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

一是建立企業工資共決機制、集體協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企業不違反最低工資規定，是否給職工漲工資是企業內部行為。國家可以從政策上對職工收入增長進行宣傳引導，但不能直接干預企業職工工資的調整。不過，企業自主確定並不意味着企業經營者單方面決定，因為企業的利潤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企業利潤分配理當由經營者和勞動者共同決定，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或稱“工資共決”。

二是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建立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要使壟斷行業的工資福利水平回到合理的水平，要建立更加科學嚴密的壟斷企業成本核算體系，嚴格限制其利潤率，同時合理規定其利潤上繳比例，使壟斷企業內部分配具有更為合理的基礎。

三是調整税收和財政支出政策。從2003年到2009年，我國税收收入增速分別為20．4%、25．7%、20%、21．9%、31．4%、19%、11．7%，都遠遠高於GDPl0%左右的增長率。這也就是説，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是日漸下降的。2009年，我國社會保障及就業支出佔財政收入比重僅為11%，而最高的德國2006年達到56．7%，法國達到42．1%，美國達到35．24%。在發達國家，由於社會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他們對於已失去勞動力的老弱羣體給予了較為充足的照顧。而我國，因為還不富裕，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醫療保險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只能保證維持基本的生存與温飽。支出高、保障低，加大了居民的後顧之憂，直接導致了居民緊縮消費、加大儲蓄的力度。

在經濟學中，收入差距是一個流量概念，一般是指一定時期內，不同的勞動者、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之間，由於個人擁有的生產要素所產生的效益以及國家所採取的收入分配政策不同，從而形成收入的多與少的差距。在內容上講收入差距包括不同居民之間因勞動報酬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兼職收入、工資外收入(單位自設的資金、勞務費等)、轉移性收入、資本剝削收入、偷税逃税的收入、權錢交易的收入等八個方面的收入狀況不同而形成的差距。它是一定時期個人勞動成果和社會經濟利益關係的反映，與其所參與的經濟活動及其效益密切相關，主要屬於經濟問題。個人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不同勞動者的質量差異；是否擁有生產要素及生產要素的質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某些現行的經營者年薪制的規定；歷史的和政策的因素等。

為更好地理解收入差距概念，我們有必要認識另一個概念——貧富差距。貧富差距主要是指社會成員實際佔有財富的多與少之間的差距，一般可定義為：某一時點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由於所處的具體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和環境不同，從而形成的佔有社會財富的多與少之間的差距，表現為一定數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通常用物質財產和精神財產來表示。前者包括現金、存款、有價證券、個人擁有的企業、土地和住房等固定資產以及家庭貴重生活用品、交通和通信工具等；後者包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科學技術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養、知識產品、知識產權、社會知名度。它還通過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身體健康水平等多種因素綜合反映，是一定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關係的反映，主要屬於社會問題。

收入差距與財富差距是相互關聯的兩個不同概念。從定義上看，收入差距是一個流量概念，貧富差距則是一個存量概念，兩個概念無論性質上還是範圍上都存在顯著的區別，所屬研究領域也不盡相同，研究中需加以認真區分。但二者又可以相互轉化，收入差距隨着時間的積累會轉化為財富差距，財富差距的增值則是當期收入的差距。

2021年9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中國的全面小康》白皮書並舉行新聞發佈會，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成員、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寧吉喆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實力持續躍升，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雖然存在貧富差距，但城鄉、地區和不同羣體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趨於縮小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