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疇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洪承疇出生於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他童年入溪益館讀書。因家境貧寒，十一歲輟學，在家幫母做豆乾，每日清晨還要到英圩埔走街串巷叫賣豆乾。當時西軒長房的才子洪啓胤在水溝館辦村學，洪承疇叫賣豆乾之餘，常在學館外聽課，偶爾也幫學生做對子。洪啓胤發現洪承疇極有天份且抱負不凡，免費收洪承疇為徒，重返校門。 洪承疇學習用功，博覽羣書。洪啓胤的《史記》、《資治通鑑》、《三國志》、《孫子兵法》等書都被他借來認真研讀，從小就表現了治國平天下的願望，甚得洪啓胤賞識。洪啓胤曾在洪承疇的一篇文中批下“家駒千里，國石萬鈞”的評語。洪承疇在水溝館讀了五年書後，又到泉州城北學館讀書。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二十三歲的洪承疇赴省參加鄉試，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舉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洪承疇赴京會試，連捷登科，為丙辰科殿試二甲第十四名，賜進士出身。 ^[1]  洪承疇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等職，在刑部任事六年。

天啓二年（1622年） 擢升浙江提學僉事，以才高識士，所選人才皆俊奇，為朝廷所器重，兩年後升遷兩浙承宣佈政左參議。天啓七年（1627年），洪承疇升陝西督糧參政。

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陝北地區爆發農民大起義。明廷令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剿撫兼施、以撫為主”。崇禎二年（1629年），農民軍王左掛、苗美率兵進攻韓城。楊鶴手中無將，情急之下，令當時還是參政的洪承疇領兵出戰。洪承疇斬殺農民軍三百人，解了韓城之圍，頓時名聲大噪。

崇禎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疇被任為延綏巡撫。王左掛降而復叛，被洪承疇誅殺。作為楊鶴手下干將，本該支持上司的招撫政策，可是洪承疇反而大力圍剿。而且不僅圍剿，還殺降。當時被其殺掉的投降農民軍多達數萬。李自成、張獻忠曾多次詐降，養精蓄鋭一段時間後再反。明朝多次對“賊軍”剿而不死，就是因為這種詐降。由此可見，洪承疇在這方面是頗有先見之明的。明廷無力養活大批饑民，已就撫者，紛紛再起。不久，與總兵杜文煥擊敗張獻忠於清澗縣。

崇禎四年（1631年）九月，陝西三邊總督楊鶴為此被罷官入獄，洪承疇繼任陝西三邊總督。 ^{[3]  [23]}  洪承疇改楊鶴的“邊剿邊撫（誘降）”為“全力清剿”、“以剿堅撫，先剿後撫”方針，集中兵力進攻陝西農民軍。

崇禎五年（1632年）春，一股農民軍由於頂不住官軍的壓力，向慶陽突圍。洪承疇親赴慶陽，指揮會戰，與總兵曹文詔、賀虎臣一起圍剿農民軍。雙方在西澳激戰數十次，農民軍損失慘重，首領可天飛被斬殺，部將白廣恩投降。曹文詔又圍剿農民軍於耀州錐子山，農民軍首領獨行狼等後投降，洪承疇命令屠殺四百人，剩下的皆遣散。

崇禎六年（1633年）冬，農民軍轉進至明軍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鄖陽為中心，分部來往穿插於豫楚川陝之間，進行遊擊性質的流動作戰。洪承疇為改變被動局面，以重兵包圍起義中心地區，實施重點進攻，高迎祥義軍接連敗於確山、朱仙鎮（今河南開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轉入西部山區。明廷為改變“事權不一、相互觀望”被動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圍剿”方針。

