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即由於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的壓力日漸增大，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在那裏形成一個綠色的生態環境。市區出現“空心化”，人口呈現負增長，以人口集中為主要特徵的城市化由此發生逆轉。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城市化的同時，我國的一些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的趨勢也開始愈加明顯，越來越多的城裏人開始嚮往着去郊區生活、居住。據北京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在被調查的人中，有54.5%的人近期有意到郊區投資，70%的人有意到郊區購買第二居所。在上海，越來越多的年輕白領人士，希望能過上週一到週五在市中心寫字樓裏上班，週六、週日在農村田園風光裏休閒的“五加二”式的生活。在東南沿海為數不少的城裏人相中了那些無人居住的無名海島，盤算着怎樣在那裏投資，重新開創一番自己的事業。

逆城市化，是指由於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的壓力日漸增大，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市區出現“空心化”，以人口集中為主要特徵的城市化由此發生逆轉。

“逆城市化”是相對於“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區域的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社會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費功能向城市聚集。在這些聚集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大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愈來愈強大的聚集效應，同時也帶來了聚集空間趨近極限和難以持續的種種“城市病”。當城市的發展到了一定極限，就得調整和優化城市的功能結構和空間結構，由此，中心城市的各種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閒娛樂等功能紛紛向有條件的中小城鎮及鄉村分解。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100多年前，英國城市規劃的邊緣人士霍華德曾竭盡全力想創建一個人類理想的“田園城市”。即在不影響英國社會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情況下，開創一個集農村和城市各自優點長處的人居環境。這可以算是逆城市化的思想起源。逆城市化在西方發達國家很普遍。二戰後尤其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美國加快了城市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內部的郊區人口增長速度遠遠快於中心城市人口增長速度。這是美國近期城市發展的主要趨勢。

真正意義的“逆城市化”是在1970年以後在發達國家發生的。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經歷快速發展之後進入城市化進程的第三個階段，其主要特徵是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長甚至減少，人口和其他資源的流向開始轉向中小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周圍的郊區小城鎮。這種現象在70年代首先在美國出現並被命名為逆城市化，然後在歐洲的發達國家出現。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逆城市化不意味着國家城市化水平的下降，它只導致城市發展新的區域再分配，它是人們對居住環境偏好變化、交通通訊高度發達、生產地理格局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事實上，逆城市化正在推動城市化更廣泛地傳播。

逆城市化本身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一般要經歷以下4個階段：

萌芽階段———首先搬入郊區的都是富有階層；

形成階段———大量中產階級開始搬入新的郊外開發區居住，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購物和娛樂；

發展階段———居住郊區化和工業郊區化；

成熟階段———郊區的自立程度越來越高，由單一的居住功能變成具有各種城市功能的就業中心。郊區人口是都市區人口的一部分，郊區化的出現導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間結構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帶的興起。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派生出來的新潮流。城市化發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趨勢越強。“逆城市化”對“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納新，對村鎮來説，則是巨大的發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湧向哪裏，哪裏的鄉鎮發展速度就快。利用“逆城市化”趨勢發展小城鎮和鄉村，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和鄉村成為中心城市自我優化、減輕空間壓力的廣闊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間結構更加合理，產業優勢更加突出，聚集效應和帶動效應更加強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與中小城鎮、鄉村彼此之間產業呼應、優勢互補、良性循環的空間佈局，搭成城市化與“逆城市化”的強對流（雙向對流）正比關係。

促進村鎮發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兩類：一類是依靠農村和小城鎮自身的實力，即依靠小城鎮所管轄的區域經濟的自然增長和農村人口轉移。一類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發展村鎮還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

首先，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可解決“城市病”，促使城鄉同發展、共繁榮。其次，交通、電信的發達是“逆城市化”得以暢流的基本物質條件。再者，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發展村鎮，即小城鎮的規劃、建設、發展應注重與中心城市“對接”。同時，提高小城鎮的吸引消費的能力和消費力，就是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產業流，為二三產業的蓬勃發展奠定堅實而深厚的基礎。此外，在創造吸引和駐留“逆城市化”的條件上着力，就是強化特有的天然優勢、歷史優勢，以及創造新優勢。可見，藉助“逆城市化”的力量發展村鎮，是促使村鎮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捷徑和最佳選擇，也是推進城市化的最佳選擇。

