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環境

世界人居日 ^[2] 

歷年世界人居日主題 為了喚起各國政府和全社會對解決人居問題的重視，號召全世界為人居發展作出努力，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四十屆聯大一致通過決議，確定每年十月的第一個星期一為世界人居日（世界住房日），並每年確定一個主題。

聯合國人居獎 ^[3] 

聯合國人居中心從1989年開始創立“聯合國人居獎”，這是全球人居領域最高規格的獎勵。“聯合國人居獎”自創立以來，一直受到世界各國政府的重視。每年，聯合國人居中心都要收到大量各國政府推薦的參加人居獎評選的項目材料，被推薦的候選者可以是政府機構/組織、個人或項目，內容可涉及人類住區的各個方面，如住房、基礎設施、舊城改造、可持續人類住區發展、災後重建、住房解困等。為了確保人居獎的權威性，人居中心聘請了一批資深的官員和專家組成評委會，對所有候選者的申報材料進行嚴格的評審和篩選，最後選出獲獎者。每年的獲獎數量由人居中心視情況而定，一般在10個以下。歷年的獲獎者均為在國際、地區或國家一級的人居領域內成就突出並有廣泛影響的機構/組織、個人或項目。。截至2003年，全球共評出聯合國人居獎121個。我國從1990年開始組織申報聯合國人居獎，我國共獲聯合國人居獎12次。 他們是： ——1990年，唐山市政府因災後重建的巨大成就榮獲聯合國人居中心頒發的“人居榮譽獎”。 ——1992年，深圳市住宅局獲“聯合國人居獎”。 ——1995年，上海市因實施解決居住特困户項目而榮獲“人居榮譽獎”。 ——1996年，建設部長侯捷榮獲人居獎“特別榮譽獎”。這是中國首次以個人名義獲獎。 ——1997年，中山市長黃子強獲“聯合國人居獎”。 ——1998年，瀋陽市長慕綏新獲“聯合國人居獎”。 ——1998年，成都府南河綜合整治項目榮獲“聯合國人居獎”。 ——1999年，大連市長薄熙來獲“聯合國人居獎”。 ——2001年，杭州市政府獲“聯合國人居獎”。 ——2002年，包頭市政府獲“聯合國人居獎”。 ——2003年，威海市獲“聯合國人居獎”。 ——2004年，廈門市獲“聯合國人居獎”。 爭創“聯合國人居獎”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獲得中國人居獎項，二是獲得聯合國人居獎申報資格，三是獲得聯合國人居會議申辦權。

“世界人居獎”是國際上一項頗有影響的大獎，由英國建造與社會住房基金會於1985年創立，作為該基金會對1987年“國際住房年”的獻禮。自該獎設立以來，已評選出了30多個優秀項目，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英國建造與社會住房基金會一直與人居中心合作密切。 設立“世界人居獎”的目的是為了在全世界範圍內表彰那些能夠為其他地方所仿效的成功而又有所創新的人居項目（主要側重於住房項目）。每年這個獎項都吸引了一批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能加以仿效的高質量的創新項目參加競爭。 “世界人居獎”每年評出兩個獲獎項目。自1985年起每年都在“世界人居日”全球慶典上頒發。圍繞該獎項的競爭旨在發現那些為人們提供可持續性未來的人居項目及那些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現存的住房問題提供既現實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解決辦法的人居項目。在這兩種情況下，所要尋找的項目都是那些能從更廣泛的層面上看待住房問題的解決，並涉及到除住房問題外的其他相關領域，如失業、能源損耗、可持續性未來等等的人居項目。中國北京的菊兒衚衕改造項目曾於1992年獲得此獎。

聯合國人居委員會是根據第32屆聯大通過的第162號決議於1977年10月12日正式成立的，是聯合國系統內專門負責推動全球人類住區發展的機構。聯合國人居委員會設58個理事國，每屆任期4年。名額按地區分配，其中：非洲國家16席、亞洲國家13席、東歐國家6席、拉丁美洲國家10席、西歐國家及其他國家13席。人居委員會現每兩年召開一次大會，對全球人居領域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決策。多年來，人居委員會一直與我國保持着良好合作關係。應我國政府的要求，人居委員會於1988年12月31日正式接納我國為理事國。 ^[1] 