崇禎七年（1634年）十二月，崇禎帝撤掉圍剿失敗的陳奇瑜，洪承疇仍任三邊總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五省軍務，成為明廷鎮壓農民起義的主要軍事統帥。當其調動官軍入陝，重新組織圍攻時，當時農民軍聚集在陝西的有二十餘萬人，其中以闖王高迎祥，及其部屬李自成的力量最為強大。洪承疇命總兵賀人龍、左光先出兵夾擊，義軍突圍東走，轉進靈寶、汜水（均在河南）。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洪承疇率主力出潼關，在河南信陽大會諸將，準備對起義軍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農民軍見勢不妙，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也劫掠鳳翔，與高迎祥匯合，明朝副將艾萬年、柳國鎮戰死。曹文詔由寧州剿匪，其參將曹變蛟敗農民軍於湫頭鎮，乘勝追擊遇伏，洪承疇救援不及，曹文詔自殺。洪承疇統轄太廣，難以兼顧，於是明廷以盧象升總理江北、河南、山陝、川湖軍務，管理關外明軍，而洪承疇專管關內兵。此時發生丙子之變，清軍入塞，破昌平等16城，朱由檢急調盧象升率軍馳援，中原壓力減輕。張獻忠乘機復起，聯合羅汝才等部20餘萬人，沿江東進，分散活動於蘄州、霍山一帶。

崇禎十年（1637年），崇禎帝再命熊文燦為六省總理，增派禁軍1200人，組織新的圍剿。李自成進軍四川，一度破城十餘座，並攻克寧羌州，入七盤關，但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返陝時，在洮河一帶遭洪承疇襲擊，敗走岷州。與此同時，張獻忠在南陽亦為左良玉軍擊敗，負傷退谷城。熊文燦遂改圍剿為招撫。劉國能、張天琳、張獻忠、羅汝才先後降明或就撫。李自成率殘部活動於川陝邊境山區。

崇禎十二年（1639年）十月，陝西最後一股“賊軍”李自成部在流竄途中，被洪承疇令總兵馬科、左光先領兵截擊。李自成回師轉東，洪承疇又令曹變蛟於潼關原設伏邀擊，李自成大敗，僅餘18騎走入陝南商洛山中， ^[4]  農民起義陷入低潮。

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發生戊寅之變，清軍兩路南下，京師戒嚴。明廷不得不從西線把主帥洪承疇調來，與孫傳庭率軍入衞。洪承疇獲准入京覲見崇禎帝。 ^[38] 

崇禎十二年（1639年）正月，崇禎帝任命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薊遼總督）。 ^[38] 

崇禎十三年（1640年），皇太極確立了築城義州並在此屯田以圍困錦州的方針，並於三月付諸實施。四月，崇禎帝聽説後，命洪承疇陳述應對之策，洪承疇認為”奴屯錦、義之間，將為持久之計”，故“今日籌遼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戰，然後可以成其守；而戰又非浪戰，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後可以守其戰”，並擬部署吳三桂、劉肇基官兵一萬分駐於松山、杏山之內，以他所部官兵一萬五千四百出鎮於前屯衞、中後所之間，以駐防薊州官兵一萬六幹仍分佈於中協四路、東協建（昌）、冷（口）、兩協牆路之界．以山（海）、永（平）撫臣朱國棟駐山海關，以鎮臣馬科出中後所、前屯衞。兵部對此方略極表稱讚，將洪承疇比作韓琦、范仲淹。在略微調整後，崇禎帝批准其方略，洪承疇遂於五月出山海關，與圍困錦州的清軍對峙，在多次出擊中互有勝負。 ^[39]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駐紮寧遠的洪承疇前往前線松山一帶巡視，發現兵力單薄，不足防禦，便奏請調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山海關總兵馬科、密雲總兵唐通各率所部來援，加上其麾下本來就有的寧遠總兵吳三桂、遼東總兵王廷臣、東協總兵曹變蛟、援剿總兵白廣恩，共計八總兵。三月下旬，錦州外城陷落，形勢岌岌可危。四月下旬，洪承疇揮軍進至松山與杏山之間，再移軍至松山城附近的石門，與圍城的清兵遭遇。二十五日，雙方展開激戰，洪承疇擊退清軍。此後幾個月，明軍也屢次出擊，取得小勝。洪承疇主張徐徐逼近錦州，步步立營，且戰且守，勿輕浪戰。但兵部尚書陳新甲促戰，一面説服崇禎帝接受其主張，一面派親信兵部職方郎中張若麒及馬紹愉等到前線催促洪承疇進兵。崇禎帝本來傾向洪承疇，終於在七月改變態度，採取了陳新甲所主張的速戰速決的方針。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疇在寧遠誓師，其麾下八總兵十三萬人中，六萬人由他親自率領先行，其餘後繼。七月二十九日，洪承疇抵達集結地松山城。八月十四日，皇太極得知明援兵已到，便親率十二萬大軍從盛京趕來，駐紮在松山、杏山之間，部署在明軍的南面，洪承疇主張決一死戰，而各部總兵官主張南撤，最後集議背山突圍、。從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的決戰中，明軍大敗，洪承疇及沒有突圍的兩名總兵王廷臣、曹變蛟及遼東巡撫丘民仰等被困在松山城內。 ^[40] 

