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業化道路

自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的世界工業化進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二百年間鑄造了幾十個工業化國家，先後有英、法、德、美、日等強國通過工業化而崛起。歷史表明：這些國家的崛起總是和殖民掠奪及列強為分割殖民地進行戰爭相聯繫的。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世界工業化進程，稱之為第一輪世界工業化進程，或稱之為傳統工業化道路。

隨着戰後殖民制度體系瓦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廢墟上建立了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特別是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新興國家（地區）紛紛開始工業化進程，出現了以發展中國家（地區）為主體的世界工業化進程，作者把它稱之為第二輪世界工業化進程，也可稱之為“遲到的工業化”。中國作為東亞地區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成員，雖然在計劃經濟時期已開始推行工業化，但只有改革開放才開始走上新型工業化道路。

我們處於信息化時代，面對經濟全球化潮流，國內存在着“二元”經濟結構。當代國內外的這些條件，既決定了中國必須完成發達國家一、二百年前早已完成的工業化歷史任務，也決定了中國工業化必將是一條與傳統工業化全然不同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當代國內外條件給中國提供了“和平崛起”的歷史機遇，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基於對這歷史機遇的深刻認識，給我們展示出一條在今後20－30年內把這一歷史機遇付之實踐的發展道路。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就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軌的雙重轉軌時期。前一轉軌，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後一轉軌乃經濟結構的轉變。歷史表明，要把二元經濟結構改變為現代經濟結構，就必須走工業化道路，即大大提高二產（主要是工業）和三產（主要是服務業）在社會生產結構中所佔比重，大大降低一產（主要是農業）所佔比重；特別是要改變就業結構，要大大降低一產所佔比重，通過工業化和與此相聯繫的城市化進程，把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到二產、三產中去，變成城市和鄉鎮的居民。世界歷史表明，這是一個農業國家需要經過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成的歷史性任務。

我國為工業化已奮鬥了近半個世紀，雖取得了重大進步，但我國仍處在從二元經濟向現代化經濟轉變過程中。統計表明，在1961－2001年40年間，我國一產（主要是農業）在社會商品生產增加值總額中的比重從36.16%降到15.23%，二產（主要是工業）的比重卻從31.88%增到51.15%；一產從業者在就業結構中的比重從77.17%降到50.00%，而二產從業者的比重卻從11.16%增到22.3%。這雖表明了工業化的進步，但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和世界銀行的研究，二產在社會商品生產增值總額中的比重在40－60%者為半工業化國家，我國目前應屬於半工業化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向我們表明一個嚴峻的現實，即佔全國勞動力總額一半的農民，僅創造15.23%的商品性財富，卻要供養着佔全國人口63.9%的農村人口。這就是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出路何在？主要應從工業化和與之相聯繫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發展製造、基礎產業、服務業以及其他非農產業，把大量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農村中轉移出來（誠然農業自身的技術改造及發展也必不可少）。

我國共有勞動力達7.4億人，約有3.7億在農村，近二十年來外出農民工約9000多萬。據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估計，2000年約有1.42億農村剩餘勞動力，約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2.45%。另據分析，在未來20年裏，我國如保持年均7－7.5%的經濟增長速度，屆時一產（主要是農業）在全社會就業結構中的比重將從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個百分點，將會有1.4－1.5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去，被製造業、基礎產業、服務及其他非農產業所吸收。同時，若以年均7－7.5%的經濟增長率計，以製造業為主的二產增加值在商品生產總額中的比重可望年均增長0.70－0.75個百分點，這樣，二產在GDP中的比重可從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達到國際公認的工業國所要求的指標。這是工業化所要實現的一項重要歷史性任務。

所以，我國二重經濟結構的現實，決定了推行工業化乃是我國通往現代化必經之路。我們無法超越工業化歷史階段。然而，當代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國際環境，又使我國這個遲到的工業化道路具有與傳統工業化有所不同的新特徵，即具有巨大的後發優勢，可使我們得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時間、更高的質量完成工業化歷史使命。

新型工業化道路也是一條對傳統工業化予以揚棄的道路，即對傳統工業化批判與繼承相統一的道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工業化步伐雖然突飛猛進，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度工業化水平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就是採取跨越式發展的思路，實現工業化目標。這不僅是我們實現工業化的捷徑，也是必由之路。和傳統工業化相比，我國的新型工業化有如下一些新的特徵：

（1）開放性。緊跟世界發展潮流，充分抓住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發展機遇，迎接挑戰，積極參與世界範圍內的資源優化配置，以實現工業化的快速、高效推進。

（2）跨越性。在工業化中引入信息化，實現工業化與信息化的互動，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本質及精髓。在工業化進程中引入信息化，不僅大大豐富了工業化的內容，而且勢必改變傳統經濟的商業模式，推動業務流程重組、生產要素重組，進而推動傳統經濟的轉型，從根本上改變傳統工業化的性質。這也是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抓住後起發展的機會，充分發揮後發優勢的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