聯合國人居中心是於1978年成立的，是聯合國系統內負責協調人居發展活動的領導機構，它支持並與各國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和私營部門通力合作，促進全球人居事業的發展。聯合國人居中心的工作着重於以下幾個重點領域：

1．住房和社會服務 世界各地區的大部分低收入者都缺少獲得適當住房和社會服務的途徑。在發展中國家，至少有6億城市居民居住在質量很差的住房裏，而且飲水、衞生、排水和垃圾收集等都很不完善，造成了其生命和健康持續受到威脅。每年，有幾百萬城市居民被武力逐出家門，使無家可歸者的人數日益增加，而據估計無家可歸者已達1億人。 人居中心促進在住房和社會服務方面制定政策、戰略和創建供應體系。通過制定恰當的住房政策，實行社區參與以及通過鼓勵政府取消那些妨礙人們獲得土地和住房方面所存在的機構和法規上的限制等手段，人居中心鼓勵全面和逐步實現住房權。

2．城市管理 到2000年，全世界有一半人口將生活在城市地區。到2030年，城市人口將是農村人口規模的2倍。迅速的城市化、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大範圍擴張以及特大城市的迅速擴大等現象，是我們這個年代最主要的一些變化。所以，幾乎每一個國家當今社會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是否能管理好其城市。 認識到在使城市地區變得生產力更高，更公平以及更具可持續性方面，地方政府能夠成為最有效的合作者，人居中心與地方當局和其他城市管理機構密切合作，致力於在城市一級實施“人居議程”。

3．環境和基礎設施 城市發展可為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機遇，因為城市已具備在有限的空間內，高效率地容納大量人口。然而，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環境和基礎設施規劃與管理，城市就會變成嚴重的健康、環境以及經濟問題的來源，而這些問題是由人類活動和自然災害引起的空氣污染、水污染、不良的衞生狀況和災害等帶來的。 人居中心通過以下途徑尋求改善人們的居住環境，即向各國政府、地方當局和社區提供幫助，用於規劃、實施和維護城鄉住區中的基礎設施及服務設施，尤其是在供水、廢物處理、衞生、交通和能源方面，幫助制定當地的環境政策。

4．評價、監測和信息 人居中心通過其全球城市觀測站，結合兩個主要的監測手段：最佳範例項目和城市指標項目來審議和監測全球實施進展情況。監測的結果將發表在兩年一期的《世界城市狀況》的報告中。 人居中心通過其設在世界各地的信息辦公室等辦事機構、定向公共信息資料、國際互聯網及其兩本主要定期出版物：《全球人居報告》和《人居辯論》來促進採取提高對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城市議程的認識，從而達到在一個日益城市化的世界裏有關共同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方面的政策轉變。

聯合國人居署 ^[4]  於2002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至此聯合國人居委員會及其執行機構聯合國人居中心的職能將由聯合國人居署來行使。聯合國人居署相對於聯合國人居中心而言，不僅地位得到提高，而且職能將更為廣泛。 聯合國於1996年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召開了聯合國第二屆人居大會，會上通過了指導世界各國人居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人居議程》。2001年6月在紐約召開的人居特別聯大會議上，又通過了《新千年人居宣言》。這些都表明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對於全面改善全球人居狀況的關注和決心。然而作為實施《人居議程》的聯絡和監督機構，聯合國人居中心卻由於其地位和職能上的制約，影響了它履行聯大賦予的職責。 鑑於這種情況，許多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呼籲聯合國應加強對聯合國人居中心的重視。在2001年底召開的第56屆聯大會議上，由77國集團加中國提出的一項關於“加強聯合國人居委員會的職責、地位及加強聯合國人居中心的地位、作用和職能”的決議草案獲得通過，從而使聯合國人居署得以誕生。

人居環境是人類工作勞動、生活居住、休息遊樂和社會交往的空間場所。人居環境科學是以包括鄉村、城鎮、城市等在內的所有人類聚居形式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着重研究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強調把人類聚居作為一個整體，從政治、社會、文化、技術等各個方面，全面地、系統地、綜合地加以研究，其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類聚居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更好地建設符合於人類理想的聚居環境。