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洪承疇聽説朝廷援軍趕到，又派6000人馬出城夜襲，被清軍擊敗。松山一直被圍困了半年之久，城中糧食殆盡，松山副將夏成德暗通清軍，願拿兒子夏舒做人質約降。二月十八日夜，清軍應邀夜攻。次日晨，松山城破，洪承疇等文武官員被俘，除了獻城的夏成德及洪承疇、祖大樂兩人外，其他明朝官員全部就地處決。洪承疇被俘後二十天，錦州守將祖大壽就走出錦州內城，率眾出降。四月，塔山、杏山也相繼落入清軍之手，明軍的關寧錦防線中的錦州防線不復存在。 ^[41] 

洪承疇絕食數日，拒不肯降。皇太極派所有能動用的人前去勸降，均被大罵而回。皇太極仍不放棄，特命最受寵信的吏部尚書范文程前去勸降，看他是否果有寧死不屈的決心。范文程至，洪承疇則大肆咆哮，而范文程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與他談古論今，同時悄悄地察言觀色。談話之間，樑上落下來一塊灰塵，掉在洪承疇的衣服上。洪承疇一面説話，一面“屢拂拭之”。范文程不動聲色，告辭出來，回奏太宗：“承疇不死矣。承疇對敝袍猶愛惜若此，況其身耶？”皇太極接受了范文程、張存仁等的意見，對洪承疇備加關照，恩遇禮厚。 ^[5]  隔日（五月四日），皇太極親臨太廟，洪承疇立而不跪。皇太極噓寒問暖，見洪承疇衣服單薄，當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疇的身上。 ^[6]  五月初五日，洪承疇偕祖大壽等降將正式舉行了投降儀式，在皇太極面前俯首稱臣。 ^[7] 

洪承疇被俘後，從錦州逃亡的人告訴吳三桂説清軍把洪承疇押往錦州城北無極王（即鄭親王濟爾哈朗）營盤內處死，並説“洪督師臨砍時，只求速死”。崇禎帝接到吳三桂的塘報，在四月十二日下旨稱讚“洪承疇節烈彌篤”，並指示“速與優旌，以慰幽忠”。 ^[24]  洪承疇家僕陳應安等從亂軍中逃回北京，也向朝廷報告洪承疇“殉難”始末，稱洪承疇被俘後“罵賊不屈，惟西向叩頭，稱天王聖明，臣力已竭，死之。從來就義之正，未有如臣家主也”。 ^[25]  崇禎帝震悼痛哭，下令設祭壇於朝天宮前，準備親自前往祭奠。 ^[26]  六月，崇禎帝下旨，對洪承疇賜祭九壇（一説十六壇），設立祠堂，議定諡號。他臨軒垂泣，説：“我不曾救得承疇。”負責卹典的禮部侍郎王錫袞提醒道：“因關外諸逃將塘報遊移，並無確據，其意恐以抗節之忠，形其偷生之醜，以惑兵部。臣兩次行諮兵部，俱不回覆。”後來崇禎帝聽説洪承疇降清的消息，取消親祭議諡，並將正陽門內關帝廟中供奉洪承疇牌位的祠堂改為供奉觀音。 ^[27-31]  直到明亡前夕，明廷仍未得知洪承疇確切消息。 ^[32] 

