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論

就最為一般的意義而言，經濟學是研究和探析經濟之道的一門具體社會學科。但道亦有道。

特殊的學科方法論和邏輯構件，使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歷史的總體性為闡述對象。 ^[3]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

馬克思為此發動了一場經濟學革命。馬克思認為，從資產階級歷史生成的觀點看：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它只是從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觀點把社會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勞動生產更多商品，從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資本積累的手段。” ^[4] 

馬克思對德國曆史學派進行了批判，提升了經濟學對歷史學的“哥白尼革命”的科學意藴。馬克思堅持將研究指向歷史和科學的實踐結合。

進行上述交代後，我們知道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解決了經濟學理論來源、性質和在社會科學體系中的學科地位問題。我們進而應該詢問：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科？它的科學性質究竟是什麼?

馬克思把研究對象置於人類歷史之上，置放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特殊性，系統觀察資本和資本主義 的發生、發展和衰亡史，提升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認識的自覺程度。它的整體理解域是歷史和實踐，學科生長背景是大文科——尤其歷史學，科學性質是總體性批判與建構。

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域內，科學被寫作“本質規定”的實踐，削除了認識與現象的自足、自明性，有力抵禦了公式主義、形式主義的理論侵襲。 ^[3]  總之，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

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 “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而能夠鮮明提出：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2] 

這就是盧卡奇指證的總體規定的歷史科學： “對馬克思主義來説，歸根結底就沒有什麼獨立的法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科學等等，而只有一門唯一的、統一的——歷史的和辯證的——關於社會( 作為總體) 發展的科學。”歸根到底，“馬克思的辯證方法，旨在把社會作為總體來認識。” ^[6] 

經濟理論是關於經濟形態社會的辯證認識，因此，它絕不是一種理論”假設“。以上表明，歷史研究指向始終是真正的革命行動；它直白而堅決，絕無《理解馬克思》（喬恩·埃爾斯特）指責之故意玩弄深沉。 ^[7] 

柯爾施藉機談論了——“保衞《資本論》”作者整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工作性質及其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工作關係：（1）馬克思的理論在其作為對政治經濟學的唯物主義批判的、充分發展的形態中，亦保留了經濟學理論的形式。（2）它歷史地把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當作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把“政治經濟學”當作由歷史條件決定的科學（它在這個特定的發展階段上從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中產生並構成其思想補充）來進行批判。（3）它從社會學觀點批判了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和從屬於它的“政治經濟學”科學）……儘管如此，它作為歷史與社會的實際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身仍然是經濟學理論，並沒有轉變為直接歷史的與社會的科學與實踐。

（4）馬克思的經濟學同所謂的“歷史學派”較之同古典形式的和古典之後形式（庸俗的）理論經濟學相比，處於更加尖鋭無比的對立之中。

（5）正如任何形式一樣，社會理論的經濟的形式本身，既不是肯定的、又不是否定的；而只是在歷史的過程中才由認識的發展形式變為認識的桎梏……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不僅僅研究現存的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研究了這種生產方式的發展（產生、發展、衰亡），和無產階級爭取使其轉變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的革命鬥爭。

（6）但是僅僅通過這種研究對象的部分一致性，對於馬克思的理論來説只是説明利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揭示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內容的必要性，而並沒説明這樣的必要性：即在繼續研究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時，要按傳統的資產階級形式對這種內容和這種形式本身加以利用。

（7）無產階級的理論雖然批判了政治經濟學的（拜物教的）範疇，但是，它不能通過其它直接社會的範疇完全取而代之……馬克思在其思想未發展的哲學階段，把超越政治經濟學立場的任務宣告為不純粹是理論的，而是隻有通過革命的實踐才可解決的任務……後來，他以改變了的形式把它們納入他的科學的經濟著作《資本論》之中。

（8）這些段落構成了資本理論狹義的“批判”組成部分。馬克思在探討資產階級古典作家的經濟理論（直到他們的最後結論）之後，在上述這些點上還最終地突破了經濟學理論本身的框架……（就是説）最終地突破了經濟學理論本身的範圍，並且對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發展和隱藏在“資本”和“僱傭勞動”這兩個經濟學範疇對立之下的、社會階級現實的對立與鬥爭，從經濟學的論述過渡到直接歷史與社會的論述。