（3）整體性。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部署下提出的，不是哪一方面的單兵突進，而是全方位、立體化、協同性推進，以避免產生新的結構失衡，保持經濟實現一個長達20年左右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新型工業化道路是融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產業化和知識經濟為一體的發展道路，是追求科技創新、農村城市化、高速增長、充分就業、勞動和要素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的全面發展途徑，也是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核心所在。新型工業化道路要求我們必須把工業發展和農業、服務業的發展協調統一起來，使工業化同時成為農業現代化和推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把速度同質量、效益、結構等有機地結合和統一起來，使我國工業真正具有強大的競爭優勢；把工業生產能力的提高和消費需求能力的提高協調統一起來，把工業增長建立在消費需求不斷擴大的基礎上；把技術進步、提高效率同實現充分就業協調統一起來，使更多的人能夠分享工業化的成果和利益，並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把當前發展和未來可持續發展銜接統一起來，尊重自然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使工業化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結合起來，走文明發展之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4）特色性。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充分考慮到我國人口數量大、人均資源不足、勞動力供給大於需求的矛盾突出的基本國情的基礎上，提出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我國新世紀將要走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區別於傳統工業化道路，具有鮮明特色的工業化道路，是反映時代特徵，符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

人類社會自18世紀30年代開始至今的工業化歷史已270多年，但到目前為止，全球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僅27個，人口合計 9.265億人，佔全球人口 15．3%。我國基本實現工業化時人口將達到14億，超過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總量。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是一件對世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大事。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順利推進，將給佔世界人口80%以上的尚未實現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一條可供借鑑的工業化新模式。 ^[1] 

①科技含量高，就是要充分發揮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促進科技成果更好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競爭力。

②經濟效益好，就是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即從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鋪新攤子、追求數量，轉到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通過技術進步、加強科學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

③資源消耗低，就是要充分考慮我國人均資源相對短缺的實際，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堅持資源開發和節約並舉，把節約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積極推進資源利用方式從粗放向節約的轉變，轉變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

④環境污染少，就是要高度重視生態環境問題，從宏觀管理入手，注重從源頭上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避免走舊工業化過程中的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

⑤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就是要從我國人口多、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實際出發，制定推進工業化的具體政策，處理好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係，堅持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通過教育和培訓加強勞動力資源的能力。

（1）經濟全球化勢頭迅猛，國際間的要素配置和產業重組步伐加快。國際間資本流量增加。從直接投資看，我國已成為全球矚目的外商直接投資首選地之一;從間接投資看，我國已取得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農發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良好信譽，向中國貸款可按時取得好的回報。這有利於我國積極有效合理地利用外資，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加快經濟發展。世界範圍內大跨度的全球性產業結構調整正在進行。跨國公司甚至一些中小企業，為尋求更大利潤空間，加速向具有“比較優勢”的地方進行產業轉移，其中製造業是轉移的重點行業，有利於我們有選擇的承接一些先進適用技術。

（2）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在發達國家迅速崛起，為我國企業提高產品科技含量、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經濟效益，帶來了良好機遇。

（3）我國改革開放以年的持續快速發展，奠定了新型工業化起步的良好條件。2001年底國內生產總值已達95533億元人民幣，比1989年增長近2倍，與1978年相比，年均增長9.4%，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具備了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堅實物質基礎。高度重視發展科學技術，電子信息產業快速發展，知識經濟初露端倪，為新型工業化的起步提供了技術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為新型工業化的推進提供了良好的體制保障。

（4）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市場空間巨大。在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大國中，歐洲的英、法、德、意等國，人口規模與中國幾個大省相近，至今不到1億，美國有2億多人口，日本則1億多。中國人口接近13億，如此眾多的人口處在工業化中期，進入重要的工業和服務產品快速增長時期，形成的市場規模和帶來的增長空間是極其巨大的，並且由於人口基數龐大且發展不平衡，結構轉換所帶來的增長空間很大，可使我國經濟保持比其他國家更長的快速增長時期。

（5）中國具有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維持和製造業優勢上升並存的競爭優勢。中國經濟在經歷了輕紡工業、重化工業為重點的發展階段後，正在進入以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加工組裝製造業為重點的發展階段，正在逐步形成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製造業優勢。同時，中國地域廣大，地價難以過快攀升；廉價勞動力源源不斷，近於“無限供給”；具有大批素質較高而與國際水平相比收入相當低的熟練工人、技術和管理人員，使中國可以持續地保持人力資源總體上的低成本優勢，沒有形成一些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勞動力、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價格的顯著上升的局面。日本經濟產業省2000年的一項價格調查結果顯示，與中國大陸相比，日本工業產品的價格為2.49倍，產業服務價格則高達8.44倍。中國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維持和製造業優勢上升並存，有利於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國際製造業生產能力轉移到中國，我們可以有選擇的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充分發揮大國比較優勢，努力把中國建成為全球製造業基地之一。

（6）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成熟及現代化、工業化之後才發展知識經濟，但在中國，現代化、工業化、市場化、全球化及信息化等同時進行，形成了多元轉變的統一體，有望縮短追趕先進的時間。

未來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過程，也是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社會轉型的過程，各種新舊矛盾和問題必將交織和疊加，對新型工業化順利推進構成制約。這些制約因素較為突出的有以下一些。

