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周

黃道周祖籍福建莆田 ^[4]  ，生於福建銅山，年少家貧，自幼聰穎好學。

萬曆十八年（1590年），5歲的黃道周就學於銅山崇文書院。 ^[5]  幾年後就善於寫文章 ^[5]  。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14歲的黃道周遊學廣東，獲得“閩海才子”的讚譽 ^[5]  。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18歲的黃道周住在銅山海中塔嶼攻讀《易》 ^[6]  。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20歲時，黃道周開始與靈通山結緣。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23歲的黃道周開始致力於講學著作 ^[5]  。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25歲的黃道周攜母遷居漳浦縣城 ^{[5]  [7]}  。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黃道周28歲後在縣城東郊的東皋隱居，潛心撰書 ^{[5]  [8]}  。

天啓二年（1622年），38歲的黃道周中進士，與倪元璐、王鐸同科 ^[9]  。先後任明天啓朝翰林編修、經筵展書官，崇禎朝翰林侍講學士、經筵展書官。黃道周感激考官袁可立的賞識，為先師作《節寰袁公傳》，記述其一生坎坷多艱的為官曆程，“以寫其胸中砰訇磊落之氣”。 ^[9]  袁可立是明萬曆年間的言官，曾因直言進諫被萬曆皇帝先是降三級，再貶再諫，後被罷官回籍二十六年。也是明末抗清主戰派將領，對黃道周一生影響很大，後來黃道周為錢龍錫辯冤和反對楊嗣昌議和直諫皇帝，成為一代抗清名臣，頗有先師袁可立剛直之風 ^[5]  。

崇禎三年（1630年），朝廷對袁崇煥案追究責任，原大學士錢龍錫被牽連，論定死罪。事發，整個朝廷沒有一個敢為錢龍錫辯護的。只有黃道周出於義憤，半夜起草奏疏，送進宮內向皇帝申訴冤抑 ^[6]  ，為錢龍錫辯冤。疏中直指崇禎的過失：現在聖上殺了多次閣臣，只是白白地損害了國家 ^[6]  。崇禎帝大怒，認為他是曲意庇護錢龍錫 ^[6]  ，着令回奏。黃道周再疏辯解，表明自己“區區寸心”，“為國體、邊計、士氣、人心留此一段實話”。他此次抗疏幾次觸犯了嚴法 ^[6]  ，降三級調用 ^[10]  。由於他據理爭辯，錢龍錫方得不死。儘管他不懼死極力為錢龍錫辯護，但也絕不因此就為袁崇煥進行任何開脱，他指出：袁崇煥只是殺了一個毛文龍，就想要換取五年按兵不動的僵持階段，期此來坐收勝利，最後只是自己被磔死，讓天下人恥笑。 ^[11] 

崇禎五年（1632年）正月，黃道周因病請求歸休。將要離京時，他又上疏指出：小人被任用，掌握權柄，實則懷揣着違犯聖上命令的逆心 ^[11]  ，所以導致士人和普通百姓跟皇上都不是一條心，兵匪劫掠侵奪的禍亂髮生，天下動盪不安，禮樂昇平的景象一去不復返 ^[11]  。因此他建議崇禎帝辭退小人，任用賢德之人 ^[11]  ，並舉薦一批有才有志之士。奏疏送上之後，崇禎帝用“利用關係肆意保舉無真實才幹之人，對當下局勢胡亂臆測、憑空捏造”的罪名削去黃道周的官籍，將他貶為庶民 ^[12]  。 黃道周罷官之後，南下返回故鄉，途中經過浙江，便答應了浙江學子的請求，在餘杭大滌山建書院授業；後返鄉在漳州紫陽書院聚徒講學。

崇禎九年（1636年），崇禎帝召回黃道周，恢復他原來的官職，升遷至左諭德，提拔他當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官 ^[11]  。

崇禎十一年（1638年），黃道周指斥大臣楊嗣昌等私下與清廷議和 ^[13]  。七月初五，崇禎帝在殿前平台召開御前會議 ^[14]  ，黃道周上前與楊嗣昌辯論，他不顧冒犯君上的威嚴，據理力爭 ^[11]  。崇禎帝袒護楊嗣昌，呵斥他：“一生學問只辦得一張佞口！”黃道周高聲爭辯：“我在皇上面前敢忠言直諫被稱作是奸佞之人，難道在皇上面前阿諛奉承的人就是忠誠之士了嗎？”他厲聲直逼崇禎帝：“聖上忠奸不分，那麼邪惡和正義混淆，如何治理好國家？”這場有名的辯論之後黃道周被連貶六級，調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15]  。

崇禎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撫解學龍以“忠孝”為由向朝廷舉薦黃道周。解學龍説：“黃道周通曉經書，可以擔任輔臣。”崇禎帝聽後大怒，下令逮捕二人入獄，以“偽學欺世”之罪重治 ^[16]  。由於幾位大臣力諫，改為廷杖八十，永遠充軍廣西 ^[17]  。

崇禎十四年（1641年），楊嗣昌暴病而亡。崇禎帝回想起黃道周當初的預言，便下旨將黃道周復官，入京召見。此時，河南已被李自成農民軍攻佔，關外明朝的領土也皆被清軍佔領，黃道周見朝廷昏庸無道，國運已盡，遂告病辭官，回到老家福建漳浦，結廬先人墓側，專心著述 ^[18]  。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亡後，黃道周任南明弘光朝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嚴肅冷峻，為人正直，不追隨世俗”，楊廷麟曾力薦他充講官兼直經筵 ^[19]  。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南京城破後，弘光政權滅亡，黃道周返回福建，到了福州。隆武帝封他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當時清廷頒佈剃髮令，江南人民求救於南明隆武朝廷，黃道周返鄉籌兵 ^[21]  。

順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黃道周募眾數千人，僅有十幾匹馬，還有可以供應一個月的糧食，出仙霞關，抗擊清兵。十月初，黃道周率眾抵達廣信（今上饒），募得三個月兵糧，兵分三路，向清兵發起進攻，一路向西攻打撫州（今臨川），另兩路北上分攻婺源、休寧，不久之後三路都被打敗 ^[21]  。十二月六日，黃道周率隊向婺源出發，至童家坊，得知樂平已經陷落。二十四日，抵達明堂裏的時候，隊伍遭遇清兵的埋伏，黃道周被清朝徽州守將張天祿俘獲，送到南京獄中。在獄中，他吟詠如故，有詩云： 六十年來事已非，翻翻覆復少生機。老臣擠盡一腔血，會看中原萬里歸。清廷派使洪承疇勸降，黃道周寫下這樣一副對聯：“史筆流芳，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將史可法與洪承疇對比。洪承疇又羞又愧，上疏請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準。後絕食十二日，期間其妻蔡氏來信：忠臣有國無家，請不要顧及家裏 ^[18]  。