（9）馬克思的理論雖然在形式上是經濟學和經濟學批判；但事實上，它在充分的發展中已不再是經濟的科學，而是歷史與社會的科學，在實際傾向上，則是革命的科學。

九條陳述擊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事實：“在19世紀‘庸俗的經濟學家’那裏，這種無偏頗的處事方法變成了或多或少自覺的傾向，即把資產階級的經濟同政治相對立，或者至少是把作為這種經濟的基礎的當前特別資產階級的生產形式，同分配相區別地描述為一般的和不可改變的形式。最後，現代的、不再是‘政治的’或‘社會的’，而只是‘純粹的’和‘理論的’經濟學的創立者，以及‘一般的’和‘正式的’社會學的相應流派，把非特別地對待它們的對象甚至當作它們新的、所謂嚴格的‘科學性’的獨特准則。” ^[8] 

而馬克思自己確認他的理論是：“我主張的資本理論，即現代社會結構的理論。” ^[9] 

總之，從歷史使命的工作方法出發，馬克思方法論的主旨在於打破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解釋學循環工作圖式，還原"歷史"，解救"科學"。其規劃的工作路線是歷史——科學，工作模式是歷史方法和數學方法的結合。表明：政治經濟學的特殊邏輯是關於歷史存在“的實踐活動，從而，將學科方法論落實為關於物質生產社會發生史的"發生學方法"。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實踐模態是系統模型的分析方法。

經濟理論構造的生成路徑是邏輯模型－理論模型－計量模型。因此，勞動價值論上的實踐邏輯即為實踐的解題要素，意味着對既有"教材方法論"的真正的破題。經濟學研究亟需從"專業遮蔽"中掙脱出來，以超越性行動進入社會實踐域、歷史政治域，在根除認識悖謬中，達成對事實的徹底理解。 ^[10] 

在提倡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時代，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是人們認知經濟活動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工具。贊成西方經濟學的人通常認為，所謂經濟理論，就是從某些前提假設出發，經過一定的邏輯推理，預測到某些經濟現象發生的語言假説體系，是對現實客觀條件下經濟運行狀態的一種理論假設。簡要地説，這種理論是由兩種元素（理論、假説）構成的複雜的混合體。一方面，它是一種旨在促進“系統的、有組織的推理方法”的語言。另一方面，它是一種旨在抽象出複雜現實的本質特徵的實質性假説體系。這是把理論當成地地道道的“假説”，從而經濟理論滿足於探求“市場經濟學”，即作為微觀組成的市場價格理論和作為宏觀組成的國民收入理論。

資產階級的思維方式是解釋學的。馬克思沒有這麼認為，作為對比，我們轉到馬克思寫在《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當中那些明快的工作段落（思想材料由《保衞<資本論>》提供）：

即使不談僱傭勞動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隸狀態，工人階級也不應誇大這一日常鬥爭的最終效果。他們不應當忘記：在日常鬥爭中他們反對的只是結果，而不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延緩下降的趨勢，而不改變它的方向；他們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們不應當只侷限於這些不可避免的、因資本永不停止的進攻或市場的各種變動而不斷引起的遊擊式的搏鬥。他們應當懂得：現代制度給他們帶來一切貧困，同時又造成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所必需的種種物質條件和社會形式。他們應當摒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僱傭勞動制度！”

也就是説，工人階級為了救贖自己，必須明瞭三個基本問題，作為行動議案：

第一，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會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但整個説來並不影響商品的價格。

第二，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高工資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這個水平。

第三，工聯作為抵制資本進攻的中心……。

總的説來，它們遭到失敗是因為它們只限於進行遊擊式的鬥爭以反對現存制度所產生的結果，而不同時努力改變這個制度，不運用自己有組織的力量作為槓桿來最終解放工人階級，也就是最終消滅僱傭勞動制度。 ^[11]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終其一生，對資產階級理論進行批判，循其固有傳統，儘量地凸顯資產階級工作的自我批判性，馬克思可謂匠心獨運！馬克思擔任《萊茵報》編輯後寫的第一篇文章即公開表明自己這種對待共產主義的自覺的解放實踐態度。 ^[12]  他説：

構成真正危險的並不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實際試驗，而是它的理論闡述；要知道，如果實際試驗大量地進行，那麼，它一旦成為危險的東西，就會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們心智的、支配我們信念的、我們的良心通過理智與之緊緊相連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無法掙脱的枷鎖；同時也是魔鬼，人們只有服從它才能戰勝它。 ^[13] 

可見，馬克思打破了資產階級解釋學的罈罈罐罐，目的在於闡明“我的辯證方法”，即唯物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發生的認識論和批判理論。這和中華思維方式是高度契合的。

