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八千年文明史

宗旨：理清中華文明八千餘年的發展脈絡，以為子孫梳理清楚中華文明史的“來龍與去脈”。

使命：理清“來龍”，指明“去脈”，是認識自己的文脈傳承。

“給子孫以鏡鑑，給信仰以加持，給文脈以文明。”

自《伏羲女媧歷》（《聖太一天曆》）始啓之日起，至中華民國建立以前止，故稱中華八千年文明史，體現並涵蓋了曆法、考古遺址、民俗信仰和史冊典籍四個方面。曆法是歷史的時間座標。

中華八千年文明史上，曆法最早源於《伏羲女媧歷》（《聖太一天曆》），其後千年有神農炎帝《連三歷》，其後軒轅黃帝《六合歷》（《黃帝紀元歷》）以及《夏曆》等。中華傳承曆法是中華八千年歷史的時間座標。

三皇

據《尚書》《詩經》《逸周書》《左傳》等古史典記載，中華先民最早信仰的“三皇”分別是昊天上帝、皇天上帝、有皇上帝、天宗上帝、天帝(玄天)、帝，而“三”這個稱謂，是多的泛稱，不是指具體三個的意思。以上關於“三皇”尊稱全都指向了形而上的、唯一的造物主——上帝。造物主的這多個不同稱謂，是從伏羲氏至文武先聖時期的五千多年來，不同時代、不同先人對造物主“面象”描述時使用的不同稱謂。“上帝”是秦朝以前對於造物主的普遍稱謂。因而不論在“上帝”前加尊稱“昊天”或“皇天”等尊號，都是同樣代指至高無上而唯一的造物主大神。 ^[1] 

“三皇”的人間化始於軒轅黃帝。

自軒轅黃帝大一統天下後，為了表告三位先聖伏羲氏、女媧氏、神農氏的至高功績，便以“皇”追尊三位人間至聖，自謂帝之子，號黃帝軒轅氏。皇：至大也。人間“三皇”便從此刻開始流傳於華邦文化歷史中了。 ^[2] 

隨着歲月的流變，“三皇”的尊號有了很多變化，比如早期的“聖皇伏羲氏、神皇女媧氏和人皇神農氏”，在《左傳》裏已經變成“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到漢代的《史記·秦始皇本紀》裏，已經徹底下落成：“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自此，三皇由信仰上形而上的無上至尊造物主大神，徹底變成歷史中形而下的真人“三皇”。我們祖先之“三皇”，實則是“聖”，不能等同於造物主“神”，這是非常主要的一點。 ^[2] 

五帝

“五帝”，本意是“五地”，是指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之地。這在《周禮·春官·宗伯》裏有詳細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中華先人認為萬物皆有靈，這五個大方位，有天地之靈氣對應着五方神靈：東青地、南赤地、西白地、北黑地、中黃地。這“五地”的祭祀風俗，經過歷史的流變，還分別演化出了“五季”和“五色”，“五行”和“五味”。《聖太一天曆》：“紫鬥主宗，陽主幹行，春、夏、秋、冬、寒，五時輪。” ^[1] 

中華先民對形而上的“三皇上帝”祀告，是對造物主“神”的信仰；對“五地”的祭告，是屬於淳樸的“靈”崇拜。 ^[1] 

中華先民對宇宙天地的信仰祀祗，是淳樸地對未知自然的感恩及敬畏，而不是對形而下的人間聖王崇尚與效法。 ^[1] 

從軒轅黃帝追尊“三皇”開始，軒轅黃帝以前的黃帝、炎帝和赤帝的歷史地位逐漸下降。尤其是姬周代商後，周王朝的政策是“興滅國，繼絕世”，以德禮治天下，故而追封了炎帝、堯、舜、夏、商，甚至伏羲氏直系的十二龍氏後人，其中，堯和舜的後人，都生活在東夷和南蠻之地，而且族羣比較龐大，出於敬畏上天的“好生之德”和政治穩定的考慮，姬周王朝的“禮約”執行者周公姬旦，也借鑑了軒轅黃帝的做法，比照信仰上的“五地”，把古三帝中的炎帝、赤帝剔除，以軒轅黃帝為首，增加了姬宗氏的直系先祖帝顓頊和帝嚳，補上了帝堯和帝舜，形成了完整的人間形而下的“五帝”。還給帝堯和帝舜這兩個黃朝末代之君，編出了很多具有高尚美德的歷史故事，以教化東南方堯舜的各蠻夷族邦後人。這在《周禮·春官·宗伯》裏有所記載：“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2] 