洪承疇降清後，清太宗命隸鑲黃旗的包衣牛錄（1652年應洪承疇請求升入鑲黃旗漢軍）中，表面上對他恩禮有加，實際上並未放鬆對他的防範，使其在家，不得任意出入。終皇太極一朝，除諮詢外，也沒有任以官職。

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日，洪承疇從睿親王多爾袞率軍10萬大舉南下攻明，十一日至遼河，得知大順軍已攻佔北京、明思宗自縊，遂用洪承疇之謀，“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進”，直趨北京。清兵入關、定鼎北京後，順治帝對洪承疇十分器重，以洪承疇仕明時的原職銜任命他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內院佐理軍務，授秘書院大學士， 成為清朝首位漢人宰相。他見到南明的使者，“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墮”。 ^[33]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鐸率師攻佔南京，多爾袞下“剃髮令”，激起江南人民的反抗。危難之中，多爾袞於閏六月派洪承疇取代多鐸，任命為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敕賜便宜行事，但對於“禁止機密”之事須與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參酌施行。

順治四年（1647年），洪承疇因父喪，回鄉守制。順治五年（1648年）四月奉召返京，再次入內院佐理機務。攝政王多爾袞對其慰勞備至，寵信有加，一連數日召見垂詢各省應興應革之事，所有建議，無不採納。

順治八年（1651年）閏二月，洪承疇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甄別諸御史為六等，有的起升，有的外轉或外調，有的降黜，得罪一批朝官。御史張宣等彈劾洪承疇與尚書陳之遴屢集議火神廟，密謀反叛，又未請旨私送其母回閩。洪承疇辯白：火神廟集議即為甄別御史差等，非有他故；送母未先請旨，自甘服罪。上諭：“以廟議事，不必懸揣；為親甘罪，情有可原。着仍留任，以觀後效。”順治九年（1652年）五月，洪承疇母喪，奉旨私居持服，照常入值。

順治十年（1653年），孫可望、李定國所率領的幾十萬農民起義軍在雲、貴歸附明宗室桂王朱由榔，抗清出現新高潮。五月，已任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機務，兼任《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總裁官的洪承疇，又被任命為“太保兼太子太師，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省，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遲”，事後報聞。此時洪承疇已61歲，臨行前，順治帝設宴餞行，賜寶馬、寶刀。順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孫可望攻嶽州（今湖南嶽陽），為洪承疇設伏所敗，撤回貴州。洪承疇經略湖南時，駐於長沙黃興北路又一村明代吉藩四將軍府（今長沙市青少年宮），並建集思堂。署之東有真武宮，明吉藩建。清初，真武宮成為關押“反清復明”人士的監獄，著名學者陶汝鼐即下獄於此。後又因“洞庭舉事”一案，株連湖湘名士300餘人，會審真武宮。俟洪承疇到長沙，才平釋此案。

順治十四年（1657年），永曆政權內部發生矛盾，孫可望在與李定國的內戰中失敗，窮蹙請降。順治帝一面命洪承疇率所部相機進取，一面命平西大將軍吳三桂自四川、徵南將軍卓布泰自廣西分道進兵貴州。順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世祖又命信郡王多尼為安遠靖寇大將軍，統軍南征。九月，清兵各路會師入雲南。