馬克思對於唯物主義“發生學” 的創造性闡釋和運用， 在於確立《資本論》的典範性研究文獻，以供後人的研究作為基礎和出發點。猶如列寧所言：“雖説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 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 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於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裏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並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14] 

古典經濟學理論代表人物 古典經濟學理論產生和發展的重心主要在英國和法國。在英國，從威廉·配第（1623-1687年）開始，到大衞·李嘉圖（1772-1823年）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146-1714年）開始，到西斯蒙第（1773-1842年）結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和法國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1694-1774年）。

自19世紀30年代“邊際革命”開始走上了科學主義的數學化道路之後，數學模型成為了經濟學理論最“科學”的理論邏輯演繹；時至今日，缺乏數學模型基礎已經不能奢談“經濟學”——例外也並非不存在，風靡的科斯產權理論就全無數理基礎。而儘管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們純熟地使用着數學工具不斷完成着完美的理論邏輯演繹，但試圖以數學模型刻畫和指導人類經濟行為依然存在着顯著的漏洞：數理邏輯的完美必須依賴嚴格的假定，在不同假定下完美證明的理論會產生南轅北轍的結論。經濟學家“從數學上嚴格證明”了私有產權是最有效率的產權制度安排，經濟學家也從“數學上嚴格證明”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效率。

經濟學理論觀點的窘異常常是假設不同所致，在不同假定下的“商榷”不會、也根本不可能有説服對方的結果。這就是經濟學經歷科學化的千辛萬苦也沒有成為科學的原因。經濟學理論更無法如自然科學那般進入實驗室檢驗而只能由社會實踐檢驗，對經濟學理論的社會實踐檢驗卻無一例外地有完全相反的檢驗結論，將經濟學理論投入社會實驗進行檢驗的成本極可能高到社會無法承受的地步。而即使“某種經濟學思想導致了世界近半數人口遭受痛苦”，也絲毫也不妨礙這種經濟學思想理論邏輯的正確。 ^[15] 

1．威廉·配第（1623-1687年）。他出生在英國一個手工業作坊主家庭，是個才華橫溢的人，一生從事過多種職業，後來成為醫生、國會議員兼大資本家，但他關心並研究經濟理論，主要經濟著作有：《賦税論》、《政治算術》、《貨幣略論》等，並使之成為“英國經濟學之父”。他的成就主要在於開創了不同於前人的研究經濟學方法。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好比人體，工農業好比國家的血液，商業猶如血管，經濟運動與人體生理活動一樣有其內在聯繫和規律，並把數字、重量、尺度等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到經濟學研究之中，從而發現了經濟運行的一些本質規律，他把這門學術叫“政治算術”。他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

2．亞當·斯密（1723-1790年）。許多人知道亞當·斯密是從“看不見的手”這句話開始的。不論是馬克思還是西方經濟學界都毫不懷疑地認為亞當·斯密是古典經濟學最傑出的代表。馬克思説：“在亞當·斯密那裏，政治經濟學已發展成為某種整體，它所包括的範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薩繆爾森説：“我們可以把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看作是現所流行的經濟學的誕生。”《國富論》出版於1776年，《獨立宣言》也發表於這一年，全面地考慮，很難説清楚哪一部文獻更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獨立宣言》向社會發出了一個全新的呼籲，呼喚社會致力於生活、自由和快樂的追求，而《國富論》則解釋了這樣的社會是如何運行的。”從配第到斯密剛好一百年時間，其間英國經濟學一直在不斷髮展，比較有影響的是洛克、諾思、馬西、休謨、斯圖亞特等。斯密正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創立了古典經濟體系。在斯密之前，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們都着眼於經濟政策，不大注意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而急於對市場進行干預。斯密最偉大的貢獻在於他是從弄清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這個複雜問題入手，並獲得重大發現，即自行調節的自然秩序（也叫自由市場機制）。這裏，我們不得不先分享斯密的一段精闢話語： “每個人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而且，在這樣做時正象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到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於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到的效果大得多。”——這就是著名的 “看不見的手”。當然，斯密的貢獻並不僅僅在於此，這只是他找到了開啓經濟學大門的鑰匙。他的經濟思想主要集中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從書名可見，它主要研究的是財富的來源和如何增加財富，找出促進和阻礙財富增長的原因，他既否定了重商主義的只有對外貿易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的觀點，也拋棄了重農主義的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偏見，指出任部門的勞動都是財富的源泉。《國富論》共五篇，其主要內容是：第一篇“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並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的順序”，詳細論述了分工、貨幣、價值、工資、利潤、地租等範疇。第二篇“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論述了資本積累如何增進國民財富。第三篇“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考察了從羅馬帝國到18世紀後期的經濟發展史。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考察了各種經濟學説和政策對國民財富增長的影響。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考察了國家財政對國民財富增長的影響，相當於財政學。

