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華

潘文華，1885年出生於四川仁壽縣一貧苦人家。父親潘在田乃一窮秀才，在鄉下設帳課徒，以贍家口。母親江氏，在文華五歲時即因病逝世。不久，他父親續娶張氏，生下兩個弟弟後，父親又被疾病奪去了生命。一個寡婦拖着五個孩子，日子過得很艱難。十四歲的潘文華為了減少家中的負擔和為自己出路，僅讀過兩年私塾，便停學跑到成都謀生。

潘文華在成都找到父親的生前好友賈金華，經賈介紹到一家帽店當學徒。因年紀小，老闆只叫他幹些雜活和替師孃帶小孩。當時，清廷廢綠營，建新軍。潘文華每天揹着小孩跟在新軍後面，撐到東校場看操練。他對體操如單槓、雙槓、平衡木、吊環、木馬很感興趣，趁當兵的休息，偷偷溜過去玩上幾下。當兵的見他的器械動作做得很嫺熟，都感到驚訝，一個班長便勸他乾脆吃糧當兵。這樣，潘作為一名隨從，開始他的軍旅生涯。 ^[4] 

兩年後，潘文華由隨從正式補為二等兵，不久升為上等兵。在軍訓中，他能吃苦，肯用心，各項器械、槍術，劍術，擒拿格鬥，上房越脊，都在全協名列前茅。當時，四川督軍錫良在鳳凰山軍營召開全省運動大會。潘文華作為軍隊代表，在開幕式上表演器械體操。他剛健嫺熟的演技，受到錫良的賞識，被破格提拔為陸軍弁目隊體操助教。不久，四川開辦了陸軍速成學堂。潘文華經陸軍學堂總辦陳宦同意，免試入學，仍兼體操助教。在校期間，孫中山倡導的民主革命思想正在廣為傳播，潘文華亦受其影響，便同鄉人一起加入了同盟會，從事反清革命活動。

1909年，川邊巴塘叛亂，清政府電派成都三十三協協統鍾穎率部入藏戡亂，進駐拉薩。潘文華隨軍入藏，被任命為副排長。潘在巴塘一帶作戰，生擒頭人哈巴龍，升為正排長，旋任連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傳到西藏，潘文華與郭元珍等同盟會員率部起義。失敗後回川在第三師鐘體道部任營長。1915年潘文華升任團長，率部至內江同滇軍顧品珍部激戰。潘部旅長陣亡後，他收拾餘部，被任命為代理旅長。不久，鐘體道師被劉存厚兼併後，潘將全旅由陝南帶回四川通江，被委為獨立司令，駐防通江、南江、巴中三縣。此間，潘文華為解決部隊餉款乃廣種鴉片，因而收入甚豐。其時，劉湘從陝南過境，錢糧兩缺，潘文華以速成同學之誼饋贈劉湘白銀一萬五千兩。後來劉湘得勢時，潘文華頗受劉的倚重信賴。

1920年，川軍田頌堯、劉斌為搶奪鴉片税收，以“飢兵就食”為名，聯兵攻向通、南、巴山區，潘文華自知兵少力單，不是田、劉對手，乃主動率部退向重慶，投奔四川陸軍總司令劉湘，被任命為第二軍第二旅旅長，不久又升為第四師師長。1927年，潘文華隨劉湘響應廣州國民政府北伐，他所在的第二軍被改為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大革命失敗後，川軍為爭權奪利，又陷入了混戰局面。在四川軍閥的混戰以至後來的阻擊紅軍北上的戰役中，潘文華一直依附於劉湘轉戰四川各地，幾乎無役不從。 ^[5] 

1928年冬，劉湘、楊森兩部為爭奪四川的統治權爆發了下川東之戰。這時，劉湘蹙處重慶市、巴縣、璧山，被稱為“爬壁虎”。而楊森除自己擁有幾個師外，還聯絡李家鈺、羅澤洲，賴心輝等組成倒劉同盟軍，一齊向劉湘進攻。潘文華見劉湘處境極為困難，乃向劉説：擊潰楊森主力，則李、羅不足懼矣。當劉湘採納其建議後，他便親自帶兵猛攻長壽楊漢域(楊森侄子)主力師，苦戰兩晝夜，左臂負傷，仍堅持戰鬥，終於擊潰楊師，從而為下川東之戰能打敗楊森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2年終於爆發了四川軍閥混戰中最大的一次戰爭——“二劉”之戰。在“二劉”大戰中，劉文輝在榮縣、威遠戰場投入三萬以上兵力。此時，潘文華也屯兵榮縣，與扼守筍子山之劉文輝部隊激戰三日。當劉文輝派增援部隊實施多路夾攻時，潘見己部突出，有被圍殲的危險，便率部退守志君台。但劉文輝部緊跟不捨，為爭奪志君台潘部與冷寅東部鏖戰五天，官兵戰死達三千餘人，戰地橫屍累累，怵目驚心。這一戰，潘部雖然損失慘重，但仍然守住了志君台要地，為劉湘爭取了與劉文輝和談條件，立下了汗馬功勞。

