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敬文

1922年至1926年，鍾敬文在家鄉廣東海豐縣公平鎮小學任教，採集了大量歌謠文本，包括客家山歌、海邊的鹹水歌等，掀開了其民間文藝研究的序幕。 ^[7] 

1927年秋，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任助教，與顧頡剛等人組織了民俗學會，編輯了《民間文藝》《民俗》及民俗學叢書，同時寫作散文與新詩，出版了散文集和民間文藝論集。先在家鄉小學教書時，就酷愛民間文學，開始蒐集、整理民間傳説等。後到廣州嶺南大學半工半讀，就着手整理了《粵風》專集。

1928年秋到杭州。先在一所高級商校教國文，後轉至浙江大學文理學院任講師。此時除繼續研究民間文學發表論文及譯著外，熱心於散文、小品的創作，在中山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期間，積極從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文藝創作。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山散記》，新詩集《濱海的二月》，文藝短篇集《柳花集》，寫了《中國的天鵝處女故事》《中國地方傳説》等學術論文，並與人合創了中國民俗學會，編印了《民間》《民俗學集鐫》等刊物和叢書。

1934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文科研究院學習，並繼續民間文學研究，在當地《民族學研究》《民俗學》和國內的《藝風》發表論文。

1936年夏回杭州，從事教育和研究工作。

後到桂林，在遷至桂林的無錫教育學院任教。

不久赴廣州，到粵北戰地考察後,寫了《抗日的民間老英雄》等數篇報告文學、散文。

抗日戰爭期間，他積極參加抗日愛國民主運動。在廣東四戰區政治部任視察專員；與何家槐共創立了中國全國文藝抗戰協會曲江分會，被選為常務理事；寫了報告文學集《良口之戰》；中山大學由雲南遷粵北坪石，他被聘為副教授，後為教授。

1941年到中山大學文學院任教，至1947年夏，因“左”傾思想被中大當局解聘。旋轉香港，任達德學院教授。

1947年夏在香港達德學院任文學系教授，被選為中國文學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這一期間，他寫了一大批學術論文和寫了紀念彭湃、冼星海、郁達夫、朱自清的文章，出版了新詩集《未來的春》，還主編了《方言文學》文集。

1949年到北京參加第一屆文代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候補委員，文學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不久就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系教授、副教務長、科研室主任，併兼任北京輔仁大學教授。他一如既往致力民間文學的研究和文學創作，並作出了較大的貢獻，當選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會長。他深入生活，涉足兄弟民族地區，寫了《西北紀遊詩抄》《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中國民謠中所表現的有覺意識》和有關魯迅研究等一批學術論文，還有《一聲春雷》《碧雲寺秋色》等散文20多篇，撰寫了《近代民間文學史略》，翻譯了日本學者增田涉《魯迅的印象》一書。他在民俗和民間文學研究方面獨有建樹，成為我國提倡用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的觀點來研究民間文學的首批學者之一，是我國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學大旗的學者之一，是第一次提出中國文字“三大幹流”的概念，較早地把民俗學現象看成一個由物質文化、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組成的整體的學者，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善於進行理論構架的人。

2002年1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2] 

人民的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鍾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綜合症，醫治無效，於2002年1月10日零時1分在北京友誼醫院不幸逝世，享年100歲。

鍾敬文先生是我國著名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教育家、詩人、散文家，曾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名譽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等職。

鍾敬文，原名潭宗，字靜聞，一字金粟，出生於廣東汕尾海豐公平魚街， ^{[1]  [3]}  是中國“民俗學之父”和著名的人民學者、詩人、散文家。 ^[3]  1903年3月20日出生於廣東海豐縣公平鎮九龍峒山下村，公平鎮自古民間文化鼎盛 ^{[1]  [4]}  。鍾敬文 ^[1]  7歲隨家遷入公平鎮魚街75號房屋居住並開始上學。少年聰穎勤奮，愛好詩文。1922年畢業於海豐縣陸安師範。師範學校學習期間，受新文化運動影響，開始學做白話詩。畢業後在家鄉一帶教小學，20年代中期到廣州嶺南大學國文系工作並學習。 ^[1] 

1920年，先生年僅17歲，就讀於海豐陸安師範學校，因感受了“五四”的春風，與同學們一道宣傳演講，抵制日貨。正是這樣的人生實踐，使先生產生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1922年陸安師範畢業後，他留在家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員，這一時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謠學運動的影響，對民間文學發生興趣，開始蒐集、整理民間歌謠故事等，並在北大《歌謠》週刊陸續發表了《讀〈粵東筆記〉》《南洋的歌謠》《海豐人表現於歌謠中之婚姻觀》。同時開始寫作白話新詩，1923年與兩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詩集《三朵花》。

1926年夏，受彭湃、聶紺弩的影響，為了尋求更充沛的思想滋養，先生來到了當時的國民革命中心廣州，這是先生走上治學生涯與追求真理之路的關鍵一步。在嶺南大學工作、學習之餘，先生利用圖書館開始了民間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粵風》等民俗文獻。並結識了冼星海、劉謙初等進步人士，開始閲讀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革命書刊，給《少年先鋒》寫稿。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間趣事》在北京北新書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魯迅先生來到廣州，鍾先生興奮地邀約一批青年朋友拜見了魯迅先生，並廣泛蒐集有關魯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蹤，編成《魯迅在廣東》一書，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同年秋天，先生經顧頡剛介紹，轉入中山大學，擔任中文系助教並教授預科國文。這時一批原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與風俗調查會的骨幹如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等聚集中大，他們繼續開展在北方從事的新學術事業，鍾先生便成為積極參與者與組織者。他協助顧頡剛等成立了我國第一個民俗學研究組織——民俗學會，創辦民俗學講習班，編印《民間文藝》《民俗週刊》及民俗學叢書，積極宣傳與推進民俗學這門新學問。這一時期鍾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間文藝叢話》等文藝與學術專集，在文藝界學術界嶄露頭角。