順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五日（4月20日），黃道周就義。臨刑前，他洗好手換好衣服，取得紙墨，畫了一幅長松怪石贈人，並給家人留下遺言：我之前因為遵循仁義之道而不死，所以能夠平安地渡過困境；而如今賢才都從天上隕落，所以只有我臨危受命，死守善道。 ^[6]  就義的時候，他的老僕人悲傷地為他落淚，黃道周安慰他説：我是為天下大義而死的，已經算得上是盡享天年，你為什麼要替我哀傷呢？ ^[11]  於是從容就刑。到了東華門刑場上，黃道周向南方再拜，他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了一封血書送給家人：“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 ^[6]  大意為綱常節義是恆久不變的美德，天地也理解我的心願，希望家人無憂。臨刑前，他大呼：天下哪能有怕死的黃道周呢？ ^[6]  最後頭已經斷了，而身子直直地豎立不倒。死後，人們從他的衣服裏發現“大明孤臣黃道周”七個大字。他的門人蔡春溶、賴繼謹、趙士超和毛玉潔同日被殺，人稱“黃門四君子” ^[22]  。

訃訊傳至福京（今福州），南明紹武帝震驚之下，命令停止臨朝以示哀悼，特賜諡“忠烈”，贈文明伯，並令在福州為黃道周立“閔忠”廟，樹“中興大功”坊；另在漳浦立“報忠”廟，樹“中興藎輔”坊，春秋奠祭。百年後，清乾隆皇帝為褒揚黃道周忠節，追諡“忠端” ^[18]  。

崇禎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關。不久，鳳陽總督馬士英挾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左。黃道周奉召入京，任禮部尚書。他報國心切，上任後立即陳述自己收復失地的七條辦法，矢志力挽狂瀾。在這民族危亡時刻，黃道周看到昏庸無能為漢奸所擺佈的統治者，南明朝野一片殘破局面。於是他上疏給浙江的潞王，請召劉宗周、姜曰廣諸人，以收拾人心，並要求唐王朱聿鍵準他領兵北上抗清，以期收復疆土，實現自己的素志 ^[6]  。

順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7月21日，黃道周在福州校場舉行誓師，揭出抗清義旗。八閩父老紛紛送子弟前來參加義軍。誓師後，黃道周率門生蔡春容、賴繼謹、趙士超等和子弟兵約1000人，向信州進發。他一路招募志士，籌措糧餉。由於抗清事業深得民心，他在延平募得志士陳雄飛、應士鍈等人，至建寧募得志士高萬榮、應天祥等人。漳州張天維、莆田林堯佐等人，也先後帶領所招募的士兵趕來參加。沿途許多農民聽到黃道周出師抗清，紛紛“荷鋤從之”。他們沒有武器，就拿着農具、木棍，參加隊伍，這就是人們所謂“扁擔兵”。在建陽，黃道周把隊伍編為十二營，每營384人。隊伍進行幾次操練後，就北上準備與清軍作戰。不久，道周隊伍到達信州（今江西上饒）、徽州（今安徽歙縣）。這時，信州詹兆恆、金華鄭守書、常山呂繼望、東鄉張受祿等，也都率領所招募的隊伍前來匯合，一時竟成為將達萬人的抗清大軍，軍聲為之一振 ^[6]  。

順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10月，黃道周把隊伍分成三路抗擊清軍。一路出撫州（今江西撫州），一路出婺源（今江西婺源），一路出休寧（今安徽休寧）。義軍首戰取得勝利，打擊了清軍的驕橫氣焰；接着又大敗叛軍張天祿，攻佔信州城。信州百姓夾道歡呼，擔來酒漿慰勞義軍。但由於以寡敵眾，各路隊伍又沒有很好配合；婺源、九都、撫州等戰役，都遭受失敗，傷亡慘重。而婺源、撫州兩路的失敗，使情況迅速惡化。黃道周只得一面向唐王請求援兵，一面召集部下共商對策，他説：“與其坐而潰敗，無以報朝廷，不如一戰決也。”12月6日，道周便和將士及鄉勇千餘人，奮勇前進，誓與清軍決一死戰。他勉勵大家不要辜負八閩父老的重託，要抱定“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誓與清軍血戰到底。至婺源明堂裏時，義軍被清軍重重包圍。後因寡不敵眾，道周不幸戰敗被俘 ^[6]  。

黃道周生當明末亂世之際，清兵入關，國事危急，國事軍情時時牽動着黃道周的心，因此詩中對時事多有反映，詩人將個人的生命與國家的危難緊緊聯繫在一起 ^[23]  。

黃道周的詩歌，除深重的憂國情懷外，剛直不阿的人格精神也是一個突出的特點。莊起儔編《漳浦黃先生年譜》載黃道周小時候即“顧獨喜挾冊走最高峯，倚松欹石，踽踽忘返。” ^[24]  “雖恂焉髫稚，然修敕翹上，冠履濟楚，稍不如意，即棄去，雅不樂與儕俗等夷。” ^[24]  可以看到其性格特點。《明史》曰：“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 ^[25]  在詩歌中，詩人的這一特點處處流露出來，讓讀者想見其傲岸的風姿。

崇禎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撫解學龍以“忠孝”為由向朝廷舉薦黃道周。崇禎認為是黨邪亂政，下令逮捕二人入獄。在審訊期間，黃道周有詩《自西庫過請室復逢除夕十章》，表達其歷經磨難而志向不改的情懷。其中曰“事亦古曾有，人今何不堪”、“後死知無怨，偷生尚感恩”、“灰溺存吾性，水堅見物心”、“讀易慚虛度，堅貞惜暮年”等等，都能看到其受挫折而愈堅的人格精神 ^[23]  。

在黃道周的詩歌中，深重的憂國情懷和剛直不阿的人格精神往往通過大量的典故來表現。而這些典故，主要是歷史上的一些忠臣賢相，其中最突出的是屈原。黃道周對屈原極為景仰，曾全面模仿屈原的作品，一共有62篇。“黃道周的仿騷作品，有對黑暗世道的抨擊，對小人當道、賢士失志的憤慨，對國事的憂慮和關心，對理想節操的堅守和對真理的執着追求，豐富複雜的感情描寫，重塑了屈原的形象，也是黃道周自我形象的展示。” ^[26]  在詩歌中，黃道周反覆提到屈原，如“只慚漁父問，莫訟正平冤”、“不識誰漁父，能箴楚大夫”、“莫教千古下，比屋誦離騷”、“不應勤酒史，更為寫離騷”等等。引起黃道周共鳴的，正是屈原憂國憂民的情懷和傲岸不屈的人格 ^{[23]  [26]}  。

除屈原外，黃道周詩歌中經常寫到的歷史人物還有賈誼、班超、管仲、毛遂、尹吉甫、李公度、陳子虛、皋陶、契、伍子胥、介子推等等。用這些典故，黃道周看重的是他們為國效力的忠心和輔佐國家的功績，用他們來激勵自己，希望自己能像古人那樣報效國家，建功立業 ^[23]  。

黃道周的繪畫精品，如《十八松圖》《釣台八松圖》《齋齋中圖》《蘭竹圖》《潑墨山水圖》《林水屋圖》《空山啼鳥圖》《武夷圖》《陸游畫像》一展現出高超書法藝術和具有簡煉、誇張、節奏的筆墨特點。他的每一件作品無不洋溢着凜然正氣，體現出他自覺追求的創新精神，和噴發出時代精神的火花，觸動人們的神經 ^[27]  。