1934年，徐向前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漢、達縣等地，建立起川陝革命根據地。劉湘就任四川“剿匪”軍總指揮，統一指揮全川各軍阻擊紅軍，但卻迭遭失敗。1935年，潘文華為南路總指揮執行劉湘對紅軍作戰的北守南攻方針，駐節名山，統一指揮天全、蘆山前線的兩個師。進駐名山後，他立即召集所屬團長以上軍官會攻，研究中央紅軍的趨向，制定作戰指導方針。他在會上確定：天全，蘆山防初的目的，在拒止南下紅軍於天、蘆、寶西北山嶽地帶，保存實力，但必須盡一切努力，遲滯紅軍於名山以西地區，以待增援，更應隨時注意紅軍由鋤把河方向進擾。 ^[6] 

11月，紅軍主力突然出現在蘆山高地，集中火力向潘部教導師猛烈攻擊。川軍遭此意外，全線震驚，紛紛落荒而逃。不久，天全城陷落，紅軍迫近蘆山城外，潘文華當即在電話上向劉湘陳述戰況，經劉湘同意，把前線部隊轉移到夾門關、蓮花山一帶。但部隊一退即不可收拾，一片混亂，無法控制，紅軍乘勝直逼，很快佔領了名山。至此，潘文華的天、蘆防線被打破，兩個師七個旅中，被紅軍殲滅達三個旅，傷亡、被俘近兩萬人。潘文華損兵折將後，只好帶着殘兵敗將匆忙跑回成都休整。

1928年至1936年間，潘文華曾兼任重慶市長八年。重慶位於長江、嘉陵江匯合處，是川、滇、黔門户。但重慶市區狹窄，房屋年久失修，街區凌亂，市容不整。潘文華有鑑於此，便積極從事擴大市區的開闢工作，把通遠門外及大清寺一帶的亂墳荒地開闢出來，作為新市區，開闢的新面積約等於舊市區的一倍。並修建了七星崗、兩路口，上清寺的大馬路，重慶市容，始略具規模。

當時，重慶市民的生活用水，全靠用人力挑運江水供應，坡陟路遠，十分困難，潘文華乃倡議開辦自來水廠，成立重慶自來水公司，以其弟潘昌猷任董事長，解決了市民用水及工業用水問題。 ．

重慶市因工商業逐漸發達，需要電力較多。潘文華便令工務局改組發電廠，成立重慶市電力公司，購置大型發電機建廠發電，初步滿足了重慶市工商及市民的需要。另外，在重慶建立較大的修械所和冶鐵工業，為以後重慶的鍊鋼工業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是，潘文華在八年當中，利用政治上的權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從而奠定了他的經濟實力，為以後能在四川獨霸一方，相互爭雄創造了有利條件。 ^[7]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川軍將領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羣眾抗日愛國熱情的推動下，紛紛請纓殺敵，出川抗戰。劉湘被任命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轄兩個集團軍。潘文華任第二十三軍軍長，率一四四師(師長郭勳祺)、一四七師(師長楊啓文)，由夔巫東下，赴江蘇、安徽一帶抗擊日軍。

潘文華所部出川以後，在廣德、泗安與日寇先頭部隊遭遇，經過奮力戰鬥，將日寇擊退，繳獲汽車二十多輛，機槍十多挺，迫擊炮十餘門，獲得初戰勝利。日寇的先頭部隊遭到打擊後，便集結重兵，用飛機掩護，裝甲車前導，衝向泗安、廣德。潘部奮勇阻擊，師長饒國華殉國，郭勳祺負傷，楊啓文失蹤，官兵傷亡很大，部隊受到嚴重損失。這時，副總司令唐式遵為推卸自己的責任，向蔣介石誣告潘文華“作戰觀望、擅棄泅、廣”，蔣介石便下令給予潘文華撤職留任的處分。