順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軍攻陷昆明，雲南平定。洪承疇上疏説，雲南地方險遠，少數民族眾多，不易治理，要留兵駐鎮，於是順治以吳三桂為平西王，留駐昆明。他又看到雲貴地區地瘠民苦，疏請發內帑賑濟貧民，建議暫緩向逃亡緬甸的桂王餘部進軍，使戰亂之後的雲貴地區的社會秩序漸趨安定，生產開始恢復。八月，洪承疇因年老體衰、目疾加劇，請求回京；翌年正月，奉旨解任回京調理。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帝駕崩，子玄燁（康熙）嗣位。這時洪承疇業已69歲，仍任大學士，卻感孤獨，於五月疏乞休致。朝廷幾經爭論，議政王大臣會議才授以三等阿達哈哈番（輕車都尉）世職，世襲四世。

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十八日，洪承疇卒於京師私邸，享年七十三歲，清廷恩賜祭奠如制，諡文襄。

崇禎八年（1635年）初，義軍於分三路分進：一部西返陝西，一部北進山西，一部東入鳳陽，焚燬皇陵。洪承疇軍三月間至河南時，義軍已大部又集中於陝西。洪承疇匆匆回軍關內。李自成在寧州、真寧兩殲官軍，破咸陽，逼西安。高迎祥、張獻忠等乘官軍被牽制於陝之機，三度進入河南。明廷認識到在義軍流動作戰情況下，全面圍剿，勢難成功，又改用分區負責，重點進攻的方針。八月，以盧象升為五省總督，專治中原；洪承疇專治西北，各自負責，相互協同。當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張獻忠在河南連續失敗，兵力損失過半，殘部再返陝西。此時，李自成在興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明廷為加強陝西攻勢，令孫傳庭全力進攻漢中的高、張各部，令洪承疇專力進攻陝北的李自成等部。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疇率軍在臨潼大敗農民軍，起義軍被圍困在叢山之中長達三個月。高迎祥率部從陝西漢中突圍，遭陝西巡撫孫傳庭埋伏，在盩厔（今陝西周至）被洪承疇俘虜，並將其解京磔死。高迎祥餘部走歸李自成，起義軍推戴李自成為闖王。

崇禎十二年（1639年）十月，李自成部在流竄途中被洪承疇截擊。李自成大敗走入陝南商洛山中，農民起義陷入低潮。

洪承疇治軍有方，鎮壓農民起義連連勝利，其部下孫傳庭俘殺高迎祥，並聯合孫傳庭又多次打敗李自成，統治階級內部頌聲大起，稱洪承疇的軍隊為“洪軍”。在取得一定戰果之後，洪承疇向崇禎皇帝上書請求留餉銀20萬兩，一部分作軍費，一部分賑濟貧民。

順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關時，洪承疇向多爾袞建議：“我兵之強，流寇可一戰而除，今宜先遣官宣佈王令，示以此行特期於滅賊，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諒財物之意。仍佈告各府縣，開門歸降，官則加升，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誅，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者，破格封賞。此要務也。”多爾袞採納他的建議，于山海關擊敗李自成的農民軍後，嚮明朝官民發佈出師告示，結果大軍所過州縣及沿邊將吏皆開門款附，收到極大的政治效果。

清軍佔領江南後，洪承疇採取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策略，及一系列減輕百姓負擔、刺激經濟發展的措施，儘量避免過多的武裝衝突和流血，為促使國家迅速統一和安定社會秩序起了積極作用。如招撫、 舉薦大批明朝降官，請求清政府蠲免錢糧、停徵漕運税等，緩和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促進形成安定局面。他以“原官、司留任，不念舊故”為條件，用和平方式招撫寧國、徽州（今安徽黃山）、九江、南昌、袁州（今江西宜春）、南康、吉安、廣信等十三府，使這些地方免遭兵火洗劫。

當然，洪承疇受命招撫江南，也鎮壓屠殺許多江南抗清義軍，斬殺了擁護明王室內的義士，如左僉都御史金聲、大學士黃道周、明宗室長樂王朱誼石、瑞安王朱誼防、金華王朱由產、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誼貴等人領導的抗清武裝。洪承疇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罵和譴責，金聲、黃道周被俘時都痛斥他無恥變節，連他的母親和親弟弟洪承畯也面責他不忠。