郊區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不同過程。一般將城市化階段分為：起步階段、郊區城市化階段、逆城市化階段、再城市化階段。

一般來説，郊區城市化是城市化過程中剛剛起步階段的時候形成的產物，由於人的急劇擴張，導致城市規模擴大，城市的郊區也紛紛成為城市景觀的一部分。這一般稱郊區城市。

而逆城市化則是由於經濟水平的提高，城市化進程較高的時候，這時人口（高收入較多）往往向郊區遷移。注：這裏的郊區離城市有一定的距離，而郊區城市化中的郊區是與城市接壤的。

二者的區別關鍵在於發生的原因不同。郊區城市化應是一個城市自然擴張良性發展的過程，是伴隨經濟發展而出現的現象。而逆城市化才應強調城市內部環境的惡化。

逆城市化：即由於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的壓力日見增大，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市區出現“空心化”，以人口集中為主要特徵的城市化由此發生逆轉。 城市郊區化村鎮、開發區、工礦企業與城市、城鄉相融連成一片，幾乎是城區、郊區緊緊相連、不分彼此了。從西方發達國家來看，城市郊區化所產生和帶來的積極作用是極為相似的。

其一、城市郊區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城市中心區的人口過度集中、住宅緊張和交通擁擠狀況，改善了城市工作條件，促進了人地關係的進一步和諧；

其二、注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協調，通過制定和實施完善的區域規劃，促使城市產業、部門在地域空間範圍內的協調佈局，有利於充分發揮城市在生產、流通、生活、消費等領域的整體功能；其三、改善了城市的環境質量。然而，城市郊區化建設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這種追求規模不斷向周邊地區蔓延發展的城市化建設道路，若任其發展下去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一系列“城市病”，最終使處於蓬勃發展階段的城市化建設遇到阻礙而停止不前。這種“城市病”在中國開始逐漸暴露出來。

第一，城市人口向郊區移動，城郊差別減小。

工業的發展使工業佈局過分集中，導致環境惡化，地價上漲等。城市中心區人口開始向郊區移動，它們在城市周圍大建新城和衞星城，將城市人口，文化，產業一併帶到郊區，這種現象在西方一些大城市尤為嚴重，被稱為“美國式郊區化”現象。超級市場，高檔住宅，大型停車場的構建，一改郊區簡陋的面貌，使城市和郊區之間在生產和消費上趨於平衡。

此外，高速公路，地鐵等交通事業的發展，縮短了城郊之間的距離，使大量人口頻繁往來於城市和郊區之間成為可能，形成獨具特色的“鐘擺式”移動趨勢。這是逆城市化的開始。

第二，城市人口減少，城市規模縮小。

在一些發達國家，城市人口減少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英國倫敦從1950年的年到1970年的年的20年間，城市人口減少了10萬人。其它像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每年城市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少，且呈逐年上升趨勢。

人口的減少使城市規模逐漸縮小，大城市趨於消失，鄉村人口增加，城鄉人口差別縮小。這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結果，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

由於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人們向着更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方向遷移。鄉村清潔的環境，優越的就業條件，寬鬆的氛圍... ...吸引着城市人口湧向鄉村，致使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下降。這是逆城市化發展的較高階段。

其主要表現為：1、佈局分散、城市整體規劃相對落後。在城鄉結合部位（處於城市和農村的交叉地帶），規劃與管理出現“被遺忘的角落”和“真空”。

2、佔地過多，土地利用矛盾突出。

3、道路交通、公共服務等基礎設施建設相對不足和落後。

4、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不能得到良好保護。

5、城市建設中的人文問題嚴重。在大規模的城市郊區化歷程中，伴隨着大量工業園區的向外遷移及大量城市居民樓房的興建，每年都要建設新的公路或城市基礎設施來滿足城市擴張的需要。在政府強制或通過市場力量的安排下，許多農民失去了農田和家園。政府給的補貼可能杯水車薪，再加上可能存在的層層剋扣，真正到農民手中的根本不夠農民遷移到另一地方的費用。許多農民由此陷入了貧窮的境地，有的甚至淪為乞丐遊蕩於城市的大街小巷。而這一切有悖於城市決策者的初衷。這種由於城市蔓延帶來的人文問題在許多大中小城市十分嚴重，成為城市有關管理部門的心頭之痛。

