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

1900年2月6日。出生於安徽蕪湖。1905年，在家識字。1908年，進入私塾，接受封建的啓蒙教育。1910年，被送入徽州小學接受資產階級新學教育，但因學校時停時辦，後被送入較穩定的教會學校讀書，開始接觸到西方的先進文化。1912年，與小學同學李克農一同進入省立第一商業中學讀書。一學期後，又轉到美國來複會辦的萃文中學讀書，並閲讀了《青年雜誌》等進步書刊。 ^[2] 

高中畢業後，因家裏經濟拮据，又逢安徽郵政局招生，父親力攛阿英去應試。後阿英被錄為郵務生，但勉強工作了一年後，阿英自己作主辭了職。工作期間，多次前往省立五中，五中教師高語罕團結了蔣光慈等一批進步學生成立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安社，阿英和李克農在蔣光慈的鼓動下也參加了安社，進一步促進阿英的民主思想的發展。 ^[2] 

1918年，在姐姐和同學的資助下，隻身去上海深造，進入了上海中華工業專門學校土木工程系讀書，希望將來成為工程師，實業救國。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阿英積極投身到這場偉大的政治風暴中去：被同學們推為代表，參加了上海學生界聯合會；與國立交通大學的學生鄒韜奮一起編輯學生會的《日刊》；鼓動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抗議政府賣國行為；強烈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罷免三個賣國賊。 ^[2] 

1919年暑假，回到蕪湖參加家鄉的革命運動，和好友蔣光慈等人寫標語、搞宣傳、辦學校；9月開學，回到上海，把自己在家鄉的見聞感受寫成詩歌、小説、評論、劇本，投到上海的通俗刊物《解放畫報》上，還把在假期去南京考察膠皮車伕的生活情況，寫成一篇調查報告《南京膠皮車伕的狀況》，刊登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勞動界》上；10月下旬，根據安徽旅滬各團體聯席會議決議，負責回皖聯絡各校學生，謀求推翻為公益維持會會員和省議員把持的各中等學校校長職位，以改良安徽教育；同年，創作獨幕劇《農民的悲劇》。 ^[2] 

1920年，抵達六安，在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教書；10月8日孔子誕辰日，在蕪湖《皖江日報》副刊《皖江新潮》上發表了一篇措詞激烈的反孔文章《孔丘也配稱至聖先師嗎？》引起蕪湖文化界軒然大波。 ^[2] 

1922年，回到蕪湖，在盧伯蓀創辦的求是中學任教，後又被請到當塗的省立八中教書。1924年秋，再次回到家鄉，在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任教，併兼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及省立第三中學的語文課。在家鄉任教期間，除了堅持用白話文教學、宣傳新文化外，又開展了一系列鬥爭，其中有代表性的的是成立蕪湖外交後援會、創辦民生中學。 ^[2] 

1925年“五卅”慘案後，6月10日，在蕪湖外交後援會的領導下全市罷市、罷工、罷課，向上海死難同胞致哀，同時舉行了3萬餘人的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到達蕪湖的市中心十三道門後召開國民大會，阿英被公推為臨時主席，向大家報告英、日帝國主義在上海慘殺工人的血案，號召人民團結起來，抵制英、日貨，要求英、日政府懲辦兇手、賠償損失、公開謝罪；7月1日，又由外交後援會主持、由阿英任主祭，在市農會廣場，公祭上海、武漢、廣東的殉難烈士，進一步激起市民的反帝浪潮。這期間，阿英還組織羣眾大會，歡迎中共中央委員惲代英來蕪湖指導工作。 ^[2] 

1926年4月至5月間，任半月刊《蒼茫》雜誌主編。在《蒼茫》雜誌第4期上，阿英發表了《到民間去》的一篇讀書日記；同年秋，軍閥孫傳芳指認阿英是共產黨，下了通緝令逮捕他，阿英匆匆逃到上海。在上海，與共產黨員高語罕、周範文、蔣光慈來往密切，深受他們影響，並向組織提出入黨要求，得到黨組織同意；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2] 

1927年初，受中國共產黨的委派，回家鄉從事革命活動，以共產黨員身份，任國民黨蕪湖縣黨部常委。阿英雖是縣黨部常委卻很少在縣黨部供職，而是常常在科學圖書社指導書社的發行工作；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阿英在得到內部密報後迅速轉移隱伏，並撤退至長江北岸的裕溪口，後轉移至巢縣李克農的叔父家安頓；5月，被派前往武漢向安徽省委彙報情況，請示下一步工作方案，後被分配至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編輯科工作；6月19日，參加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8月26日，被派往上海。 ^[2] 