3、大衞·李嘉圖（1772-1823年）。李嘉圖出生於一個富裕家庭，從來沒有進過大學，由於和非猶太教女子結婚，他父親和他斷絕關係。當時他僅有800 英鎊，12年後，他賺得了億萬家財。這時候，他偶然閲讀了斯密的《國富論》，並對經濟學着了迷。1817年，他出版了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税原理》，這是他全部理論的總結，在很多方面發展了斯密的理論，也標誌着古典經濟學的最後完成。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的理論，並主要在勞動價值論和分配理論的豐富和完善上取得了成功。奇妙之處在於，他的理論同時得到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經濟學者的共同讚賞。尤其是馬克思曾給予他高度評價説：李嘉圖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學的合理性和巨大的歷史價值。到此，古典經濟學開始盛極而衰了。19世紀中葉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穆勒的語言表述為：“令人高興的是，關於價值規律，已經沒有什麼需要現在和將來的著作家加以説明的了。”這句話表明了古典經濟學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已到了盡頭。從此，經濟學的研究踏上了新的途徑。

1、布阿吉爾貝尓（1646 -1714年）。法國不同於英國，它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可是，布阿吉爾貝爾生活的時代正是柯爾培爾推行重商主義政策，法國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遭到破壞的時期。他在擔任地方法官的過程中，通過對大量農村訴訟案件的審理，深深地瞭解到當時社會經濟制度的弊端，於是針對這些實際問題撰寫了許多文章，其主要經濟著作有《穀物論》、《論財富、貨幣和賦税的性質》等。他的理論貢獻主要是：一是提出了勞動價值論，他把商品的價值歸結為一般勞動時間，這是十分難得的。二是反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提倡自由競爭。三是特別強調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和重要性。他認為，農業是財富的真正源泉。他寫到：“只有衣食等物品才應當稱為財富”，“一切財富來源於土地的耕種”，“耕種者繁榮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級財富的必要基礎”。四是提出貨幣本身不是財富，反對積累金銀財富。他提出的這些原理為法國古典經濟學奠定了基礎。因此，他被稱為法國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

2、魁奈（1694-1774年）。非常巧合的是，與英國的配第一樣，魁奈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醫生，因治癒了王子的疾病有功被封為貴族，他六十多歲才開始研究經濟問題，主要是針對農業面臨的困難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然而，很快就在他周圍聚集了許多人，並形成了一個學派——重農學派，他們的理論體系強烈的影響了法國的經濟政策。魁奈經濟學説中是“純產品”理論、社會階級結構理論、資本理論、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理論。（1） “純產品”理論。“純產品”指農業生產中生產出來的總產品扣除用以補償消耗的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和工人、農業資本家食用的消費資料之後的剩餘產品，實質上，這裏的“純產品”就是後來馬克思提出的剩餘價值。同時，魁奈以為，財富的來源不在流通領域，而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領域，交換的原則是等價交換。只有能夠使物質財富在數量上增加的農業部門才是生產部門，工業部門僅僅把農產品作為原料進行加工，即改變物質財富的外部形態，商業只能使財富在地點上發生轉移。（2）社會階級結構理論。他根據社會成員對生產“純產品”的不同作用劃分為三個階級：即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和不生產階級。（3）資本理論。他把投在農業上的資本看作是唯一的生產資本，並以價值週轉方式的不同為標準把農業資本分為“原預付”和“年預付”兩部分，實際上相當於“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4）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理論。這一理論集中反映在《經濟表》中，是對資本再生產和流通規律的探索，因此，在經濟學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3、西斯蒙第（1773-1842年）。西斯蒙第原籍意大利，生於瑞士日內瓦，後移居法國，他的經濟學説主要是分析和揭露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第一個論證了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因此，西斯蒙第成為法國古典經濟學的最後完成者。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發軔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説。關於這種理論學説的重要特徵，列寧在《卡爾·馬克思》（傳略和馬克思主義概論）中做了詳盡的闡述與發揮。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被列寧看成理解馬克思學説的兩個基本支架。其實，這個觀點還可以擴展，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能作為普通意義的“知識論”理論，而是歷史理論、行動理論、批判理論、階級理論的合成體。從這個意義上看，勞動價值論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向了同一個工作規定：相比較而言，一者是理論形態，一者是方法論形態；在具象形式上，勞動價值論內含歷史唯物主義，因而包含了這種方法論原則的實踐化的工作內容，即認識批判過程的工作規定。如此，產生以下的工作效果和認識要求：第一，把握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第二，把握生產關係的內在邏輯；第三，把握交換關係的內在邏輯。 ^[16] 

