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容既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容，還包括產業結構、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鄉結構、區域結構、資源利用、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內容。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一條道路”、“一個方針”與“三個轉變”

1.“一條道路”：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

2.“一個方針”：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

3.“三個轉變”：

①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

②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③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力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由此觀察，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增長方式組合類型是複雜的，多種多樣的。

從理論上説，有多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組合類型。

例如：按要素投入劃分，分別有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增長主體功能作用劃分，分別有政府導向型和市場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市場供求內外部因素劃分，有以內需驅動型和外需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需求要素劃分，有投資拉動型，消費推動型、出口帶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數量與質量關係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內涵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在經濟理論範疇中，經濟增長一般是指經濟活動單純的數量增加，經濟發展一般是指經濟總量增加與經濟結構優化同時出現。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了更加廣泛和深刻的含義。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經濟增長依然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或核心，離開經濟數量增加而談經濟結構優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對各種經濟增長類型的劃分其實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表現，在不嚴格限制的場合，兩者概念是可以互換的。

一般理解為，所謂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轉變就是促使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向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轉化，用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替代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

如果做兩個極端的歸類，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一組增長（發展）方式集合：資本、勞動密集型的；政府驅動型的；外需拉動型的；投資驅動型的；出口帶動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組方式集合：技術密集型的；市場導向型的：內需驅動型的；消費驅動型的；內涵集約型的。歷史地看，上述傳統與現代、舊與新的（發展）增長方式只是一種相對劃分。而且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條件，相互之間並非孤立、對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疊、主輔互補的關係，相應產生不同的增長（發展）結果。這種實例舉不勝舉，不用多説。

在認識經濟增長方式時有三點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存在，本身並無價值好壞判斷。它具有在綜合條件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特徵。當一種增長方式的綜合條件沒有被新的條件打破、替代時，想要在主觀上讓這種增長方式退出歷史舞台是不現實、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夠理解：何以早在十幾年前就提出了要轉變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沒有完全轉變過來。它除了受到制度條件約束之外（相對而言，制度條件是比較容易轉變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機制條件、技術條件、資源條件的強制約束（這些條件轉變難度超過制度條件）。第二，評價一種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與否，關鍵不在於它的過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於它的實施結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純學理的評價，人們會説投入最少而產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長方式。但是這種抽象了現實和歷史條件的評價實際上説等於沒説。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時就曾經有這樣的思想：資本家對待一種新的技術發明在生產上使用的態度，首先要看這種技術能否使得資本增值，或者説增加相對剩餘價值。如若新技術不能帶來更多的價值增值，資本家就寧願繼續採用舊技術而置新技術於不顧。經濟增長方式採用哪種組合類型，除了取決於增長方式存在的條件性外，其實也取決於增長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對經濟增長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釋，比如可以把滿足人民消費需要作為經濟增長方式的目的。但這裏考察地是在同樣滿足人民消費需要的基礎上，如何使得經濟增長方式保持一種合理的表現狀態。因而可以達成一點共識是：無論哪種組合方式類型，都須使得經濟增長在給定條件下到達一種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長狀態。

以上概念的討論就進一步演化為有關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與增長（發展）狀態之間關係的討論。進一步説，任何一種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能否實現經濟增長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狀態？經過實際經驗觀察可知，一種經濟（發展）增長方式能夠實現它在給定的現實條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狀態的。換句話説，這種比較理想的經濟增長狀態是存在的，這就是所謂無通脹增長狀態（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這種理想狀態的低通脹高增長狀態（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

無通脹增長被經濟增長理論視作一種理想型的增長狀態。這一定義出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法國經濟學家莫里斯?阿萊。他認為：“把創造貨幣的增長率建立在能夠促進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足夠高的水平上。經過計算，這個增長率為1%，它帶有輕微的通貨膨脹傾向，並且具有靈活可變的優勢而沒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視的缺點。”筆者完全同意這個定義，並進一步強調：無通脹增長首先是低通脹或無通脹，在此前提下出現一種高增長現象。那種高增長與高通脹相伴、低增長與低通脹相伴當然不屬於理想狀態。此外，這也不是通貨緊縮的高增長，因為通貨膨脹指數為負值才出現所謂通貨緊縮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實效及其比較

縱觀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實際狀態，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幾個顯著不同的時期，其增長狀態依次過渡為：中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無通脹增長。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國經濟增長狀態是起伏不定的，處於通脹與增長形影不離的伴生狀態，在相當時期內通脹指數大大高於增長指數。但是從1998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無通脹增長的黃金時代。而且就2007年實效情況看，這個黃金時代還似乎沒有結束。