1928年1月，與蔣光慈、孟超等人成立“太陽社”文學社團；5月，在《太陽月刊》上發表了《批評的建設》一文，系統地提出了文藝批評的標準與要求，後發表了《死去的阿Q時代》一文，錯誤地否定“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成績，矛頭直指新文學運動的戰將魯迅，引起很大反響。1928年至1929年期間，阿英出版了短篇小説集《革命的故事》《義冢》、中篇小説《一條鞭痕》、小説戲劇集《歡樂的舞蹈》、敍事長詩《暴風雨的前夜》、短詩集《餓人與飢鷹》《荒土》以及日記體散文《流離》。 ^[2] 

1929年7月14日，在一次地下黨組織的反帝遊行時，阿英被北英租界巡捕房逮捕，與一起被捕的27人關在一間四尺長、三尺寬的臨時拘留欄裏。在履行了毒打、惡罵、詢問、搜身、按手印等一系列公事後，被關進了普陀路巡捕房臨時監房；7月15日，被拷上手拷，押上汽車，“上公堂”受審，國民黨當局要求“引渡”這批政治犯而被拒絕，因租界是外國人的領地，國民黨無權在外國領地捕人，巡捕房抓到政治犯，國民黨要“引渡”，需要經外國法庭的判定，以顯示租界國中國的特權與地位。審訊結束後，阿英等人被押往提籃橋西牢，在獄中，阿英遭受到種種非人折磨，也目睹了獄中的黑暗與罪惡。出獄後，阿英主動找到黨組織聯繫。 ^[2] 

1929年4月左右，中央宣傳部幹事潘漢年多次找創造社、太陽社的同志商議成立左聯事，説服各文藝社團解散，與魯迅合作，阿英也主動與其他同志一起拜訪魯迅，承認了論爭中過火言論的錯誤。1930年2月26日，阿英與其他左聯發起人在公菲咖啡館召開籌備會，研究左聯成立大會的議程、報告、人選等；3月2日下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選出阿英等七人為常委。在左聯期間，阿英主要工作有編輯刊物、開展學校的左翼文藝活動、積極參與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出版《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一書等工作。 ^[2] 

1936年，因痛恨國民黨當局的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寫下了《春風秋雨》《羣鶯亂飛》兩個話劇劇本，鞭撻國民黨的賣國政策。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阿英協助郭沫若、夏衍等人創辦了《救亡日報》，並於8月24日創刊，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主筆，阿英任主編。阿英不僅負責編務，還動筆寫了許多散文、關於抗戰通俗文學的評述，以及抗戰動態報道；12月，為黨編一份綜合性文藝刊物《離騷》，但只出一期，就被租界取締。 ^[2] 

1938年夏，為了宣傳抗日，激勵人民的抗戰鬥志，提出編輯一本文獻資料性的刊物《文獻》，後經議定，《文獻》每月出一期，阿英任總編輯，並建立發行機構“風雨書屋”；10月10日，《文獻》第一卷“創刊特大號”出版。《文獻》一共出版了八卷。 ^[2] 

1939年7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日本軍部的憲兵會同工部局巡捕，突然查抄了“風雨書屋”，逮捕了《文獻》雜誌的經理金學成，搜走了編輯部的存書及各種抗戰史料，《文獻》被迫停刊，“風雨書屋”也不得不停辦；同年，創作了歷史劇《碧血花》。1940年，創作了歷史劇《海國英雄》。1941年，創作了歷史劇《洪宣嬌》《楊娥傳》；12月8日，在地下黨的安排下，阿英一家人分兩批離開上海，進入蘇中根據地。 ^[2] 

1942年5月，應陳毅軍長的電召，舉家離開泰州前往新四軍軍部；6月8日，抵達六甲鎮；7月初，到達二旅旅部，並作了關於連隊藝術工作的報告；7月中旬，抵達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阜寧縣停翅港，受到陳毅軍長的熱情禮待。1944年5月，兼任《鹽阜報》副刊《新地》的主編，共編二十多期。 ^[2] 

1945年上旬，創作出了歷史劇《李闖王》，並於5月6日公演。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阿英奉命隨軍北撤。1947年初，進入魯南山區，後北上魯中，於3月20日抵達華中分局所在地於家湖；4月24日，華東局任命阿英為華東局文委書記，後戰事逼近魯中，阿英隨華中分局遷至煙台；9月下旬，遵照華東局指示，轉移至大連。 ^[2] 