周朝初期，信仰中的“三皇五地”和歷史中“三皇五帝”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在信仰祭祀儀軌上，也都有非常明確的區分，這在《周官·春官·司服》裏有清楚的記載：“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周官·司服》和《周禮·外史》中對“三皇五帝”的祭祀是兩個並存的，祭祀信仰中的三皇五地，儀軌更高。是用九壇之上祀祗神靈，祀祗上帝和五方大地神靈；在宗廟裏祭祖，祭拜歷史中的偉大先聖“三皇五帝”。客觀地説，在西周時期，“三皇五帝”是信仰祀祗與傳統祭拜(歷史體系)“雙核心”並存的。 ^[3] 

到東周時期，因姬周德衰，天下動盪，各種學説風起，對“三皇五帝”雙核心傷害最大的是東夷鄒衍。鄒衍的《五德終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代伏羲氏而王天下，謂之炎帝，伏羲以木德而王，號青帝。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代神農氏……五色土：東方之土為青色，南方之土為赤色，西方之土為白色，北方之土為黑色，中央之土為黃色。“五德終始説”是將自然“五行”木、火、土、金、水“德性化”，將伏羲氏和神農降格稱帝，還和信仰上的“五方五帝”，混為一談，以“五德”的週而復始的循環運轉，來為歷史變遷、王朝興衰作解釋，實在不應該。 ^[2] 

《秦記》：“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少昊;秦宣公作密畤，祠青帝;秦靈公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逮秦之亡，而五帝之祠未具，備五畤自高帝，見秦人五帝説之以漸而起也。方秦祠未具五畤之時，而晉之巫祠五帝。”

以上説明，秦始皇的祖先們都知道祭祀的是信仰上的五地。當然，秦侯畤祀天之五地，是效法周天子禮制“九壇八廟”祭祀上天與祖宗的禮數，這在當時，以秦侯爵的身份，是絕對的僭越。 ^[2] 

秦嬴政一統天下後，嬴政認為把周的諸侯統一，他的功勞蓋過三皇五帝，故而採用了三皇之皇和五帝之帝，自封“皇帝”稱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妄用“皇”、“帝”稱號的活人統治者，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妄人。並在“皇帝”前面增加了“始”字，號“始皇帝”。秦嬴政不再遵守秦人的信仰傳統，不再祭祀五帝，直接去封禪上帝，並且舉行了兩次，其中第二次是泰山封禪，這是秦嬴政最大的僭越與狂妄，因此導致秦朝十四年零四十七天而亡。西楚爭霸，項羽火燒咸陽，三皇、五帝、黃、夏、商、周的正史也隨之焚燬，關於三皇五地的信仰本意相關的正史大為減少。 ^[2] 

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陝西鳳翔水溝遺址、河南澠池仰韶遺址、靈寶北陽平遺址、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甘肅慶陽南佐遺址，甘肅寧縣北極泊 ^[4]  ，延安蘆山茆遺址，河南漯河賈湖遺址、滎陽青台遺址；紅山文化遺址、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遺址、橋頭遺址、堯王城遺址、臨汾陶寺遺址、三星堆遺址等這些遺址的考古發現，是中華八千年文明史的空間物理存在。

通過大地灣遺址遺蹟考察，古代曆法文獻等，姬英明先生認為大地灣遺址博物館的8000多年前的三足陶缽屬於“陶鼎”，“陶鼎”內的“符號”和大地灣一期、二期的“文、符、號”，都應屬於8000年前的“陶文”，證明中華民族在8000多年前就有了真正的文字。 ^[5] 