人居環境的形成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人類的生存方式不斷變化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從被動地依賴自然到逐步地利用自然，再到主動地改造自然。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人類最初以採集和漁獵等簡單勞動為謀生手段。為了不斷獲得天然食物，人類只能“逐水草而居”，居住地點既不固定，也不集中。為了利於遷徙，人類或棲身於可隨時拋棄的天然洞穴，或棲身於地上陋室、樹上窠巢，這些極簡單的居處散佈在一起，就組成了最原始的居民點。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在相對固定的土地上獲取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農耕與飼養，而且形成了從事不同專門勞動的人羣：農民、牧人、獵人和漁夫。農業的出現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勞動分工向人類提出了定居的要求，從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鄉村人居環境。

這種真正的人居環境最早出現於新石器中期，如我國仰韶文化的村莊遺址。隨着生產工具、勞動技能的不斷改進，勞動產品有了剩餘，產生了私有制，推動了又一次大規模的勞動分工——手工業、商業與農牧業的分離。手工匠人和商人尋求適當的地點集中居住，以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和商品交換，於是，距今大約5500年前，以擔負非農業經濟活動為主的城鎮應運而生。尼羅河下游的底比斯、孟菲斯，兩河流域的伊立、巴比倫，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莫哼卓達羅，黃河流域的亳、殷、鎬京等，就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城鎮。

作為人類棲息地，人居環境經歷了從自然環境向人工環境、從次一級人工環境向高一級人工環境的發展演化過程，並仍將持續進行下去。就人居環境體系的層次結構而言，這個過程表現為：散居、村、鎮、城市、城市帶和城市羣等。

人口規模的變化顯示了人居環境規模演化的基本特徵。這個演化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漫長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緩慢發展，不要求人口的大規模聚集，各種人居環境的規模基本上處於緩慢增長狀態。工業革命以後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世界各國先後進入城鎮化時期，城鎮規模急劇擴大，而鄉村規模相對穩定（某些地區甚至有所縮小），形成人口從鄉村®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的向心移動模式。另外，隨之興起的第三產業以生產服務、科技服務、文化服務和生活服務功能等從多方面支持了城鎮化，並進一步擴大了就業門路，賦予城鎮新的吸引力。上世紀60年代以後，人居環境規模的演化進入第三個階段。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主導城鎮化的進程正處於上升時期，城鎮人口，尤其是大城市人口一直處於持續增長狀態。1952年我國有大城市19個，1985年增加到52個，增加了1.74倍，大城市人口從3231萬人增長到6941萬人，增長了114.8%。在發達國家，這一階段卻出現了新趨向。由於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環境質量下降、用地緊張的矛盾不斷加劇，城鎮化的速度已大大減緩，甚至出現了大城市人口減少、小城鎮人口增加，市中心區人口減少、郊區人口增加的逆城市化現象。

伴隨着人居環境的演化，其地域形態也處於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鄉村地域形態的演化較簡單，從零散分佈的農舍到以中心建築物或主要街道為線索佈置的各類用地，就基本上完成了地域形態的演化過程。城鎮地域形態的演化比較複雜。我國古代城鎮基本上是以權力機構為中心的對稱棋盤格形式，這與歐洲以教堂、宮殿或廣場為中心展開佈局的城鎮同屬原生城鎮。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城市不斷成長擴大，東西方城市殊途同歸，都趨於樹木年輪一樣的單核同心圓式城市。資本主義早期，產業的迅猛發展使城市惡性膨脹，但城市仍固守原來的中心，地域的擴展從攤大餅式的漫溢發展轉為沿交通線的蔓延，城市地域形態逐漸演化為單核多心放射環狀。在近現代，為了克服城市病，人們設想以大城市郊區的“飛地”為新的成長核來分散中心城市的壓力，從而出現了多核城市和星座式城鎮羣。人們在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城市沿既定方向作極軸形擴展有很大優越性，於是產生了定向衞星城、帶狀城市和鎖鏈狀城鎮羣等。

城市化（或稱城鎮化）是世界發展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簡單説來，當代世界城市化有以下四個特點：

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為29.2%，1980年上升到39.6%，增加10.4個百分點。預計2010年將達到51.8%，即在世界範圍內，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超過居住在鄉村中的人口。同時，從7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人口數開始超過發達國家，到2020年兩者之比將為3.5 : 1。這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已構成當今世界城市化的主體。