1948年6月，同東北魯迅藝術文工團第四團的文藝骨幹為大連各工廠舉辦兩期戲劇學習班，並將話劇《洪宣嬌》改編成京劇《洪宣嬌》，於11月由新聲劇團在大連實驗劇場演出；7月7日，為《“工農園地”選集》作序；9月初，在《大連日報》上發表了《論中國工人美術的誕生》一文；9月10日，給大連市的各單位宣傳、文藝幹部作了題為《工廠文娛工作的理論與實踐》。 ^[2] 

1949年春，離開大連，在瀋陽、天津作了短暫停留後，奉命到北平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籌備工作；5月13日晚8時，與周揚、茅盾、夏衍、何其芳、胡愈之等人士在中南海受到周恩來的接見；7月2日，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舉行，阿英任華東代表團團長；8月13日，返回天津就任天津軍管會文藝處處長，軍管會撤銷後改任天津市文化局長，後又當選為天津市文聯主席兼劇協主席。 ^[2] 

1950年9月14日至17日，在天津市文藝工作者第一屆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為新的人民文藝繼續努力，以爭取下階段的輝煌豐收的報告》，並先後在報紙上發表了《期待着工人文藝的更大成就》《工人文藝之家》《藝人與工人戰士的結合》等文章，後親自任主編，在上海長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27種“工廠文藝習作叢書”。 ^[2] 

阿英作品封面(3張)

1951年，由於辦《星報》，提倡建立健康的、新的趣味，受到“左”的錯誤批判；同年夏，由天津調至北京任華北行政區文聯主席。1954年，大行政區撤銷，阿英調任至中國文聯任副秘書長；8月，出版在1940年寫定的《晚清戲曲錄》《晚清小説目》兩書。 ^[2] 

1957年，在《曲藝》創刊號上發表了《從王小玉説到梨花大鼓》；同年肅反運動期間，被誣陷為叛徒而隔離審查，後經陳毅的干涉而倖免，但因此患上腦血腫，後手術成功，身體逐漸康復。1958年起，先後兼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中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的常務理事、《民間文學》雜誌主編。 ^[2] 

1962年，編寫出《梅蘭芳》傳記片劇本，並陪同中央新聞紀錄影片廠的同志前往大同、太原、西安、洛陽等地拍攝鏡頭。1963年，擔任了“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展覽會”的籌備辦公室負責人。1965年文藝整風期間，阿英由於1962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的一篇《關於〈老殘遊記〉》的文章，被批判為借古諷今、攻擊黨。 ^[2] 

“文化大革命”期間，阿英被誣衊為“文藝黑線的重要人物”“反黨分子”“叛徒”。1967年2月2日晚12點，江青在接見電影界的造反派時，誣衊阿英是“叛徒”，下半夜，造反派駕駛滿載紅衞兵的卡車，駛入阿英住處，將阿英五花大綁帶走。接着，江青又誣衊由阿英作為顧問的電影《詩人杜甫》説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阿英的歷史劇《洪宣嬌》被批判為用“指桑罵槐”的手法“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的“反動文藝作品”；《李闖王》被批判為“借古諷今”。 ^[2] 

1969年，阿英在長期的批鬥過後，患上中風，全身癱瘓，但憑藉驚人的毅力與親友的悉心照料，8個月後康復起來。1975年，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工作，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阿英莫須有的罪名基本得到洗刷，但還留有兩點尾巴；同年秋，阿英在連續不斷的咳嗽中再度被送進醫院，後被確診為晚期肺癌。 ^[2] 

1976年，被劫奪的書籍大部分退還；同年夏，唐山大地震爆發，阿英在親友的勸説下，由女兒錢小云陪同來到上海的兒子錢厚祥家。1977年4月8日，病情惡化，住進了首都醫院；6月初，突發高燒、心臟衰竭；6月17日下午2時逝世，享年77歲。 ^[2] 

阿英的父親錢聚仁是個修鐘錶的個體手工業者，一生勤儉，為人耿直。靠着節儉的生活、勤勉的工作，錢聚仁慢慢攢了一筆錢，先後在弋江橋的南岸蓋了一幢二層的樓房，在北岸買了個店面。 ^[2] 

阿英的母親姓張，是個賣席子人家的大女兒，家境十分貧寒。嫁給錢家後，一直吃苦耐勞地協助丈夫持家育女。 ^[2] 

阿英五個月時，母親不幸患病身亡。三歲時，阿英有了繼母。繼母也姓張，家境也清貧，從小給人當童養媳，因而也能艱苦持家。阿英的繼母雖也是貧苦出身，但心胸狹隘，對前妻的三個子女並不好，常常無端打罵他們，這也使阿英從小萌生了反抗壓迫的意識。 ^[2] 

