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

《故鄉》全文主要內容可分為三部分。 ^[15] 

第一部分可概括為“回故鄉”，描寫了故鄉的蕭條景象和作者見到故鄉的複雜心情，並交代了“我”回故鄉的目的。 ^[15] 

第二部分可概括為“在故鄉”，寫“我”回故鄉的見聞與感受。第二部分又分四層，第一層次（從“第二日清晨”到“收不起錢來”）寫老屋的寂寥，更使“我”沉浸在深深的悲涼之中；還寫與母親商定搬家的事情。第二層次（從“你休息一兩天”到“我得去看看”）寫“我”回憶與少年閏土的友情。在這一層次中，作者首先介紹了當時“我”家與閏土家的情況：“我”家的家境不錯，“我”是一個少爺；閏土家境雖然不算好，但也還算過得去，“頸上套着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説明閏土的家境還可以，也可以看出當時帝國主義的勢力還沒有來得及滲透到中國的農村。接着作者寫到自己與閏土相交的幾件事，並且和閏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第三層次（從“母親站起身”到“出去了”）寫作者見到了“圓規”楊二嫂。楊二嫂本來被稱作“豆腐西施”，但現在在作者的眼中，她已經成了一個自私、刻薄、尖酸、愛佔小便宜的小市民的代表。“我”從她的外貌、語言、動作等方面刻畫了這樣一個人物。第四層次（從“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到“已經一掃而空了”），寫“我”見到了中年閏土。 ^[15] 

第三部分可概括為“離故鄉”，寫“我”懷着深深的失望與痛苦的心情離開故鄉，但“我”並不因此消沉、悲觀，而是寄希望於未來和下一代。第三部分又分兩層，第一層次（從“我們的船向前走”到“竟也跑得這樣快”），寫“我”及家人乘船離開故鄉，其中插敍了楊二嫂的細節。第二層次（從“老屋離我愈遠了’’到全文結束），寫“我”坐在船上遠離故鄉時的感受。 ^[15] 

《故鄉》寫於1921年，描述的是辛亥革命後十年間中國農村的社會現實問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後的近百年時間裏戰爭的爆發、列強的掠奪侵略、政權的爭奪更替使社會動盪不安，人民過着苦不堪言的生活，農村問題更是日益突出。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統治中國千年的君主帝制被推翻，建立共和政體，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辛亥革命取得了短暫的“勝利”，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並沒有被改變，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農民問題依舊尖鋭。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1914年袁世凱盜取了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中華民族陷入軍閥動盪的混亂時期，人民生活在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下。正如《故鄉》中描述的那樣，兵匪官紳重重壓迫、苛刻的賦税、嚴重的饑荒、冷漠的人心，魯迅先生在文中展現出底層人民生活的心酸與痛苦，也表達出對慘敗的故鄉景象、麻木的故鄉人的悲痛與無奈。 ^[16] 

《故鄉》的故事原型是1919年12月魯迅從北京回到紹興老家變賣多年的老屋，和母親以及宏兒一起去異地謀生。據知，這次回鄉大約一個月，在這期間，魯迅親耳目睹了中國農村的慘敗景象、農民的悽苦生活、小市民的頹然，尤其是童年玩伴——閏土的悲苦境況，“希望”破滅，內心悲憤、痛苦，有着“藏否不知所云”的複雜心情，由此寫下此文。 ^[16] 

“我”是故事的講述者，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因為要交割房產而返回故鄉。在停留故鄉的過程中，“我”見到了兩個故人：楊二嫂與閏土。然而他們跟“我”記憶中的模樣相去甚遠，使“我”感到十分隔膜。最終“我”帶着物是人非的感嘆離開了故鄉。

閏土是“我”兒時的玩伴，是貧苦農民形象，童年時活潑、善良、真誠，因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統治階層的壓迫，成年後貧困潦倒，麻木、卑微、木訥。閏土這個人物根植於辛亥革命前後，他生活在當時那個社會環境當中。閏土的遭遇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廣大底層農民的遭遇，他們受盡了欺凌，對苦難根源有直覺，希望改變現狀，作者也藉此表達了對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強烈控訴。 ^[8] 

楊二嫂年輕時穩重漂亮引人注意，被稱作“豆腐西施“，豆腐店的生意也非常火爆；在“我”回到故鄉時，楊二嫂變得自私刻薄，讓人生厭。楊二嫂這一形象是20世紀20年代城市小市民的代表，她的命運和遭遇，從城鎮小市民的角度揭示了當時社會經濟的衰敗、蕭條和沒落，反映了社會破產的廣泛性，在更深的層面上開掘了《故鄉》的主題。 ^[6-7] 