1938年1月，劉湘在武漢因病逝世後，潘文華遂護送劉湘靈柩回四川，結束了他出川抗戰的短暫歷史。

劉湘死後，蔣介石迫不及待的發表他的親信張羣為四川省主席，遭到地方實力派的羣起反攻，只好改任王纘緒為四川省代主席。但在這次反對張羣主川活動中最力的是潘文華為首的武德勵進會成員。武德勵進會是劉湘軍隊裏的核心組織，其成員均為營長以上骨幹力量。劉湘原為會長，其死之後，領導無人，該會便召集大會，準備推舉繼任會長，實際上也就是要確定劉湘事業上的繼承人。當時王陵基、王纘緒都想繼承劉湘衣缽，爭取當選為武德勵進會會長。潘文華因在前線被蔣介石處分，大傷顏面，情緒消沉。奉喪回川后，即杜門謝客，不問時事，無心與二王相爭。但大會召開時，劉湘部元老鐘體乾首先發言，建議選一個平素最受劉湘信任的人來繼承劉的事業。許多人都知道潘文華與劉湘的關係，因此當鐘體乾的話剛一説完，便一致推舉潘為會長，並説如有人反對，定是川奸，當共誅之。於是，潘文華便輕而易舉的登上了劉湘的寶座，當上了武德勵進會會長。蔣介石見此，便又不得不改變初衷，對潘文華大肆籠絡，委任他為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兼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 ^[8] 

潘文華不管蔣介石對他怎樣進行籠絡，總是記住劉湘生前的話： “蔣介石這個人無論話説得好甜，決不能信賴。只有聯合與我們利害相同的力量與之周旋，才有活路”。因此，他在武德勵進會第二次緊急會議上便提出：“團結川康，支持抗戰，聯合中共，防蔣圖存”的主張，並同王陵基、鐘體乾、喬毅夫、張斯可等通電蔣介石，正面表示拒絕張羣來川。這樣，使蔣控制川政，挖空“甫系”武裝的如意算盤便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僵局。

1939年3月，潘文華晉升為二級陸軍上將，同時被蔣介石發表兼任“川陝鄂邊區綏靖主任”， “邊署”設閬中。其子潘清洲也被任為巴山警備司令，新建兩團警備武裝。潘對蔣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蔣把他支往閬中，目的是防他與鄧錫侯、劉文輝等地方勢力聯成一氣。所以，他到閬中駐節一段時間，把大巴山設防規劃就緒後，就請準回駐成都。

潘文華回駐成都後，正逢雲南省主席龍雲飛渝述職路過成都，他便與劉文輝、鄧錫侯往見龍雲，共同簽定了三省(雲、貴、川)聯防密約，以抵制蔣介石勢力的滲入。但王纘緒為了討好蔣介石，便將此事密電告蔣。潘文華截知王的告密電後，立即約請劉文輝、鄧錫侯密商對策，決定由彭煥章、劉元瑄等七個師長聯名倒王。8月，七師長列舉了王纘緒的五大罪狀，電蔣驅王。不久，蔣介石即召潘、劉、鄧三巨頭到渝，好言安撫，並説了一通時局艱危，希望大家風雨同舟、共挽危局的話後，便提出自兼四川省主席，以賀國光兼理秘書長，代行省長職務的處理方案。潘文華見事已至此，只好表示歡迎。 ^[9] 

蔣介石抓到四川省主席職後，為了緩和矛盾，表面上仍對潘文華表示好感。一方面支使孔祥熙，賀國光與潘結為“金蘭”兄弟之交，另一方面則在經濟上對潘實行收買。其時，潘文華已攫取四川省銀行金融命脈，由其弟潘昌猷任四川省銀行總經理。蔣介石又於1940年批准財政部向四川省銀行投資兩百萬元，改組省銀行，指定潘昌猷為省銀行董事長。但在軍事上，潘文華始終被蔣介石嚴加防範。安排祝紹周為川陝鄂邊署副主任，以戴高翔、黃埔四期畢業的傅炳勳分任正副參謀長，均是為牽制與監督潘的行動，掌握潘部樞要。潘面對蔣介石的收買控制，表面敷衍應酬，心中不為所動。對高、傅二人，則採取保薦升官和送錢的辦法，先後支走，從而拔掉了蔣插入其邊區綏署中樞的兩顆釘子。