阿英有三子二女，長子是錢毅，於1947年2月28日在淮安前線被捕就義；次子是錢小惠；三子是錢厚祥；長女是錢瓔；次女是錢小云。 ^[2] 

參考資料： ^{[1]  [3]} 

阿英以作家作品的思想內容為批評要旨，多次闡釋批評的意義和批評家的任務，還制定了批評家的批評步驟：首先，要捕捉作品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環境以及當時的文藝思潮；其次，要抓住作品的中心思想，並根據文藝思潮對作品的中心思想進行批判；第三，批評作品的技巧。批評家應當本着嚴謹的態度，對作品的批評有一定的選擇性，不能盲目地評説。阿英本人也踐行着這一批評準則。以《死去了的阿Q時代》為例，阿英首先説明了十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的變化，總結出當時的時代特點，進而考察魯迅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得出魯迅的作品落後於時代的結論。在談及作品技巧時，阿英承認在創作技巧上有着值得肯定的地方，不過，“舊囊裝不了新酒”，所以技巧也和阿Q時代一同死去了。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阿英幾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創作了戲劇，影響大的有5部：孤島時期在上海創作的《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洪宣嬌》4部歷史劇，在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創作的歷史劇《李闖王》。阿英寫這些歷史劇的動機，用他自己的話來説是“借歷史的題材，對現實有所啓發”。寫於1939年《碧血花》，寫秦淮名妓葛嫩娘與抗清名士孫克威的愛情與抗清故事，在“我本中華兒，今為中華死”的抗清信念的支持下，葛嫩娘經受住了各種威逼利誘，視死如歸，最後嚼舌而死。《楊娥傳》同樣塑造了巾幗英雄楊娥的光輝形象，她成為“做人做獸”的檢驗標準。《洪宣嬌》寫於“皖南事變”後不久，該劇借洪宣嬌的故事，道出了這樣的時代主題：大敵當前，國人更加需要內部團結，一致對付外來入侵者。《海國英雄》寫了民族大英雄鄭成功與降敵的父親決裂，即使在戰敗的不利情形下，也沒有動搖他始終如一的精忠報國的決心。用阿英自己的話來説就是，該劇寫出了鄭成功“不為威逼、不為利誘、刻苦耐勞，忍受人間一切慘痛，不為最大的失敗灰心，為公忘私，不屈不撓，苦鬥到底，一個韌性的恢復國土的偉大意念與獻身精神”。 ^[5] 

在歷史劇創作上，如阿英自己所説：“在於借歷史的題材，對現實有所啓發”，把歷史精神與當代意識結合起來，歷史真實上升到藝術真實，讓觀眾在對歷史的回顧和總結中獲得強烈的現實感，獲得深刻的現實意義。《碧血花》《楊娥傳》《海國英雄》告訴觀眾要不畏強敵，為中華民族而戰，抵禦外辱。《洪宣嬌》寫太平天國的失敗原因，藉以告訴羣眾，要內部團結，譴責同室操戈，是對皖南事變的憤怒聲討。《李闖王》一劇中李白成攻敗垂成的慘痛教訓，讓觀眾反思。 ^[6] 

阿英的歷史劇在外在表現上，努力地追求了一種文學化的寫意手法，通過這種表現手法營造出一種雋永格調。注重人物命運的演繹和人物性格的刻畫，以此來強化戲劇衝突效果，情節節奏緊湊，高潮不斷；創作的成分能夠“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五部歷史劇故事情節曲折豐富，各種戲劇性矛盾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碧血花”的腥風血雨，“楊娥傳”的矢志復仇，“海國英雄”的悲慘壯烈，“太平天國”的一波三折等情節都寫得跌宕起伏，扣人心絃，使觀眾完全融入其中，欲罷不能。而人物的性格與命運，也隨着故事情節的展開而不斷髮展，形象飽滿，令人難以忘懷。在故事結構編寫，各種矛盾設置，戲劇衝突開鎮等方面做到舉重若輕、揮灑自如，合理而又好看。 ^[6] 