（1）知識經濟帶來的挑戰和衝擊。

知識經濟是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人們所提到的網絡經濟、信息經濟、高科技經濟、創新型經濟等都僅僅反映了知識經濟某一方面的特徵，只有它們的整體才構成知識經濟本身。其中，信息經濟是知識經濟構成的主體；網絡經濟是知識經濟運行的基礎；創新型經濟是新經濟發展的靈魂。知識經濟國際化的特點，將對我們的國家管理體系、政策和傳統經濟產生衝擊，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國民收入分配差異擴大等的負面因素遠遠超過知識經濟對發達國家的影響；那些缺乏競爭力和企業產品將出現嚴重的過剩，部分產業失去了生存空間。我們的社會組織方式還不適應新經濟時代出現的企業組織“扁平化”、整個社會網絡化的需要。特別是我們對知識經濟帶來的挑戰和變化缺乏前瞻性的、戰略性的、系統性的應對措施。在知識經濟的關鍵技術和基礎設施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只佔我國GDP的10%左右。後發優勢在工業經濟時代是完全可能的，但在知識經濟時代，由於知識有收益遞增效應，知識越多發展才越快，這樣後發優勢就難以取得，給我國趕超發達國家增加了難度。面對知識經濟的興起，我們既要發展傳統的以資本、技術、勞動為基本生產要素的產業，又要促進以知識要素為主的"知識產業"的發展；既要完成工業化的歷史性任務，又要為向知識經濟形態邁進創造條件，任務十分艱鉅。

（2）人口與就業的壓力巨大。

人口與就業壓力巨大就是我們選擇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其面臨的一個突出難題。緩解這一壓力是新型工業化的重要任務，也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

（3）資源利用粗放，生態環境惡化形勢比較嚴峻。

我國資源相對短缺，同時利用粗放，工業化耗水嚴重，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率不到20%，總回收率為30%，分別比國外先進水平低30和20個百分點，資源消耗速度是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2倍多，單位產值能耗量是國外先進水平的2-4倍。生態惡化現象嚴重，生態改善的任務艱鉅。

（4）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突出。

工業化的過程，就是降低農業勞動力的比重、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過程，但受到我國比較突出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制約。一方面，我國三農問題突出。農村剩餘勞動力數量巨大，向非農產業轉移困難，農村發展嚴重滯後於城市，基礎設施、文化教育、醫療保健等都十分落後。另一方面，我國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後，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同時城鄉關係不協調，城鄉分割的體制還有待進一步改革。

（5）工業製造業的素質不高。

突出表現是：勞動生產率低，生產經營規模小；製造業內部產業結構不合理，配套能力差，對國外技術裝備依賴性強；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水平不高，對傳統產業的改造程度也不夠。這與新型工業化“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的要求還有相當差距。

（6）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總體較低。

我們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條件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基本實現工業化，面臨着與發達國家爭奪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及與我們的產品爭奪市場份額的嚴峻現實。我國經濟實現國際競爭力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難易。目前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較低。根據一項研究，從收入上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到1000美元，而發達國家這一指標在2萬美元以上。從技術上看，我國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在30%左右，而發達國家在70%以上，我國科技投入佔GDP的比重2000年為1%，低於發達國家2.3%的水平，我國許多尖端技術和重大核心技術的開發能力不強，多數行業的關鍵技術和裝備依賴進口。從產品上看，不少高技術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依賴進口，化工醫藥產品大部分沒有自主知識產權，計算機芯片幾乎全依賴進口，高技術品種鋼每年需進口700-800萬噸，高檔合成樹脂自給率不足50%，不鏽鋼80%要靠進口。從人才上看，我國專業技術人員總量相當於發達國家1/3-1/4；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僅佔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17.5%，中專以下的人員佔一半以上，高級人才僅佔5.5%。從體制看，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上述問題集中表現為綜合競爭實力較為低下。

（7）如何順利地解決新型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等要素短缺問題。農業產業化、信息化、工業化、城鎮化和知識經濟的實現，對資本這一生產要素的需求遠遠超過傳統的工業化。

按照十六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要求，新型工業化的主要戰略目標如下：

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000美元。十六大報告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目標，是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年均增長7．2%左右，到2020年將超過4萬億美元（按2000年匯率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可以達到3000美元。

2、製造業增加值佔總商品生產增值額的比重提高到64%左右。達到工業化國家該項指標60 %以上的要求。

3、國民經濟信息化水平提高到50%以上。目前中國的信息化水平約為10%，迅速提高國家的信息化程度是一項重要而又緊迫的任務。

4、城鎮化水平達到 55%左右。現在我國已進入了城鎮化進程加快的時期，從國際經驗看，工業化中期階段城鎮化進程將加快。如日本在1947－1975年的工業化加速時期，城鎮化水平由28%提高到75%，28年提高了4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67個百分點。韓國 1960－1981年城鎮化水平從28 %提高到56%，21年提高了28個百分點，年均提高1.33個百分點。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實際，城鎮化率平均每年將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的目標完全有可能達到。

5、一產從業人員在全社會勞動力中的比重降到35%以下。對應經濟發展速度、城鎮化的速率及第三產業發展的加快，一產從業人員在全社會勞動力中的比重將大幅度下降，到2020年降到35%以下是完全有可能的。

6、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30%以上，研發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以上。

7、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資源佔用與消耗下降，廣泛推行清潔生產、文明生產方式，發展綠色產業、環保產業，加強環境和生態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

