收藏在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約350件收藏於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主要為大谷光瑞探險隊成員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於1912年劫獲，另外還有大量購自中國民間的卷子。其中橘瑞超所得藏於旅順原關東廳博物館，抗日戰爭勝利後返還中國，共660件，由北京圖書館收藏。吉川小一郎所得百餘件。購自中國民間的不少於600件。日藏敦煌文書共計約750件，分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46件）、國立博物館（72件）、東京書道博物館（153件）、龍谷大學圖書館（38件）、奈良招提寺（42件）、奈良寧樂美術館（2件），以及京都有鄰館、天理大學圖書館、九州大學文學部圖書館等處和一些私人藏家手中（私藏不少於184件）。

藏品主要為劫餘部分，分藏於京、津、滬、沈、寧、杭、港、台和甘肅一些地方。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約16000件，北大圖書館藏212件、大部分是向達館長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於社會上購得。

上海圖書館藏187件，上海市博物館藏80件，上海龍華寺藏10餘件。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300餘件，天津歷史博物館藏25件，均為歷年購得。

遼寧省博物館藏100餘件，南京圖書館藏32件，南京博物院藏10件，浙江省圖書館藏20件。

敦煌研究院藏1524件，含1944年出土及歷年零星收購寫卷，莫高窟北區考古出土文書。另有殘片2857枚。

甘肅博物館藏138件，甘肅省圖書館藏32件，西北師範大學藏24件，甘肅中醫學院藏4件。敦煌市博物館藏漢蕃式文書415件，又有吐蕃文寫經8482頁。酒泉市博物館藏103件，張掖市博物館藏1件，高台縣博物館藏6件，安西縣博物館藏10餘件，定西博物館藏10件。

台北國立圖書館藏153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藏40餘件，台北共收藏約200件。

此外，四川省圖書館和新疆社科院也有藏品，大陸和港台地區的私家藏品數量不詳。我國總計藏品約19500件，吐蕃文寫經9648頁，殘片2857枚。

藏品不少於25件，分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9件）、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3件）、福格藝術博物館（2件）、紐約大都會博物館（3件）、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3件）、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3件）等地。

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藏16件。

慕尼黑巴伐利亞州圖書館藏3件。

據悉，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瑞典等博物館亦有收藏，數量不詳。

敦煌文書總計現存卷式文書不少於58600件，又有吐蕃文寫經9648頁及大量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