大城市化趨勢明顯、大都市帶出現當代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大城市化趨勢明顯，其後果不僅使人口和財富進一步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數量急劇增加，而且出現了超級城市（Supercity）、巨城市（Megacity）、城市集聚區（City Agglomeration）和大都市帶（Megalopolis）等新的城市空間組織形式。

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 戰後，若干發達國家從鄉村到城市的人口遷移逐漸退居次要地位，一個全新的規模龐大的城鄉人口流動的逆過程開始出現，這就是所謂的郊區城市化。50年代後，由於特大城市人口激增，市區地價不斷上漲，加上生活水平改善，人們追求低密度的獨立住宅，以及汽車的廣泛使用，交通網絡設施的現代化等原因，郊區城市化進程加速。同時以住宅郊區化為先導，引發了市區各類職能部門紛紛郊區化的連鎖反應。

70年代以來，一些大都市區人口外遷出現了新的動向，不僅中心市區人口繼續外遷，郊區人口也向外遷移，人們遷向離城市更遠的農村和小城鎮，整個大都市區出現了人口負增長，國外學者將這一過程稱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首先出現在英國，美國出現逆城市化的時間稍晚。

面對經濟結構老化，人口減少，美國東北部一些城市在80年代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科技產業和第三產業，積極開發市中心衰落區，以吸引年輕的專業人員回城居住，加上國內外移民的影響，1980—1984年間，就有紐約、波士頓、費城、芝加哥等7個城市在市域內實現人口增長，出現了所謂的再城市化。

城市人居環境的不斷變遷，引起了許多專業和社會人士對理想城市的探索和討論。本節中選取了一些影響較大和較具典型性的理論予以介紹。

19世紀末產業的迅猛發展使城市惡性膨脹，居住條件的惡化成為壓抑城市居民的巨大陰影。於是人們開始懷念舊式小城的安寧生活，發出了“回到自然中去”的呼聲。在這種背景下，霍華德（E. Howard）提出了“田園城市”的理想模式（圖8-1）。該模式基本上屬於單核同心圓狀結構：6條幹道自中心城向外延伸，地域的職能分化按同心圓層展開。中心區為一空曠的公園，既可作休憩用，也是公眾集會的場所。四周是公共建築羣，佈置行政、文化、娛樂等市級公共機構。外層是公園綠地帶，再外層是商業區，開展零售、批發業務與商業展覽等。商業區外層是寬闊的林蔭大道，附近有學校、教堂、小型休憩場地等。花園式的住宅羣佈置在最外層，再向外就是廣泛的永久性綠地，有森林、草地，也有農耕地。在《芝麻與百合花》一文中，霍華德表達了他的理想：“按照健康和倫理道德的要求，對現有房屋進行改建。建設新的堅固和美觀的住宅。這些住宅在一定的環境中成組地組合，與周圍環境完全協調。城牆把整個城市圍起來，郊外不再有有害健康的貧困地帶，城內有美觀的、充滿活力的街道，城外則是敞開的田野。城牆外面，有觀賞花園和水果園組成的綠帶，這樣城市任何地點的居民都可以用幾分鐘的時間，就能來到這裏呼吸新鮮的空氣，身處於綠色環境之中，享受廣闊的地平線，這就是我們的最終目標”。田園城市是生活居住質量高度理想化的模式，雖然在實際上很難將其推廣，但它對城市規劃思想的影響卻相當深，在世界上許多城市的構築方式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田園城市的影子。

格倫的理想城市 本世紀初，因大城市過分膨脹，城市空間過度集中而導致住宅缺乏、交通阻塞、中心擁擠、建築混亂、城市環境惡化等種種令人頭疼和詛咒的“城市病”，1943年芬蘭建築師伊利爾.沙裏寧發表了《城市：它的發展、衰敗和未來》一書。他把城市作為一個有機體，提出城市秩序的概念，認為城市如細胞一樣是有機的，其肌理如同細胞的肌理，如果發展過快或過量，就會打亂系統有機秩序，因此要進行有機疏散。其精髓就是把城市無秩序的集中變為有秩序的分散，即避免“攤大餅”式的發展模式，而是把密集的城市區域分裂成一個個的集鎮，形成“多核區域”，各區域相對獨立，彼此之間以大片的綠化帶或河流間隔，這樣不僅充分且較均勻地分散了城市人口，減緩舊城區壓力，而且充分利用了自然資源，使城市規劃及建設融入了大自然中，與自然互為一體。