1928年夏，正當先生努力追求思想與學術進步的時候，遭逢了涉世以來的第一次打擊，學校保守勢力藉口鍾先生經手付印的《吳歌乙集》問題，解除了他的教職。在錢塘江潮水高漲的時候，鍾敬文應朋友劉大白之邀，到了杭州。

在杭州，鍾先生熱心於散文、小品的寫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記》（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創作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郁達夫對鍾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評價：“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之後武”（1935）。阿英在《現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認為鍾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藝的小品中的優秀之作”。鍾先生這些散文創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鍾敬文先生在熱衷於文學創作的同時，並沒有忘記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杭州他團結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編印了《民間》（月刊）、《民俗學集鐫》及民俗學叢書。這一時期，是鍾敬文先生學術迅速成長的時期，他致力於民間文學的蒐集、研究，寫下了多篇民間文學的研究文章，如《〈山海經〉神話研究的討論及其他》（1930）、《中國民間故事型式》（1931）、《中國植物起源神話》（1933）、《中國的天鵝處女型故事》（1933）等，從而奠定了他在神話學、故事學方面的學術地位。並注意吸取國外的理論研究成果，同外國同行建立學術聯繫。一時間杭州成為繼北大、中大之後民俗研究的重鎮。1928年至1933年間，鍾敬文先生先後任教於杭州高級商業學校、浙江大學文理學院、民眾教育實驗學校。此時，他十分強調民俗學與民間文藝學的社會教育功能，認為這是民眾教育的重要內容。鍾敬文先生還創辦了《民眾教育季刊》（後改為月刊），在季刊上專門出版了“民間文學專號”。1933年夏，他曾應江西教育廳之邀，遠赴千里之外的南昌，作民間歌謠的公開演講。

1934年春，鍾先生辭去浙江大學專任講師的教職，與夫人陳秋帆一道東渡日本深造。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研究院，鍾先生成為一名出色的研修者，他每天伏在那九層樓的圖書館裏，耽讀着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理論著作。每天的午餐是一毛錢一碗的蕎麥麪，為的是省下一點買書的錢。生活是清貧的，但精神卻是快樂的。在跟隨著名神話學家西村真次學習神話學期間，鍾先生在當地的《民族學研究》《民俗學》月刊等學術雜誌發表了《老獺稚型傳説之發生地》《盤瓠神話考察》等多種關於神話、傳説和民間故事的論著，鍾先生在日本結識了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實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內好諸君，參加了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活動，並發表了《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現狀》的專題演講。在日本期間，他始終保持着與國內民俗學界的聯繫，在《藝風》雜誌上主編《民俗園地》，向國內介紹民間文學、民俗學理論，從而有力地推進了中日之間民俗學民間文學的學術交流。他在《藝風》上編輯了數期學術專號，特別是撰寫發表了《民間文藝學建設》這篇重要學術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獨立的民間文藝學的問題。為建設中國自己的民間文藝學學科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6年夏，鍾先生從日本回到了杭州，繼續從事他所熱愛的民俗學、民間文學事業。他除了擔任浙江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專職講師外，還兼任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文藝導師。在《民眾教育》月刊編輯了《民間藝術專號》和《民間文化專號》。他與民眾教育實驗學校的同事一道舉辦了“民間圖畫展覽會”，展出了約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蒐集來的民間繪畫、木刻藝術品，此舉得到社會輿論和各界的好評。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鍾敬文先生投筆從戎，到廣州四戰區政治部作視察專員，從事鼓動羣眾、宣傳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隨部隊轉戰粵北，親赴戰地採訪收集軍民抗敵事蹟，與陳原共同編輯《新軍》雜誌，還與同志一道創立了中華全國文藝抗戰協會曲江分會，被選為常務理事；鍾敬文先生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寫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揮刀與詩筆》《牛背脊》等多篇報告文學。他的這些戰地篇章，鼓舞着南國抗戰軍民。鍾先生本人對有着同樣愛國激情的“歐羅巴的良心”羅曼·羅蘭無比崇敬，他在《紀念羅曼·羅蘭先生》的一文中説：“他是我靈魂的深切的關與者。讀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帶入一種比現實遠為嚴肅和深邃的世界。”

1941年鍾敬文先生重返當時設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先後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導教授等職，講授民間文學、文學概論、詩歌概論等課程。1945年中山大學遷回廣州石牌，鍾敬文先生繼續在中大執教。1947年鍾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傾”再次被中大解職，7月在批閲完研究生考卷後，悄離廣州，前往香港，任教於進步人士雲集的達德學院文學系。

1949年5月，新中國成立前夕，應黨的邀請，鍾敬文先生回到北京參加第一次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見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周恩來給鍾敬文先生寫下了“為建設人民文藝而努力”的親筆贈言。8月，應北京師範大學校委會主席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先生之聘，鍾敬文先生就任師大中文系教授，併兼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1952年教育部任命鍾敬文先生為北京師範大學副教務長，1954年又任命為北京師範大學科研部主任。