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門2010年8月調查發現，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的57.7萬人降到去年的18.9萬人,降幅達67%。不願意進城落户，甚至把户口從城市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已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出現。無獨有偶，“兩棲”公務員出現浙江，不久前義烏出現200多名公務員户口遷農村爭補償分紅，一些公務員為“當農民”，把户口遷到農村。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重慶市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啓動，農轉非工作已全面展開。全市8月1日開設户籍改革轉户窗口以來，廣大農村居民參與户籍制度改革的積極性比較高。

抱有“鐵飯碗”公務員為何“爭當農民”？“農轉非”在我國東西部地區境遇為何差異如此之大？專家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表示，這種差異歸根結底主要是土地所藴含的利益所致。 　“我國東西部地區差異較大，東部及沿海發達地區，在土地越來越值錢的前提下，農村土地早晚要變成巨大的財富，許多農民不願進城放棄這些土地，所以出現‘逆城市化’。但是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國城鄉發展政策要根據地區差異因地制宜。”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孫久文道出箇中原因。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後凱持有同樣觀點，“我國東西部地區轉户兩重天主要是經濟利益問題，城市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户口改革最關鍵的是放開讓人口自由地流動，但總體趨勢流向城市。城市户籍本身藴含福利待遇，而與之對應的是農村户口的集體土地，通過搞開發出租等，產生豐厚經濟受益，農民不願意進城的想法是不難理解的。實際上，近年來出現某些公務員在農村擁有土地，城市裏擁有住房的‘兩棲’現象在發達的東部地區較普遍，有的公務員掌握了相當多的資源，完全有辦法操作，鑽政策的空子。不過這個問題是遲早要解決的。”

在就業壓力增大、無數人爭考公務員的今天，浙江義烏市卻出現部分公務員把户口遷入農村，願意回村裏“當農民”的怪事。前不久，義烏市200多名擁有農村户口的公務員，被市紀檢委、市委組織部等部門要求從農村遷出户口、辦理農轉非、退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義烏市為何“開除”這些公務員的“村籍”？公務員“爭當農民”怪事背後有何“內情”？

“户口在農村,可以享受到村集體經濟分紅、徵地補償、回遷安置房等收益。”當地一位官員説，“不要小看了這個農村户口，它在農村涉及的經濟利益十分巨大。”

在當地村民眼裏，除獲得宅基地、蓋房子外，農村户口還可以拿徵地補償費，並每年從村集體資產出租、物業等經營收入中獲得分紅。浙江省農業廳經管處處長童日暉接受新華社採訪時介紹，全省已推行了農村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對村集體所有的資產清產核資，量化為股權，均攤到村民身上。已有千餘個農村完成了這項改革，去年人均分紅500多元，有的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分紅則更多。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孫久文表示，“公務員想當農民，存在土地的誘惑，這在全國不具普遍性。主要是東部一些省份政策管理存有漏洞。户籍改革最終目標是取消城市和農村户口，首先應把户籍外圍附帶的一些政策清理乾淨，然後再主攻户籍改革是比較可行的。”

公務員“兩棲”現象何以存在？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後凱認為，因為有的公務員掌握了相當多的資源，完全有辦法操作；同時，有的村幹部由於看中一些公務員手中的權力與資源，也比較歡迎公務員户口“下鄉”。真正讓這些“追逐利益者”出局，還有賴於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把一些權力部門手握的資源逐漸取消。

近年來，農村土地越來越值錢，農民身份獲得的利益越來越多，有的農村户口甚至牽扯到上百萬元的收益。“現在東部地區農民生活水平提升很快，不見得比城市低，關鍵是農民的宅基地、承包的土地，在土地越來越值錢的前提下，這些土地早晚要變成巨大的財富。讓其進城放棄這些土地，離城市較近的農民是尤其不願意的。”孫久文分析説，加之我國東部城市化本身已經很高，農民生活水平很高，已無多少農民可以轉户，這是江浙一帶“農轉非”比例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城市化快的過程中，擁有較多土地的農民即使什麼不幹，僅靠租土地，有的甚至一年要掙幾十萬。他們不願轉為城市户口，這是地域造成的問題。”魏後凱説，然而，並非所有“逆城市化”背後都是巨大利益誘惑。在東部，相當一批人離開大城市，與無法支付高額生活成本有關。如果“逆城市化”現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停滯。