“水溝遺址”是周公廟考古隊於2004年發現的，是發現最早、規模最大的“炎黃時期”至西周早期城址。在水溝遺址的灰坑中發現大量的6000多年前的彩陶、青陶和黑陶的碎片，以及卜骨、骨器和石器等。水溝遺址屬於炎黃古城。 ^[6] 

北首嶺遺址是一座興起於距今七千一百年前的大型遺址，在時間上和姬宗氏祖上傳承的《天書》完全吻合。 ^[30]  從山形地貌、古史記載、民間傳説，以及發掘出土的“人陶臉”、“船形彩陶壺”和“陶祖”等珍貴文物觀，此遺址極有可能是姬宗氏祖上所説的“炎黃帝都”——首代黃帝和首代神農炎帝與他們的父親少典共同的帝都。 ^[29] 

“仰韶遺址“是中國第一個考古發現，也是第一個以國際慣例命名的考古遺址（1921）。仰韶遺址的核心區域位於以“軒轅台”和“鑄鼎原”為中心的靈寶市北陽平遺址和西坡遺址，這一帶屬於中華文明大爆發時期，也是“仰韶文化”中期（5900-5300年）的繁盛。 ^[7] 

石峁遺址，是東方最大古城遺址，在陝北靖邊縣發現了與古籍和史料記載中頗為吻合的“天黿神都”（軒轅黃帝真身陵寢所在地）。 ^[8]  觀石峁古城遺址之氣，儼然是一座殺氣騰騰的兵城。 ^[31]  石峁古城是怎麼淹沒於歷史塵埃中的呢?姬宗氏祖上説“好戰者必遇其敵!”在夏早期時，北狄後裔遭到了“后羿代夏”的夏朝篡位強人後羿的征伐。北狄後裔不敵強人後羿，棄城而四散逃竄。 ^[32] 

賈湖遺址是一處裴李崗文化遺址。在賈湖遺址出土的 “骨制叉型器”和帶有刻度“骨制板”，是先祖“伏羲女媧們”用來觀測星象變化的“規矩”（姬英明）。 ^[9] 

良渚古城遺址（公元前3300-2300）是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的一個區域性早期國家的權力與信仰中心所在，它是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考古物理存在。 ^[10] 

橋頭遺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的陶器上有“豫卦”和“否卦”等四面卦圖和四面數字的“河圖洛書”雛形，以及有“八方”概念的陶缽。 ^[11] 

堯王城遺址是一處由大汶口文化過渡到龍山文化時期的龍山文化遺址。中華文明的生命力非常之強，其形成過程和傳承過程也都非常地不可思議，近些年眾多的古遺址發現，都在一次次地證明着中華文明的久遠傳承。

還有非常多的古遺址，都和當地民間傳説有無可比擬的契合，比如有伏羲女媧傳説的‘大地灣遺址’，有神農炎帝傳説的‘北首嶺遺址’，還有堯王城地名的 ‘堯王城遺址’。

這些遺址在沒有被髮掘前，當地民眾自古以來都以祠廟或地名等有形方式傳承，還有一些地方民間以故事或祭祀等無形方式傳承。客觀地説，考古發現一再證明，有一些歷史真相在民間得以真正傳承。 ^[12] 

陶寺遺址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陶寺遺址發掘報告公佈，對復原和重新認識古中國的社會性質、政權統治形式，以及夏代早期社會形態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啓發作用和學術價值。（姬英明）” ^[13] 

姬英明祖上傳承距今8135年的上古史中，距今7000年前的神農炎帝后裔二代炎帝岐烀帶領九大龍氏大出崤山，在山西陶寺遺址等得到佐證。 ^[14] 

高廟遺址地處沅水北岸一級台地上，遺留面積約3萬平方米。高廟文化是指距今約7800年——6300年以白陶為主的文化遺址，高廟文化類型的遺址核心在湖南省。考古發掘發現了距今7500年左右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場，考古學家推測可能是與神靈祭祀有關的通天“天梯”。 ^[15] 

湖南高廟文化的影響範圍及長久度，遠遠超出現在歷史學界和文化學界的認知。南到深圳，西至貴州，東到浙江，北到黃河流域，都有高廟文化的鮮明痕跡，甚至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都有高廟文化饕餮紋或獸面紋的傳承。高廟文化在民間信仰文化影響上，更是深遠地影響至今。 ^[16] 