黃道周工山水，而畫人物甚少，但卻傳神留韻。從《文魁圖》看，他極重骨法、氣勢、神韻，尤以神韻為主。通過古樸渾厚、抽象概括的造型，大膽誇張地刻劃出文魁星大嘴、圓目、如刺的鬍鬚那威風凜凜的形。作者以神取形展現出人與神的不同情感的內心世界，使人悟到神的威嚴和力量，體現了作者善於吸取民間藝術精髓，以抽象、幻想、神化的形式再現藝術。其形象結構、構圖佈局、形成意韻、力量內涵，體現出作者固有的氣質與精神。書法入畫，下筆縱橫厄拘，變化奇突，筆跡飛動，奔放。但每一筆一波三折，濃淡、輕重、粗細變化有致，使質感、形象和神態都充分表達。畫面以幹取勢，以濕取韻，虛密相用；運筆氣正，氣正韻稚，力在其間，筆致瞻觀，畫跡動人，可以看出非即興揮就而成，而是千錘百煉後才能落筆生花 ^[27]  。

黃道周喜歡畫松，在《黃道周紀年書畫考》記載他曾創作《羣松圖》《十八松卷》《天下七松圖》《奇松長卷》等。《松石圖》是書畫合壁的橫展卷軸，邊展邊看，眼移景亦移，移中見動，變化歹端。題款的詩詞，筆行快者，剛挺有急疾趨勢；筆行慢者，線條厚實且圓渾凝重，兩者穿插應用，線條靈活富有彈性。用中鋒拙筆，顫抖、頓控、乾澀，留出飛白甚至破損，刻劃出松樹久經蒼霜的裂痕，把松樹百折不撓的精神，現的淋；離盡致。以方剛短線，造成堅挺硬朗之勢，以粗壯側鋒的斧劈破，運動迅疾，粗糙厚實，鋒芒逼人，奇倔風神，把奇峯峭壁表現的十分生動。遠景的山嵐以披麻，延綿層疊、疏密相間，渲染出雲氣你漫如如幻。再者，作松樹的葉以須、圓、半圓三種畫法勾勒，穿幡銜接、顯得粗中有細，變化多端，渾然和諧。整幅畫以線條勾勒，再加點染而成，偶爾採用破墨，墨中奇韻無窮，富有音樂輕重疾徐的節奏。從《松圖》可以看出畫法則極磊落蒼古，不屑描頭畫角，取媚於人，而忠義之氣，流露毫端，去人自運 ^[27]  。

《松圖》詩、書、畫、印一休，充分發揮了作者多方面的才能，融匯自己豐富的修養，使作品給人以寬闊的藝米想象和耐尋的藝術意趣，這就是中國特有的“文人畫”。從中可以領略到黃道周的儒道互補的藝術思想。據《五瓠》記：“黃齋善畫，人初不知也。臨難前作水墨大畫二幅，長松怪極磊落。”黃道周以松自比，為後人所敬佩。《吹劍軒詩鈔·題黃齋先生墨松畫軸》讚道：屈鐵畫沙腕下奇，寶光墨沈共淋漓；撐天直幹依傍，想見先生晚節時 ^[27]  。

黃道周雖然沒有像王世貞、焦竑、張岱、談遷那樣致力於明朝歷史的系統修撰 ^[28]  ，但是對於“史” 事背後義理的發掘卻頗為引人注目。 首先，他對於“史”的關切，在一定意義上是與經義的闡發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的。這一點與其主張“經史並重，以史證經”的史學方法論思想是一致的；其次，黃道周對“史”的關注，除了繼承了傳統良史精神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一種徵之於實事而非玄妙空談的基礎上，將之用於詮釋天人秩序。他主張“據實直書”與發掘《春秋》所藴含的“天人相與”的價值，是與其這一思想旨趣相契合的。 此外，史學的經世功能論在黃道周思想中亦顯得異常突出，深切呼應了晚明社會亟需經世實學的強烈訴求 ^[29]  。

黃道周主張“經史並重，以史證經”的方法論 ^[29]  。黃道周頗為注重“六經”之學，且對於史學亦相當重視。在他的著述中，“亦經亦史，經、史並重”的思想卻是所在多有。 黃道周説：凡是大業載於經、史，不盡繇經、史。 因心則經，因物則史；經以制心，史以制事，以約御博。 ^[30]  由“史”返“經”，從“經”到“史”，亦即是在“博”、“約”之間形成一個循環互動的認知模式 ^[29]  。

在清軍入侵進犯之時，黃道周雖有無法征戰疆場，以遂報國之志的遺憾，“為之不可，言之無益”，但他認為，退守史臣之職，撰修史書，以明“古今興亡、盛衰”之變，亦不失為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 總之，以“持以寧澹，發以真誠”的心態來“精研古今興亡，盛衰變故之運”，敍寫歷史，在其時的黃道周看來，亦是一樁經世事業。

黃道周寓意於史，列古今賢士能臣，一方面通過昭彰歷代封建士大夫文治武功之業績，激揚憂國憂民的精神，使後人更好地立身行事，有益於世。另一方面，通過歷史的記敍，抒發個人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更是以之為自己效法對象，寄託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緩解其“鬱結”，“通其道”，直抒濟世安民之曠達心胸 ^[31]  。崇禎七年（1634年），黃道周居家講學之際，“談經之餘，屢勸弟子讀史，並撰漢以來36位賢士能臣評傳，匯成《懿畜》前後編，作為楷模及政治主張的寄託。 ” ^[32]  由此而觀，黃道周傾心於政治事功的立場異常鮮明。該著帶有濃重的經世史學的色彩。同時，黃道周亦把史傳的書寫視為做學問的功夫，以及追慕聖賢的入手之處。 他説；“天下長人神智者，惟有讀書。 吃緊要法，只把前賢精義匯錄一番，常置目前，不出歲月，更有進處。 ” ^{[33]  [29]} 

黃道周的史學著述，除了《懿蓄前後編》與參修的《神宗實錄》之外，還有《廣名將傳》《烈皇召對記》《興元紀略》《三事紀略》《潞王監國記》《逃雨道人舟中記》等。《廣名將傳》即為黃道周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在福建漳浦老家輯評的史學著作。 它選錄了從呂尚、孫武、孫臏一直到岳飛、戚繼光等歷代名將一百七十餘人，述其生平事蹟，評其功過得失，並加韻文斷贊。該著堪稱為黃道周的經世史學之作 ^[29]  。

該書“為武而設”的經世之旨躍然紙上：“若不窺前人已然之妙用，何以發吾心將然之機宜，為師中之勝算？”黃道周又云：“當今重武，英傑羣興，莫不思登壇而麾日月，借箸而談風雲。 ”他就是在晚明這樣一種“尚武談兵” 的社會風習之下，即使辭官居家之時，亦不忘著述兵史，以待來者。 他日後募兵北伐清軍，以匡復明社的經世雄心，早已伏筆於此書之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黃道周的“事必有因，機須待觸”一句，將史學的經世功能一語道破 ^[29]  。