宏兒是“我”的侄子，在全文中着墨不多，但給了灰黑色的故鄉一抹新綠的生機，飽含着魯迅先生對故鄉明天的願望。宏兒的四次出場表現了魯迅先生的四個願望：希望故鄉越來越好、希望少年的友誼天長地久、希望再回到故鄉看看、希望故鄉的人迴歸真誠友善的人性。 ^[9] 

母親是一個着墨不多卻又能讓讀者過目不忘的形象。她擁有體貼入微的母愛、嫺熟的交際技巧，持家教子有方、處事能力突出，在文章中起着串聯情節的作用。 ^[13] 

水生是閏土的第五個兒子，沒有見過世面，“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閏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他和宏兒成了快活而真誠的朋友。這種朋友與社會地位和出身無關，它是孩童心連心的真誠友誼。魯迅對水生和宏兒的友情，既憂心忡忡又充滿希望。 ^{[9]  [14]} 

《故鄉》發表之後，茅盾（沈雁冰）先生最早從《故鄉》中挖掘出“隔膜説”的思想解讀，他認為這篇小説想要體現的主要核心觀點是“人與人之間的不瞭解，隔膜”。1982年，安永興先生在文章中認為《故鄉》的主題即是“哀人生之隔膜”。“隔膜”一詞在文章中幾次出現，作者用閏土的前後變化作為紐帶，通過對比突出“我”與閏土之間無法彌合的這層“隔膜”。在“我”的兒時回憶裏，閏土與“我”一起玩耍，無話不談，但再次見面後“我只覺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作者在文中通過對兒時故鄉人與事的回憶，反映出“我”與過去的故鄉之間存在的隔膜。除此之外，作者還通過對水生和宏兒的描寫來襯托這種“隔膜”，也間接從“隔膜”中引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希望”。在文本的尾段，“我”重新審視了與閏土之間的關係--“竟隔絕到這地步”，並期望水生和宏兒不要再像“我倆”一樣疏離起來。這些都表明作者心中對“隔膜”的遺憾抱有希望。在魯迅的同時期小説裏，“隔膜”“高牆”等詞彙頻繁出現，體現出作者對人與人平等關係的渴望。 ^{[12]  [20]  [21]} 

在人教版1987年出版的《初中中學語文課本》和《中學語文教學參考書》中提到“《故鄉》描寫了辛亥革命年間農村經濟破產、農民生活貧苦的現實境況，它揭露了當時的社會弊病，表達了作者渴望創造新生活的偉大抱負。”嚴家炎先生曾談到，《故鄉》提出了一個十分關鍵的“農民問題”；林非先生提出“《故鄉》深刻地反映出近代農村生活的破產”；陳湧在書中提到“魯迅表現了近代中國農村的急劇破產”。文章中的閏土是底層農民的一個縮影，文章是這麼描寫閏土的日常生活的：“吃不飽”、“收成也很壞”“總要捐幾回錢”、“不太平”、“生意也折了本”，這些充分反映了在當時破產的農村經濟下以“閏土”為代表的農民沒有收入來源，慘遭反動統治的剝削與壓迫。同時，文章在母親與“我”的交談中提到“都苦得他象一個木偶人了”，揭露出辛亥革命時期，底層勞動者飽受經濟壓力與階級壓迫的雙重打擊。閏土二十年來的悲苦遭遇，反映了當時農民生活貧苦的現實境況，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中國農村的真面目。 ^{[12]  [20]} 

《故鄉》描繪的不單單是魯迅現實中的故鄉，深層次指代的是精神上的“故鄉”―—是一種精神寄託。正因為兒時的“我”與閏土之間有過愉快而平等的相處模式，才讓“我”對兒時的“故鄉”充滿依戀與懷念。回憶中的兒時故鄉是自由平等的，是返鄉後的“我”在灰暗現實裏為自己留存的一塊心靈淨土，是“我”理想中的“精神故鄉”。二十年後，當我滿懷期待地回到記憶中的“精神故鄉”，迎接“我”的卻是荒涼蕭索的景象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涼薄和隔膜，這使“我”的心靈歸宿徹底幻滅，心中的“精神故鄉”也被無情打破。“魯迅注目的中心不是人們物質生活的困苦，而是精神的痛苦與病態”。王富仁曾在文中提到“現實的‘故鄉’是一個精神分離，喪失了生命活力，喪失了人與人之間温暖、幸福的情感關係的‘故鄉’。現實故鄉中的‘我’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在現實‘故鄉’裏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和精神落腳地，沒有了自己精神的‘故鄉’”，這種失落感使“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故鄉》實質上表達的是“我”理想中的“精神故鄉”在病態的現實面前被侵蝕與喪失。 ^{[12]  [20]} 

