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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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書》今本全書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無文，四十二篇有晉五經博士孔晁注。各篇的篇名均贅“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左傳》《國語》稱引《周書》多次，考查文字，在今《尚書》之中與《墨子》《戰國策》也稱引《周書》多次，考查文字，與今《逸周書》同。《左傳》引今《逸周書》之文，或曰“周志”或曰“書”。序與《尚書》序相類，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記事之時代早晚編次，歷記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厲王及景王時事。 ^[3] 

《逸周書》內容龐雜，各篇體例、性質不盡相同，正文大體上按史事之年代早晚編次，記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後期的靈王、景王。該書記載了許多重要史事，保存了不少上古時期的歷史傳説，對研究先秦歷史文化很有價值，其中《克殷》《世俘》等篇記武王伐紂經過，是研究商周之際史事的重要依據之一。 ^[1] 

《逸周書》原名《周書》。《逸周書》稱呼初見於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自清代修《四庫全書》，題名為《逸周書》，《逸周書》書名才確定。《隋書·經籍志》又誤題為《汲冢周書》（實際並非汲冢所出），相傳乃孔子所刪百篇之餘，故不入六經。作者不詳。此書經後代學者考定為先秦古籍，與《尚書》相類，是一部周時誥誓辭命的記言性史書。

今本全書10卷，正文70篇，其敍事上起周文、武王，下至春秋後期的靈王、景王。內容龐雜，體例不一，性質各異，如前3篇皆以王者師的口吻，講為政牧民之道；第5篇和第11篇講救助災荒的措施與制度；第6～10篇等均類兵家言；而自第11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維（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開頭，記事或言。第30～50篇，主要記伐商前後事。第51、52篇是有關天文曆法的文字等等。其中不少事實，可以和《史記》《禮記》《周禮》等典籍中的記載相互印證。如《克殷》篇所載周武王待首於太白事及《度邑》《作雒》篇所載周公營建洛邑事等，皆為研究周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然此書文字多誤脱，還間雜有後人羼補、更動之作，尤須注意。清人注者數家，以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流傳最廣及王念孫《讀逸周書雜誌》、俞樾《周書平議》、劉師培《周書補正》和陳漢章《周書後案》，均可參考。 ^[4] 

《逸周書》之來歷，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所引劉向語及劉知幾《史通》皆以為是孔子刪削《尚書》之餘篇，今人多不信從，而以為是戰國人所編；各篇寫成時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戰國或西漢，另有個別篇章，可能還經漢代人改易或增附。如《時訓》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氣，與漢以前曆法相左。該書在漢代已散佚不全。劉向校書，即謂存者四十五篇。今傳六十篇本，蓋又經後人改編。

關於《逸周書》的來歷，一種説法以為它是晉武帝時汲郡古墓所出，是汲冢古書的一種，所以又稱之為《汲冢周書》，《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皆如此著錄;另一種説法以為它自古流傳不絕，而非出於汲冢，並以許慎《説文解字》、鄭玄《周禮注》等所引材料及《漢書·藝文志》所載“《周書》七十一篇”為證。亦有人折衷兩種説法，認為今之所見《逸周書》實為後人合傳世本與汲冢本而成。 ^[1] 

由於《逸周書》部分內容及思想與儒家道德理論相違背，其書迄清代一直不甚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誤嚴重。

今傳世本有十餘種，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興路學宮刊本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叢刊初編》所收為明嘉靖間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間盧文弨合眾本校刊，是為抱經堂本，世推“最善”。

清人著者數家，以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流傳最廣，然其注較簡，且説多本丁宗洛《逸周書管箋》。另有潘振《周書解義》、陳逢衡《周書補註》、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及王念孫《讀逸周書雜誌》、俞樾《周書平議》、孫詒讓《周書補》、劉師培《周書補正》和陳漢章《周書後案》，均可參考。

有人認為今本蓋後人合舊本與晉太康年間汲冢所出之周書而成，故有“汲冢周書”之名。但多數人認為稱今本《周書》為《汲冢周書》，是一種誤解。 《逸周書》內容龐雜，各篇體例不盡一致，性質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訓》《命訓》《常訓》，皆以王者師的口吻，講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講救助災荒的措施與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第三十二篇《武順》、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紀》，均類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維（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開頭，記事或言。