8、失業率控制在5%以內。

9、知識經濟的框架體系初步建立。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1、與現代化的總體戰略相適應原則。工業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階段，要與現代化的總體戰略相適應。我國現代化的總體戰略是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按照這一部署，在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後，我國將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也即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過程中，要充分借鑑工業化國家發展知識經濟的成功經驗和教訓，適應知識經濟社會必將到來的大趨勢，用能夠引領、促進工業化的知識經濟新理念、新知識、新技術、新體制來鍛造新型工業化體系，由新型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奠定知識經濟社會到來的堅實基礎，走出一條由工業經濟社會向知識經濟社會的跨越之路。

2、發揮比較優勢原則。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和其他方面的優勢，處理好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係，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國內外市場競爭能力，把技術進步、提高效率同實現充分就業協調統一起來。從發展趨勢來看，高新技術產業會大大快於傳統產業，但是在中國經濟總量當中，傳統產業仍然會佔主要的份額，而且我們在國際競爭當中，優勢也在於勞動密集型的行業，或者是高新技術行業當中的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

3、技術進步推動原則。就是將新的科技革命成果充分應用於工業化進程，核心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注重使企業真正成為科技進步的主體，妥善處理好技術先進與經濟合理性的關係。創新是技術進步必由之路，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基礎和源泉，要充分激發全體人民的聰明才智，形成創新的氛圍和環境，在技術、產業、制度、文化等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創新。

4、可持續發展原則。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在完成新型工業化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係，大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尊重自然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使當前發展和未來可持續發展銜接和統一起來，走文明發展之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也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長遠大計。

5、以人為本的原則。把工業化的推進與人的全面發展結合起來，重視提高人口素質，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使更多的人能夠分享工業化的成果和利益。

6、統籌協調原則。把工業發展和農業、服務業的發展協調統一起來，使工業化同時成為農業現代化和推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基礎和動力；努力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實施西部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加快城鎮化進程，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確保人民羣眾共享經濟成果。

世界多數發達國家是在完成工業化任務後才推進信息化的。當今中國不必重走這條老路，而在工業化處於中期階段的今天，就要充分利用人類的共同財富和智慧，將信息產業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不失時機地推進信息化，使高新技術滲透到各個產業中。這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技術手段及重要標誌，也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快速增長方式。新型工業化，必須建立在產業結構優化的基礎上。世界不少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高速成長階段，有可能保持長達十幾年、二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持續快速增長，增長的潛力主要來自經濟結構的調整、轉換、優化和升級。我國經濟在持續近20年高速增長後，在未來的20年中GDP繼續保持年均7．2%以上的增長幅度，到2020年實現GDP較2000年翻兩番的奮鬥目標是可能的。在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增長和發展將一直居主導地位。今後17年工業增加值需要保持年均增長9．5%至10%的發展速度。當今世界信息技術的廣泛推廣應用，極大地豐富並拓展了工業化的內涵。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要以製造業為支撐，特別是振興裝備製造業，這既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工作重點，又是加快實現工業化的強大基礎。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仍要重視傳統產業的發展，但必須優先發展信息產業，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並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要在大力發展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企業是工業化的主體，也是信息化的主體。企業信息化程度標誌着工業化進程和國家現代化水平。要切實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從企業生產經營、公共服務、社會生活以致政府行政管理等，都要運用網絡化、數字化技術，加快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步伐。這樣，到2020年，我國可同時完成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大力推進信息化兩項目標任務。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可大大縮短工業化時間。從國際上看，英國實現工業化大約用了近200年，日本用了100多年，韓國只用了30多年，這是因為韓國充分利用了世界產業結構調整機遇和新技術革命的成果。

我們要充分利用當今國際國內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加速工業化進程。一是世界範圍內，包括髮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一些跨國公司甚至一些中小企業，為尋求更大利潤空間，加速向具有“比較優勢”的地方進行產業轉移。製造業是這些國家廠商轉移的重點行業。這對中國有選擇的承接一些先進技術是個好機遇。二是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在發達國家迅速崛起，為我國企業提高產品科技含量、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經濟效益，又是一個良好機遇。三是經濟全球化趨勢明顯加大，國際間資本流量增加。從直接投資看，我國已成為全球矚目的外商直接投資首選地之一：從間接投資看，我國已取得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農發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良好信譽，向中國貸款可按時取得好的回報。這有利於我國積極有效合理地利用外資，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加快經濟發展。四是國內有較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施科教興國、可持續發展戰略，走改革開放富民強國之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政府加強宏觀調控，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企業堅持自主創新並充分利用別國先進技術、優先發展信息產業、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堅持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大力振興裝備製造業，加快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繼續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多種所有制經濟全面發展，保持投資、消費、出口三大拉動的良好態勢，使國民經濟真正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製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成為良性互動，實現生產力跨越式發展。這就可以加速和縮短工業化進程。這是我國國民經濟新的快速增長的一條捷徑。