進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年均高達9.1%，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只增長了0.7%。筆者曾經在另一篇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論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基礎上，利用增長趨勢方程得出結論：1978-2002年間，我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8.9%。這裏出現了實際增長率比潛在增長率多出0.2個百分點的不合理差距。解釋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理由：其一，筆者的計算分析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其二，統計數據出現了低估情況。筆者傾向於第二種理由解釋。因為經過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之後，國家統計局對以前的數據進行了重新調整，新的實際增長率普遍都比舊的數據略微高一些。而筆者以前的計算正是建立在舊的數據基礎上的。無論如何，從1998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到達了它的潛在增長水平臨界點，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CPI只有近1%的增長，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萊所説的那種無通脹增長狀態的。追求無通脹增長，正是國民經濟管理的一個主要的任務和目標。

無獨有偶，通過對同處於亞洲亞文化經濟增長類型的國別（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地區）分析比較後發現，近似理想增長狀態的出現並非個案。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往往是一種經濟增長成功的標誌物或伴生物。筆者以日本和韓國為例給以簡要説明。

1、這兩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後期，都出現過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增長的增長狀態。日本是在1982-1990年間，平均增長率為4.2%，通脹率平均為1.7%，接近無通脹增長型。韓國是在1983-1989年間，增長率平均為9.1%，通脹率平均為3.8%，屬於低通脹高增長型。應當説，日韓兩國均在當時給定的現實條件下實現了它們自身經濟增長方式所能到達的最好水平。

2、這兩個國家在持續了6-8年的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階段之後，被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所終止。日本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隨着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滅，經濟持續走向了衰退。韓國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增長不穩定，最後被亞洲金融危機拖入低谷。

日韓兩個東北亞經濟增長典型案例對中國的啓示是：第一，經濟增長理想狀態（或近似理想狀態）的出現是以一段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段為標誌的。這個標誌就是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同時也是經濟奇蹟的伴生物。但是好景總是不長。到2008年結束的時候，中國無通脹增長黃金時段或許也面臨着終結的局面。第二，黃金時段早晚會結束，但這種黃金時段能夠持續多久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證明。眾所周知，日韓經濟進入衰退或危機之後，日韓式的增長方式就受到了挑戰和批判。日韓從此也進入了新一輪的結構調整時期。中國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但是新的增長方式並沒有完全出現，而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卻創造了持續十年的無通脹增長狀態。換言之，傳統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依然有着它特有的能量和效應，這種增長（發展）方式在過去十多年中到達了其較為理想的狀態。這種增長（發展）方式的潛力是否完全耗竭完畢？如果不是，那麼這種增長（發展方式還能有效地持續多久？如果是，那麼用什麼新方式來儘快代替它？）

目前對中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批評最多的是兩個問題：第一，它產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第二，它導致對地球稀缺資源的消耗過大。為着證明這兩個問題的存在，許多文獻舉出了反映收入差距的各種指數或係數（如基尼係數等）的上升，以及中國產出及消耗佔世界主要資源的比重越來越高等數據。筆者原則上也認可所列數據，但是這些數據以及相應的説法並不足以完全否定當下增長方式的有效性，而且這兩個問題對於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各有不同的意義。以下分別展開對這兩個問題的分析。

首先，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具有相對的歷史合理性。眾所周知，1978年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分配製度。這種收入分配製度在實踐上中導致了“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導致了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等違背按勞分配原則的後果。1978年以後的改革正是要糾正這種不合理現象。糾正的結果自然是刺激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由此，增長原點上的差距小本來就不合理，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合理性”。而在30年當中收入差距的擴大，某種意義上是對市場經濟意義上的收入差距合理性的迴歸。因此，僅僅以某個係數或指數的歷史比較，是無法説清楚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合理與否的。借用一種市場經濟理論中經常使用的概念，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差距同樣也存在着一個“自然率”。高於或低於這個自然率應當屬於不合理。

其次，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會帶來收入差距過大。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是傳統的、舊的方式的説法其實是不夠準確的。中國經濟結構的多樣性表現之一就是傳統與現代、新舊增長方式並存，不過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依然佔據着主導地位。可是現代的、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對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影響是十分顯著。比如IT產業、現代服務業等屬於信息經濟的主要產業，這些行業都是屬於社會中高薪收入行業。由於這些行業在中國呈加速增長態勢，由此造成的傳統行業與新型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擴大。即使在90年代之後的美國，新經濟或新的增長方式已經佔據主導地位，傳統經濟或舊的增長方式退居次要地位，但一方面它導致個人收入不均趨勢緩和，另一方面它又導致家庭收入不均的趨勢繼續擴大。看來，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對於化解收入分配差距並不一定起着積極的作用。