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記伐商前後事。如《酆謀》記伐商前的準備，《和寤》記伐商途中事，《克殷》記克殷的經過及善後，《世俘》主要記伐殷戰果，《商誓》主要記武王訓告商舊臣諸侯之辭，《度邑》記周公規擬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記營建成周之緣起及成周之制。

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關天文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時訓》記一年中二十四節氣及七十二時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諡法》言給諡的法則。第五十八篇《官人》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文同而人異（《大戴禮》為文王與太公望，此為文王與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會》，記成周之會的盛況及各方貢獻。第六十篇《史記》，記歷史上諸王國滅亡的原因與教訓。第六十二篇《職方》，即《周禮·夏官·職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記芮良夫訓誡厲王之辭。第六十四篇《太子晉》，記周景王太子晉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則又為韻語，純系説教。

今存的五十九篇當中，屬於或基本屬於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門》《祭公》《芮良夫》等篇。這些篇記事當較可靠，此外，《度邑》所記之事在周初銅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記，朱右曾以為“非親見者不能”，也當有較可靠的根據，此二篇皆為《史記·周本紀》所採用。即使時代較晚各篇，也有研究價值，如《度訓》等篇對於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淵源，《程典》等篇對於研究古代倫理思想，類兵家言的幾篇對研究先秦兵家，《王會》對於研究古代少數民族的分佈及民族關係，均有特殊意義。

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蒙中。則汲冢之説，其來已久。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勖》《束晳傳》，載汲郡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蒙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考《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凡七十篇，《敍》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諸篇，則篇數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司馬遷紀武王克商事，亦與此書相應。許慎作《説文》，引《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周書》“豲有爪而不敢以撅”。

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鄭玄注《周禮》，引《周書·王會》，注《儀禮》，引《周書·比黨州閭》。皆在汲冢前，知為漢代相傳之舊。郭璞注《爾雅》，稱《逸周書》。李善《文選注》所引，亦稱《逸周書》。知晉及唐初，舊本尚不題“汲冢”。其相沿稱為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簡漆書》，不能辨識，以示劉顯。顯識為孔子刪書之餘。其時《南史》未出，流傳不審，遂誤合《汲冢》《竹簡》為一事，而修《隋志》者誤採之耶。鄭玄祐作《大戴禮後序》，稱《文王官人篇》與《汲蒙周書官人解》相出人。《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獻通考》所引《李燾跋》及劉克莊《後村詩話》，皆以為漢時本有此書，其後稍隱，賴汲蒙竹簡出，乃得復顯。是又心知其非而巧為調停之説。惟舊本載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證，確以為不出汲冢。斯定論矣。其書載有太子晉事，則當成於靈王以後。所云文王受命稱王，武王、周公私計東伐，俘馘殷遺，暴殄原獸，輦括寶玉，動至億萬，三發下車，懸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無之事。陳振孫以為戰國後人所為，似非無見。然《左傳》引《周志》“勇則犯上，不登於明堂”。又引《書》“慎始而敬終，終乃不困”。又引《書》“居安思危”。又稱“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書》中，則春秋時已有之。特戰國以後又輾轉附益，故其言駁雜耳。究厥本始，終為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

近代所行之本，皆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餘亦文多佚脱。今考《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欲起無先”，《主父偃傳》引《周書》“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貨殖傳》引《周書》“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漢書》引《周書》“無為創首，將受其咎”，又引《周書》“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書》“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今本皆無之。蓋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觀李燾所跋，已有脱爛難讀之語，則宋本已然矣。 ^[9] 

為闡釋性“語”體文獻提供話語資源

“語”是先秦時期非常普遍的一類文體，它作為古人生存經驗、知識積累的結晶和為人處世的指南，是當時人們的一般知識和共有的思想、話語資源，也是後人常常借用的文化資源。“語”類文獻通常以“明德”為目的，具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有言類之語、事類之語，也有兼記言敍事之語，有散見之語，也有成篇甚至結集之語。

《論語》《國語》《文子》《管子》《大戴禮記》《戰國策》等書中都有成篇的語類文獻，出土的郭店楚簡《語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馬王堆帛書《稱》、銀雀山漢簡《要言》、阜陽漢簡《春秋事語》等也都屬於語類文獻的範疇。《逸周書》中也有非常多的“語”體文，不僅大多數篇章中帶有總結性質的句子獨立出來都可以視作“語”，還存在着一些語體文集成性質的篇章，如《王佩》《銓法》和《周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