世界多數發達國家在早期工業化進程中，尤其在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包括我國建國後幾十年時間，資源開發和利用帶有一定的掠奪性，大多以大量消耗資源、犧牲環境為代價，走的是“先發展經濟、後治理環境”或“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建設”的路子。我國不能再走這條老路了。未來20年，我國經濟發展將給資源、環境、國土等造成很大壓力。從可持續發展看，現階段我國社會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是，人口基數很大，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污染厲害。2002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28453萬人，儘管保持低生育水平，人口出生率為12．86%o，死亡率為6．41%o，自然增長率為6．45%o，全年淨增人口仍達826萬人。資源總量豐富，人均資源不足，是我國自然資源國情的基本特徵。中國自然資源“總量大”、“人均少”。我國已探明的礦產資源儲量佔世界第三位：領土面積、耕地總面積分別居世界第三位、第四位；河可流年徑流量佔世界第六位：森林總面積居世界第六位。但是，人均礦產資源儲量僅相當於世界人均值的3/5；人均土地、人均耕地佔有量只相當於世界人均值的1/3：人均河流年徑流量相當於世界人均值的1/4；人均森林佔有量僅相當於世界人均值的1/5。因此，必須認真總結髮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的經驗教訓，充分考慮到我國人均資源短缺的現狀，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應強調在工業化進程中，嚴格控制人口增長，注重資源節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提高工業產品科技含量，努力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做到經濟建設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實現新型工業化與可持續發展的良性互動。

世界多數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企業一味追求利潤最大化，特別強調機械化、自動化，結果帶來嚴重失業的社會問題。我國人口眾多，人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為此，中國工業化過程必須妥善處理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擴大勞動就業的關係。要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工業化過程必須是不斷增加更多就業崗位，不斷擴大更多就業領域的過程，而不能造成大量勞動者失業。發展傳統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實體經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

所以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必須按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並結合中國國情，從產業發展上，正確把握好三大關係：一是正確把握好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的關係。當今，信息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代表，信息技術的利用為現代農業、工業、服務業發展和增強競爭力提供技術支撐。這些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是快的，2001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佔工業製成品出口額的17．5%，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必須將信息產業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生產力跨越式發展。同時要看到，今後幾十年，傳統產業尤其是傳統制造業，仍有廣闊的國內國際市場需求。據統計，這幾年我國製造業創造GDP的l/3，製造業增加值佔整個工業增加值的4/5，為國家提供1/3的財政收入，製成品佔出口額的90%以上，安排就業8000多萬人，説明傳統制造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很大比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可以預見，在整個工業化過程中，傳統產業絕不是“夕陽”工業，應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後，仍有很大的市場空間，還是蓬勃發展的產業。因此，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必須正確把握好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的關係。二是正確把握好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係。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勞動生產率高，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載體，通常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必須大力發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既要大力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又要積極發展那些能大量安置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並使二者密切結合。中國勞動力資源除城鎮勞動者外，大量來自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城鎮化是人類歷史上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從世界城市化發展進程看，都是遵循一些具有共性的一般規律。

從全球看，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發展一般可概括為六大規律，即：①政治和民族獨立是加快城市化進程的前提；②城市化是經濟發展伴生的必然趨勢；③城市化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④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大城市超前領先發展；⑤重視農業，發展農業，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加快城市化進程的基礎；⑥城市化進程中，人口由生活環境差、低收入地區向生活環境好、高收入地區流動等，都是世界城市化發展的共同規律。

從世界城市化進程看，加快工業發展是推進城市化的初始動力，服務業發展是城市化的持續動力。隨着工業化的推進，中國城鎮化水平將由2001年的37．7%上升到2010年的45%至50%，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將接近60%。就業是民生之本。如何實現這2．5—3．0億農業剩餘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並安置勞動者就業，是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繁重任務。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要有利於農業剩餘勞動力及農村人口的轉移，有利於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工業化通常指工業特別是製造業勞動力就業增加，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不斷減少的過程。衡量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標準，國際上有三個結構性指標：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降到15%以下；農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降到20%以下；人口城市化率上升到60%以上。我國目前的工業化水平與國際通行的工業化指標相比，除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這項指標外，均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現在農業就業比重高和城鎮化水平低兩方面；2001年，我國農業就業人數為3．65億人，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高達50%，距20%以下的國際標準相差甚遠；2001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為37．7%，距60%以上的國際標準同樣差距很大。可見，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奮鬥目標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實現工業化仍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艱鉅的歷史任務。因此，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必須正確把握好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係。三是正確把握好發展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係。

通常所説的實體經濟是指構成國民經濟的農業、工業和建築業、服務業包括商品物資流通業、交通運輸通訊業等提供物質產品和服務貿易的經濟活動。虛擬經濟是伴隨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也是市場經濟發育程度的一個標誌。虛擬經濟是相對獨立於實體經濟以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形式出現的虛擬資本的運動形態。實體經濟是發展虛擬經濟的基礎，發展虛擬經濟要為發展實體經濟服務。要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世界上一些國家發展虛擬經濟的經驗教訓表明，虛擬經濟不等於“泡沫經濟”，但如果虛擬經濟脱離實體經濟，發展失控，盲目擴張，過度膨脹，就容易造成“泡沫經濟”，破壞實體經濟，導致經濟衰退，甚至引發金融危機。可見，虛擬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其積極作用，而過度發展又會對實體經濟產生消極影響。因此，要正確把握好發展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係，趨利避害，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指導下，適度發展虛擬經濟。