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鍾先生與郭沫若、老舍一道滿腔熱情地籌組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宣告成立，大會選舉郭沫若為理事長，老舍、鍾敬文二位為副理事長，鍾敬文先生主持該會的日常工作。經歷了數十年的努力，中國終於有了全國性的研究民間文藝的專門機構，鍾先生多年的願望實現了，他心身暢快地工作着。他先後主持創辦了《民間文藝集刊》《民間文學》等刊物，為民間文藝研究提供了園地。在北京師範大學等大學講授民間文學（後改名人民口頭創作）課程，並創建全國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開設了民間文學研究生班，為新中國培養該領域的高級人才。

1954年他當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並參加了政協全委會組織的憲法草案（初稿）座談會，鍾敬文先生充滿了參政、議政的熱情。可惜好景不長，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將他打入了冷宮，1957年鍾敬文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其研究部主任、校務委員、學報編委職務也被撤銷，此後一段時間，鍾敬文先生失去了政治權利，失去了學術研究的自由。1962年，“右派”摘帽，他悄悄地開始了學術研究，撰寫了《晚清時期民間文藝學史試探》、《晚清革命派作家的民間文藝學》等為人稱道的學術論文。接着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鍾先生的學術生命又被無情地中斷了十年之久。

歲月蹉跎，先生弘毅之志未墜，改革開放之後，鍾敬文先生獲得了第二度的學術青春。1979年，年近80的他為恢復民俗學的學術地位而呼籲奔走，親自邀約顧頡剛、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白壽彝、羅致平等七位著名學者，聯名倡議恢復民俗學的學術地位，建立中國民俗學學術機構。1983年，中國民俗學會成立，鍾先生當選為理事長。為了推動和協助各省市這類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東，西至蘭州、成都、貴陽，南至廣州、桂林，東至上海、杭州、寧波，參加成立大會，參與學術討論，進行學術演講。

1979年鍾先生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常委，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評議組中國語言文學評議組成員，為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事業的發展和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做出了重要貢獻。

鍾先生十分重視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的教學科研工作，為了推進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學科建設，鍾敬文先生先後兩次組織全國高校教師編寫《民間文學概論》（1981年出版，1988年獲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民俗學概論》（1998年出版，1999年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作為專業教材與理論普及讀本。並在北京先後六次舉辦民間文學、民俗學講習班及高級研討班，為全國培養了數百名民俗學學科急需的人才。80年代初，鍾先生還承擔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民間文學部分的主編工作。在鍾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中國民俗學被列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鍾敬文先生為之奮鬥了近80年的民俗學事業步入新的發展階段。作為中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第一批文科博士後流動站的合作導師鍾敬文先生，為了培養學科建設所需的人才，始終堅持在教學科研第一線。

鍾先生是中國20世紀以來的人民的偉大學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是魯迅所説的中華民族的脊樑。先生一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始終不渝地堅持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人類文化的建設而奮鬥的最高理想，無私忘我地奉獻自己的生命和才華，歷盡坎坷而無怨無悔。他創立和發展了中國民俗學和中國民間文藝學兩大學科，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民俗學民間文藝學高級專業人才，是中國民俗教育事業的一代宗師。先生是著名的詩人、散文家和文藝理論家，聲播海內外。他為人忠厚仁愛，公而忘私，高風亮節，世所稱頌。他率先垂範、殫精竭慮，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上世紀70年代，鍾敬文教授主持16所高校民間文學教師編寫的《民間文學概論》，從1979開始到1980年結束，前後經歷的時間將近一年。據曾經參加這項工作的同志回憶，在這段時期，大家通過學習、討論、試寫（草稿）、試講、改寫（初稿）和集中修改等一系列過程，終於完成了這部暫時可以付印的稿子。儘管如此，鍾敬文教授在該書“前言”中特別指出，“這本教材，從一開始計劃編寫起，我們就明確了它的內容和性質。它是一本供大學生學習用的‘引論’書，主要的任務是提出這門功課的一些重要問題和闡述相應的基礎理論知識。它不是專門的研究著作，也不是發表個人見解的專業論文。因此，在這本教材裏，提出的只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它所闡述的，相對地説也是比較穩定的知識。”嚴謹之風於此可見一斑。

鍾敬文先生學問深厚、品行高潔，是一位名符其實的教育家。在長達80年的教師生涯中，始終堅持教書育人的教育原則，始終重視民眾教育事業。他將教育看作是人格學識提升的過程，對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職責十分看重，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在人才培養上，他有着獨到之處，人品是第一看重的標準，其次才是學問，因此對學生的道德品質有着嚴格的要求；因材施教是他培養學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則，他根據民俗學學生來源不同學科、程度各異的實際情況，區別對待，為他們制定不同的培養方案，確定不同的培養要求，力求使學生按階段性目標不斷進步，有效地促成了學生的成長。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鍾敬文先生將自己一生積累的教學、研究資料與研究心得無私地奉獻出來，讓學生去完成一篇篇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看到學生的論文受到學界好評，有的還獲得全國性學術著作獎，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鍾敬文先生一向重視少數民族民俗學人才的培養，在招收博士生時，注意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特別關心他們的成長，並鼓勵他們學成之後回去從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學研究工作，他已為國家培養了包括蒙古、藏、彝、維吾爾、壯、朝鮮、納西、滿、鄂倫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級研究人才，他們大多成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學術骨幹。

文學著作

《荔枝小品》(散文集) 1927，北新

《西湖漫拾》(散文集) 1929，北新

《海濱的二月》(新詩集) 1929，北新

《湖上散記》(散文集) 1930，上海明日書店

《未來的春》(詩集) 1940，上海言行社

《鍾敬文散文選》 1989，百花

學術著作

《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 鍾敬文中華書局96-11-1

《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上下冊)1982-1985，上海文藝

《民俗學概論》 鍾敬文上海文藝出版總社98-12-1

《民俗學通史》 鍾敬文主編 上海文藝 (第四屆國家圖書獎初評入選)