再次，自中國經濟轉型以來，政策導向上推行了一條有意擴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路線。這條路線目的是想解決增長起點上的平均主義分配問題，並不想將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到過份的程度。但是實際進程的掌控並不完全取決於政策制訂者的個人良好意願。實踐中，一方面是刺激收入分配差距拉開的政策不斷推出，另一方面是缺乏促使收入分配差距縮小的新政策出台。一多一少，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説，收入分配差距的過大，不能完全由經濟增長方式或傳統的增長方式來承擔責任。

數據已經清楚地表明，30年來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是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的急速降低。進一步説，到1998-2006年出現無通脹增長狀態時候，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量已經下降到產出一萬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消耗1.35噸標準煤。這與20年前要消耗10.623噸標準煤相比，進步是十分顯著的。不要忘記，這個顯著的進步是在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依然佔據主導地位下取得的。

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取得了如此顯著的能耗進步，並不能説它沒有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在很多文獻中加以説明，比如環境污染加劇，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10個裏面就有4-5個是中國城市，等等。而且，從橫向上比較，中國與發達國家存在着顯著差距。比如，以噸鋼可比能耗數據相比，2003年中國重點企業生產一噸鋼的標準煤消耗為726千克，這分別差不多是日本在1980年、美國、英國、法國在1985年的水平。中國比發達國家落後了20年左右。從縱向上比較，儘管30年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在持續降低的，但是降低的速度卻在逐步遞減。到無通脹增長時期，能耗下降的速度年平均只有4.31%，與過去時期下降速度年平均8-18%相比，明顯放緩。甚至出現了能耗下降速度的正U曲線。以上情況表明，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降低能耗的能力正在走向終結。從這個意義上説，需要有一種增長方式的轉變，以此來阻止能耗下降正U曲線的延續。

早在10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Krugman）等就認為，東亞投入驅動型的增長（input-driven growth）有損於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從長期看將會導致經濟增長的緩慢並最終導致崩潰。1997年出現的亞洲金融危機似乎也驗證了克魯格曼等人的這一看法。在總結這場危機時，他進一步強調東亞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流汗方式（資本積累）獲得的，而非通過靈感方式（技術進步）獲得的。這種方式使得經濟增長率很高，但是資源利用效率卻不高。應當承認，要素投入驅動的增長方式也是目前我國居主導地位的增長方式。因此，克魯格曼們的這種預言是否也會在中國身上應驗？換言之，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還能夠維持多久？

觀察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增長實效可以看出，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遲早是要結束的。這個結束的日子在於經濟增長曲線與通貨膨脹曲線出現一個交點：原本兩條曲線相離相平行變動，但是終究兩條曲線要相交，由此宣告低通脹高增長或無通脹增長時代的結束，中國的經濟增長曲線與通貨膨脹曲線還處於相離狀態，其平行相差度保持在7-8個百分點。所以，在可以預計的若干年中，經濟增長方式還可以繼續發揮它的積極作用。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這種增長方式的能耗降低能力正在衰減，如果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早晚會出現日韓所遇到的增長黃金時代的終結。為此，國民經濟管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努力保持和延長這個黃金時段。

如何保持無通脹增長的黃金時段並使得其儘可能的延長？回答這個大問題應當説大大超出了本文所能容納的篇幅。這裏只想指出幾點設想：

第一，在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潛力尚未完全耗盡之前，應當積極培育現代的、新的增長方式。通過用新的增長方式置換舊的增長方式，來繼續保持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的局面。作為一種增長方式轉變的預期結果，應當是在增長諸種要素中，技術進步貢獻率超過勞動貢獻率與資本貢獻率之和。中國技術進步貢獻率只有不足40%，因此需要耐心與恆心，也需要穩定的內外部環境，任重道遠。可以預言的是，在通往技術進步貢獻率超過50%的道路過程中，能夠繼續保持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的狀態，對中國乃至全世界説來都將是最大的福音。

第二，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技術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再創新等組合創新應當是首位的，重中之重。技術是直接構成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內在驅動力的創新。就技術與制度的關係而言，存在着含混的解説，比如認為制度高於、重於技術，以至於人們不再關注技術的持續創新，而把主要熱情集中在制度創新上。其實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技術作為生產力的組成部分，是基礎性的、原動力的，而制度作為上層建築，是產生於生產力的需要並積極維護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制度當然不可能高於或重於技術，但是制度可以積極推動或消極對抗技術生產力發展的需求。技術創新是我國面臨的主要矛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首先需要明確追求技術創新。