洪承疇建議清延採納許多明朝的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國家機器，獻計甚多，大多被順治採納，加以推行。如恢復明代的內閣票擬製度，以便大學士對用人行政等要務能有所指陳，六科也可以據以摘參，從而達到杜漸防微的目的。他還建議九卿科道會推督撫提鎮官員實行保舉連坐法，慎重用人行政。

為了鞏固清政府的統治，洪承疇建議統治集團也須“習漢文，曉漢語”，瞭解漢人禮俗，倡導儒家學説，逐漸淡化滿漢之間的畛域。順治帝和洪承疇的一則對話：“上曰：‘朕試人之法，倍難宰（ 相 ）、（ 督 ） 撫 ，何術方不受欺 ？ ’對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立論最為宏通，可以為法。上曰：‘ 如此看來，豈《虞書》還是不可不熟讀。’對曰：‘豈《虞書》而已哉 ! 五經皆治天下之大寶也。’”

順治八年（1651年），五世達賴決定進京會見順治帝，洪承疇站在儒家立場，上書諫迎達賴 ^[8]  ，後又以天象示警為由，反對皇帝親迎，順治帝接受其建議，沒有親迎達賴，而是派和碩承澤親王碩塞代為迎接。 ^[9] 

此外，他還舉薦許多明朝官吏，倡興北方水利，對當時政局的安定，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

洪承疇於明朝崇禎年間，曾輯有《古今平定略》12冊。後人又輯有《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及《經略紀要》24卷。

在文學創作方面，洪承疇留下了一些散文，如為鄂貌圖《北海集》作序、為崇禎本的《南安縣誌》作序、為京師關帝廟作《重建關帝廟碑記》等。洪承疇不喜作詩，他留下的唯一詩篇是順治十年（1653年）南下湖廣時所作的一首五絕《督師》，內容是：“橫秋看劍氣，躍馬渡金波。坐策連雲騎，親揮指干戈。” ^[20] 

洪承疇的母親傅氏讀過書，知書達理，教子極嚴。承疇從小在母親的教導下，攻讀詩書。他聰明好學，七歲在本村的溪溢館受啓蒙教育。

據説，八歲那年，洪承疇外公傅員外去世，母親帶他前去送殯。主持喪事的人問他們有無祭文，母親搖頭，他卻張口説有。進入靈堂，他向外公靈位恭敬地跪拜行禮之後，就振振有詞地念道：神風呼請上大人，子孫跪拜孔乙己，金銀紙錢化三千，豬頭禮品乃小生。這個祭詞是套用《三字經》的句子，無驚人之處，但作為八歲的孩子，能順口成章，足見其思緒的敏捷。洪承疇的這一舉動，立即得到在場親友的稱讚。

洪承疇童年時代家境不好，據説到了十一歲，就輟學回家，幫助母親做豆腐乾。每日清晨，還由他走村串户去賣豆腐乾。有一天，洪承疇去那裏賣豆腐乾，幾個學生圍攏來，每人買了一塊，洪承疇要他們多買一塊，學生們愁眉苦臉地説，對子還沒對出來，不敢多耽擱。洪承疇就答應幫他們對對子，但每人必須多買一塊豆腐乾。

一天，洪先生拉着一個學生讓他當場對對子，這個學生對不出來。只好承認是個賣豆腐乾的小孩幫他對的。洪啓胤立即讓學生把洪承疇叫來，見這孩子樣子很聰明，瞭解到是因家境不好不能繼續唸書，就想試試他的才思，於是出了一副對子的上聯，讓洪承疇對。洪啓胤指着桌上的硯台説：硯台長長，能賦詩文百篇。洪承疇看着自己賣剩的豆腐乾很快答道：豆腐方方，猶似玉印一章。洪啓胤聽了很高興，就又出了一副對子的上聯：白豆腐，豆腐白，做人清正博學學李白。洪承疇明白，先生既倒過來以豆腐為題，他就也應以硯台做答，於是就隨口讀出：黑硯台，硯台黑，為官鐵骨叮噹當包黑。先生聽了覺得這孩子不僅有天分，而且抱負不凡，就去找洪承疇的母親，勸她送孩子上學，並答應不收學費。傅氏自然高興，洪承疇就這樣又進了學館，很為洪啓胤器重，成為他的得意門生。