《鍾敬文民俗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

《民間文學概論》 鍾敬文 409頁1980年7月第1版

《民間文學基礎理論》 鍾敬文主編，1985年6月第1版，上海文藝

《新的驛程》(民間文學、民俗學論集) 1987，民間

《民間文藝談藪》(論文集) 1981，湖南人民

《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説》(理論) 1930，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

《詩心》(詩論)1942，桂林詩創作社

《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1951，師大

《關於魯迅的論考與回想》 1982，陝西人民

《民間文藝叢話》(短論集) 1928，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

《柳花集》(文藝短論集) 1929，羣眾圖書公司

《鍾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9月50萬字

民國期刊所載文章

1 《荔枝》 鍾敬文 東方雜誌 1925年第22卷第19號

2 《隨筆兩則》 鍾敬文 語絲 1925年第37期

3 《驕縱的婦人》 鍾敬文 語絲 1925年第39期

4 《歌王》 鍾敬文 語絲 1925年第23期

5 《幾首國風的今譯》 鍾敬文 黎明(1925年) 1926年第3卷第47期

6 《蛋户戀歌》 鍾敬文 黎明(1925年) 1926年第2卷第31期

7 《『客音情歌集』引言》 鍾敬文 黎明(1925年) 1926年第3卷第43期

8 《愚女婿故事》 鍾敬文 黎明(1925年) 1926年第2卷第37期

9 《從迷戀的夢裏歸來》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7年第3卷第1-4期

10 《惠陽？仔山苗民的調查》 鍾敬文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1927年第6期

11 《撞人情歌》 鍾敬文 劉潛初 新女性 1927年第2卷第11期

12 《憶「社戲」》 鍾敬文 北新週刊 1927年第24期

13 《山歌選序》 鍾敬文 北新週刊 1927年第51-52期

14 《廣州風物雜憶》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7年第3卷第1-4期

15 《談兩部民歌集》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7年第2卷第1-4期

16 《為客音情歌集答評》 鍾敬文 北新週刊 1927年第38期

17 《狼人情歌》 劉潛初 鍾敬文 新女性 1927年第2卷第3期

18 《聖賢文化與民眾文化顧頡剛講》 鍾敬文記 民俗週刊 1928年第5期

19 《『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話——盤瓠』書後》 鍾敬文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1928年第35-36期