有户籍管理者指出，城市吸納進城人員主要目的在於獲取廉價勞動力，同時又希望儘量少承擔對他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進城者長期在收入低標準、生活低質量、保障低水平的社會底層徘徊。 再加上高額的房價與不斷上漲的物價，即使政策完全放開，多數進城人員也難以實現落户生根的意願。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與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壽龍接受採訪時流露出對於農民進程補償政策背後的憂慮。他認為，農民在進城之後毫無疑問將失去土地，而土地會被政府以低價買進再高價賣出，轉户農民在未來將無法選擇再次回到農村，應從制度上給予農民一定的雙向選擇權利。並且從長遠角度看，這種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也不利於城市與農村同步發展。

城市化進程中是否應“户籍先行”？此觀點爭議較大。孫久文表示，“成都、重慶的户籍改革，對於和重慶發展水平，城鄉結構差不多的地方才有借鑑意義。我主張首先要把户籍外圍附帶的一些政策清理乾淨，然後再主攻户籍本身改革。無論是長三角或珠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規模已經很大，要進一步發展周邊的中小城市，做為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方向是合理的。”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楊立雄直言重慶經驗短期內在北京上海複製“肯定行不通”。他認為，重慶雖為四大直轄市之一，但由於地處西部，交通狀況和吸引移民的能力甚至不及東部中型城市，“户籍改革最應該先在欠發達地區開展，通過户籍改革，將有助於消除貧困，實現城鄉權利的平等”。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員時和興表示，就全國而言，還不適合普及重慶做法。對於農村面積比較大的地區，全部打破城鄉户籍隔閡還不太可能。此外，從政府負擔的角度用講，財力上也有可能會出現問題，公共服務也很難跟上。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後凱表示，儘管農轉非過程中出現一些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中國城市化趨勢不可阻擋，城市化有多種途徑，各地的成功模式不是在全國都可實踐的，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有些西部模式在東部沿海地區肯定是行不通的。户口改革最關鍵的問題是放開讓人口自由地流動，户籍制度本身所藴含的福利待遇較多，大家願意到城市。然而發達地區農村户口的集體土地，可以搞開發，產生豐厚經濟受益，農民不願轉户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縮小城鄉差異、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一定要推進的。”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對記者表示，“但當大批農民湧入城市之後，城市管理者應該做好準備向這些轉户農民提供住房以及豐富的公共服務資源，要有能力讓各種城市資源和福利均等地降臨在每個公民身上，這才是户籍改革的應有之義。”

在不少地方的户籍改革試點中，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一些農民工不願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希望換成農村户籍，以分得田地。實際上，這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從上世紀80年代末國有土地使用權市場化以來，逆城市化現象就一直存在。

中國式“逃離”城市還不是“逆城市化”

如果“逆城市化”的階段已經開始，那麼政府就會着手郊區建設，引導有錢人過去。北京就是這樣搞的，“市區工作、居住郊區化”，結果有錢人沒引導過去多少，倒是一大批“蟻族”被生活成本擠壓過去了，由於交通擁堵，他們還要忍受早起晚歸的堵車生活。

如果還沒到那個階段，那麼就老老實實做城區建設，解決外來者的住房、教育問題。等城市發展更完善了，也會像歐美國家一樣，富人慢慢搬到郊區去住，郊區的配套也就起來了，然後中產階級再搬出去住。接着是很多公司、工廠搬出去，最後形成一個配套完善的城鎮。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階段。我們還差得很遠，當前，頂多算個“半城市化”。 ^[2] 

城市郊區化發生在20世紀50～70年代，主要表現是城市人口向郊區轉移，大城市外圍分散佈局衞星城鎮，根本原因在於城市人口、服務業及相關產業向郊區遷移的一種離心分散化。美國從18世紀末城市化的初始階段始到20世紀末“逆城市化”出現經歷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19世紀後期，在霍華德田園城市思想的影響下，首先一批富有階層搬入郊區，在隨後的半個世紀裏，家庭汽車的大量使用和公共交通設施快速發展極大地加速了城市郊區化進程。城市內的大量中產階級開始湧向新的郊外開發區居住，城市空間結構形態隨之發生變化，城市發展在空間上表現為衞星放射狀。二戰後市區地價趨高，但是市區土地的供給已經高度無彈性。這時美國政府為了合理地規劃城市發展，對在郊區選擇住宅給予鼓勵，使得更多中產階級包括部分低收入階層能夠支付郊區住宅，郊區化得到普遍發展。20世紀末，美國的“城市空心化”發展迅速，郊區已由城市邊緣擴展的鬆散形態, 演變成為具有各種城市功能的就業中心。