世界不少發達國家的早期工業化是以犧牲農民利益和殖民主義擴張為手段。18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後，對內實行農村“圈地運動”，剝奪農民土地，一些大地主所有者拆毀農民居住的房屋，促使這些喪失土地的農村無產者被迫成批進城謀生。對外實行殖民主義擴張，大肆掠奪世界資源，特別是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進行掠奪，瘋狂壟斷國際市場。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曾對發展中國家充當過殖民統治的角色。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有本質不同，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是以犧牲農民利益來推進工業化的。當時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的大量資金，是靠農業、靠工農產品剪刀差積累的，這就擴大了城鄉差別。新型工業化道路與傳統工業化道路一個顯著不同是，在農業、工業、服務業三次產業的協調發展中來完成工業化任務，不是孤立地推進工業化，使工業化包括製造業特別是裝備製造業的發展成為農業現代化和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應更加重視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全面繁榮農村經濟，把工業化與城鎮化結合起來，促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世界多數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往往遇到資金、技術、市場的制約，採取擴張、掠奪、壟斷等辦法解決資金和市場問題。中國建國後近30年是以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為主導的，同時嚴格限制農業剩餘勞動力向非農轉移，不重視服務業的發展，導致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新型工業化道路，強調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製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在工業化進程中，走改革開放富民強國之路。發展必須依靠改革，通過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發展必須堅持開放，在經濟領域積極有效合理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力發展外經外貿，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金、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在全球範圍配置資金、資源，面向兩個市場，參與平等競爭。

在工業化進程中，積極全面地發展服務業是新型工業化道路與傳統工業化的重大區別。

世界經濟發展表明，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衡量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誌，問題是如何提高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近些年，有些地方包括有的大城市領導，對振興製造業是發展服務業的基礎，認識不高，不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將工業化擱置一旁，不結合本地實際大力發展製造業，片面強調發展服務業，結果導致經濟結構不合理，欲速不達，服務業發展受到嚴重滯約。反之，那些積極推進工業化進程，大力發展製造業，促進傳統服務業向現代服務業轉變的地方，卻加速了服務業的發展。這是因為大量的製造業產品帶動了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促進商品物資流通業、交通運輸通訊業、金融保險業、信息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同時增加了勞動就業，就業多、收入多、消費多，有利於擴大內需，就拉動了整個經濟的快速增長。振興製造業是發展服務業的基礎，應努力實現製造業與服務業同步發展，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形成良性互動。因此，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至少20年內仍要將工業發展集中在基礎工業和製造業上，這是遵循工業化規律的客觀要求。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要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教育是培養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的基礎，必須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這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可靠根基和巨大支撐。要發展各類教育，培養造就大批高素質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培養大量高素質的勞動者。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加大科技投入，充分發揮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的重要作用。要抓緊建立和完善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和高技術攻關，推進關鍵技術創新和系統集成，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經過50多年的發展過程，我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從人均GDP、工業產出在GDP的比重、就業結構、工業結構等綜合判斷，我國的工業化仍然沒有完成。

我國的人均GDP，按匯率換算2001年為911美元；人均GNP，按世界銀行圖標集方法計算1999年為780美元；這兩個數字按1970年時美元換算，都還沒有進入工業化的初期階段。但如按購買力平價（PPP方法）標準，據世界銀行計算，1999年我國的人均GNP為3291美元；而我們計算結果是，2001年我國的人均GDP為3772美元；這人均收入水平如換算為1970年美元，處於工業化中期的第一階段。綜合進行國際比較，並與日本、韓國、泰國、巴西等國家的歷史數據相比較，我國人均GDP或GNP水平所對應的工業化階段，大概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與中期第一階段之間，是相對較低的。

工業化進程的直接表現是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上升，這是衡量工業化階段的一個主要指標。有人認為，一個國家的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超過了70%，就是實現了工業化。這種判斷方法顯然過於簡單，也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根據錢納裏、賽爾奎因等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工業化過程中產業結構的演變有一定的規律性。在三次產業的產出構成中，工業化的演進使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迅速上升，並拉動第三產業的比重提高。一般來説，當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到超過第一產業時，工業化進入了中期階段（第一階段）；當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到低於20%時，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到高於第三產業而在GDP中佔最大比重，這時工業化進入中期的第二階段；當第一產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到10%左右時，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業化到了後期階段或基本實現的階段。他們的研究還證明，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製造業產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模式為18%，大國模式為19%。隨着工業化階段的演進，與人均GDP從280美元到2100美元（1970年美元）的變化相聯繫，製造業產出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36%。也就是説，當以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的工業化到了中期第二階段的時候，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上達到了最高水平，這個水平也被稱為製造業比重上升的自然限制。

我國由於結構偏差的存在，第二產業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佔最大比重。以當年價格計算，2001年第一產業的比重為15.2%，第二產業為51.1%，第三產業為33.6%。我國第二產業的比重高於一般模式中工業化完成階段的相應水平。我國第一產業的產出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20%以下，標誌着工業化進入了中期的第二階段。也就是説，我國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所反映的工業化水平，已經達到工業化的中、後期階段。2001年工業在GDP中的比重為44.4%，其中製造業的比重為37%左右，高於一般模式中工業化中期第二階段的製造業比重。