20 《獞民略考》 鍾敬文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1928年第35-36期

21 《舊夢》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8年第4卷第1-4期

22 《讀燕築信》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8年第4卷第1-4期

23 《羊城風景片題記》 鍾敬文 貢獻 1928年第2卷第1期

24 《春霄》 鍾敬文 新女性 1928年第3卷第1期

25 《七夕風俗考》 鍾敬文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1928年第11-12期

26 《太湖遊記》 鍾敬文 語絲 1929年第5卷第47期

27 《現在》 鍾敬文 新女性 1929年第4卷第11期

28 《晨》 鍾敬文 新女性 1929年第4卷第11期

29 《「背影」》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6卷第1-4期

30 《金陵記遊》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9卷第1-4期

31 《重遊蘇州》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9卷第1-4期

32 《陶元慶先生》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9卷第1-4期

33 《黃葉小談》 鍾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7卷第1-4期

34 《『安徒生傳』》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

35 《寄北平豈明老人》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

36 《給江紹原先生》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6卷第301-325期

37 《海行日述》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

38 《荔枝小品題記》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4卷第251-275期

39 《重編粵風引言》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4卷第251-275期

40 《中印歐民間故事相似》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6卷第301-325期

41 《關於詩經》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5卷第276-300期

42 《試談小品文》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

43 《宋代民歌一斑》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5卷第276-300期

44 《狼人情歌》 鍾敬文 劉潛初 文學週報 1929年第4卷第251-275期

45 《我寫詩的經過》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

46 《『花束』》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

47 《寒酸的店主》 鍾敬文 新女性 1929年第4卷第4期

48 《姑娘你須得知道》 鍾敬文 新女性 1929年第4卷第4期

49 《談談興詩》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5卷第276-300期

50 《杜鵑(譯詩)》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6卷第301-325期

51 《『雜拌幾』》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

52 《懷林和靖》 鍾敬文 文學週報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

53 《羅亭》 鍾敬文 真美善 1929年第4卷第3期

54 《山海經是一部什麼書》 鍾敬文 文理 1930年第1期

55 《太湖遊記》 鍾敬文 語絲 1930年第5卷第47期

56 《風俗學資料徵求部》 鍾敬文 汪馥泉 新學生(1931年) 1931年第3期

57 《徵求“老虎外婆型故事”》 鍾敬文 新學生(1931年) 1931年第3期

58 《我國古代民眾,關於醫藥學的知識（山海經之...）》 鍾敬文 民眾教育季刊 1931年第2卷第1期

59 《種族起源神話》 鍾敬文 民眾教育季刊 1931年第1卷第3期

60 《一個意外的電報》 鍾敬文 新學生(1931年) 1931年第1期

61 《用前代詩詞作教材的我見》 鍾敬文 新學生(1931年) 1931年第2期

62 《顧實先生的考證學》 鍾敬文 新學生(1931年) 1931年第3期

63 《風俗學資料徵求部》 鍾敬文 汪馥泉 新學生(1931年) 1931年第2期

64 《中國的水災傳説及其它》 鍾敬文 民眾教育季刊 1931年第1卷第2期

65 《一種民眾娛樂的考察:鬥牛》 鍾敬文 民眾教育季刊 1931年第1卷第4期

66 《民族學集鐫》 鍾敬文等 南華文藝 1932年第1卷第14期

67 《蛇郎故事試探》 鍾敬文 青年界 1932年第2卷第1期

68 《中國民間故事試探》 鍾敬文 民眾教育季刊 1932年第2卷第3期

69 《關於中國的植物起源神話》 鍾敬文 民眾教育季刊 1933年第3卷第1期

70 《過去生涯的輪郭畫》 鍾敬文 藝風(杭州) 1933年第1卷第4期

71 《江蘇歌謠集序》 鍾敬文 民眾教育季刊 1933年第3卷第1期

72 《為了民謠的旅行》 鍾敬文 藝風(杭州) 1933年第1卷第9期

73 《關於民間藝術》 鍾敬文 藝風(杭州) 1933年第1卷第9期

74 《中國的天鵝處女故事》 鍾敬文 民眾教育季刊 1933年第3卷第1期

75 《培根雋語》 鍾敬文 黃鐘 1934年第41期

76 《老獺稚型傳説底發生地》 鍾敬文 藝風(杭州) 1934年第2卷第12期

77 《前奏曲》 鍾敬文 藝風(杭州) 1934年第2卷第12期

78 《郁達夫先生的印象》 鍾敬文 青年界 1934年第6卷第1期

79 《關於中國方言之分類的討論》 鍾敬文，毛坤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1936年第1卷第1-12期

80 《福佬民族的孟姜傳説及其他》 鍾敬文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1936年第1卷第1-12期

81 《懊儂歌中的崩城》 鍾敬文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1936年第1卷第1-12期

82 《書默子的暑假》 鍾敬文 青年界 1936年第10卷第1期

83 《一部比較堅實的工作》 鍾敬文 青年界 1936年第9卷第2期

84 《中國小説在日本江户時代流行之一斑》 鍾敬文 青年界 1936年第10卷第1期

85 《被閒卻的民間藝術》 鍾敬文 民眾教育月刊 1936年第5卷第2期

86 《民間文藝學底建設》 鍾敬文 藝風(杭州) 1936年第4卷第1期

87 《特重音調之客歌》 鍾敬文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1937年第2卷第17-24期

88 《未來的春》 鍾敬文 中國詩壇 1939年新3期

89 《新綠集自序》 鍾敬文 新建設 1942年第3卷第11-12期

90 《詩心自序（論文）》 鍾敬文 藝文集刊 1942年第1輯

91 《『感想錄』抄》 鍾敬文譯 時代中國 1942年第5卷第4-5期

92 《小詩八章》 鍾敬文 創作週刊 1942年第1卷第6期

93 《石橋塘》 鍾敬文 創作月刊 1942年第2卷第1期

94 《詩的話》 鍾敬文 詩創作 1942年第8期

95 《中國民謠機能試論》 鍾敬文 民俗 1943年第2卷第4期

96 《我與詩》 鍾敬文 時代中國 1944年第9卷第1期

97 《風格論備忘[詩稿]》 鍾敬文 文藝春秋 1946年第3卷第6期

98 《牛背脊[戰地報告]》 鍾敬文 文藝春秋 1946年第3卷第3期

99 《東洞[戰地報告]》 鍾敬文 文藝春秋 1946年第3卷第2期

100 《幽想錄[小説]》 鍾敬文 文藝春秋 1946年第3卷第5期

101 《歷史的公正》 鍾敬文 民主世界 1946年第3卷第9期

102 《我寫作小品文的經歷》 鍾敬文 文藝知識 1947年第1集第2期

103 《談藝錄〔小品〕》 鍾敬文 文藝春秋 1947年第4卷第5期

104 《詩和歌謠》 鍾敬文 文訊 1947年第7卷第1期

105 《讀書經驗瑣談》 鍾敬文 展望 1948年第2卷第11期

106 《讀了「半灣鐮刀」等以後》 鍾敬文 華北文藝 1949年第6期

107 《翻身民歌論》 鍾敬文 新中華(1933年) 1949年第12卷第23期

（樊氏圖書館藏）

中國民俗學之父

鍾敬文先生一向重視少數民族民俗學人才的培養，在招收博士生時，注意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特別關心他們的成長，並鼓勵他們學成之後回去從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學研究工作，他已為國家培養了包括蒙古、藏、彝、維吾爾、壯、朝鮮、納西、滿、鄂倫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級研究人才，他們大多成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學術骨幹。鍾敬文先生在教育事業上作出了貢獻，為此他曾獲得北京市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1982）、曾憲梓教育基金會優秀教師一等獎（1999）。

新的20年，是鍾敬文先生獲得巨大豐收的時期。1988年他所領導的民間文學的學科點，被列為國家重點學科。1994年北師大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建立，鍾敬文先生親任所長。1997年中國民間文學學科進入了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在這一時期，鍾敬文先生領導的學科點培養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後，以及來自國內外的訪問學者，其中絕大部分成為民俗學民間文學教學研究的骨幹力量。他主持的“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的創建與實踐”的教學改革項目分別獲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學校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2000）、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成果一等獎（2001）。

鍾敬文先生十分重視民族民間文化資料蒐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選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主席後，便親自領導組織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編纂工作。這是一個有“文化長城”之譽的大工程，作為民間文學集成的常務副總編、故事卷主編，他在完成這項工程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國各省故事卷的審稿中，鍾先生不顧年邁體弱，參加每一次的審稿會，認真閲讀文稿，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為了表彰鍾敬文先生在集成編審工作中的重大貢獻， 1997年文化部向他頒發了文藝集成志書編審工作特殊榮譽獎。

