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調整

經濟結構指國民經濟的組成和構造，包括產業結構（如一、二、三次產業的構成，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服務業的構成等）、分配結構（如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及其內部的結構等）、交換結構（如價格結構、進出口結構等）、消費結構、技術結構、勞動力結構等等等。

經濟結構有多重含義：（1）從一定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來考察，則主要通過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經濟成分的比重和構成來表現。

（2）從國民經濟各部門和社會再生產的各個方面的組成和構造考察，則包括產業結構（如一、二、三次產業的構成，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構成等）、分配結構（如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及其內部的結構等）、交換結構（如價格結構、進出口結構等）、消費結構、技術結構、勞動力結構等。

（3）從所包含的範圍來考察，則可分為國民經濟總體結構、部門結構、地區結構，以及企業結構等。

（4）從不同角度進行專門研究的需要來考察，又可分為經濟組織結構、產品結構、人員結構、就業結構、投資結構、能源結構、材料結構，等等。

3月6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將就“經濟社會發展與宏觀調控”等問題答問。 關於記者提到產能過剩及該採取怎麼樣的措施解決的問題，張平表示：

經過30多年的發展，現在我們國家已經是一個製造業大國。製造業在支撐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時，一些行業、一些產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尤為突出的是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焦炭這些傳統的產業。還有近一個時期以來，光伏、風電設備這些新興的產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剛才這位記者朋友問是什麼狀況的話，我用一個量化的指標來概括一下，大體上是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焦炭，這些行業我們產能的利用現在大體上是在70%-75%之間，國際上一般衡量比較正常的市場競爭，產能的利用率應該超過80%-85%的幅度比較合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就是產不足需的局面，只有適度的富餘，才能夠激發市場的競爭，才能夠推進企業的技術進步、管理的提升。但是我們現在這些行業的利用率只有70%-75%，所以出現了產能過剩。

光伏利用率就更低一些，只有不到60%，風電現在的產能，風機的產能利用率不到70%。由於產能過剩，所以也就引發了一些問題。它本身對資源、對勞動創造的浪費姑且不説，就是這些企業、這些產業本身也面臨很大的困難。所以鋼鐵行業、水泥行業，尤其是電解鋁、焦炭、平板玻璃這些行業現在都比較困難。虧損的面都比較大，鋼鐵行業的利潤率只有1點幾，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在虧損的狀態。電解鋁虧損的面達到50%左右。所以企業自身很困難，同時也引發一些惡性競爭，明知道虧損還要生產，還要維持它的運轉。這樣的一種狀態也導致了一些地方的保護主義，分割了市場。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於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都是很不利的。因此，化解產能過剩是我們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的一個重點。

調節這些產能的過剩，剛才你問到一個問題是市場的結果還是政府的調控的結果？各個方面的因素比較複雜，經濟界和新聞界朋友都可以做深入的分析。總的就是要通過繼續深化改革，來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現在產能過剩和體制機制方面的一些因素。

對於當前存在的產能過剩，中央提出瞭解決問題的明確方向，就是要尊重規律、分業施策、多管齊下、標本兼治，按照這樣的要求來化解產能過剩的問題。尊重規律就是要尊重經濟發展的規律，尊重市場的規律，尊重各個產業自身的規律。分業施策，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品採取不同的措施。多管齊下，要採取多種經濟法律的手段，當然也包括必要的調控手段，就是行政調控的手段。標本兼治是要既要解決當前的問題，又要在體制機制上能夠形成將來不會再出現產能嚴重過剩的局面。所以對於化解產能過剩，我們現在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通過技術進步來提升我們的產品的檔次、質量和水平。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我們現在的產能過剩是結構性的，我們企業自身的素質還比較低，產業的結構、產業的質量還不高，結構還不合理，我們自己創新的能力還不強。剛才我説到這些產能過剩，有一些問題我們自己還解決不了。比如平板玻璃，我們現在產能是嚴重過剩，但是現在電子用的平板玻璃，像我們的電視機這些大平板，玻璃基板我們一直都是進口的，我們自己還不能生產。最近這幾年經過科技攻關以後，我們現在國內才有一兩家企業掌握這方面的技術，但是大部分還要靠進口。包括我們的風機，風電設備，我們的風機組成控制系統也還要進口。所以，首先要提高企業的素質，來解決產能過剩，這是一條途徑。第二，通過兼併重組來消化一批產能過剩。第三，通過優勝劣汰淘汰一批落後的產能。第四，我們鼓勵我們的企業到海外去發展，轉移一批產能。