綜合錢納裏、賽爾奎因、艾爾金頓和西姆斯等人的實證研究，就多數國家的一般變動模式來説，當人均GNP為280美元時，工業化進入初期階段，這時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58.7%、16.6%和24.7%；當人均GNP為560美元時，工業化進入中期第一階段，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43.6%、23.4%和33.0%；當人均GNP達到1400美元時，工業化處於中期第二階段，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28.6%、30.7%和40.7%；當人均GNP上升到2800美元時，工業化處於基本實現階段，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23.7%、33.2%和43.1%；當人均GNP上升到4200美元時，工業化處於全面實現階段，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下降到8.3%，第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上升到40.1%和51.6%。在工業化的初期和中期階段，第二產業就業比重的上升，主要是由工業就業拉動的。

2001年，我國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50%、22.3%和27.7%，尚未達到中期的第一階段，其原因主要在於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偏低，這與我國人均GDP水平所反映的工業化階段是相同的。實際上，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在1997年已經下降到50%以下，但近年又有所回升，這説明我國由就業結構水平反映的工業化階段，一定程度上還不夠穩定和準確。

根據有關工業化理論和經驗，工業內部結構的變動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六個時期。第一個階段是重工業化階段，包括以原材料工業為重心和以加工裝配工業為重心兩個時期；第二個階段是高加工度化階段，包括一般（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為重心和技術密集型加工工業為重心兩個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技術集約化階段，也包括一般技術密集型工業為重心和高新技術密集型工業為重心兩個時期。

我國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業為重心的重工業化階段，但在向以加工裝配工業為主的高加工度化階段轉變中，消費品工業過度擴張，而重加工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沒有得到應有的加強和發展，一直停留於一般（勞動密集型為主）加工工業為重心的時期，不能持續升級向技術集約化階段轉變。這種工業結構水平所反映的工業化進程，只處於工業化的中期階段。

綜合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分析，如果以人均GDP指標和就業結構指標為主要依據，以工業產出比重和工業結構水平兩個指標為輔助依據，來判斷我國工業化的進程，那麼，我國目前大概處於工業化中期的第一階段。

我國的工業化具有自身的特徵，存在產業結構偏差，人均GDP或GNP的增長，就業結構與工業結構轉換的滯後。這與我國在較長時期內選擇了一條傳統的工業化道路是密切相關的。

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當時的國際環境，從“一五”時期到改革開放前夕，我國的工業化沒有突破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一直走傳統的工業化道路。這條道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走的工業化道路有所不同，與後起的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所走的道路也有所不同。

20世紀50年代初，私有經濟在我國的經濟結構中是占主導地位的。政府把私有經濟主要區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私人小手工業者，一種是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1950年，我國的私人手工業企業約為800萬户、從業人員2000萬人，加上民族資本主義工業12.3萬户、從業人數164萬人，私人工業企業數是812.3萬户，從業人數達到2164萬人，產值佔整個工業產值的83.2%；私人商業企業約408萬户，銷售額佔批發商業機構的76%、零售佔85%。到1956年，城鎮私人商户只剩下43.2萬户、私營工業80%以上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此後，個體、私有經濟進一步受到限制和排斥，到1978年，我國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形式中從業勞動者佔全社會勞動力的99.6%，個體勞動者只佔0.04%，根本就不存在私人企業主。個體工商户約為16萬户，相當於1952年的1%左右。1957年，國營工業佔工業總產值比重約為53.8%，集體所有制工業佔19%；到1978年，分別為80.8%、約19.2%，兩者加起來，佔到工業總產值的100%，個體、私人工業企業已不復存在。

在資源配置方式上，我國也開始逐步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運行機制。1949年10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其後，其他專門性的負責計劃管理的中央機構相繼成立，國家通過這些機構開始對經濟活動實行行政指令的直接管理。1950年2月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以指令性方式提出了“六個統一”：財政收支統一、公糧統一、税收統一、編制統一、貿易統一、銀行統一。其後，國家開始以制定指令性的形式，對國民經濟各方面開始實行全面的計劃管理，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初步形成。1954年頒佈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第十五條規定：“國家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使生產力不斷提高，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從此，計劃經濟體制成為我國法定的經濟體制。

而且，計劃管理的範圍越來越大，指令性計劃的範圍越來越大。從1953年到1956年，國家計委統一管理、下達計劃的產品，從115種增加到380多種，這些產品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在60%左右；對農產品採購的計劃，一般也佔採購總額的70%左右。1957年，中央各部門直接管理的工業企業，從1953年的2800多個增加到9300多個，户數約佔中央和地方管理工業企業總户數的16%，而產值卻佔49%，向工業企業下達的指令性指標有12個之多。國營企業的利潤和基本折舊基金全部上繳國家，納入國家預算。企業所需的基本建設投資及技術措施費、新產品試製費、零星固定資產購置費等都由財政撥款解決。在勞動管理方面，由“介紹就業與自行就業相結合”到逐步擴大統一分配的範圍，由“能進能出”逐步向“能進不能出”、“鐵飯碗”發展。

從“一五”末期開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集中過多、統得過死的弊病就開始暴露出來，改革經濟體制的要求多次被提出，國家也幾次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嘗試，如“大權獨攬，小權分散”，“下放權力，調動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等，但這些小改小革並沒有突破高度集中計劃體制的總體框架。