“在通今學風與以史經世思潮的結合下，明當代就是一面鏡子，史家們將視線轉向本朝，不再僅僅從前代歷史中吸取教訓，而是要在本朝活生生的現實中去考查得失與興衰。 ” ^[34]  因此，相對而言，晚明學者更為熱衷於對當代政治史、社會史的關切與書寫。 黃道周依據自己在朝的親身經歷，有意識地記錄了崇禎朝與南明弘光朝的許多歷史片斷 ^[29]  。

另外，黃道周撰著的《興元紀略》亦載錄了南明弘光朝的政治局勢。 他指出，崇禎朝廷敗亡之後，南明弘光諸臣，仍是“門户交構之語，無日不在上左右，盈廷咆哮，亦共舍寇不談，日以復仇討逆，從事於東林三案之間。 ”黃道周冀圖撰著此一南明之史，以供後世殷鑑。不過黃道周對於撰史的態度卻是十分謙遜與審慎的。 正如他在該文結尾處雲：“以僕所聞樵漁之言，實陋且疏，不足以稽也。 ” ^[35]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野史、稗乘之盛、之雜。由於私人修史，取材不一，亦是在所難免。 但是，時人熱衷於撰修當代歷史，力圖“以史經世”的睿智思考，卻是光耀奪目於後世的 ^[29]  。

黃道周的書法，歷來認為是典型的人品與書風的統一，剛正不阿，不流凡俗；奇而不肆，古而不怪，具有強烈的個性。黃道周被視為明代最有創造性的書法家之一。他的書法擅長楷書、行書和草書。清秦祖永《桐陰論畫》言道周：“行草筆意離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王文治《快雨堂題跋》：“楷格遒媚，直逼鐘王。”宋犖《漫堂書畫跋》稱道：“石齋楷法尤精，所謂意氣密麗，如飛鴻舞鶴，令人叫絕。”

沙孟海把帖學書法分成兩派：有一派是守着二王遺法，只在二王範圍以內求活動的，有一派想要於二王以外另開一條路徑的。沙老把黃道周書法歸於“於二王以鐸之席的，只有黃道周。”“黃道周學問品格，皆第一流。他對於書法，在二王以外另闢一條路徑出來。黃道周便大膽地去遠師鍾繇，再參入索靖的草法。波磔多，停蓄少；方筆多，圓筆少。所以他的真書，如斷崖峭壁，土花斑駁；他的草書，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前此書家，怕沒有這個奇景罷。” ^[36] 

楷書用筆蒼古奇肆，融遒媚和質樸為一體，結體欹側復得平正，冷峻之中頗帶稚拙之美，與明朝祝、文一脈小楷迥異，王文治雲其：“楷格遒媚，直逼鐘王。”宋犖跋：“直抉鐘太傅之秘。”沙孟海評道：“如斷崖峭壁，土花斑駁。” ^[36] 

黃道周的楷書主要學習鍾繇，比起鍾繇的古拙厚重來，更顯得清秀、飄逸。 黃道周善楷、行、草諸體書，又工隸書。他的楷書，如《孝經卷》、《張溥墓誌銘》，字體方整近扁，筆法健勁，風格古拙質樸，十分類似鍾繇楷法。不同處是，鍾書於古拙中顯得渾厚，黃書則見清健，可以看到其受王羲之楷法的影響。他的行草書，如《五言古詩軸》，大略類其楷書的體勢，行筆轉折方健，結字欹側多姿，樸拙的風格同樣接近鍾繇。他的隸書正具有“清截遒媚”的特點，不如楷書那樣古拙清剛。從黃道周書論中，反映出他對魏晉書法是比較傾心的，尤其對鍾繇、索靖等具有古樸書風的書法更為欣賞，而對其當代書法，如董其昌的書法，則並非如此 ^[37]  。

黃道周的楷書創作審美是對鍾繇、王羲之、顏真卿三種書法流派的師承、融合與嬗變：對鍾繇楷書《宣示》《季直》《墓田》的深入臨摹，使他的楷書之作擁有了古樸、茂密的審美質感；對雅緻、勁健楷書流派中的王羲之、歐陽詢等名家楷書書法的研習，使他的楷書作品擁有了勁峭、緊結、優美的審美內涵；對厚重、豪放楷書流派中的顏真卿、蘇東坡書風的效仿，使他的楷書創作擁有了豪放、寬博的審美特質。 尤為重要的是黃道周以理學大家的學養、“嚴冷方剛，不諧流俗” ^[38]  的獨特個性和為道義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崇高人格把以上所師承的各種楷書書風串聯起來，加以融合、錘鍊和昇華，凝鍊為他楷書創作中的質樸、茂密、剛毅、優美、駿爽、峭厲等審美內涵，並形成了崇高人格與書法境界的高度統一。 黃道周楷書創作這種擁有多方位的師承淵源，具有深厚學養、強烈個性和崇高人格支撐的審美創造，無疑是對中國書法審美歷史的一種重大貢獻 ^[39]  。

黃道周以“遒媚為宗”“加之渾深” ^[38]  等書法理論觀念，對風靡當時的董其昌“纖靡”“佻靡”書風進行矯正，其遒媚觀念中的剛勁、茂密、駿爽等審美內涵無疑是糾正靡弱、稚嫩書法時風的一劑對症良藥。 而且，黃道周把這種“遒媚為宗”“加之渾深”等觀念落實到楷書創作實踐中，其楷書創作中的質樸、峭厲等審美內涵，對晚明流行的靡弱、稚嫩書風也是有着重要的糾正作用。 事實上，晚明後期及清朝前期王鐸、倪元璐、傅山等名家所形成的“骨力嶙峋”“筋肉輔茂” ^[38]  等創作審美書風，應該是在黃道周的“遒媚為宗”“加之渾深”等書法審美理論觀念和創作實踐的影響下產生的豐碩成果。

黃道周的行書和草書，行筆轉折剛勁有力，體勢方整，書風雄健奔放。有力量，又有姿態，是黃道周行草書的主調。他以隸書鋪毫和方折行筆，點畫多取隸意；字雖長，但強調向右上橫勢盤繞，讓點畫變得綿而密，雖略帶習氣，但奇崛剛勁，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形式語言，尤顯出其人剛直不阿的個性。其立軸代表作有行草書《贈蕨仲兄聞警出山詩軸》《聞奴警出山詩軸》等，兩作均加大行距，以連綿草書而成，有奮筆直下之勢，激情燃紙，振迅耳目，如聞鐘聲、蹄聲於道 ^[37]  。