民間廣泛流傳是莊妃勸降了洪承疇，這個版本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洪承疇一動不動地躺在光板牀上，忍受着飢渴的煎熬，只求速死。莊妃説：“聽説洪將軍有年過花甲的老母，你若走了，誰來孝敬她？聽説洪將軍閨房中有結髮的妻子，偏房中有嬌美的愛妾，你捨得讓她們獨守空閨嗎？ ”洪承疇聽後酸楚萬分，一言不發。莊妃覺得時機來臨，連忙從帶來的竹籃中取出玉壺，兩隻酒盅，倒滿人蔘湯説：“洪將軍已決心一死，我不敢讓洪將軍壞了名節，這是送行酒，請將軍飲下。”洪承疇沉默良久，一口喝了下去，誰知“酒”剛一入口洪承疇便覺出這不是酒是人蔘湯。莊妃又説：“洪將軍已數日未進飲食，身子虛弱，再多飲幾杯吧！”説着雙手按住洪承疇的雙肩，洪承疇緊緊握住了莊妃的手。莊妃故意嬌滴滴地説：“洪將軍還有什麼話嗎？ ”莊妃的所言所行，喚起了洪承疇對女人的思念，對生的留戀，他決心不再去死。

洪承疇降清後，不僅立了許多戰功，還給皇太極出了不少點子，從而加速了明朝的滅亡。順治進關後，在北京登上了金鑾殿，大賞文武百官。在漢族官員中，洪承疇是功勞最大的一個，所以封他為當朝一品。

清軍進關後的第一個春節，北京城裏鞭炮整整放了一夜。大年初一一大早，洪承疇和妻妾們睡得正香，忽然守門的護軍闖進了卧堂，手裏拿着一副墨跡未乾的對聯，交給了他。洪承疇接過對聯一看，臉登時漲得像個紫茄子，他問:“這對聯是從哪裏來的？”護軍説:“今晨剛敲過五更，我到門外巡視，看見府門口的對聯上又有人在貼對聯，我就大喊一聲追了過去，那人看見我，顧不得貼好就逃走了。”洪承疇為什麼氣成這樣？原來那副對聯寫的是:“忠義孝悌禮儀廉；一二三四五六七”。上聯缺“恥”，下聯忘“八”。這分明是罵洪承疇是無恥的王八，他能不生氣嗎？

1647年（順治四年），洪承疇從江南總督任上奉召回京後，派人奉迎老母北上，説是要好好盡一番孝思。及至奉派迎接的人到達福建南安，洪母居然束裝就道，一副真準備去接受兒子奉養的架勢。鄉里鄉親，無不詫異：以洪母之為人，何以會一改素節？哪知洪老太太到京一下車，看見跪迎的兒子，掄起棗木枴杖就打，口中罵道：“你這個不忠不孝的畜生！我七十多歲了，你教我到旗下來當老媽子？我打死你，替天下人除害。”洪承疇成為鑲黃旗漢軍，按清朝定製，旗下命婦須輪番入侍太后。洪老太太千里迢迢征程，不辭跋涉，也要為中原百姓出一口惡氣，其民族氣節備受後人讚譽，洪母罵子也成為傳統忠義教育中典型的事例。

洪承疇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區車道溝。文物部門曾進行過挖掘；“文革”期間墓地被破壞殆盡，但仍殘留有石碑、龜趺、石人等雕塑，古木也很多；現僅存一對石獅子。