這樣來理解《資本論》，它就是一塊整鋼意義的“史書”，包括十二部史：轉化史I→轉化史II→資本主義生產史→運動史I→運動史II→資本主義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資本主義積累史→範疇史I→範疇史II→資本主義認識史。

《資本論》不是若干“理論版塊”的組裝，而是統一的批判理論。我們看看馬克思的對手怎樣説：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於一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繫中的時候支配着它們的那種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繫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繫秩序的規律。他一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所以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一定的社會關係秩序的必然性，同時儘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為了這個目的，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夠了，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受一定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這種從屬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識的某種形式或某種結果為依據。這就是説，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現象。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一種事實同另一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兩種事實儘量準確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樣準確地把各種秩序的序列、把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聯貫性和聯繫研究清楚……但是有人會説，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機體象動植物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於各種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藉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卻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地，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係和支配生產關係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説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闡明瞭支配着一定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我們看看馬克思自己怎樣説：“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並且在考察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着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當然，在形式上，敍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敍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 個先驗的結構了。”

馬克思把經濟理論看成“能動反映論”。所以，它不能被輕易地任意裁剪分割。“經濟理論”不是獨立的，既不獨立於歷史過程，彼此之間也不相互獨立。他説：“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説，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17] 

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學，王亞南很早就有清晰的建設思路，指出：“我們已經知道在中國經濟研究的創建階段，有接續的兩大任務必須完成：（1）在消極方面，需要對阻礙中國經濟認識的諸種理論，特別是同商業資本一樣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識，加以無情地批判；（2）在積極方面，需要依據正確的經濟理論，就中國經濟過渡的轉型性質，採用發展的、全面的以及比較的方法，從中發掘中國經濟的若干基本運動的傾向與規則。這兩個任務顯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 ^[18] 

中國經濟學，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約定俗成的稱謂，實際上就是“中國經濟原論”。王亞南曾經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為研究對象，分析了舊中國政治經濟學概貌和主要矛盾、發展方向。以中國全體——歷史全體、文化全體——為研究對象，方可打造“中國政治經濟學”。劉永佶做了很好的繼承研究，寫下專著：《中國官文化批判》（2000）、《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2004）、《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主張》（2010）以及《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探究》（2015）。

專論也不少，如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1963）、程恩富《重建中國經濟學》（2015）。這些研究無不強調經濟學的民族歷史本位與現代創新原則，並且都考慮到了最新學術發展態勢。 可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重視傳統，服務現代，走古今、中西結合發展的道路，乃是其基本方向。應着眼這種思路，重建“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的引導中國主流的經濟學。

中國正處在“后王亞南”理論建構的時代，需要實現真正性的研究跨越：

一是在熊彼特的基礎上真正前進一步，跨越熊彼特意義的“實踐三分法”，在歷史的方法、範疇的方法的結合領域中一體化歷史、理論、統計；二是在王亞南的基礎上真正前進一步，跨越“中國經濟原論”的狹義理解域，進入全面涵義的中國經濟學建構域；三是最終達成在馬克思的基礎上真正前進一步，在系統的、實踐的中國歷史域內，深入研究中華“有限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闡發個別資本轉化與具象為“社會總資本”的實踐邏輯及其侷限條件。盧卡奇已經敏鋭地從理論上將上述不同關係明確為：“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主要是正在產生的、為在社會中起作用而鬥爭的資本主義和已經統治着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從現實的方向上大大推進了這一結論，為之提供了認識可能性。