通過採取多種措施，多措並舉，我們將努力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並在這個過程中維護社會的穩定和職工的權益，使得我們經濟發展能夠進一步走上持續、健康的軌道。

結構調整應着力解決核心問題

首先，要立足擴大消費調整結構。在處理好擴大內需與穩定外需、增加投資與擴大消費等關係的前提下，着力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努力實現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為此，就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羣眾的消費能力。要保持政策連續性，進一步做好家電、汽車摩托車下鄉工作，繼續實施家電和汽車以舊換新政策，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給，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購房需求，加大農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要適應羣眾生活多樣性、個性化的需要，引導消費結構升級。

其次，加快推進致力於結構調整的自主創新。推進自主創新，就是找到了調整經濟結構的支點。如何貫徹以科技支撐作為一攬子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推動技術改造，加快實施重大科技專項，大力培育新興戰略性產業，都是關係到經濟結構調整是否成功的重要環節。

其三，儘快實現全國範圍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漂移”。經過統籌規劃，使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聯手發展。發達地區可為欠發達地區提供技術支持和項目拓展；欠發達地區可為發達地區提供廣闊市場和發展支撐。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漂移”，藉機淘汰部分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企業，同時加強企業對科技的投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這樣既能夠順利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又能夠推動不發達地區的發展。

第一、產業結構的失衡。產業結構的重工業化，導致了資源、能源的高消耗，温室氣體的高排放，對環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內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調。在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下，外需高速增長、內需萎縮；而在內需中，又主要是依靠投資，造成了消費萎縮。就一個大的經濟體制來講，如果經濟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在一定條件下，就會誘發很多問題，比如説外部條件變化，一旦外部消費沒法提供，經濟就發展就會很困難。

支撐這種生產模式的生產要素有四個方面：資本、土地（自然資源）、勞動、管理和技術創新。高資本投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資源價格，技術創新不足，都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已經不是我們要不要轉型的問題，而是必須要轉型的問題了，現在我們已經是被動式的了。在金融危機之後，出口部門的壓力越來越大，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摩擦時有發生。歐美市場吸納中國製造產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難恢復到金融危機以前的水平，所以經濟必須轉向內需，這是被動式的。

第三，投資消費比重失調嚴重影響經濟的內生動力。投資和消費的問題，計劃經濟時代就注意到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已經提出來了，當時採取了很多措施試圖解決，但不徹底。最近幾年這一情況有所惡化。經濟的重化工業化必然是投資高漲，消費受到擠壓。從儲蓄率來看，在政府、企業、居民當中，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增長得遠比居民的儲蓄率要快，政府和企業的儲蓄呈上升的態勢，居民的儲蓄呈下降的態勢，這是高投資的來源，高儲蓄才有高投資，高出口。

第四，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各階層收入差距擴大，社會消費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直接造成消費需求不足。

經濟轉型的阻力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特殊階段。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轉型中的國家，現在這個發展階段發達國家也經歷過。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很難逾越重化工業階段。在這個發展階段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經濟重工業化，“三高一資”產業處於主導地位，這個發展階段所具備的特性我們難以避免。但是，中國的特點是，與相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我們的城市化和市場化程度發展不足，服務業嚴重滯後，重化工業比重畸高。

第二點、體制上存在的問題。其實這個很早就存在，在內需中，投資的比重過高，消費的比重過低，而且消費比重處於一個持續下降的地位，屬於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在內外需的關係上，我國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過度地依賴外需，這對於一個大國經濟而言，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很難再現危機之前出口高速增長的情景，這就迫使我們必須要加強國內制度建設、信用體系建設，引導出口部門的產品轉向內需。

第三點、政策上的問題。我國一直以來鼓勵出口，鼓勵加工製造業。儘管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過剩勞動力的就業，提高了從業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負面效應。我們國家對出口部門的鼓勵實際上是建立在比較低的資源價格、勞動力價格上，出現了為了出口而出口的現象，客觀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勵經濟結構畸形化的結果。

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過熱通常是指總產出大於充分就業時的產出水平，即國民經濟的生產活動已經超出了一國資源可支撐的水平，這種現象的出現，通常有兩種原因，其一是過度的需求增長，其二是結構性問題，而經濟過熱在現實生活中通常的表現是通貨膨脹。