小行草書用筆乾淨利落，時參隸書筆意，特別是通過手腕和手指的動作變化來表現翻折盤旋的線條形態，給人很深的印象。章法則行距較開，以橫勢求緊結，造成醒目的視覺效果。

黃道周在用筆方面繼承了三國時期曹魏書法家鍾繇的筆法，橫畫緊結形成一個上升的斜度，捺畫取隸書中的上挑的 '波磔"用筆，“凵"形橫折的角度和骨力，又摻入章草的筆意，方折峻麗又不失暢達，處處充溢着古拙之意，他還善於利用筆劃的疏密和誇張的長短對比，極力打破其平衡的空間概念，穿插爭讓，錯落有致。絞筆是黃道周用筆的另外一大特點，在筆劃書寫的過程中與當時期的其他書法家都是不一樣的自出新裁，多了很多連續翻折的絞筆，把小角度硬拗的筆法應用於很多字中，給人眼前一亮，讓人過目久不忘，大氣有內涵 ^[40]  。

黃書結體字呈扁勢，中宮緊收，耐人尋味，有個性，出其不意中突然一筆，打破安穩，給人以視覺上的衝突，這種長短對比使字虛實相生、饒有意境，他的結字一反常態卻又出奇制勝，既古拙又奇崛另類，讓人眼前大亮，流利痛快。此外，異體字的使用頻繁的在書法作品中被看到，更體現了他博大的知識體系，在字體上下了一番功夫。同時受到晚明文化氣息的影響，把異體字恰到好處的使用出來，絲亳沒有牽強之態，和他的結字、章法交相輝映、渾然一體共同構築了他奇特的書法風格 ^[40]  。

黃道周在章法佈局的處理上堪稱匠心獨運，摻以隸書筆意，用橫勢而求緊結，加上他擴大行距緊縮字距，造成了獨特的審美形式。黃道周的條幅行草中多以三行書為主，有極少一部分是三行半，他的這種三行半的構築方法，讓中行不在左右等距之中，並不時向左右搖曳，造成了變幻多姿的空間形態。又由於第三行中夾寫兩行小字，本身並不僵直，並隨機變化輕重。他還善於依據字勢去協調字的大小，這種適當的調整字的大小，顏色及間距，可以增強閲讀過程中的節奏感，提高閲讀興趣，如攜老帶小、魚貫入市，左右避讓、參差成趣。可以説在章法布白上，黃道周堪稱大師 ^[40]  。

黃道周在 《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方面都有相關專著或論述。黃道周的易學象數、義理交融，體現了漢宋的融合，同時他重視天人感應思想，甚至讖緯學説對他也有着一定的影響，就是説在一定程度上他繼承發展了漢代今文經學的思想，而這些在宋明理學主流理性思潮下都是相當非主流的邊緣思想。黃道周的學術思想的特點一方面是融合漢宋，另一方面是返歸周孔，有着很強的返古性，在給學生的訓示中他説 “凡學問自羲、文、周、孔而外，皆無複意味”，又説 “學者一切以周孔為師，參稽於 《學》《庸》，沉浸於 《語》《孟》，得其間十行百行，做得善人，從此致精，到一字一語受用不盡處，自是敵國之寶” ^[35]  。從這些來看，誠如陳來先生所説，黃道周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理學家，他是一位獨立的思想家 ^[41]  ，但在情感和理性上都比較尊重朱子，所以可以説他有着一定的朱子學傾向 ^[42]  。

在心性工夫與境界方面的討論，黃道周頗受到宋明理學的影響，注重《大學》《中庸》，但他的思想多與主流的宋明理學家不同。他的學術性格中藝文性較強，在其文章、語錄中都有明顯表現。他的學術意識較能上接於先秦子學，無論在人性論、名寅論、聲樂論上皆是如此。在易學上他主張易以推步，以象數為理勢，推測人世治亂，承繼的是邵雍的象數宇宙學和象數歷史學。他的思想雖然是明代儒學的一支，但確非理學所能範圍 ^[43]  。

黃道周繼承發揚朱子思想。他認為“安民”、“養民”是治國理政的根本，“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他提出人性以至善為宗，認為人都是“中人”，聖人也是中人，只有不斷學習實踐，中人才會變成上人，反之，則會流於下人。正是後天學習修身的差異，造成了人的智與愚、善與惡。他強調必須學習把握“天理”，努力克服社會的“習染”和“雜糅”。黃道周堅持格物致知，要求認識外在客觀事物，修己以敬，敬而通誠，使知識融會貫通。他還十分關注海洋和海防知識。他先後講學於浙江大滌、漳浦明誠堂、漳州紫陽、龍溪鄴業等書院，所至學者雲集，培養了大批有學問有氣節的人才 ^[44]  。

針對晚明理學發展的困境和危機，黃道周主張調停朱陸、會通朱王來彌合理學的內部衝突，以期將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整合為統一的思想體系。他認為朱陸兩家學旨本同，鹹歸於孔孟之道，尊德性與道問學雖有差異，但應兼重兩者。他提出不同於朱子的聖學傳遞譜系，認為陽明之學也是承續孔孟聖賢學統的嫡親之系。對陽明後學的流弊，黃道周不遺餘力地進行批判，主張以周孔《六經》之學救正當時思想界的空疏、蕩越之風，希冀以經典文獻為根本，重建理學的學理根基。黃道周的以迴歸經典文本來重建儒學思想權威的路數，對明末清初經學復歸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45]  。

黃道周批評王學後學的流弊，如重利、不尊聖賢、虛玄、蕩越、不學、無經世致用之功等，認為它們造成了對傳統禮教和道德的衝擊和破壞，此外，黃道周對於陽明後學不重修持和功夫的取向進行了重點批判。他認為，要體認本體，絕不能脱離功夫，即使是聖人也需要工夫。黃道周批評當時學人不重修持，批評陽明後學放棄工夫、尊崇自然的主張。黃道周認為，良知由致知而來，如果放棄致良知的功夫，良知便無由而至。他指出，不學不慮是良的性質，但不學不慮不等同於良，泰州學派以“不學不慮” 來認取良知是對良知的錯誤理解 ^[45]  。

黃道周在對王學末流進行批判的同時亦尋求補救之方，並將目光落到《六經》，以期用經典文獻的權威性來改變當時輕視知識、高蹈凌虛的風氣，使得道德和真理的依據迴歸到古代經典。他極為重視古代經典，認為古代經典文獻是道的載體。 黃道周重視《六經》的態度亦體現在他對經典知識的高度推崇上，認為“凡學問自羲、文、周、孔而外，皆無複意味” ^[35]  。《六經》作為知識和思想的根本依據具有絕對性，因此黃道周認為在讀書上要以經書為先。 ^[45]  黃道周對儒家古代經典的強調不僅體現了其希望改變當時學風和糾正社會風氣的意圖，亦有其重建儒學的努力。在晚明階段，無論是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還是高揚自由和心靈自覺的陽明後學都無法承擔起整頓當時思想界秩序、傳承聖學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黃道周主張迴歸經典文本，稱“吾將救之於《六經》” ^[35]  ，藉助經典文獻在儒家譜系中的特殊地位和權威性，來限制王學思想體系中心體對道德規範的瓦解，控制其發展為情識而肆的傾向，並達到整理知識與思想的秩序、重建思想的權威的目的 ^[45]  。