1973年，格倫（V. Green）提出了一個組合型城市地域結構模式。根據多年城市規劃與環境設計的經驗，格倫認為：通過科學的規劃與控制，一定用地規模的城市可以容納較多的人口，並創造出高質量的城市生活。他將城市地域分為城市景觀與技術景觀兩部分。前者的功能是居住、輕型加工、行政管理、商務、教育科研和文化娛樂等；後者的功能是採礦冶煉、重型加工、交通運輸、供水供能、倉儲、污染物處理和防災等。城市景觀可採取細胞羣佈局方式，並保持適當距離，以免干擾。據此，格倫提出了一個諸多微型單元按一定方式排列組合的理想城市模式。該模式城市景觀部分含一個核心區和若干個排列有序的次級單元，技術景觀由若干個散佈在外圍的專用地組成，隙間為大小不等的綠地。每個次級單元相當於一個小城鎮，內含一個單元中心和三個分區；每個分區含一個分區中心與三個社區；每個社區含一個社區中心和三個街坊。該模式可大可小，次級單元的個數視人口多少而定。如一座200萬人口的城市可分為30個次級單元，內含90個分區、270個社區、810個街坊，約25%的人居住在各級中心，其它散佈在各個街坊。這樣大規模的城市需用地346km2，其中將近30%為城市景觀，將近10%為技術景觀，其它60%多為綠地。這樣，城市景觀內的人口密度達2萬人/km2，人均佔有綠面積為107m2，人口容納量相當大，環境質量也相當高。

我國有學者提出一種“園林城市”的理想模式。這是一種單核多心模式，同時含有圓環和扇形兩種結構。市中心——居住區中心——居住小區中心構成全市三級中心。居住區含6個居住小區，每個小區可視情況分為2~4個居住單元。各級中心可分別佈置不同等級的公共設施和商業服務機構。這樣，各級中心不僅是公共活動中心、購物中心，也給居民在鬧市中提供了一片休息、遊樂的綠土。公共建築外圍為大片住宅羣，間有學校、醫院和無污染的輕型、小型加工廠。每個居住區佔地150公頃左右，人口規模4~6萬。以居住區為單位，向外延展為若干個相對獨立的扇形面。居住區的外圍是綠化帶（如防護林），最外層是工業、倉庫或對外交通用地。動、植物園、苗圃、郊區綠地從各扇形面之間呈楔形插入市區，並通過林蔭帶直接與市中心連通。園林城市是以園林綠地系統為線索組織各城市功能的，其好處有四：

“園林城市”模式 · 生活用地與生產用地的組織比較合理，二者既有一定的聯繫，又有必要的隔離

· 生產性用地雖然佈置在最外層，但不形成完全封閉環，不會對城市的發展造成很大限制

· 適宜按照放射環狀道路系統組織市內交通

· 園林綠地系統點、帶、面相結合，與城市建築環境渾成一體，達到了“園中是城，城中有園”。不過這種園林城市比較適合中小城市，而對於大城市來説並非最佳的結構模式。

如前所述，人居環境涵蓋所有的人類聚居形式，通常可以把它分為鄉村、集鎮和城市三大類，其中鎮是處於城市和鄉村的中間過渡類型，因此，常有“城鎮”、“村鎮”並提的情況。城、鎮、村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人口的差別首先是人口數量的差別。劃分城、鎮、村的人口指標因國家而異。在我國，人口在10萬人以上的可設市，2千~10萬的可設鎮，2千人以下的居民點為鄉村。其次是人口勞動構成的差別。城市和鎮以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人口為主，鄉村以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業勞動人口為主。第三是人口密度的差別。一般説來，城市人口比較稠密，鄉村人口比較稀疏。

經濟活動的差別城鎮是加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築業、商業、服務業等第二、三產業集聚的地方。鄉村除了少量第三產業活動以外，耕作業、林果業、放牧業、漁獵業等第一產業佔絕對優勢。從另一方面來講，城鎮土地只與城鎮經濟活動發生間接關係，為城鎮居民的工作與生產提供活動空間，其利用主要是物理機制。鄉村土地與農業經濟活動發生直接關係，深刻地參與生產的物質與能量循環，其利用主要是生物化學機制。