但是，蔣介石的陪都在重慶，行轅在成都，潘文華始終承受着蔣居高臨下的壓力。因此，他只好向與蔣介石在政治上能夠抗衡出中國共產黨靠攏。早在1938年夏，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由延安去漢口參加國民參政會議，途經成都時，潘文華特約相見。雙方交談團結各方力量，堅持抗戰，反對蔣介石妥協投降的抗日救國方針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策。潘還介紹了川康反對蔣介石的兼併，控制及新編兩個集團軍開赴前方抗戰的經過情況，明確表示擁護中共持久抗戰的方針，反對向日寇妥協投降。翌年4月，他又通過郭秉毅，張曙時等人聯繫，在喬毅夫家見到周恩來同志，直接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聲氣相通的統戰關係。是年6月，他把周恩來派來擔任聯絡的唐午園委任為閬中綏署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他又將唐調重慶，以潘昌猷(潘文華的二弟)重慶銀行協理的公開身份，擔任向中共南方局和馮玉祥，程潛，張瀾之間的聯繫。1942年4月，他在重慶山洞潘昌猷別墅同王若飛密談，商定進一步配合行動問題。是年6月，他接納了延安派來的權彬文夫婦，在“閬中綏署"開設了直通延安的秘密電台，經常與中共中央交換情況。先後在潘部工作的共產黨員，有周朝福、曾代吉，楊尚雲、蔣清澄、洪子端、肖中鼎，潘掃塵、秦潤奎、唐紀、明昭、黃子才、韓子重、邱鶴林，肖世澤、徐淡如等，潘文華都分別把他們委為校、尉級軍官，還把汪導餘、蘇愛吾聘為顧問，田一平委為上校機要參謀。 ^[10] 

除靠攏中共外，潘文華還積極支持參加國統區的民主運動。1944年冬，他由張瀾監誓，正式參加“民盟"，成為秘密盟員。舊政協破裂，中共南方局撤退後，他就通過住在上海和香港的張瀾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並長期提供張瀾政治活動的經費。

潘文華的所作所為，蔣介石早已對之不滿。所以，抗日戰爭剛一勝利，蔣就乘部隊整編之機，撤了潘文華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和川陝鄂邊區綏靖主任及其兒子潘清洲巴山警備司令的職務。並限於9月，停發撤銷單位的經費。對此，潘文華十分恐慌，連忙使人疏通湖南省主席程潛，由程向蔣説情，給以合適的新職。這樣，潘乃得以任川黔湘鄂邊區綏靖主任，將整編後的四個師，移駐酉、秀、黔，彭及湘西邊境。

川黔湘邊署受國防部直接領導。邊署的任務為安謐地方，清剿土匪。在川黔湘交界地區，匪徒滋聚，巨匪有彭金鏞，瞿白垓兩股，各擁有人槍千餘，為患最烈。潘文華乃決意清剿，投入部隊七、八千人，四面堵截，擊斃匪首彭金鏞，活捉瞿匪老婆和兒子，迫瞿匪率餘眾逃入湖南境內，被程潛收編。不久，得國防指令，説“共匪”一股，有竄擾湘西的趨勢，要邊署集中兵力， 予以撲滅。電達後，潘文華集眾商議。軍統特務頭子徐達舉安插在潘部任綏署政治部主任的範龍驤堅決主張出擊，潘文華則認為共軍行蹤不明，用不着興師動眾。後又情報“共匪"已越江北上，但範龍驤仍煞有介事的在轄區內清查户口、阻攔行人、並以翻“共特”罪名逮捕秀山中學校長劉兆豐(中共地下黨員)、龍潭中學教師謝諾英等十餘人，鬧得人心惶惶，各縣騷然。潘文華遂為逮捕的“共特”均無確鑿證據為由，均次第於以保釋，為此頗以範龍驤等人不滿。 ^[11] 

1947年底，國防部第二次整編部隊，規定軍編為師，師編為旅。潘文華奉令後將印屬五十六軍編為五十六師，以潘清洲為師長；下面的三個師分別改為三個旅，國防部如擬照準，並改調潘文華為川鄂邊區綏靖主任，綏署設宜昌，限期移防。

1948年，潘文華剛將邊署移到宜昌，蔣介石即將其所轄的部隊，分別調隸羅丙戎、張鈁、康澤、白崇禧使用，綏署僅餘警衞團而已。對此，潘心中大為不快，宿疾復發，乃返渝就醫。在此期間，蔣又改任潘為重慶行營副主任，實際是有職無權。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長江，蔣政權已成土崩瓦解之勢，局勢紛亂，各軍頭目各尋出路。潘文華之子潘清洲趁機到洪湖、宜昌蒐集邊署舊部，湊成一個師，自任師長，編號為第二三五師，由夔巫開回四川。 同年4月，重慶行營改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潘文華即改任長官公署副長官。此時國民黨敗局已定，潘為謀求出路，派黃應乾為代表，到香港去找中共和民主黨派聯繫。9月，曾任潘文華綏署參謀長的郭造勳，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遣返，自武漢來川策反，與潘文華商議在重慶組織起義。潘因當時環境不允，力量薄弱未付諸行動。 ^[12] 