新中國成立後，工業化道路有兩種戰略選擇：一是西方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戰略，即先發展輕工業，待積累了大量資本後，再發展重工業；一種是蘇聯的工業化戰略，即優先發展重工業，在較短的時間裏使國家迅速工業化，迎頭趕上工業強國。經過反覆權衡利弊，中央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首先是建設鋼鐵、煤、電力、石油、機械製造、軍事工業、有色金屬及基本化學工業。1958年8月，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提出，重工業以1962年生產鋼8000萬噸為綱進行安排，屆時全國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接近美國。從發展速度看，只有“五五”時期重工業的發展速度慢於輕工業，為10.7，其餘四個五年計劃，重工業的發展速度都快於輕工業。“一五”時期輕工業發展速度與重工業發展速度之比為12；“二五”時期達到了26；“三五”時期為11.8；“四五”時期是11.3。從結構上看，1952年我國重工業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35.5%，低於輕工業，到1958年，重工業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53.5%。到1978年，重工業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57.3%，輕工業佔42.7%，重工業的比重進一步上升。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使我國的工業化走一條資本密集型的發展道路，造成勞動力轉移滯後。1978年我國工業吸收的勞動力僅為5009萬，比1952年增長302%，而同期固定資產（原值）卻增長了2046%，相當於工業勞動力增長的6.8倍，這給我國以後的經濟發展帶來很大壓力。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客觀上表現為片面強調經濟增長速度，忽視經濟效益。工業生產獲得的快速發展，是靠高積累、高投入、高消耗來支撐的。中國“一五”時期的積累率基本上在23%～25%之間；“二五”時期平均為30.8%；“三五”時期平均為26.3%；“四五”時期平均為33%；1976年為31.3%，1977年為32.3%，1978年為36.5%，比例都是很高的。經濟效益上，70年代末與50年代初相比基本沒有什麼變化，甚至還略有下降。1952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淨值實現利税為37.1%，1978年為35.3%；1952年每百元全部資金實現利税為25.4%，1978年為24.2%。資源利用效率上，1953年我國能源的國民經濟效益係數是1310元/噸，1978年則下降到527元/噸，能源消耗強度1953年為7.63噸/萬元，1978年增加到18.98噸/萬元。資源消耗的增長大大高於經濟增長。

由於片面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建起了一批污染大、資源能耗高的工業企業，造成大量的環境問題，致使大氣質量下降，水污染嚴重，礦產資源和能源被過度開採，森林遭受過度砍伐，引起水土流失，河流斷流。把大量人口留在農村，加之國家從農業汲走資金，致使我國的土地利用強度加大，土地沙漠化嚴重。

我國的工業化是在一個經濟落後、基礎薄弱的基礎上起步的，進行工業化建設所需資金主要依靠農業和農民提供。1952年到1978年，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積累了幾千億元，農民每年向國家繳的農業税在27億～32億元之間，累計有幾百個億；通過農民儲蓄這條渠道，國家積累了約155.5億；三項相加，從1952～1978年國家依靠農業積累的資金累計達到了4452億元左右，年均約171億元，佔國民收入積累額的比重，除1978年外，都在30%以上。如果扣除國家對農業的投資，1952～1978年國家依靠農業積累的資金約4413億元。與此同時，國家實行了限制農民進城的政策。1958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户口登記條例》，把户口分為農業户口和非農業户口，並以這兩種户口為基礎，相繼推出了與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就業制度、食品供應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農村居民與城市分割，流動和擇業受到嚴格限制，只能從事單一的農業勞動，大量的農村人口被束縛在土地上。所以儘管工農業產值的比例1978年已由1952年的3∶7變為7∶3，但城鄉人口的比例仍為2∶8，在30多年裏，農業勞動生產率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新中國成立時，由於東西兩大陣營對峙、西方國家聯合反華的歷史背景，我國實行了與蘇聯結盟的“一邊倒”政策，這種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直接影響到了我國工業化的方向和進程。從1950年開始，蘇聯就開始以貸款的形式向我國提供恢復生產所急需的機器設備和工業原材料，1953年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並以156個工業建設項目為重點。“一五”時期，蘇聯對我國的工業化建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援助。70年代初，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我國政府不失時機地調整了外交政策，從而為引進和利用外國技術創造了條件。1973年～1977年我國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累計額達到35億美元，相當於1973年前23年引進技術設備花費外匯的總和。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對外貿易雖然有時發展較快，但總體水平不高，外貿依存度也是比較低的。1952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是9.4%，以後各年都沒有超過10%，1977年是8.9%。不重視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

從實踐的效果看，傳統的工業化道路在推進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方面功不可沒。工業化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題，比西方發達國家晚了約一個多世紀。從19世紀40年代起，我國開始有大機器工業，產生了一些民族近代工業，也產生過幾次工業化運動的高潮，但由於戰亂頻仍，社會動盪，成效並不顯著。從“一五”計劃到改革開放前夕，在短短二三十年時間內就基本實現了國家工業化的初期目標，建成了一個初具規模、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個成績是舉世矚目的。

但是我們也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其主要弊端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產權不明晰、對外開放程度低等。它使我們犧牲了市場的作用，犧牲了比較優勢的作用，從而最終犧牲了效率，犧牲了社會總體福利的儘快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