民間文藝學家

鍾敬文先生對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始終關注、指導着民間文藝家協會工作。在病重住院期間，他多次向前來看望他的民協領導建議，應儘快恢復協會的學術期刊，加強學會的學術研究力量。由於鍾敬文先生長期致力於民間文藝建設事業及作出的突出貢獻，2000年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向鍾先生頒發了首屆民間文藝山花獎終身成就獎。

1979年以來，鍾敬文先生在科學研究上登上新的高峯，取得了豐碩成果。先後出版了《新的驛程》《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鍾敬文學述》《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等十餘部著作和數十篇具有真知灼見的學術論文，這些成果標示着民俗學科的不斷進步，具有重大理論指導意義。他的《洪水後兄妹再殖人類神話》論文獲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995），《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獲民間文藝山花獎首屆學術著作獎最高榮譽獎（2001）。此外，在鍾敬文先生的率領下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成為中國民俗學建設的重要基地，北京師範大學的民間資料庫、以及建設中的民俗博物館，已經成為開展中國民俗研究的信息與資料中心。

志存高遠的鐘敬文先生，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績，他曾在95歲的《自壽詩》中表露自己的心跡：“事功未竟意難安”，認為自己所倡導的民間文化事業還遠遠沒有成功。他不斷地思考着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方向，在1999年他推出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理論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國民俗學的新主張。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為了深入研究有深厚歷史淵源的中國民俗文化，2000年鍾先生承擔了國家重點課題《中國民俗史》。中國民俗學學派的旗幟已經舉起，鍾敬文先生熱切期待着中國民俗學早日成為一門成熟的民族文化科學。

2001年11月22日，由鍾敬文先生親自發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舉辦的“民俗學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學術研討會隆重開幕，鍾先生十分興奮，他在會見來自全國各高校與研究機構的代表時説：“這是我住院以來最高興的一天，也是我80年來最高興的一天！”鍾老面對民俗學學術隊伍的壯大與學科建設的發展，他有着發自內心的喜悦。他鄭重地囑咐民俗學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種民族的自覺，將中國的精神視為命根子，將中國的優秀文化視為我們的命根子。”最後勉勵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學是一種重要的學科！”鍾先生就是這樣摯愛着他的事業，他的學問人生與祖國的民族文化血肉相連。2002年1月3日，由鍾敬文先生的老朋友啓功先生的提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在北京友誼醫院為鍾先生慶賀百歲華誕，鍾先生面對前來祝壽的學界與新聞界同仁，説:我要養好身體，回去講課。最後，他使盡全身的力氣，喊出了常在胸懷激盪的肺腑之音：“人民的事業是最偉大的事業！”

鍾敬文先生經歷新舊社會不同的時代，他的一生是追求進步與文明的一生，他與祖國、民族同呼吸、共命運。鍾敬文先生常講自己是五四的兒子，五四精神是鍾敬文先生永遠青春洋溢的精神血脈。他經常説：“我喜歡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為人類工作。”鍾先生就是以這樣的情懷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在醫院裏，他時刻掛念着教學科研工作。囑咐教研室的老師代他為新來的博士生開設民俗學史課程，並親自幫助二年級博士生選定博士論文題目，檢查畢業論文的進展情況。鍾先生一向對學生學業有着嚴格要求，他輪流約見18名同學到病房彙報學習情況。他惦記着學科建設的大事，一再詢問北師大民俗學科申報國家重點學科的進展情況，還與出版社商談出版一套中國古代民俗史志叢刊。

詩人

鍾敬文先生是一位學者，又是一位詩人。他一生嗜好詩藝，讀詩、作詩、評詩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割捨的精神內容。幼年開始學習古典詩詞，青年時代對新詩發生興趣，比較起來，他尤愛古體詩詞。清人王漁洋、近人黃節的詩集是他隨身必帶的書籍。他具有深厚的詩學修養，一生創作了大量動人詩篇，發表了精美的詩論。他的新、舊詩集僅單行本就有《三朵花》（1924）、《海濱的二月》（1929）、《東南草》（1939）、《未來的春》（1940）、《天風海濤詩詞抄》（1982）等7部。他對詩歌創作理論十分重視，從20世紀20年代起，就陸續寫下了大量的詩話、詩論，如《盲人摸象式的詩談》（1928）、《天風海濤詩話》（1941）、《詩心》（1942）、《蝸廬詩談》（1947）等，後來這些詩學理論著作彙集成《蘭窗詩論集》一書（1993）。這些詩歌與詩論表達了鍾敬文先生對生活的熱愛，對人生的體悟，以及對社會的責任與對事業的抱負。他的詩歌創作與詩學理論在中國現代詩學界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風貌。鍾敬文先生有着詩人的本色，曾説：將來在自己的墓碑上刻“詩人鍾敬文”。鍾敬文先生對自己的學問十分謙虛，對關乎性情、表達志向的詩藝頗為自得。

銘志詩《擬百歲自省》

2001年9月他在作《擬百歲自省》一詩以銘志：

歷經仄徑與危灘，步履蹣跚到百年。

曾抱壯心奔國難，猶餘微尚戀詩篇。

宏思竣想終何補，素食粗衣分自甘。

學藝世功都未了，發揮知有後來賢。

人生與學問在鍾敬文先生的生命歷程中是那樣水乳交融。鍾先生的百年之旅不僅為創造了生命的奇蹟，而且以其對民族文化的摯愛，對學問的虔誠，以及他與生俱來的人類善良品性，為我們樹立了人生的典範。為了表示對他的崇敬，有人用“國瑞文宗”來讚譽，可謂實至名歸！