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羣”的核心區域面積達8平方公里之廣，是華文明支脈東北亞文化核心區域紅山文化的核心地帶。

中華上古先民的‘星象’信仰，是以北斗為尊，現在還有很多地方的民間有過‘拜北斗’的習俗呢。北斗原本是由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瑤光、輔（伏）、弼（女）這九星組成，傳説輔星伏羲和弼星女媧降世而開啓昇華族文明後，北斗就剩下現在的七星了，民間現在還有‘男天權，女天璇’的傳説，意思是説‘伏羲氏的後裔，以天樞和天權為尊；女媧氏的後裔，以天璇和天璣為尊’。 ^[17] 

牛河梁遺址出土了非常多的天璇玉佩，考古學者稱‘勾雲形玉佩’，以及大量帶有天璇圖騰的陶器，也有少量天璣玉佩和圖騰。天璇和天璣都是女媧氏部族的特有標誌，因而，凌源這一帶自古以來民間有‘女媧’的一些傳説，是非常合理的。” ^[17]  “從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廟、壇、冢來觀，都是以坐北朝南‘拜天璇’的形式呈現的，因此，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一帶，應該是女媧氏後裔的主要生活聚集地。（姬英明）” ^[18] 

《周易經》言：“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女媧氏之裔分立四極。”（姬英明）

馬家窯文化是大地灣文化類型向西發展的一個區域性類型。從地理連貫性、文化崇拜及圖騰特徵性和當地民間傳説等觀，姬英明認為大地灣因人口需求供應與農業狩獵採集等壓力，是馬家窯文化從大地灣文化中分化出去的主要原因。 ^[23] 

‘民族學’對馬家窯遺址居住者的身份鑑定為‘古羌人’，姬英明認為非常地不客觀、不準確和不究竟。其有兩個論點。一，馬家窯文化的主要源頭是以“女媧洞文化遺址”（考古學界稱“大地灣遺址”）為主體核心的。女媧洞文化遺址出土的距今六千多年“女華彩陶瓶”（考古學稱“人頭形器口彩陶瓶”），可以證明女媧洞文化遺址是有女性崇拜文化傾向的。二，“民族學”對馬家窯遺址居住者的身份鑑定為“古羌人”，是非常不客觀的。史學界及民間傳承認為，“古羌人”是神農炎帝后裔“炎帝姜人”的分支“羌”，而觀神農炎帝聖降地姜水，今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的男性生殖器崇拜來觀，恰巧與馬家窯遺址出土大量女性生殖器崇拜相反，從考古文物來觀，馬家窯遺址是“古羌人”遺蹟，是不符合客觀實證研究的。同時，寶雞北首嶺遺址是7000多年前的，而馬家窯遺址是5000多年前的，其間距今沒有看見可靠的考古報告。然而，以女媧洞文化為核心的周邊遺址類型，包括馬家窯文化，有眾多和周邊文化遺址交互影響的實證。馬家窯文化出土的陶文與大地灣遺址出土陶文，幾乎是沒有差別的相像。（姬英明） ^[23] 

四川最早的古文化是系統性來源於馬家窯文化。早期遺址有茂縣營盤山遺址，成都平原的寶墩古城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十二橋遺址。

梁州最早的古人是從雍州聖龍山(隴山)西南一帶，即大地灣及馬家窯文化的一支，沿岷江南下到茂縣營盤山一帶的，距今有5500年左右——4500年。 ^[24] 

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到軒轅黃帝一統天下的信史時代的顓頊帝時期，建立了寶敦古城遺址及4550年前——4100年前的多個古遺址。 ^[24] 

而後，到夏禹王成為天下之主而劃治九州的夏朝時，顓頊帝時期所封的地方諸侯緒統者，被夏禹王新封的梁州長官新貴族所替代——這也是寶墩古城等遺址全面性衰落截止的真正原因。夏禹王新封的梁州長官新貴族的崛起，有距今3800年前——3000年前的廣漢三星堆遺址為證。 ^[24] 