他對宋儒的道統觀作了根本否定，可以説黃道周的學術思想已經衝破了宋明理學的範圍。一方面，我們説黃道周內在於宋明理學的話語系統，他對宋明理學的很多話題都有着自己的精深思考；另一方，黃道周突破了宋明理學的基本框架和共識，他的學術思想某種程度上意味着宋明理學發展到明末已經走向終結。事實上，在明末，由對王學末流空疏狂放之弊的檢討，進而對整個宋明理學的批評和反思已經形成一股社會思潮，隨之興起的是經時濟世的實學和經學。在明末經學復興思潮中，黃道周也是一位不容忽視的重要推動者 ^[42]  。

易學是黃道周儒學思想的靈魂，縱貫其一生，他以“象數”為中心，從“天道”“人事”兩個基本點出發而“推天道以明人事”，通徹儒家“性命義理”，終達經世致用以“救世”。黃道周易學帶有鮮明的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徵，其研《易》的目的就在於明天道以濟人事，以此來達到“救時”。正因為如此之目的而表現在其易學上，是如此博大而龐雜。他以易為本體，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及人世禍福和社會變遷，橫貫天、地、人三才。 黃道周以深厚的易學功底，尤其是易象數學的維度論及天文曆法、律呂調和、人體經絡、山水地理，以《易》配歷而最終統一於《易》 ^[46]  。

黃道周這一傾向於道家學説的易學詮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所在的地域文化的影響。 “黃道周精於探索，14歲往廣東羅浮二山求解，三年後，寫成《疇象》。今銅陵民居門聯用‘洛書’、‘河圖’屢見不鮮。黃道周精研《易》學的突出成就主要是表現在以先天卦為基礎，以後天卦為演繹方式的應用研究。” ^[47] 

從青年時期的《疇象》《易本象》，中年時期的《三易洞璣》，一直晚年時期在獄中成書的《易象正》，對於易學的研思縱貫其一生。 黃道周的易學思想具有強烈的晚明時代精神，顯現出經世致用的時代張力。在對理學易和心學易批判的基礎上，黃道周綜合承繼了漢易和宋易兩個系統，主張擯棄性命義理，要求反本歸真，從象數的維度來把握易學的精髓。黃道周易學的宗旨在於以易洞天，其易學的特點是“準於天地，本與日月”。在黃道周看來，易學的精髓在於洞璣天地自然大道，“明天道後，以人事推之”。人生於自然、死於自然，故人應尊重自然、效法天地，人類應該也要依自然大道來建構社會人倫秩序。“天地懸象，莫大於日月。” ^[48]  在日月運行過程中，來推定人事的吉凶禍福、盛衰成敗。“凡《易》本於日月，與天地相似，其有不準於天地，本與日月者，非《易》也。 ” ^[49]  在黃道周看來，《易》是聖人為救天地而作，卦象是聖人救天地日月之具，救天地必須明於天地之道、必須清日月之路。 因為明天道以推人事而將天、地、人統一，因為明天地之道，清日月之路而將《易》、律、歷統一。 從日月星辰等天體運行進行致《易》是黃道周易學思維的基本路向。 這一致思路向是通過對宋代以降性命義理空疏之學批判的基礎上，主張由象數而明義理的“義理由象數出”而展開的 ^[46]  。

所以，黃道周強調《易》、歷與律三者合一的思想，皆導源於其對於易學思維本身的定位 ^[50]  。這一易學思維主要體現在象數學之中。黃道周試圖通過這種易學範型，來救正晚明時期學界汲汲於理義性命的空疏闡論之風。他主張由“象數”而明“義理”、悟“性命”。就這一易學特點而言，清代學者李道平有着清晰地總結: “古人之説《易》也言象數而義理在其中，後人之説《易》也言義理而象數因之以隱。……故作《易》者，不能離象數以設爻彖。説《易》者，即不能外象數，而空談乎性命矣。” ^[51] 

就黃道周的古文創作而論，黃宗羲謂其“不規規於史、漢歐、曾取法在先秦，而精神自與史、漢、歐、曾相合自是天壤之奇氣" ^[52]  。可見，黃道周的古文創作成就確實值得重視。從其詩文集《黃漳浦集》的收錄情況看，黃道周古文創作體裁題材多樣，其既“能為秦、漢、魏、晉之文"，亦可“為應俗小品"。 ^[53] 

在黃道周的各類古文作品中，成就最高者當屬其論説文。由於黃道周學有所本，其學問“淵瀾經史，波及百家"故其發為議論，無論是議論朝政得失，還是辨明學問、臧否人物，多能夠旁徵博引，既辨析精微，又理足氣沛，具有戰國縱橫家和西漢初期政論文的風格 ^[54]  。

就所論內容而言，黃道周的論説文約略可分為兩大類，即論學和議政。由於黃道周一生以講學、著述為務，故撰有大量的論學之文。黃道周論學之文所論範圍極廣，所論之學涉及理學、史學、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黃道周的學術成就也比較集中地體現在這些論學之文中。從《黃漳浦集》所收錄的文章看，這類論學之文主要集中在其中的策、論、對、議和雜著等部分。此外，在黃道周所撰的序、跋中亦有不少是借為自己或他人作序跋的形式發表自己對某些學術問題的見解。黃道周的此類論説文多是針對某些學術問題進行論述，在條分縷析的論述中，不僅顯示出其論説文的文章特點，而且體現了其淹博會通、以務世用的學術追求 ^{[54]  [55]}  。

黃道周對於國事極為關注，通經致用的思想貫穿於其講學、著述之中，黃道周的議政之文，尤其是其中的奏疏文更能夠集中地體現這一點。黃道周一生“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 ^[56]  立朝時間雖然不多，但他積極參與政事，敢於直言，就當時朝中發生的眾多事件和國家面臨的諸多問題多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並最終以奏疏的形式上奏朝廷，以求上達聖聽，以資時政。《黃漳浦集》凡50卷，其中僅奏疏類文章就有6卷，凡68篇71章 ^[54]  。

按蔡世遠所言，黃道周學貫天人，志存忠孝，胸中自有一股“鯁亮清忠之氣"，發而為文章自然有一種動人心魄的力量。蔡世遠所言正是韓愈所謂的“氣盛言宜"。因此，黃道周的論説文雖是以議政論學為主，但都是出於對現實的深切關注和報國救世的熱情，“ 言與時相柢牾，言言為人主藥石"， ^[57]  故議論激切，自有一股忠貞耿介之氣貫穿其中。誦讀黃道周的這類古文，可以深深感受到跳動在字裏行間的那種深沉的憂患意識與熾烈的救世熱情，它所體現的是一個身處衰世的大儒救世濟民的悲憫情懷。從這個角度看，此類古文真可謂是情理兼具的文章 ^[54]  。