中國經濟學建構行動同樣肩負着中華歷史使命，擔負着“中國夢”。在王亞南的原創性工作基礎上，中國經濟學建構命題吸引了兩代馬克思主義研究集體及眾多學者參與，經歷了從“以價值觀為取向的研究”到“以實踐為取向的研究”的演變過程。從而，整體推進到“以歷史和實踐為複合取向的研究”的綜合創新的發展行程中。其中有價值的研究線索包括：(1) 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當代建構為中心，形成中國化的經濟理論體系新概括；如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論、中國經濟學體系論等。(2) 以社會主義現實經濟學的實踐生成為理論拓展基點，形成各種理論新論；如社會主義過渡經濟學論、發展經濟學論和轉型經濟學論，以及中國發展模式論、演化社會理論等。(3) 以理論經濟學的“中國運用”為基調和根據，形成系統化的研究概括和思想認識體系；如中國經濟運行論、經濟學的中國學派論等等。但是，客觀上也存在諸多研究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理論觀點之上：(1) 消極無為的“悲觀論”觀點；(2) 空泛的“自主創新論”觀點；(3) 絕對的“超越論”觀點；(4) 盲目性“範式論”觀點；(5) 單一性建構論”觀點；(6) 庸俗性“辯證法工作主義”觀點；(7) 極端性“去階級化”觀點；以及(8) “親科學主義”或“泛科學主義”觀點，等等。 ^[3] 

歸根結底，既然《資本論》的邏輯與方法論規定是“發生學”——唯物主義發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那麼，應體會到“回到馬克思” 的口號其實是偽的，因為與馬克思交會的真實性途徑乃是通過歷史和實踐，絕不是文本本身。政治經濟學實踐之路乃是旨在衝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束縛之牢籠，而又始終能夠在於最終解除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 ^[5]  表明：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居高而思，我們須得承認：迄今為止，人類對自身歷史結構的內在瞭解，全靠《資本論》給其打下基礎。一次次的理論對接與實踐的接合使中國人逐漸認清一個道理：“主張把歐美資本主義制度當作理想移植過來的國家，當然沒有產生政治經濟學的可能。” ^[19] 

名不正，則言不順。這決定經濟學的語言不能皆由數學產生。如果把經濟學看作隸屬於理科或自然學科意義的硬科學，那麼其事不成，其行不正。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認真消化《資本論》，立足王亞南的工作地基，前進一步，徹底消除“四分主義法式”和“三位一體公式的模本”積澱良久的病痾與沉重影響，創出全新的理論發展道路來。這是長期化的過程，保衞《資本論》，建設中國經濟學，任重道遠。

但如果據此悲觀沉淪，説出一些自絕於《資本論》向前發展的話，那又是一葉蔽目，不見泰山，看不清人們“逃避”《資本論》的實質所在。一味地“解讀”和“捍衞”，使《資本論》的精神早已失去顏色，空留下科學皮囊。一個不懂《道德經》、《史記》和《紅樓夢》的中國人，稱其“熟諳”《資本論》，如果不是專指對以英國為代表的16-19世紀歐洲史，特別是西歐發展史的瞭解這一點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其對於歷史作品和科學作品的工作統一性及其結合方式的“高度”無知。因為對他而言，《資本論》從來就是死的文本。這裏不妨插入一句題外之語：怎樣是對待《資本論》的正確的閲讀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紅學研究裏頭説的話：“多歧為貴，不取苟同。”對《資本論》發表不同的理解意見，殊為可貴，卻也要牢記歷史真理最終只有一個的訓導。

華夏一統，是歷史、思維、語言、文化養成了的大一統國度。《資本論》來到中國，委實與東方經濟學不斷深化之歷史步伐同步。這以後，國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華語境中讀懂和如何運用好這一偉大著作，尤其恰當領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語言。直截了當地説，這是伴隨了思想直接撞擊的一次歷史閲讀，是一次氣勢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維對接。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理論實踐是晚近的一個工作外顯。通過善讀、善用，達成《資本論》在中華體系內的“創造性轉化”！在這一歷史高地與思想制高點之下，問題不在於為什麼要保衞《資本論》，問題在於保衞什麼以及如何保衞。扼要而言：中國政治經濟學構建行動，即是以中國人的資格和遵照中國人閲讀之習慣和用語之習慣對“經濟學”的繼承、改造和發展。中國經濟學，——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理論簡稱，絕不僅僅意味着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在中國”，或者某個乃至於各個經濟學分支和流派的“在中國”，就本質而言，其是從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出脱而來的經濟理論和工作體系。為此，我們必須對原創性的方法進行民族“尋根”，尋找民族內涵和工作邏輯。一句話，我們必須“回家、回曆史、回中國”，尋找本土語言智慧和思維方式。 ^[20] 

亞當·斯密(“經濟學之父”)、卡爾·馬克思（“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戰後繁榮之父”)、朱明(“世界經濟哲學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