在上個世紀80年代興起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看來，經濟過熱的出現，無論是需求過度還是結構問題，其最終的原因都是戰後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的結果。特別是美國，6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時過度使用了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致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出現了持續的通貨膨脹，並且這種通貨膨脹通過固定匯率制度傳播到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在此之後，盛行於英美的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開始對西方的經濟過熱進行治理，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久而久之，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主張便自然成了治理經濟過熱的主流經濟學思想，這種思想概括而言無非如下兩點，其一，治理通脹和經濟過熱要以緊縮為手段，其二，治理通脹和經濟過熱要以犧牲經濟增長速度為代價。無論是在拉美，還是在東亞，一旦這些經濟體出現過熱或危機，國際貨幣體系總是以緊縮政策作為首選方案推薦，甚至作為國際經濟組織援助的前提條件；在原蘇聯國家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通脹現象，美國經濟學家也是推薦以“休克”療法來應對（即以經濟衰退為代價來治理通脹）。

然而，與英美等發達國家形成對比的是，單純的財政和貨幣緊縮政策在發展中國家治理經濟過熱的實踐中效果並不理想，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發展問題，而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發展問題與經濟增長問題的最大區別在於制度因素的變化對產出量有着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們不能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學思維來思考發展中國家經濟是否過熱及其治理問題。

持續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給低迷中的世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經濟增長背後的結構失衡問題也在不斷地暴露和顯現，特別是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投資擴張，引發了中國土地、能源及原材料的緊張；更為嚴重的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經濟原有的二元結構狀況非但沒有改善，相反城鄉之間的差距在經濟增長的年份中正在逐步拉大。為此，中央政府從新世紀伊始便開始關注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問題，這是中國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經濟增長方式兩個轉變之後，再次對經濟增長問題提出的新要求。

為了落實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戰略，2010年一季度，中央政府開始對違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進行全面干預，用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對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進行治理，特別是對土地徵用和信用擴張進行了嚴格的限制。這輪治理投資過熱無論從目標、對象還是手段的選擇上都是無可爭議的。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次治理也遇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各種對本輪經濟結構調整政策的不同理解、分歧和預期也相繼產生。產生這種分歧的核心問題在於這輪經濟結構調整暴露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制約因素，即微觀經濟基礎的缺陷。

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一個主要特徵是培育民營經濟。但是，在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的總體格局穩定之後，前者自身發展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從民營企業內部來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試點始終集中於國有大中型企業而未進入民營經濟部門；就民營經濟的外部環境看，無論是直接融資市場還是間接融資市場，對民營經濟的開放程度依然不夠充分，因此，民營經濟對資源的依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各地地方政府來實現的。本輪經濟結構調整暴露出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民營經濟離開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否還能夠生存和發展，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支持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就缺乏了堅實的微觀基礎。

在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主要依靠的是大型壟斷企業，而大型壟斷企業的發展是通過市場競爭和技術創新而逐步發展形成的，技術優勢在市場上能夠在一定時期中維持壟斷利潤，而分工與協調又要求在壟斷企業的周圍產生中小企業羣。因此，在國外一個大型壟斷企業一旦技術優勢形成，企業的生命週期往往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上。然而，中國民營企業與西方企業相比，明顯地缺乏技術優勢，特別是一些原創技術的優勢，也就是説在技術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單純的規模增大所帶來的規模經濟的時期很短，因此要能維持住規模經濟的優勢，必須要依賴於政府的行政手段的扶植和保護所產生的行業或地區壟斷優勢，即便如此，中國民營企業的規模優勢的維持期也非常短暫，企業規模一旦做大，資金問題、管理問題、市場問題就會接踵而至，各領風騷三五年的狀況是中國民營企業生存週期的真實寫照。沒有大型企業可以依託，因此中小民營企業就只能選擇地方政府，作為企業爭奪資源、市場和項目的依靠。而在這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績追求與民營經濟的利益追求是相一致的。

如此看來，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在將治理對象鎖定地方政府的過程中，無意中也涉及到了民營經濟所存在的問題。從根本上説，民營企業的問題主要是發展過程中的技術約束問題，非一朝一夕的短期政策調控所能夠解決的問題，但是，既然民營經濟問題已經暴露，至少在這輪的宏觀經濟調控的進一步政策手段的選擇上，就應該避免採取極端的措施來加劇民營企業的緊運行環境，特別是抑制市場需求和增加企業財務成本的手段不適宜在今後的調控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