黃道周具有強烈的史官意識和以文存史的自覺追求，故其撰寫了篇目眾多的碑誌傳狀類文字。這些碑誌傳狀包括了傳、碑、墓碑、墓表、墓誌銘、行狀等，可統稱為紀傳文。

黃道周“厚孝尚行" ^[58]  ，乃一至孝之人，平生於六經中尤重《孝經》，對《孝經》大義多有闡發。即使在獄中身遭廷杖之刑，黃道周亦手書《孝經》百部以弘揚孝之大義。在黃道周的思想中，“孝”是與“忠”聯繫在一起的，這是儒家自孔子以來“移孝作忠”的傳統。洪思嘗雲：“夫子之道，忠孝而已矣。"與此相應，黃道周紀傳文的傳主多為忠孝節義之人，其傳記文多為“闡發忠孝"而作。從黃道周的紀傳文看，其筆下所塑造的一個個人物形象，不僅是其內心所頌揚的對象，也是其平生仰慕的榜樣 ^[54]  。

在黃道周紀傳文所塑造的人物中，既有與閹黨不屈鬥爭中遇害的正直官吏，如《左忠毅公墓誌》中的左光斗、《馬忠簡公墓誌》中的馬鳴起、《周忠愍公墓誌》中的周起元，也有為維護朱明王朝統治而殉難的忠節之士，如甲申之變中殉國的倪元璐（倪文正公墓誌》）、施邦曜（《施忠介公墓誌》），以及死於農民軍的徐世淳（《徐隨州墓表》）、馬如蛟（《馬和州墓誌》）、王世琮（《王仲瞍傳》）等 ^[54]  。

崇禎統治的十餘年中，“天下多故，囗躪於左，寇躪於右。"在內憂外患中，湧現出一批為國殉難的節義之士，這正是黃道周所要竭力表彰的。黃道周在《劉侍御傳》中言：“當時勵行殷憂之士世猶未能盡知者，因為劉御史著其行事雲。" ^[59]  黃道周固然有些應人之請而作的碑誌文字，但通過“闡發忠孝"來砥礪士氣、以挽頹波才是其撰述這類文章的主要目的。《王仲瞍傳》中，黃道周塑造了一位於危難之中蹈仁取義、雖死猶生的 “王鐵耳"形象 ^[54]  。

《繫辭上》把易數與歷數揉在了一起：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黃道周以黃赤交角來論四十九。我國古代天文歷算取周天度為365度餘，黃赤交角常取24度，49度為冬至點、夏至點距度的極限。因此，黃道周説“四十九者，日月南北相距之隱界也” ^[60]  ，又説“天地中際一百八十三，裁其中際四十有九，以為二至之日道，兩極端餘，各六十有七 ，故以二十有四為二分之赤道，以六十有七為一卦之歲數” ^[61]  、“黃赤道上下各二十四度，合為四十八，蓍法之所從生” ^[62]  、“南北日道四十八度，中分二十有四，天地之蓍策也” ^[63-64]  。

黃道周對《乾》《坤》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和一百四十有四有兩種解説，一是南北極距約取為180度，取中原北極出地為36度，這樣北極南距地平為180度減 36度即144度，360度減去144度則為216度。古書裏經常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 ^[65]  ，黃道周還説：“三十有六，天地之規；二十有四，鬼神之矩也。”若取北極出地為36度，則北極距天頂為55度，即為《繫辭上》“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河圖之數也為五十五 ^[64]  。在《易象正》中，黃道周對《乾》、《坤》之策又有一套解釋，他以冬夏至日白天和黑夜的陰陽比例論《乾》、《坤》之策，也是取周天圓度為360度，以十二地支12等分，每分為30度，夏至這天白晝約佔216 度，冬至白晝則相反為144度 ^[64]  。

《易象正》中黃道周對《周易》卦序多有探討，其中比較有意義的一點是他以《周易》卦序簡單而直觀地演繹出二十四節氣陰陽的盛衰和流變。在黃道周的易學體系裏，他認為先天圖64卦以對化相生，認為“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這8卦也有其反覆卦，並以一卦反覆十二爻和一晝夜十二時辰相比擬。這樣，72卦也就和一回歸年72候直接對應。卦象的陰陽消長和實際的盈縮也較為接近。其中春秋分前後平緩，冬夏至前後變化急速。在諸卦的排列上，基本上是按照通行本卦序以乾坤為南北重新組合，既濟未濟相當赤道或春秋分，兩濟以上從乾從陽為北，兩濟以下從坤從陰為南，也基本上是自然呈現出一卦陽爻多從陽，陰爻多從陰的分佈規律 ^[64]  。

黃道周的這一思想以卦爻來演繹一年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尊重《周易》卦序並完整使用了六十四卦，而且也令人驚歎的是黃道周結合曆法寒暑陰陽能把《周易》卦序如此完美而有規律地演繹在一個圖上，這也激發了對《周易》卦序原始起源的思考 ^[64]  。

《明史》：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

《四庫全書·黃道周儒行集傳》序：以直節清德，見重一時。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黃道周碩學清操，孤忠亮節，克全儒行，無愧貞臣，今諡忠端 ^[66]  。

乾隆帝：不愧一代完人。

徐霞客：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為館閣第一，文章為國朝第一，人品為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為古今第一 ^[67]  。

宋犖：石齋先生楷法尤精，所謂意氣密麗，如飛鴻舞鶴，令人叫絕。（《漫堂書畫跋》）

李光地：①石齋雖當時用之，恐無益於亂亡，救亂須有體有用之人。②明代士大夫如石齋輩，煉出一股不怕死風氣，名節果厲。第其批鱗捋須，九死不迥者，都不能將所爭之事，於君國果否有益，盤算個明白。大都是意見意氣上相競耳，行有餘而知不足，其病卻大。（《榕村語錄》） ^[68] 

蔡世遠：嚴謹的治學精神和淵博的學問可比邵雍，忠貞為國直言敢諫可比李綱，慷慨赴難從容就義可比文天祥。

《閩南日報》：黃道周不但是明末著名學者，而且還是一名抗清愛國志士。他一生與明末腐朽頑固勢力進行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併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壯烈犧牲。他的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為民族盡忠、拯救國家危亡的崇高抱負，至今仍閃爍着燦爛的光輝 ^[6]  。

《海峽都市報》：在明清交替之際，他以一介書生慨然北上，率師抗清，以身殉國。於南京就義前，他寫下“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勿憂”絕筆詩。黃道周堅守仁義忠信，為國殉道，為中華民族增添一位固守清貧、德如天高、大義凜然、崇高聖潔的光輝形象 ^[44]  。

張岱：福王粗知文墨，魯王薄曉琴書，楚王但知痛哭，永曆惟事奔逃；黃道周、瞿式耜輩欲效文文山之連立二王，誰知趙氏一塊肉，入手即臭腐糜爛。如此庸碌，欲與圖成，真萬萬不可得之數也。 ^[69] 

顧誠：劉宗周和黃道周皆非棟樑之材。他們“守正”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闊於事理；律己雖嚴而於世無補。（《南明史》）

黃道周著作甚豐。有《儒行集傳》《石齋集》《易象正義》《春秋揆》《孝經集傳》等，後人輯成《黃漳浦先生全集》，存詩兩千餘首，被俘後“見三光”的牢室中所作三百多首詩，出自憂憤，最為感人。