阿英的歷史劇採用了一系列強化表現的手法，使作品中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雄渾美和親情、友情、愛情的人性美交織在一起，引導觀眾隨着劇情推進不斷被感動，十分撼動人心。可以説在創作過程中，一直在努力地追求一種雄渾的歷史真實美，一種曲折緊張的情節美，一種動人心魄的情緒美，一種溢彩流光的畫面美。《碧血花》嫩娘、孫克鹹、美娘等英雄人物就義前慷慨激昂的吟誦；《海國英雄》父子，君臣之間的矛盾衝突等等，都表現得十分貼切、到位。這種“情”在劇中有變化、有發展、有昇華，有的呈現人性的光澤，有的導致人性的扭曲，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使得劇中的情節生動，感人肺腑，劇中的人物充滿生機。 ^[6] 

在阿英前期的劇本中，有一些女性形象並不關心如火如荼的社會革命和救國事業，也不在乎貧窮的下層人民的生活現狀，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只顧自身享樂，或者只是同男性革命者保持密切聯繫，並不真正在意革命成功與否，她們是救國陣營之外的女性羣體。這一類女性與20世紀30年代電影中盛行的摩登女郎形象最為接近，她們時尚、肉感，一方面接觸着前沿的思想動態，開始有爭取女性權利的意識，另一方面又深受現代都市文化影響，享受着放縱與頹廢的生活狀態，成為“上海‘異質’和‘邪惡’空間的具象化”。 ^[3] 

蔣薇儀、彭紫珠是阿英劇本《不夜城》中性格鮮明而又美豔大膽的女性形象。彭紫珠是交際花，善於用自身年輕豐滿的身體獲取經濟利益，蔣薇儀則是出身於小有資產家庭，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具有強烈虛榮心的女性。她們是傳統妓女的變形，她們隨意地由男性消費着身體，以此換取的不僅是基本的生活需求還有都市生活物質條件的滿足。她們有的以自我為中心，遊戲人生，有的則在金錢與情感間糾纏。 ^[3] 

在抗戰爆發之初，阿英的戲劇作品中集中出現了這樣一羣女性形象：她們在面對山河破碎、國破家亡的關鍵時刻，默默地貢獻着自己的力量。有的捐獻出自己所有的積蓄，資助救援物資；有的慰問戰士，做好後勤保障工作。她們相較於前期的摩登女郎而言更關心國家大事，她們都深愛着自己的國家，以堅守住大後方的方式貢獻着自己的力量保衞家園。 ^[3] 

這些女性人物形象雖然並沒有親身參與前線抗戰，但她們在後方籌集物資、慰問官兵的行為一方面顯示出她們堅定的愛國信仰。她們不論年齡、不論身份、不論收入，在面對國家危亡的時候，都在以自身的方式不圖回報地給予抗戰最大的支持。這其實也是作者阿英塑造出這羣女性形象最直接的目的，試圖通過戲劇演出產生影響，號召起全民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實現其宣傳功用。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女性人物的行為是囿於一定界限範圍之內的，這種界限即是中國的父權文化體制。 ^[3] 

“他日以繼夜，廢寢忘餐地跑前線、寫報道，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國現代文學家夏衍評） ^[2] 

“筆陣縱橫五十年，書香文采留人間；高誼難忘並肩日，藝旗共舉創新天！”（中國現代作家陽翰笙評） ^[2] 

阿英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一個勤奮執著的理論家。（《大連日報》評） ^[7] 

1977年6月28日，阿英的追悼會在北京舉行，整個追悼會低調處理，是粉碎“四人幫”後，黨為大師級的作家、藝術家舉行的第一個追悼會。參加追悼會的約五百人，包括郭沫若、茅盾、胡愈之、何長工、張愛萍、齊燕銘、葉聖陶、方毅等。追悼會後，阿英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烈士公墓，但因極左思潮未能肅清，因而對阿英一生的功績評價很低。1977年12月，中央組織部重新給阿英做了政治結論，把所謂“追隨周揚執行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及給潘公展寫信是喪失立場的嚴重政治錯誤”的不實之詞全部推倒。 ^[2] 

阿英逝世後10年，長女錢瓔、次子錢小惠、三子錢厚祥，遵照阿英生前遺願，將阿英收藏的12000多冊珍貴書籍及文物捐贈給家鄉蕪湖，阿英的骨灰盒也從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遷至鏡湖湖畔。 ^[2] 

1987年6月17日，蕪湖市舉行紀念阿英逝世10週年的活動，併為建在鏡湖畔的“阿英藏書陳列室”和塑有阿英頭像浮雕的漢白玉紀念基石舉行了揭幕式。“阿英藏書陳列室”七個大字為陳雲親筆題寫。阿英頭像基石上的“文心雕龍”四字則是由李一氓所題。 ^[2] 

2000年6月29日，中國文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阿英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中國文聯有關領導、文藝界人士和阿英的親朋友好近百人出席了大會。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