第三，建立起能夠保護和促進技術發明和創新的有效機制。我國技術創新不足，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與缺乏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技術利用環境有着直接的聯繫。儘管有關知識產權保護、技術發明獎勵、國家專利申請等法律制度都已經建立，但是對實際使用及對侵犯知識產權、技術專利的行為依然缺乏制度上和行動上的有效約束。許多地方還存有漏洞。比如，對於知識創造和技術發明源頭的學術論文侵權、剽竊等行為，只有學術道德的約束而無法律上的明確懲罰。有種觀點認為，“一個人如果偷錢，大家都恨他，小偷抬不起頭，社會就會平安穩定。可是如果這個小偷偷竊的是別人的學術成果，如果大家還都恨不起來，那麼學術就沒有希望了。這就如同有人為了發財去搶銀行，如果學術界都去搶銀行，社會就會亂了，學術界也會失去公信力。”這種狀況必然制約着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學術領域的制度建設必須給予高度重視。 (參考文獻來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6期)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發展方式”的表述，首次見諸黨代會的政治報告，並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黨對經濟問題的認識和理念，經歷了一個從“增長”到“發展”的轉變過程。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必須把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十一五”時期的戰略重點，努力取得突破性進展，使經濟增長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質、高效利用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注重質量效益的基礎上。十七大將黨對經濟問題的認識又推進了一步，明確提出，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彰顯出中國共產黨對21世紀中國發展的理念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經濟發展，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實際福利的增長過程，不僅指社會財富的量的增多，還包括社會財富的質的提升，即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化，投入產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等。可見，經濟發展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持續高級化的進程和人口素質、生活質量、生活方式不斷提高和文明化的過程。

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僅包含經濟增長方式，而且包括結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等）、運行質量、經濟效益、收入分配、環境保護、城市化程度、工業化水平以及現代化進程等諸多方面的內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要突出經濟領域中“數量”的變化，更強調和追求經濟運行中“質量”的提升和“結構”的優化。其鮮明特徵在於：顧及可持續性，顧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和產業升級，顧及就業、消費、分配等一系列社會需要等。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經濟的數量型擴張向質量型發展的理念昇華。實現這一理念，需要進一步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轉變政府職能和各級幹部的工作作風，儘快建立起與這種新的經濟發展理念相匹配的幹部考核指標體系，其中特別要處理好乾部定量考核與發展導向之間的關係。為此，至少要做好四方面的轉變：一是從過去側重於考核物質指標，轉向注重考核以人為本指標；二是從過去側重於考核經濟數量指標，轉向注重考核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指標；三是從過去側重於考核經濟發展速度指標，轉向注重考核經濟社會事業協調發展指標；四是從側重於考核短期利益指標，轉向注重考核可持續發展指標。

劉周《市場本質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市場本質”的概念，認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順應市場規律的決定，是勢在必行的重大決策，是引領世界潮流的重大決策。以下是該文主要觀點：

市場本質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一）市場的本質是大眾購買力與大眾需求的結合。沒有購買力的大眾需求是形不成市場的。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是建成環境友好型的經濟發展體系。——所謂環境友好型，不僅包涵自然環境，更應該包涵社會環境。只有支撐經濟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得到保障，經濟才能健康發展。只有經濟發展所需的市場基礎得到保障，經濟發展的社會環境才有保障；只有大眾購買力得到保障，經濟發展所需的市場基礎才會得到保障。

（三）一切形式的經濟實體都是以大眾購買力作為其終極消費市場的。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不會直接依賴大眾購買力的經濟門類，譬如原材料生產行業等，也都是以大眾購買力作為終極市場的。如果大眾購買力疲軟，則原材料生產企業也一定會受到影響，因為使用這些企業的產品的行業是依賴於大眾購買力的。這些行業在受到大眾購買力疲軟影響的時候，所需的原材料自然會減少。因此，幾乎沒有一個經濟實體是不受大眾購買力的影響的。

（四）建成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體系的核心，就是保障大眾購買力的提高與經濟發展速度基本同步。也就是説必須使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收入增長速度與經濟發展速度基本同步。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才能維持經濟領域的“生態平衡”。

（五）社會和諧的基礎在於經濟領域。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體系就是社會和諧的基礎。

（六）不僅中國還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全世界都需要發展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就是全球市場疲軟（即全球購買力疲軟），任何損害大眾購買力的行為，都必然會受到規律的懲罰。所以，只有發展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才能避免全世界的由經濟發展問題所引發的一切災難。

求解鋼鐵業困局

首播頻道：CCTV-新聞

產 地：中國大陸

年 份：2010

出 品：央視節目

語 種：中文

欄目簡介：

CCTV-新聞特別節目《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調研行--求解鋼鐵業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