《故鄉》講述了一個關於希望的主題。《故鄉》是日本初中語文教材“適應環境而生”單元裏的一篇選文，日本教師認為這篇小説的思想內涵是體會文章中的“希望”哲學。文本中《故鄉》所表達的今昔變化與人事變遷，恰恰可以證明希望的二重性，“魯迅通過故鄉的二重性表現了希望的二重性”。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兒時的“故鄉”是“我”對現實故鄉的寄託，“我”渴望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期盼着人們可以不被壓迫、不被精神茶毒。在文章的尾段，“我”想到“宏兒不是正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這裏“我”將理想的“希望”寄託給下一代人。此時，“我”對“故鄉”的記憶與過去的現實分離，成為朦朧的畫面--“碧綠的沙地、深藍的天空、金黃的圓月”，兒時與現實重疊，一顆“希望”的種子在我的內心發芽。孫紹振認為“《故鄉》聚焦的是社會人生，人與人的精神溝通。現實的故鄉雖讓人產生憂鬱情緒，但回憶的故鄉仍然美麗純潔讓人舒心。未來的故鄉雖希望望是渺茫的，但放在新的生活中是説不清的，因此《故鄉》所寫並不僅是精神故鄉的必然敗落，也表現了作者對新的生活及精神美好境界某種無望的嚮往。”整篇文章是按照“我”尋找“希望”--“希望”破滅、離開故鄉--在絕望中找到“希望”的發展脈絡敍述的。文章的最後，作者將“希望”比作“路”並堅信“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它表達的不是一種單純的絕望，而且在經歷絕望後的重新振作，它是對於絕望的抗爭，重新燃起對“理想故鄉”的信念。 ^{[12]  [20]} 

《故鄉》是緊緊地圍繞着“故鄉”的今昔對比來描寫環境、塑造人物和安排情節的。小説的開頭寫“我”為告別故鄉而來，先寫蕭條的故鄉，然後由“我”的回憶引出兒時“美麗的故鄉”。在今昔故鄉已經形成鮮明對比的基礎上，作者着力描寫現實生活中的故鄉和故人。在這裏，作者不僅寫了“我”和閏土重逢的情景，寫出了他們之間的隔膜，點明瞭主題，把故事情節推向了高潮，而且圍繞着這一組中心人物，安排了其他人物的出場。宏兒、水生以及楊二嫂，都在讀者面前顯現出他們栩栩如生而又各不相同的面孔。最後，小説的結尾寫“我”告別故鄉而去，通過“我”的直接抒情，進一步明確和深化了小説的主題。結尾富有哲理意味的議論，深沉而又雋永，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思考的餘地。全篇的結構，從經線看，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尾，順理成章，首尾呼應。從緯線看，各種人物以多重對比的形式交錯出現：“我”和閏土各自的中年與少年是鮮明的對比；“我”和閏土昔日的友誼和今日的隔膜又是鮮明的對比；宏兒和水生，以至閏土和楊二嫂，都是鮮明的對比。人物描寫如此，環境和情節的描寫亦然。這在塑造人物、明確和深化主題等方面，無疑都取得了強烈的效果。 ^[21] 

對比可以使人物和事件更加鮮明，但這一方法運用得稍有失當，即露斧鑿痕跡，甚至有失真之嫌。魯迅寫《故鄉》的高超之處，在於寓鮮明的對比於日常生活之中。作品所展現出來的生活的畫面，就象生活本身那樣真實、自然、質樸，毫無雕琢的痕跡。出現在這個畫面上的環境，是江南普普通通的一個村莊；出現在這個畫面上的人物，是當時社會上隨處可見的普通農民、普通知識分子和並不少見的小市民。這些人物的性格發展史——情節，只是從日常生活中擷取的幾個片斷。這一切，使小説具有勿庸置疑的真實性。但是，這個畫面上的普普通通的村莊，又是舊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它可以使許多過來人聯想起自己記憶中的“故鄉”；這個畫面上的普通農民、普通知識分子、並不少見的小市民，又分別是某一羣人的代表，以至讀者看到這些人物，就會聯想起自己心目中的閏土、迅哥兒和楊二嫂；這個畫面上的日常生活的片斷，又交織着歷史的和現實的社會矛盾。這一切，又使小説具有令人歎服的典型性。鮮明的對比和真實性、典型性渾然成一整體，可謂天衣無縫。這是現實主義可能達到的極高的藝術境界，也是《故鄉》的主要藝術特色。 ^[21] 