社會文化結構的差別城市居民的民族與宗教色彩、文化與職業構成都很複雜；鄉村則比較單一。城市擁有眾多的學校、科研單位和文藝、體育、娛樂、衞生設施與機構；鄉村則比較少。城市建築風格追求美觀精巧、多元和諧，併力求開拓高空和地下空間；鄉村建築則樸素自然、簡單實用，一般很少有高層建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很有規律，習慣於在工作日嚴格地按時間表作息，週末則購物、娛樂、社交。除出差和遠遊外，城市基本上可以滿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鄉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有很強的季節性，農忙時，日出即起、日落即歸，農閒時則可自由安排時光。鄉村難以提供人們所需的一切生產、生活資料和文化娛樂設施，因此不定期地“進城”成為農民生活中的要事。

區域中心地位的差別城鎮多是某特定區域範圍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中佔據特殊重要的地位，各種類型、各種級別決策機構的聚集是城鎮的一大特色。鄉村只是區域聚落體系的最基本單元，不具備中心性地位。

景觀的差別城市景觀的多維多面性是鄉村無法比擬的。在城市，有規模宏大的公共建築，有密集分佈的住宅樓羣，有成片如林的廠房煙囱，有縱橫交錯的交通網絡，有人羣熙攘的商業大街，有錯落有致的園林綠地……事實上，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看到，城市景觀是景觀環境的一大組成部分。與城市相比，村、鎮景觀比較單一。“十”字型或“井”字型的主幹街道，中心區幾座公共建築，成片的平房，稀疏分佈的幾座廠房，構成了集鎮景觀的主體；綠樹和菜地，構造樸素的農舍和簡單的生活、生產服務設施，再加上幾條小路和一條小河，就組成了具有田園詩意的鄉村景觀。

l 將城市人居環境在地域層次上劃分為近接居住環境（微觀城市人居環境）、社區環境（中觀城市人居環境）和城市環境（宏觀城市人居環境）。其中以住宅為核心的近接居住環境又分為兩個部分：住宅和鄰里環境；社區環境為居民社會活動的主要環境，其地域範圍相當於一個居住區；城市環境相當於整個城市系統環境。在地域層次劃分的基礎上，以城市人居環境的住宅、鄰里、社區綠化、社區空間、社區服務、風景名勝保護、生態環境、服務應急能力8個方面為評價對象，充分考慮到評價指標選擇的代表性、不可替代性和多層次性，選擇29項指標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人居環境評價指標體系（表8-4）。 ^[5] 

l l 將城市人居環境劃分為兩部分：人居硬環境和人居軟環境。所謂人居硬環境是指一切服務於城市居民併為居民所利用，以居民行為活動為載體的各種物質設施的總和。包括居住條件、生態環境以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三項內容。人居軟環境是指人居社會環境，指的是居民在利用和發揮硬環境系統功能中形成的一切非物質形態的總和，是一種無形的環境，如生活情趣、生活方便舒適程度、信息交流與溝通、社會秩序、安全和歸屬感等。兩者之間存在如下關係：硬環境是軟環境的載體，而軟環境的可居性是硬環境的價值取向。人居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呼應程度，即以各類居民的行為活動軌跡與其所屬的軟、硬環境是衡量人居環境優劣和環境、社會、經濟三種效益統一程度的標尺。限於工作重點，只討論了硬環境的評價指標（表8-5）。 ^[5] 

（另有單項指標的權重和滿意度的統計特徵表格，在此略去）

l l 引入滿意度評價：如前所述，城市人居環境既包括硬件設施，也包括心理層次上的軟環境，故而具有其複雜性和不可度量性，使用的方法和手段與一般評價也大不相同，因此在評價指標體系的設定上並不一味追求定量化——以定量化為先決條件進行城市人居環境的評價要求所選指標均可進行某種形式的定量計算，會導致評價結果僅僅反映城市環境的硬件設施和總體環境，而不能準確反映人居環境的方方面面。出於此初衷引入滿意度評價並在評價方法上選擇公眾問卷調查以克服定量化問題。遵循全面性、層次性、針對性和可比性四個原則，選擇5個準則、56個因素作為調查與評價因子（表8-6）。

l l 對城市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依據以人為本、層次性、區域性、可操作性以及穩定性與動態性的原則，利用層次分析法，構建一個三層次的評價指標體系。其中一級指標包括三類：聚居條件、聚居建設和可持續性。聚居條件包括人口、資源與人工構築等，體現舒適的居住條件、適宜的人口密度和良好的資源配置等內容。聚居建設包括生態環境的建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從側面反映了城市的環境質量、生活、生產的方便程度和服務水平。可持續性包括社會秩序穩定、智力能力和經濟能力三方面，反映了城市各項人類活動與社會、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協調能力和發展潛力（表8-7）。 ^[5] 