11月中旬，潘文華到了成都。這時，中共臨工部負責人呂振修通過趙星洲(潘的部下，與潘有親戚關係)做潘的工作。趙見了潘後即將臨工部的性質作了介紹，並將《約法八章》《康邊人民遊擊縱隊宣言》等資料送給了潘。此時，潘文華又得知周恩來通過雅安電台對他和劉文輝、鄧錫侯等人告誡：團結力量，待時機成熟發動起義。因此，他更加堅定了起義的決心。不久，臨工部主要負責人之一王逸平在趙星洲的陪同下親自會見潘，並將地下黨編的《軍運大綱》給潘看，向潘宣傳黨對起義人員的政策。潘當即在大綱上籤了名，表示起義決心，同時去電給正由巫溪西撤的長子第二三五師師長潘清洲，令其向成都靠攏，相機起義。

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倉惶逃到成都，胡宗南的二十萬潰軍也雲集成都附近，一時間成都的空氣盛為緊張，為延緩大陸的最後解放，蔣介石費盡心機，對潘、劉，鄧實行拉攏威逼政策，但均被他三人搪塞過去。蔣認為他三人不肯為其賣命，便脅迫他們去台灣。12月初，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陳希曾給潘文華送去了飛機票，要潘翌日飛往海南島。潘立即求計於臨工部，臨工部主張潘暫離成都。潘便急忙於5日黎明以養病為名到灌縣住了下來，同時暗中加緊與劉文輝、鄧錫侯的聯繫。12月9日，潘文華與劉文輝、鄧錫侯在彭縣通電起義，脱離國民黨陣營，投向人民懷抱。

解放後，潘文華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0年，他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五歲。 ^[13] 

潘文華在數十年的戎馬生活中，曾多次捐款賬救家鄉仁壽縣災荒，並在重慶指定自己開的“補益大藥房”免費為仁壽提供防疫藥品，散發各鄉。估拉壯丁時，他曾出條據，減輕仁壽應徵兵員數額。

1923年，派三個團的兵力修築籍田鋪至仁壽縣城的公路，全長40餘公里。1927年，在文宮鄉創辦私立文華中學，先後捐銀元11萬餘元，為家鄉培養人才。 ^[14] 

1939年4月，潘文華以川陝鄂邊區綏靖公署名義創辦了《新邊區報》，目的在喚起民眾“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為大巴山佈防，阻止日軍西進，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服務。每月潘撥出200元銀元作為辦報經費。報社設閬中縣城，報紙為4開4版，發行到川、陝、鄂三省邊區44個縣的黨政軍機關學校羣眾團體。在此期間，潘任命共產黨員洪子端（綏靖公署少校秘書）和愛國青年肖逸父主編該報，綏靖公署內還建立了中共黨支部，支部成員積極為該報撰寫文稿。

《新邊區報》以較大篇幅刊載了張瀾在潘文華就任川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會上提出“巴山設防，先鑲外，而後安內，既鑲外，則內自安”的講話，轉載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以及中共中央公佈的文件和中共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和文章，還轉載全國各地抗日救亡運動的情況，研討大巴山佈防，交流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經驗等。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川陝鄂邊區綏靖公署撤銷，1946年《新邊區報》停刊。潘文華回成都後，同年又創辦《華西日報》，後又助辦《華西晚報》，自任《華西日報》社長，聘請王達非（中共黨員）任報社總經理兼總主筆。報紙宣傳民主、團結，言論激進，一時轟動四川，蔣介石乃電召潘去重慶，對潘説：“《華西日報》言論反動，有礙國家和平大計，你身為社長，負有一定責任"，“如果不停辦，我給你派個副社長來。”兩個月後，國民黨宣傳部派魏紹增來任副社長，潘在成都稱病拒見。不久，周恩來因事到成都，由張秀熟、郭秉毅引見潘文華，周恩來對潘支持進步人士主辦《華西日報》、《華西晚報》，掩護中共地下黨工作人員和進步人士，給予鼓勵。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