自從夏朝開始，梁州逐漸失去了對中心文化“九鼎八簋”的崇拜，使三星堆文化變成了“擬人化”的傻大憨“人型神”崇拜(木頭人戴青銅面具)，但從三星堆出土的最有代表性器物(文化界稱“神樹”，實則是古華夏人的宇宙觀表達)——“三重天(三節的圓雲盤為三重天界的表達)及十天干(十隻向上的朱雀為天干)十二地支(十二隻倒懸揹負球型的地鳳為地支)與通天神龍” ^[28]  的諸多華文化元素來觀，古梁州人丟失了正統的祭祀儀軌，但沒有丟失華夏文明的正統宇宙觀。 ^{[25]  [27]} 

四川一帶最早不是古蜀地，三星堆人更不是古蜀人，而埋葬三星堆文化的才是來自華陽之南的古蜀人。（ 姬英明） ^[24] 

古冀州的早期古文化系統來源非常複雜。古冀州地域範圍是今天的山西河北及遼寧一部分，夏代時期的冀州中心是山西。山西南部一帶的早期文化來源於甘肅大地灣遺址和寶雞北首嶺遺址的隴山文化帶，河北文化的來源是中原文化北上和紅山文化南下的結合。 ^[33] 

古冀州早期的文化層規模較小，直到距今四千六百年以後的顓頊帝時代至夏朝早期，才突然變成了中華文明的政治中心，這有陶寺、周家莊等大型遺址為證。” ^[33] 

南佐遺址的核心區域，是以王權為核心的，但神權是至高無上的，先民們對天地舉行非常神聖的祭祀儀式（韓建業）。 ^[34]  在南佐遺址發現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座佔地面積8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宮殿式建築。該建築夯土牆寬約1.5米、殘存高度2米以上，前廳有3排柱洞，大堂有一座直徑3.2米的大型火壇、兩個直徑1.5米的大柱。建築周圍一二百米的位置，呈倒“U”字形對稱分佈着9座大型夯土台，有些至今還殘存三四米的高度，俗稱“九女綰花台”。 ^[35] 

可將南佐宮殿區分成兩個時期，第一期的主殿、側室等，測年約在距今5100年，第二期夯填成台並營建新建築的年代約在距今4800年。從出土陶器來看，兩個階段都屬於仰韶文化晚期。 ^[35] 

南佐遺址的發現，讓人們思考黃土高原地區的文明形成。約600萬平方米的遺址範圍、30萬平方米的核心區、每個上千平方米的“九台”、數千平方米的宮城、800多平方米的主殿，使南佐成為同時期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中心聚落之一。 ^[35] 

中國民間有大量的民俗文化和民間信仰。

華南地區在信仰祭祀方面的建築上，華文明固有的敬天法祖信仰證據非常明顯。考古學家在高廟遺址發現可能有與神靈祭祀有關的通天‘天梯’，這在古籍上有‘通天神廟’之記載，在今天湘西沅水流域的侗鄉區域依然有很多33層高的塔樓建築傳承。33層在中華傳統信仰中是三十三天的意思，在甘肅隴東也曾有過這種供祭皇天上帝的三十三層塔樓存在過。 ^[15] 

黃帝紀元4717年冬至日，在天壇舉辦的冬至黃曆跨年節招待會上，姬英明先生首次披露了其宗族秘傳的“中華道統”完整架構，清晰描繪了中華文明形成的過程。

首次向公眾披露了其宗族秘傳的，以“易、道“為神魂，以”德“為核心的中華道統架構。

中華道統的“曆法”核心：《聖太一天曆》《黃帝紀元歷》。《聖太一天曆》是最早的中華曆法，民間稱《伏羲女媧歷》，由伏羲和女媧創制。天曆的元啓是伏羲女媧的誕生日，每年的第一天是東方青龍星升起的日子。《天曆》主要用於祭祀天。約3420年後，軒轅黃帝戡平炎赤、一統華邦後，為方便華族兒女日常使用，黃帝降維創立了黃曆 ^[36]  。