濃郁的抒情色彩，是《故鄉》的又一藝術特色。

如前所述，魯迅寫《故鄉》時，正值中國社會的大變動時期。存在決定意識。社會上科學和民主的潮流，勢必要在先進分子的頭腦中得到反應，使他們在面對現實時充滿激情。作家們在寫作時，就難免直抒胸臆。這是社會上發生大變革時常有的現象，也是形成《故鄉》的抒情色彩的時代原因。但是，以形象思維為主要特徵的文學作品，要切忌“成為時代精神的單純號筒”，(馬克思語)作品的傾向應該是不要特別地説出，而應該讓它自己從情節和場面中自然地流露出來，而且作者的觀點越是隱蔽，作品的效果就越是好一些。但這並不排除與具體形象水乳交融的議論和抒情。具體作品需要具體分析。《故鄉》中的“我”，在小説中是貫穿始終的人物，且和閏土處於整個藝術結構的中心。“我”的議論和抒情，不僅是銜接各部分的針線，而且對具體形象的描繪起着補充、説明的作用。比如：見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和蕭條景象，“我”情不自禁地發出了“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的感嘆；聽到母親談起閏土，“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重逢時意外的一聲“老爺”，必然使“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更是畫龍點睛，明確了主題；結尾的抒情則明確表達了作者的社會理想，給讀者以鼓舞和力量。可見，這些議論和抒情，在小説中不僅是情所必至，理所必然，而且無不符合“我”的身分、教養以及他彼時彼地必然產生的思想感情。這樣的議論和抒情，就不是作者從具體形象外面強加給作品的多餘的東西，而是小説中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了。 ^[21] 

首先，作者善於運用不同色彩的語言描繪環境，烘托氣氛。寫今日淒涼的故鄉，語言低沉、冷峻，在讀者面前展現的是一幅炭筆畫：“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彷彿使我們置身於深冬季節江南的原野，一個“橫”字，把一片荒涼的景象盡收眼底；“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使一派肅殺之氣撲面而來，一個“抖”字，就象電影的特寫鏡頭一樣，把衰草的形態推到了讀者的面前。寫昔日的故鄉，語言則明朗、熱烈，在讀者面前展現的是一幅色彩絢麗的水彩畫：“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一望無際的西瓜”。美麗的景象，令人神往。而所有這些描寫，又無不和人物的心情交相輝映：冷峻的環境襯托出人物心情的“悲涼”；明朗的環境恰好是少年閏土和迅哥兒純潔友誼的絕好背景，真正達到了“一切景語皆情語”的藝術境界。 ^[21] 

《故鄉》的人物語言，更為讀者提供了卓越的典範。小説中，幾乎所有人物的語言都是符合人物身分的。閏土和楊二嫂的語言更是高度個性化的。少年閏土的語言簡短、有力，他向“我”介紹月夜管西瓜的情景，簡直繪聲繪形：“你聽，啦啦的響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把農家少年的神態刻劃得惟妙惟肖，以至讀者可以想象到他那紫色圓臉上的神采，甚至感覺到他那短促的呼吸。中年閏土的語言，雖然同樣簡短——這反映了共同的農村生活所形成的農民子弟和成年農民性格的連貫性——但卻消失了童稚氣，變得沉重、木然、時斷時續：“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它彷彿使讀者能觸摸到閏土臉上的皺紋，感受到他那無聲的嘆息。這反映了在生活的重壓下人物性格的演變。而一聲“老爺”，更是寫盡了一個深受等級觀念毒害的貧苦農民的精神狀態，兩個字就在“我”和閏土之間築起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楊二嫂的“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好象使讀者看到了她薄薄的嘴唇和顧盼的眼神，把一個思想庸俗而又嘴尖舌利的小市民寫得活靈活現。 ^[21] 