生態城市已經成為研究的熱點，有關其評價的指標體系也具有多樣性，但是這些建立在生態學理論基礎上的評價指標又具有統一性。因為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城市”是一個生態系統，是人為改變了結構、改變了物質循環和部分改變了能量轉化的、受人類生產活動影響的生態系統，同時還是社會、經濟和自然三個子系統構成的複合生態系統。表8-8表述的指標體系具有很大代表性。它包括結構合理、功能高效和關係協調三部分。結構合理是指適度的人口密度，合理的土地利用，良好的環境質量，充足的綠地系統，完善的基礎設施，有效的自然保護；功能高效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物力的經濟投入、人力的充分發揮、物流的暢通有序、信息流的快速便捷；關係協調是指人和自然協調、社會關係協調、城鄉協調、資源利用和資源更新協調、環境脅迫和環境承載力協調。 ^[1] 

此外，《美國城市文化》一文在研究今後50年的環境變化時，曾對世界16個城市進行“城市舒適度”的評比，共列了23個項目，分別予以評價，最後進行總分評比。歸納起來，其標準可分為下列3類：

· 良好的自然條件及其利用。包括美麗的河流、湖泊，大公園（羣），一般樹叢，富有魅力的自然景觀，潔淨的空氣，非常適宜的氣温條件等

· 良好的人工環境的建設。包括傑出的建築物，清晰的城市平面，寬廣的林蔭大道（系統），美麗的廣場（羣）、街道的藝術、噴泉羣、富有魅力的人工景觀等。

· 豐富的文化傳統及設施。包括傑出的博物館、富有盛名的學府、重要的可見的歷史遺蹟、眾多的圖書館、劇院、美好的音樂廳、琳琅滿目的商店櫥窗、可口的佳餚、大的遊樂場、多種參與遊憩的機會、多樣化的鄰里等。

參與評比的城市在前兩方面比分接近，可以説大部分城市均具備條件。評比結果，巴黎、倫敦、羅馬名列前茅，它們評分在第三方面，即城市噴泉、劇場、街道藝術、私人畫廊、可見的歷史遺蹟和參與遊憩的機會等項多於其他城市。 ^[5] 

城市人居環境作為一個大系統，是個擁有多種功能的有機綜合體，上述指標體系的紛繁複雜性反映了這一點；同時城市人居環境系統本身又是統一的，這表現在從總體來看，指標體系的相似性。從環境舒適度的角度講，可對從不同角度制定的指標體系作如下歸納：

l l 各指標體系中有四個因素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性：住宅條件（室內和室外）、生態環境質量（包括綠化和大氣、水等環境質量）、基礎設施（道路）、服務設施（服務網點等）。 ^[5] 

l l 不同角度出發建立的評價指標體系存在着差異，對於人居環境舒適度評價的研究也有着不同的借鑑作用。從居住環境角度出發的重點在居住小區，側重小區內部居民生活的完善；從人居環境角度出發的指標體系考慮了整個城市對居民居住環境的影響，這種逐步擴大研究範圍的方法很值得借鑑，能生動反映居民生活特點；而側重在生態城市和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的指標重點則是城市進一步發展的能力和潛力，對環境舒適度而講，具有間接的支撐作用。而城市的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僅在部分指標中有所體現，沒有一致的見解。 ^[5] 

總的來説，環境舒適貼近人的生活，上述指標只能反映城市的整體狀況，對環境舒適也有一定的借鑑作用。但作為環境舒適的指標必須進一步細化。其細化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例如對園林的指標不能僅限於人均公共綠地和綠化覆蓋率，應該包括居民的可達性指標，諸如到不同公園、應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所需的時間，居住區內部小遊園的面積控制等。另外，對城市人文環境或者説城市軟環境的評價也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