黃曆起源於軒轅黃帝時期。 ^[37]  黃曆的元啓日為黃帝紀元四千七百二十一年前的冬至日，這一天七星連珠。黃曆全稱為《黃道天干地支六合四紀甲子歷》，維度不同於天曆，更適用於當時的農業文明。 ^[36] 

中華道統的“經”：《易經》和《道德經》。

中華道統的“史”：包括姬英明傳承的《中華上古史》，和自古傳承的《尚書》、《竹書紀年》、《逸周書》、《國語》、《春秋左傳》、《呂氏春秋》、《史記》以及歷朝歷代史。

“子”涵蓋了諸子百家主要的作品，如《黃帝內經》《莊子》《墨子》《文子》《孟子》《論語》《關尹子》《列子》《公孫龍子》《荀子》《法經》《韓非子》《孫子兵法》《陰符經》等等。

中華道統的護法：二十四節氣時令和岐黃巫醫。

讓中華民族繁衍壯大的第一大護法功臣，是后稷發明的二十節氣農業時令，在發展傳承至聖王姬昌時，他完成了二十四節氣黃道時令。衞護中華民族繁衍發展壯大的第二大護法功臣，是神農炎帝首創草藥巫法，和歷代岐黃巫醫金石草藥巫法。 ^[26] 

中華道統的皮肉（文化）：禮儀倫常，仁愛慈惠。 ^[19] 

中華文明歷史長河裏，產生了大量的經史和文獻記載。

古籍文獻類，主要有“記言體”《尚書》，“記事體”《國語》，“編年體”《春秋左傳》，最古老的“編年體”《逸周書》，以及“廣雜體”《呂氏春秋》，“紀傳體”《史記》等。 ^[20] 

人們應該探明‘黃帝’的發展脈源。黃帝’是中華兒女的共同祖先，更是中華文明的締造者。

然而，自秦焚前朝歷代正史以來，人們對‘黃帝’的認識，僅限於《史記·五帝本紀》中一統華邦萬國的軒轅黃帝了。卻忽略了秦前周朝一些倖免遇難的諸侯史——《逸周書》、《呂氏春秋》等遺存古書中有數十次‘黃帝’的記載。（姬英明）

作為姬軒轅黃帝183世孫，姬宗氏傳承人，姬英明願為世人解開‘黃帝族發展路線之‘黃帝’實則不是一代個人的尊號，而是一個生活在甘肅隴山隴東至陝西陝北一帶的、距今7137年—4717年的大部族歷代首領的尊號。 ^[21] 

“姬宗氏祖上傳承説，首代黃帝是伏羲的直系後裔，在距今7137年前，誕於姬水之畔，和神農炎帝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後因二代黃帝和二代炎帝不合，二代炎帝帶領大多數龍族部落大出崤山，黃帝族和炎帝族以黃河崤山為界，各自發展。到四代黃帝時痛定反思，沿涇河而上，最終來到富饒的邰塬（甘肅慶陽董志塬）及古河南（河套平原）一帶，黃帝族終於發展壯大，到軒轅黃帝時一統天下。（姬英明） ^[22] 

黃帝族發展路線圖探源，2020年8月，從寶雞神農祠開始，途經有七千年遺存的北首嶺遺址，鳳翔水溝遺址、甘肅靈台橋村遺址、涇川王母宮、涇川百泉遺址、崇信黃帝城寨、崇信華夏古槐王、宗子窯洞、平涼崆峒山、慶陽南佐遺址、慶城不窋周祖陵、陝北定邊縣的博物館、靖邊軒轅黃帝真身陵（軒轅黃帝冢）及褡褳溝遺址一帶，至榆林市的博物館結束。

本次探源活動，也是姬英明先生髮起“中華八千年文明史探源”的延續。從寶雞水溝遺址後沿‘黃帝族發展路線’北上，經核心地段涇河中游的涇川縣和崇信縣，也是我的故鄉黃寨塬，也有非常多的史前遺址。