城市化進程中。非常鮮明的特點，中小城鎮是城市化的主體、城鄉一體化程度高。德國百萬人口以上城市只有柏林、漢堡和慕尼黑。小城市（人口在2萬～20萬）在所有城市中佔了76%。在城鄉一體化中法蘭克福經濟區非常能夠説明問題, 它是德國的交通樞紐。對整個歐洲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儘管法蘭克福的經濟地位在增強，但市區人口呈現負增長趨勢。這説明大城市的人口在逐步向郊區和中小城市流動。全德每年有20萬人向郊區和小城市流動，城市空心化、城鄉一體化進一步加強。

到20世紀20年代逐漸形成了日本的四大工業地帶，這奠定了日本臨海城市帶格局的基礎。20世紀70年代時日本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75.2%。在經濟高速發展中，也曾經出現了勞動力大批進入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現象，一時造成大城市人口擁擠和地區間差距拉大。1975年以後，由於工業增長速度減緩，大城市開始趨向擴散發展, 人口向東京、名古屋等大城市集中的狀況趨於消失。90年代後，由於地價上漲，出現了與美國城市發展史上相同的狀況, 市區居民和企業離開市中心向周圍城郊遷移，城市郊區化發展明顯，新城市不斷出現，形成了城市羣，市中心區人口減少。

在英國，主要中心城市的土地開發話動由城市中心地區轉向城市邊緣地帶轉移，主要原因在於：

（1） 市中心地區和城市邊緣地帶地價懸殊。英國地價特點是南部高於北部；城市中心區高於邊緣區；不同類型的城市用地之間存在非常高的地價差。

（2） 住宅建設對土地需求不斷增加。

（3）工業結構改變衝擊了傳統工業，許多不適於在城市中心區發展的企業開始外遷。

（4）城市中心購物功能衰退，消費者的興趣逐漸由市中心轉向郊區，城市郊區的購物中心的規模也隨之不斷擴大。

城市化水平速度很快，十月革命以後的70年間其城市人口從0.291億人增加到1.775億, 是原來的6倍。以莫斯科為例， 莫斯科市區面積994平方公里，在一個多世紀中發展到了原來的17.75倍，主要是沿交通線呈放射狀、走廊式發展。前蘇聯長期實行低房租政策，經濟發展的成本長時期以來過多地由政府負擔。為了更好的發展經濟，城市建設的成本開始轉移給市場，地價開始上揚，市區地價攀高使得居民點佈局呈現新特點：過多的土地需求只能在郊區得到滿足。土地的需求者主要是城市居民，目的是為了尋找第二住所和輔助消遣，土地的用途主要分為四類：鄉間別墅、果園、菜地或村舍等，從一定意義上講，莫斯科市郊的土地利用類型反映了莫斯科市民擁有財富的空間分佈格局。

“逆城市化”現象表明，中國的户籍改革已經迫在眉睫。户籍改革本身其實並不複雜，真正難以觸動的是附着於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誠如《中國經濟轉型30年》一書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論，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較多福利內容的地區，户籍制度改革越難推進。“户籍福利”不能剝離，人們只會湧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會遭遇更大阻力。中國的“逆城市化”是户籍制度製造的怪胎。這種“逆城市化”，不僅導致人口的非正常流動，也可能導致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停滯。這對社會發展無疑是有害的，必須通過户籍改革予以改變。

在發達國家城市化後期，人們不滿交通擁擠、污染嚴重的城市生活，逐漸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於是有了“逆城市化”的概念。我國一些地方出現“非轉農”，咋一看像逆城市化，但有幾人是因厭倦城市、嚮往鄉村而“非轉農”的？其實，媒體熱炒的“逆城市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逆城市化，一些地方出現“非轉農”現象，並非表明有多少城裏人想當農民，而是一些人藉此與農民爭搶利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