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成志

楊成志(1902一1991)，漢族。著名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 ^[1] 

1902年5月1日生於廣東海豐縣汕尾鎮鹽町頭村。年幼時在“子曰館”三年。19歲考入海豐中學。1920考人英國教會辦的佛山華英中學。1923年春，直接升入美國教會私立嶺南大學文科歷史系，邊讀書邊在附中兼課。1925年在何香凝任所長的“婦女講習所”講授新聞學。1927年嶺南大學畢業後到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工作，並與何思敬、崔載陽、莊澤宣、鍾敬文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民俗學會”。開設民俗物品展覽室，舉行公開展覽。同年，與顧頡剛、崔載陽、容肇祖、鍾敬文等人聯合開辦民俗講習班，主講“民俗學問題格”。同年夏，受原中央研究院和中山大學合派，與俄國學者史國祿教授夫婦及容肇祖同赴雲南調查少數民族情況。其後，一人繼續留在雲南調查。後赴四川大涼山彝族地區，調查研究彝族奴隸社會結構、生產方式、文化傳統、宗教信仰、語言文字以及風俗習慣等，同時還對金沙江沿岸及昆明、河口等地的苗族、瑤族、傣族、安南（即今越南）人等作了調查。在大涼山向彝族巫師調查學習宗教經文時，彝族巫師曾用彝文書寫一對條幅送給他：“冷了烤篝火，餓了吃炒麪”，以樸素的語言表示對他從事民族學田野考察工作的敬意。楊成志結束了在滇川的調查之後返回學校。 ^[1] 

1932年受中大委派法國留學，先就讀於巴黎人類學院，兩年後獲“人類科學”畢業高等文憑。隨後轉讀於巴黎大學。楊成志在留學四年期間，還先後考察了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意大利、蘇聯等國的民族博物館、大學人類學系和研究所，收穫頗豐，為日後教書治學儲備了有益的經驗。1935年冬，楊成志學成回國，復職於中山大學。

1936年9月，主持恢復曾一度停刊三年的《民俗》週刊，改為《民俗季刊》(16開本)，任主編之一。1944年冬，由教育部選派赴美，先後訪問了華盛頓國立人類學博物館、紐約自然博物院人類學部、波士頓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芝加哥自然博物院人類學部，以及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區等地，進行人類學、民族學以及民俗、考古、語言、社會等專題考察，並對種族歧視發表意見，體現了一箇中國人類學家的正義感和人道主義精神。 ^[1] 

1945年，楊成志回國，重返中山大學復職。在30一40年代期間，曾先後擔任中大教授、研究院秘書長、文科研究所所長。訪美歸來後開辦人類學系，又相繼擔任人類學部主任、人類學系主任等職，為我國南方各高等院校培養了最早的一批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等學科的教學與科研骨幹。他們中的戴裔煊、江應樑、王興瑞、王啓澍、梁釗韜、曾昭璇、呂燕華、劉孝瑜、容觀夐、張壽琪、岑家梧等人，已成為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界的知名專家。 ^[1] 

1949年冬，楊成志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先後參加《中國少數民族分佈簡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簡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舊省政制概況》等編寫工作，並參加了中央中南訪問團，任第一分團廣西聯絡組組長，調查廣西的壯、侗、苗、瑤等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編印民族概況等。自1952年起，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兼民族文物室主任。1954年春，主持舉辦“少數民族文物工藝展覽”。同年10月，舉辦“少數民族高山族文物圖片展覽”，並在1954年10月17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台灣高山族物質文化》一文。1955年，配合“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科學座談會”舉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展覽”。1956年，任《中國民族博物館十二年遠景規劃》召集人和撰稿執筆人。同年，與潘光旦、吳文藻二教授共同起草《中國民俗學十二年遠景規劃》。 ^[1] 

1956一1962年期間，多次赴廣西大瑤山調查，主編了《大瑤山瑤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自1984年退休整理I舊作，著述新章，直至1991年5月30日逝世。 ^[1] 

楊成志一生著述頗豐。在雲南調查期間，著有《雲南民族調查報告》，研究了雲南少數民族的民俗及民間文藝內容。還編著了《雲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羅羅太上清淨消災經對譯》。前者介紹了羅羅與巫師的關係、羅羅經典的內容、羅羅經典的兩實例及羅羅經典的分類。1930~1934留法期間，寫成《中國西南民族中的羅羅族》，在巴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上演講，介紹作者在雲南調查時發現彝族巫師和經文的經過，並論及彝族原始宗教與原始思維、巫術、彝文起源傳説以及經咒分類等。1928年，譯英國民俗學家班恩女士《民俗學問題格》，又與鍾敬文先生合譯《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1945年譯美國當代著名人類學家博厄斯所著的《人類學與現代生活》，1945年初版，1985年商務印書館根據1945年版本重印再版。《楊成志民俗學譯述與研究》198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 

楊成志先生的學術特點，首先是民俗學、民族學和人類學三者相結合。正如他在《我走過的路》這首自述詩中所説的：“民俗民族人類學，三業互通相輔而成，”這三門學科研究對象相連，考察角度相近，研究方法相似，將它們“互相關聯滲透進行實地調查研究”，比分開單科探討深人得多。楊先生最先涉足於民俗學。其後，在赴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考察中，開始接觸民族學。兩度留學海外，又促使他挺身於更為廣闊的人類學領域。主攻學科的先後經歷與自述詩中的排列順序，當非巧合。每一次接受新理論、新方法，他都把前一主攻學科內容納入其中做綜合研究。這樣，視野的開闊與角度的更新，使得他的研究面擴展了，深度增加了，觸類旁通，相得益彰，互為關聯，相輔相成。我們從前述簡介中可窺一斑。 ^[1] 

其次，他將西方民族學著述翻譯介紹給中國，為國內學術界拓寬眼界。就像他在《人類學與現代生活》一書的“譯者序言”中説的，“為了使國內學者對國外學術流派的理論、方法及其影響等有一個比較客觀的和健全的見解，”從翻譯《民俗學問題格》書起，他便開始了民族學譯著翻譯與引進。在這方面，他為我國學術界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可以説，楊成志教授學術生涯肇始於民俗學，在國內外學術界均享有較高聲譽。日本民俗學家白鳥芳郎、君島久子、直江廣治以及香港人類學教授謝劍生，都很推崇楊成志先生。國內學術界也給予他應有的榮譽。楊成志教授曾分別在“中國民間文藝協會”、“中國民俗學會”、“中國人類學會”、“中國民族學會”、“中國社會學會”、“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百越史研究會”等學術團體中擔任理事或顧問，是我國民族學、民俗學及人類學史上一顆耀眼的明星，享有“南楊（成志）北吳（文藻）”的美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