黃寨塬是一個橫跨崇信縣與涇川縣兩縣的百里大塬，姬宗氏祖上傳承説這個大塬是古“黃帝城寨”，因為歷史的變遷，現在就只叫黃寨了。

中國人民大學考古學家韓建業教授，在涇川縣百泉山上看到了4000多年前的陶片和夯土，調查認為崇信縣黃寨鎮遺址的大量白灰地面與陶片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這一段時間，正好是傳説黃帝族發展至軒轅黃帝一統天下的時期。客觀地説，姬宗氏祖上傳承説黃寨是‘黃帝城寨’，就所言非虛了。

涇川百泉村後山上有新石器時代的夯土遺存，高達五六米，但大部分已經塌毀，在倒塌的堆積中，可見類似橋村遺存的4000多年前的籃紋陶片。崇信黃寨鎮的遺址從斷面的白灰面和採集的陶片看，至少可以分兩個時期：山坡靠下部位有類似大地灣四期的厚薄不均的三合土地面或者比較原始的白灰面，當屬於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階段；山坡靠上部位有厚薄均勻的白灰面，當屬於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時代。 ^[21] 

世人知道靈台，多是因為《詩經·靈台》和文王靈台祭天受命，而不知靈台在黃帝時期，也佔據非常主要的地位，現靈台縣橋村600萬平方米的遺址，和許多大型祭祀坑，就是最有力的證據。（姬英明）

中國人民大學韓建業教授：橋村遺址面積之大，出人意料之外。是隴東地區龍山時代的大型中心聚落之一。根據已經發表的發掘資料，該遺址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板瓦和筒瓦是中國最早的瓦類遺存之一，推測遺址上應該有過高等級的神廟宮殿類建築。

既是探源，也是朝聖。‘黃帝問道崆峒’不止是莊子的寓言，在《史記》裏也有記載。‘道源崆峒’是道家的聖地，在道學界是不爭的事實，崆峒山有晉至隋唐元明清歷代建築風格的存在，有的小説把歷代黃帝學習的崆峒聖地，寫成滑稽的‘崆峒派’，實在是無知。

“黃帝族真正發展起來是到‘邰’一帶，也就是上了隴東慶陽董志塬後，才建立了‘黃帝四都’之一的‘有熊佐都’。南佐遺址的建築儀軌佈局和宏大面積，應該是最好的證據。慶陽董志塬不但是黃帝族的福地，也是姬后稷五世孫姬不窋因‘夏后羿妄亂’而逃回祖源修養元氣的福地。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韓建業教授：“南佐遺址面積數百萬平方米，以前的發掘已經揭露出一座前廳後堂的面積60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築，沖溝兩側有九個直徑約100米的夯土高台，或許為祭祀台，可惜有的高台已經快要完全塌毀了。

該遺址的確是都城級別的中心聚落遺址。

黃帝族在隴東平原上發展起來後，逐漸朝北擴展，翻過白圉山（白于山）後，平坦遼闊的河套平原是上天賜給黃帝族最好的禮物。

黃帝族在河套平原上建立了‘天黿神都’及‘昆龍虛都’等都城，極大的增強了黃帝族實力，也才有軒轅黃帝時大出崤山而締造大一統華邦天下的偉大功勳。

“陝北榆林三邊一帶，是一個有着數千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神奇地方。

靖邊縣‘軒轅黃帝真身陵’周邊，更是大遺址密佈的核心地帶，但也是被考古忽略的地帶。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韓建業教授：“軒轅黃帝真身陵”的靖邊高家溝，發現了多處大型夯土高台，後山坡上見有距今5000年以後的廟底溝二期階段的陶片和白灰面，附近還有許多同時期的遺址。

以上從陝西寶雞至關中平原，再沿涇河而上至隴東大塬，再到河套平原，是姬宗氏祖上傳承給的‘黃帝族發展路線圖’。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韓建業教授：姬英明先生傳承的黃帝族年代和地域，與這一次探查所及的考古遺址情況多能大致吻合，陝西寶雞到隴東、陝北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時代文化也基本都是一脈相承的。在距今四五千年期間，也就是傳承中黃帝族發展的關鍵階段，在關中西部、隴中隴東至陝北一帶發現有多個數百萬平方米的大型遺址，應該不是偶然的。

加強這些地區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護工作，將對探源中華文明、傳承中華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