他畢生致力於民族文化的研究與建設事業，直到百歲仍然籌劃着民俗學學科建設的大事，在臨終前的幾小時還在説：“我有好多事沒做”。鍾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視事業、工作為生命的超凡脱俗者，他是一位純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位真正的仁人。

自我評價

“詩人鍾敬文”

鍾敬文先生生前曾經多次説過這樣的話：“我的學問，做得最好的並不是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的學術研究，而是詩。我死了以後，我的墓碑上要寫上‘詩人鍾敬文之墓’，有這幾個字就夠了！”

對此，許多人都感到頗為困惑。因為他在學術研究、散文和詩詞創作等許多領域，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以民俗學、民間文藝學領域的大家聞名於世的。可是為什麼他卻只是以“詩人”來概括和評價自己呢？

其實，縱觀鍾先生一生所走過的道路，我們不難發現，他的這種自我評價，包含了這樣兩層的意義：首先，他是要以此來表明自己與詩歌乃至文學密切相伴的一生，強調自己在詩文創作領域的角色特徵。其次，在他那裏，“詩人”不僅僅只是一種職業的標誌，它更是指一種生存的模式、一種人生的境界。而這後一層的含義，大概是他以“詩人”來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用意。

從30年代以來，儘管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在了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的研究上，但對詩文的關愛卻始終沒有中止。散文的寫作，雖然時斷時續，他卻一直在堅持，寫出了多篇新的佳作，而且由於多年的探索，越到後來，文風越老醇深摯、施展自如。對於詩，他更是一刻也未曾拋開。多年以來，他時時刻刻在吟誦着他所仰慕的那些古人的詩作，像陸放翁、王漁洋、龔定庵等人的詩集，便常常放在牀頭、案頭等隨手可及的地方。即使是抗戰期間，在他挾筆從戎、戰地行腳的三四年中，他的行囊裏所帶的一部書籍，也是《陸放翁全集》。而以後的日子裏，每逢外出，不管是出差還是住院，書籍必然是他隨身攜帶的物品，他所熱愛的詩集，則是這些書籍中的主角。

反覆誦讀前人的詩作，是為了提高自己的詩歌修養，也是為了滋潤自己精神的血肉，而堅持不斷地寫詩，則是為了記錄和抒寫自己的旅跡心痕。從少年時起，一直到今天，用詩來吟唱心聲、歌詠時代，成了他生命中佔有最主要位置的習慣。多年來，它非但沒有一絲的改變，反而越來越深厚。據統計，他在八十餘年間所作的詩篇，僅舊體詩作，現存的就有八百餘首。這些詩篇，在表現作者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的同時，也反映了他所歷經的時代的風雲，可以説既是文學殿堂中的精品，也是我們藉以瞭解他、瞭解他所走過的時代的可貴史料。

談到詩對自己的影響時，鍾先生曾這樣説：“……在我個人心靈的歷史上，她無疑是一種極重要的成素，甚至於是一種支配的力量。詩，許多年來，她是和我的生命糾纏在一起的。”（《我與詩——〈腳印〉自序》，1943年）在他的心目中，詩是自己情感的家園、精神的故土，他怎能與之分離？即使偶爾稍有遠離，燃燒的鄉愁也會迫使那情感、那精神，迴歸到它的故鄉來！與詩的這種莫逆的聯繫，促使鍾敬文在堅持用自己熟悉的舊體詩體裁寫作的同時，也在不斷嘗試、探索着其他詩歌形式的寫作，像詞、新詩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與日本兩國文化交流的逐漸增多，趙樸初、林林等一批詩人開始倡導寫作“漢俳”——一種中國式的俳句，鍾敬文先生也成了這個隊伍中的一員干將。由於早就熟悉日本俳句，並對其神韻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經寫過類似的小詩，再加上深厚的中國傳統詩歌的功底，因此，他所創作的一組漢俳作品，具有頗為雋永、獨特的韻味。且以下面兩首為例：

錯過

花事正荼蘼，

又錯過賞春時節。

且待來年罷。

贈加藤千代女史

重踏神州土，

像女兒回到孃家，

夢樣的喜悦。

與詩的這種莫逆的聯繫，也使得寫詩對鍾敬文來説，成了心靈的一種自然詠唱——自然得就像心臟的搏動一樣，而不是一種勞心費神的工作。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夠在從事繁忙的教學、科研等工作的同時，還能夠從容不迫、得心應手地創作出大量詩壇佳作的主要原因。與詩的這種莫逆的聯繫，還使他在文學理論特別是詩論方面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而詩文方面的功底，使他的學術論文也充滿了特有的文采。

與詩的這種莫逆的聯繫，更使得詩滲透在了鍾敬文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為了他人生的導師，讓心靈得到了充實，生命得到了昇華：

詩，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經給我什麼呢？簡要地説來，她鍛鍊了我的智慧，開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樣地觀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樣理會自然和賞鑑自然。她教我愛，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夢想——她是我的邏輯，我的哲學，她是我實用的社會學和論理學。她使我在艱難的生活經歷中能夠翹然自立而舉步向前。（《我與詩——〈腳印〉自序》，1943年）