小説中的人物語言，要反映出人物的性格，做到“言為心聲”，固然不容易，但也許還不是十分困難。十分困難之處在於：通過對話把人物寫活，使人不僅“如聞其聲”，而且“如見其人”。讀了閏土和楊二嫂那些富於行動性的對話，在讀者腦海裏會很自然地浮現出“這一個”閏土和“這一個”楊二嫂的具體形象，而不會和任何一個別的“閏土”，任何一個別的“楊二嫂”混同起來。而要做到這一點，作家必須對生活有準確的觀察，對人物性格有準確的把握，這樣，在寫作時，才能做到魯迅所説的：“刪除了不必要之點，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來”。魯迅還説過自己的小説“對話也決不説到一大篇”，(《我怎麼做起小説來》·《南腔北調集》)魯迅的這些論述，既是對文學史上寫人物語言的成功經驗的總結，又是對自己寫人物語言的概括。 ^[21] 

《故鄉》1923年起首次被選入教材，其教材收錄情況如下：

2021年9月24日-25日，“2021大師對話——故鄉對話大會”在浙江紹興舉行。大會以“魯迅的《故鄉》·我們的故鄉”為主題，邀請中日韓嘉賓共同參會，並圍繞《故鄉》和各自的故鄉進行探討，以期尋找文化鄉愁，重構東方文化的精神故鄉。 ^[23] 

2021年5月，在《故鄉》發表百年紀念之際，為重温魯迅筆下的故鄉情，並邀請世界各國友人分享自己眼中的故鄉，北京語言大學魯迅與世界文化研究院發起“全球故鄉使者計劃暨百國百故鄉短視頻徵集活動”。 ^[27] 

2021年9月-11月，浙江紹興舉辦“魯迅的《故鄉》·我們的故鄉——《故鄉》發表10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 ^[25] 

2021年12月18日，為紀念魯迅作品《故鄉》發表100週年，經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批准，浙江省紹興市郵政分公司啓用《魯迅作品<故鄉>發表100週年》彩色郵資機宣傳戳1枚。郵資機宣傳戳以魯迅作品《故鄉》中的主人公為主圖，並配有“魯迅作品《故鄉》發表100週年”紅色主題字樣。 ^[24] 

2022年12月2日，由南京大學藝術碩士劇團製作的話劇《故鄉》上海首演。該劇是為紀念魯迅《故鄉》發表100週年而作，劇中所探討青年知識分子與鄉村的關係，對鄉土社會舊俗和原生家庭關係的詰問，仍與百年前魯迅原著有着相通的精神內核。 ^[26] 

郁達夫：“《故鄉》很不壞。” ^[5] 

茅盾《評四五六月的創作》：“過去的三個月中的創作，我最佩服的是魯迅的《故鄉》。” ^[2] 

成仿吾《〈吶喊〉的評論》：“前期的作品之中……惟《風波》與《故鄉》實不可多得的作品。” ^[3] 

馮文炳《吶喊》：“《故鄉》《藥》自然也有許多人歡喜，我也不想分出等級，説這一定差些，但他們決不能引起我再讀的興趣。——意思固然更有意思了，除掉知道更有意思而外，不能使我感覺什麼。” ^[1] 

朱湘《〈吶喊〉——桌話之六》：“《故鄉》是我意思中的《吶喊》的壓卷。我所以如此説，不僅是因為在這篇小説裏魯迅君創造出了一個不死的閏土，也是因為這篇的藝術較其他各篇勝過多多……我所唯一不滿於這篇結構的地方便是最後的三段不該贅入。小説家是來解釋人生，而不是來解釋他的對於人生的解釋的；作者就是怕人看不出，也可以另作一文以加註解，不可在本文中添上蛇足，更何況這三段文章中所解釋的兩層是讀者很容易於發見的呢？至於作者關於希望的教訓，儘可以拿去別處發表，不應該淆雜在這裏。” ^[1] 

陳湧在《論魯迅小説的現實意義》一文中認為，《故鄉》“是魯迅最被人喜愛的作品之一”。 ^[4] 

閻晶明：“破千年之題，解一時之憂，《故鄉》的指向相當深遠。繁複的結構，跳躍的故事，真切的抒情，密接的説理，讓這一短篇小説幻化出百般色彩。説不盡，道不完，卻又不失其恬淡的、平和的、素淨的情致。它以看得見、説不完的模樣，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4] 

魯迅（1881—1936），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本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名為豫才，浙江紹興人。1918年5月，首次以“魯迅”作筆名，發表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他的著作以小説、雜文為主，代表作有：小説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學論著《中國小説史略》；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等18部。毛澤東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 ^[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