洪承疇是一位比較複雜的歷史人物，歷來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他是明朝重臣，松山之敗後降清，淪為貳臣。若為中國古代忠君思想標定，確非忠臣。

作為投降清朝、為清朝充當馬前卒的前明大學士，洪承疇在南方關係盤根錯節，聲望猶存，應該是招撫東南的理想人選。不想，江南人士根本不承認洪承疇的存在。他們更希望“洪承疇”已經死了，是一個停留在史冊上的光輝名字。人們習慣於用“忠與奸”、“好與壞”的兩極化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在這種標準下，歷史人物要麼是忠臣要麼就是奸賊，要麼是忠君要麼就是賣國。洪承疇曾為感激崇禎皇帝的寵信，寫了副對聯帖在廳堂上：“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他降清後，有人將這副對聯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節重如山乎？”

實際上，洪承疇的最後歲月，籠罩在屈辱和尷尬之中。他入清後曾回鄉省親，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成後，沒有一個親友、故舊上門。就是洪承疇的母親和弟弟都拒絕入住。弟弟痛感國家滅亡、兄長投敵、發誓“頭不戴清朝天，腳不踏清朝地”，攜母親避居船上，泛江隱居。順治十六年（1659年），心力交瘁的洪承疇年老體衰、目疾加劇，第二年正月解任回京。

最尷尬的是，洪承疇既受到明朝遺民的強烈排斥，也沒有真正被清朝接受。入關之初，洪承疇建議滿族權貴漢化，學習儒家禮儀。而漢化的滿族人接受了儒家的倫理綱常，也認為洪承疇名節有虧、不忠不孝。洪承疇鎮撫南方凱旋京城，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難題。沒有預想中的封賞，也沒有帖心的安撫，朝野用怪怪的目光注視着年邁的洪承疇走回朝堂。

洪承疇在清朝經歷了皇太極、多爾袞、順治和康熙四個時期。皇太極只是將洪承疇作為顧問而已，並未真正重用；多爾袞和順治兩人重用洪承疇，但沒讓他進入決策層。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皇帝駕崩，其子康熙繼位。四大滿族大臣分割了輔政大權。而洪承疇已到古稀之年，頂着大學士的空頭銜，備受冷落，不得不奏請退休。像洪承疇這樣重要的人物退休，朝廷必須對他的功勞有所酬謝。經過幾番討論，康熙皇帝授予洪承疇微不足道的三等輕車都尉世襲職銜。洪承疇犧牲名節、效力20年、幾經大戰引導清朝坐穩江山，只換來了小小的輕車都尉，又給譴責他的人提供了挖苦諷刺的新內容。

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疇去世，此時，洪承疇在清朝官方文獻中的地位起碼還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時期，滿族權貴已經完全漢化了，各地漢人的反清情緒漸漸平息，滿漢思想文化開始交融。乾隆皇帝以儒家聖賢后裔和華夏共主自居，與漢族文人相唱和，開始褒揚史可法、黃道周等忠君愛國的榜樣。洪承疇“叛明”的污點開始掩蓋“效清”的功績，形象顛倒過來。清朝將洪承疇列入《貳臣傳》，只是念其功大，才將其列為貳臣甲等。

明朝忠臣的產生，正如黃宗羲所説，最大沖動產生於東林黨運動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義。但是同時，東林黨運動也引發激烈黨爭，一直持續到南明也沒有停止，導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隨者的分裂。朋黨蔑視“漢奸”，鄙夷這樣的叛國行為。但清初之後的相對穩定，國家得到了發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清政權越來越穩固。

明末思想家迷茫於這種現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時，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顧炎武就努力想將個人為王朝效力和為保存文明所區別開來。在《日知錄·論正始風俗》中，顧炎武寫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認為，如果清政府能延續中國的文明，比如華夏衣冠、自由言論學術、西學東漸、儒學、禮儀，那就應該得到老百姓的擁護，為明朝政府盡忠的事應該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