這也就使“詩人”這個字眼，對他而言具有了更加豐富、深刻的內涵：它指的不僅僅是“寫詩的人”，而更是指具有一種獨特的生命內質的人。與它密切關聯的，是一種人生理念和人生實踐，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情操，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着奮鬥精神，一種偉大的人品，一種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寬廣博大的胸懷。這些因素，用他經常作為座右銘的幾個字來概括，也就是“正直、勤奮、淡泊”。這是真正的詩人素質的內核，也是決定創作出真正優秀的、有生命力的詩篇的根本。

“以天下為己任”的天賦使命感，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具有十分久遠而深厚的傳統。鍾敬文顯然是這種偉大傳統的忠實繼承者。在他的一生當中，無論投身何種活動，從事何種工作，對國家命運、民族利益的關懷，始終在他的心靈中佔有首要的位置。他在五四時期積極組織、參加愛國活動，抗戰時期挾筆從戎，反右時期慷慨直言，都是這種情懷直接發生作用的表現。而在學術研究領域，他一直強調為民族文化的“發採揚輝”而奮鬥的目標，並努力探索和建構中國學問自身的體系，實際上也是愛國主義精神影響的結果。

“據説古代希臘軍隊出征的時候，詩人常常走在前頭。這是詩人職能最好的象徵。”（《詩心》，1942年）在鍾敬文那裏，真正的詩人，必須具有一種英雄主義的情懷，一種為了實現某個崇高的目標而執着進取、百折不撓的精神。他是這樣要求着“詩人”，同時也用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屈奮鬥的實際行動，對這種要求進行了實踐，儘管曾經遇到了無數的挫折，歷經了無數的磨難，卻始終無怨無悔。即使是在“年登大耋”之時，還是那樣地“勇冠三軍”。（程千帆語）下面的兩個例子，也許可以讓我們對他的這種精神有一些具體的感受。其一：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時期，由於經費問題的困擾，有一度學術研究和學術活動的進行都十分艱難。鍾先生卻絲毫沒有因此而有所放棄。“就是當褲子也要搞學問！”他用這樣充滿黑色幽默風格的話，表達了自己堅定的決心。

其二：鍾敬文先生擔任理事長的中國民俗學會，要召開學術會議，要開展日常工作，諸如印刷刊物並向會員寄發，等等，這些都需要經費。但學會卻一直存在着嚴重的經費短缺問題。有一年，為了召開一次全國性的代表大會，他和學會的其他領導成員，不斷商討，費盡了心思。恰好當時國家教委要評選全國優秀教師，鍾先生所在的北師大，把以90多歲高齡仍然奮戰在教學第一線的他，也作為候選者之一推薦了上去。那些日子，本來並不關注榮譽的他，卻忽然顯得很振奮：“不知道行不行？要是能獲獎的話，我們就可以拿這個獎金來開會了！”

鍾先生曾經謙虛地説，自己的資質只能算中上，如果説還有所成就的話，那主要是來自勤奮。在我們看來，這前半句話當然是謙虛，因為他的資質，單是博學強記這一點，就遠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的。後半句話，卻是不爭的事實。勤奮，幾乎是鍾先生的一種天性，它突出地表現為“腿勤”、“手勤”和“腦勤”。比如，1927年，他在廣州時，聽到魯迅先生來羊城的消息，儘管他和魯迅並不認識，卻約上友人，費盡周折找到了魯迅先生，進行了交談，並在當天晚上就寫下了散文《記找魯迅先生》。在他的一生當中，這樣的例子可以説是不勝枚舉。從少年時期的刻苦攻讀古典文學、積極參加歌謠和故事的蒐集並踴躍投稿，到年屆百歲時還在不斷思考和探索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各種重要問題，並不斷更新自己的思想、提出許多新觀點，勤奮，成了貫穿他一生的素質。在《〈孟姜女研究集〉校後附記》中，鍾先生曾這樣評價他的好朋友顧頡剛：“有頡剛聰明的，頗不乏其人，但有頡剛的成就的，總覺得太少了。你問問緣故麼？緣故就在努力和謙遜與否而判斷！”其實，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大事不糊塗，小事不掛心。”這是鍾先生經常用來自勉並教育弟子的話。他所謂大事，就是自己所從事的以探討民族文化的意義、性質為主要目標的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研究，是培養學術後備人才的教學，是為了推動學術發展而開展的各種活動……為了這種大事，無論遇到多麼艱難的阻撓，他都會知難而進。小事，既是指那種為了利祿功名而追逐的蠅營狗苟，也包括個人物質生活上的各種要求。對這“小事”中的前一類，他從來就不屑一顧；而對其中的後一類，他所表現出的淡漠，也常常會讓一般人感到吃驚：有的時候，對於本來屬於他個人但由於有關工作人員的疏忽而沒有發給他的經費或物質獎勵，他知道後也從不去追問！當有人不解地問他這樣做的原因時，他的回答是：“這些東西，有了它也不見得會過得有多好，沒有它也餓不死！”1998年的春天，他拿出了自己剛剛從出版社得到的一筆稿費，租車、購買門票，組織全教研室的師生一道，到陶然亭公園春遊。民間文學教研室的全體師生，在盎然的春天裏，體驗了聚會的樂趣，也再度體驗了來自鍾老——這位良師益友的關愛。以後連續幾年，這種全室春遊的活動一直都在進行。

“詩人鍾敬文”！他就是這樣用自己的生命來愛詩、寫詩，又用詩來裝點、昇華了他的生命，他的人生。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鍾先生累了，鍾先生走了，他的音容笑貌長留人間，他的事業松柏常青。

鍾敬文先生安息吧！

(本文由蕭放執筆，劉鐵梁、趙世瑜、萬建中等參與修改，經鍾敬文先生子女鍾少華、鍾宜二位審定)

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發佈日期：2004-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