根據王文徑先生的統計，黃道周的著述存有《易》類十三種、《尚書》類四種、《詩經》類五種、《周禮》類一種、《禮記》類九種、《孝經》類七種、問業類五種、史學類十一種、制藝類六種、時論類四種、奏疏類二種、詩賦類十三種、書法理論類九種、尺牘類二種、類別待考類三種，共約一百四十餘萬字。 ^[33] 

黃道周楷書代表作有：《定本孝經冊》《張溥墓誌銘》《致祖台札》《後死吟等三十首》《致鄭牧仲札》《己卯初冬和戴伯闇詩翰卷》等 ^[70]  。

黃道周行草代表作有：《舟次吳江詩冊》《為倪元璐母壽作詩冊》《致仲球、叔寶札》《贈無涯答諸友詩卷》《雙溪口惠政碑卷》《榕頌卷》《日從雲間諸友札》等 ^[70]  。

廈門大學侯真平先生《黃道周紀年著述書畫考》記載，黃道周繪畫作品有《羣松圖》《十八松圖》卷、《天下七松圖》《奇松長卷》《松石圖》《釣台八松圖》《石樑樵徑松圖》《松圖》《寒松問少年幅》《武夷圖軸》《雁蕩圖》軸、《為次風作設色山水卷》《山水圖》《水墨山水軸》《山水立軸》《空山啼鳥圖軸》《為闢疆作山水冊》《潑墨山水圖》《芝蘭竹石圖》《興竹圖軸》《石齋齋中石圖》《雪石圖》《臨（元）倪瓚小幅》《文魁圖》軸、《陸游畫像》團扇、《臨難作水墨長松怪石大畫二幅》共二十七幅" ^[71]  。

參考資料 ^[79-82] 

黃道周是靈通七賢之首，被後世尊為“靈通之神”。靈通山，前稱大峯山，直至黃道周為大峯巖題下“靈應感通”四個字後，人們始稱大峯巖為靈通巖，把大峯山稱之為靈通山。黃道周一生與靈通山有不解之緣，他青少年時代曾經在靈通山上讀書，靈通山下教書。“洞霞講舍荒初業，空屬流雲寄掃壇。”成名後又多次邀請徐霞客、林軒、陳天定、陳楊美等友人遊覽靈通山，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佳話和辭章。

崇禎五年（1632年），黃道周因上《小人勿用》疏，獲罪，削籍歸漳海，舟行至留都，便作五十日遊，歷經黃山、白嶽、九華、皖台、匡廬諸勝境，遂歸石養山。他獨愛二山蕭然屹立於人世之外，不求人知，猶如古代的君子，避楊離居而開所惆悵，有感而寫下《梁峯二山賦》。在序言中，他詳細地介紹了天峯（即大峯）山，他説：天峯山在臨漳西邊九十餘里，很多景物都與黃山上的相似，相比之下，甚至有些超過了黃山的景色 ^[72]  。接着遺憾地説：但是因為天峯山在邊遠荒僻的地方，所以交通受到阻塞，舟船被限制住不能前行，仕宦和貴官到了邊界都只能調轉方向返回，如此美麗的山峯只是為了樵夫和牧童的手指目視而變換景色，雖然在人跡之內，卻沒有知音 ^[73]  。但是他從中悟及了一條人生哲理：苟且於安身而隨大眾，是因為害怕美好的名聲不能建立起來；但是隻要心地光明正大，頭腦清晰明辨，即使遠離了世間又有什麼值得煩惱的呢？ ^[74]  三年後，黃道周邀請徐霞客同遊靈通山，成一段旅遊佳話 ^[75]  。

靈通寺南側有個洞穴，就是黃道周藏書和讀書的地方。在靈通巖寺令一側的石穴中，仍供奉有黃道周的靈位，龕前楹聯題“大節不渝刀鑊下，典型常在閭里中”，這裏儼然已成為一座小神廟。寺外山崖邊有一處叫“七星排井”的水窪，清泉如注。據稱是當年黃道周與徐霞客等七位賢士遊山時發現的，今也成了一處投錢祈福的靈異處。清宵亭邊，有一小碑，上刻“蕭然人外”四字，“蕭然人外”出自黃道周的《梁峯二山賦》。

黃道周祖籍莆田文賦裏雙牌鋪（今莆田山牌村），為唐朝桂州刺史莆田黃岸三十世孫、北宋樞密黃中庸二十一世孫、南宋潭州知府黃豐的十八世孫，其曾祖才從莆田遷徙至漳州。

黃道周家族世系如下：

黃啓裕（五世祖，由莆田遷居銅山）——黃廷堯（高祖）——黃宗德（曾祖，配林氏）——黃世懋（祖父，配翁氏，生四子）——黃季春（父，字嘉卿，配陳氏，生二子）——黃道周（原配林氏，繼娶蔡氏，生四子一女） ^[77-78]  。

妻子林氏，今東山前樓鎮岱南村人，生一女黃子本，婿朱垣，親家朱節庵 ^[7]  。

續絃蔡玉卿（1612年-1694年），名潤石，字玉卿，漳州龍海人。理學家蔡烈的女兒，晚明書畫家、詩人 ^[71]  。

長子黃中（？-1653年），字仁表。任錦衣衞指揮使。永曆八年（1654年）死於兵。

二子黃成（？-1654年），字神表。任千户。永曆八年（1654年）死於兵。

三子黃和。任尚寶丞。

四子黃平。任中書舍人。

黃道周紀念館面對旗鼓山，佔地1.7畝，是典型的明代閩南古民居建築。館內以豐富的圖片和翔實的文字，展示黃道周一生的貢獻和生平事蹟。館中存有他製作的天地盤，由兩層石板重疊構成，正方形，盤面刻有16384個方格和八個直徑不等的同心圓，相互交錯，謂之“天圓地方，方圓相削，凡十八變而返於原”。天地盤石案是他釋天論地、研究和講授易學數理的儀器，是罕見的科技史信物。黃道周紀念館和位於縣城北郊的黃道周墓均為省級重點文物 ^[69]  。

黃道周館建於明代崇文書院原址之上（崇文書院，始建於明正德元年，為東山歷史上三大書院之一，黃道周童年曾就讀於此，清康熙初年實行“遷界”政策，書院遂廢），與寶智寺、關帝廟相毗鄰。該館建築面積800平方米，佔地面積約1千平方米，屬泥石結構仿古建築，紅牆綠瓦。

黃道周就義後，邑人在其出生地銅山深井村舊居設神牌祭祀，在其執教的明誠堂設館紀念。相傳在他就義後十年，有人在武夷山林裏，看見一個黃衫朱履的老者策杖優遊於林泉間，酷似黃聖人。於是為之建廟崇祀，享受人閲香火。人們視黃道周為神，尊稱“助順將軍”，以避清廷忌視。

乾隆年間，有黃姓移民奉其香火人台，在艋舳竹巷尾建小廟供奉。台灣廟宇如位於西門町的台北晉德宮和淡水的晉德宮等皆祀奉黃道周，多為國姓爺鄭成功配祀神。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