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瑄

劉元瑄（1911-1996），字俊琳，1911年8月生於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父劉文淵，字升庭，幼讀私塾，及長，補為願生，清廷被推翻後入成都法政學校，後任四川省諮議局議員；民國初年，兩任縣知事，繼後任四川檢察廳長。

劉元瑄幼年勤奮讀書，1925年考入成都大成中學讀書一年；因受幺叔劉文輝及堂兄們的影響，投筆從戎，於次年保送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政學校，一年多結業後，被分配在敍府（宜賓）護商隊任隊長。

這時正值二十四軍步入極盛時期，部隊擴充很快，劉元瑄連續升任護商大隊隊長、該軍第十八團營長、團長。在川軍“二劉大戰”中，劉文輝被劉湘戰敗，劉元瑄率兩個團擔任後衞，掩護全軍退往雅安。不久，升任川康邊防軍第十三旅旅長，駐防漢源。

1935年，紅軍長征北上，巧渡金沙江，強攻會理城，西昌告急，劉元瑄奉命率部增援西昌，受劉元璋指揮，因紅軍不攻西昌，未發生戰鬥。薛嶽率中央軍到後，以蔣介石名義，令二十四軍寧屬部隊追擊紅軍，經瀘沽、安順場到瀘定，劉元瑄旅駐守清溪城，一直未與紅軍接觸。

紅軍走後，劉元瑄旅駐名山，編為一三七師第二旅。當時，紅軍以弱勝強，粉碎國民黨多次“圍剿”，特別是紅軍的英勇善戰，所到之處秋毫無犯，深得民心，與二十四軍形成鮮明對照，這些事實給劉元瑄以深刻的思想影響。他自知不能與紅軍為敵，但在蔣介石的威逼下，又不得不聽命，故採取儘量避免與紅軍作戰，不打硬仗，以保存實力的對策，敷衍塞責。

其後部隊幾經整編，劉元瑄旅編為軍的直屬旅。西康建省後，劉元瑄奉命駐防西昌，1943年升任一三六師師長，1947年升任二十四軍中將代理軍長。

1934年，蔣介石在廬山辦軍官訓練團時，劉元瑄奉調去受訓兩週。1936年，他進南京陸大將官班學習半年。1938年，到長沙陸大特別班學習兩年多，於1940年畢業。1942年，又去印度，在中美合辦的軍官訓練學校受訓兩月。

在三十年代，劉元瑄曾幾次到外省及日本遊歷，所見所聞，對於祖國受列強侵略，特別是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倒行逆施。從抗戰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對劉文輝的教育幫助和支持下，二十四軍一再抵制了蔣介石妄圖吞併該軍的陰謀，並拒絕派兵參加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內戰。對此，劉元瑄與劉文輝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劉元瑄逐步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全民族堅持抗戰和實現和平民主建國的方針政策，積極投入反投降、反內戰、反獨裁的民主運動洪流中。劉元瑄自1940年至1947年，率所部駐防西昌時，為了同蔣介石的西昌行轅作鬥爭，他辦了個《新康報》，邀請進步朋友陳落、唐會昌、羅西玲等到報館工作，陳、唐、羅等經常同劉元瑄談及革命道理，分析時局的發展，對其思想轉變起到重要作用，後來羅擔任他的秘書。

1947年，在劉文輝授意下，劉元瑄又創辦進步報刊《西方日報》於成都，自任董事長，由他的秘書許成章任總經理，報社人員均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聘請陳落任總編，楊正南任主筆。至1949年夏，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將該報總經理逮捕，才被迫停刊。編輯部的部分人員即轉移到雅安，繼續辦《新康報》，直到解放。

1947年劉元瑄調雅安以後，1948年經由一三六師副師長肖紹成介紹，與中共地下組織川康邊區臨時工委取得聯繫，先後在成都、雅安同臨工委領導人李維嘉、李安瀾、周鼎文等多次接觸，後被吸收參加“新民主主義同志會”，1949年9月曾經肖紹成、李安瀾介紹，由李維嘉同意吸收參加中國共產黨（後因組織手續不合未被承認）。

自1948年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在其行將滅亡之時，瘋狂鎮壓革命力量。頑固追隨蔣介石的王陵基，大肆逮捕和暑殺革命者。為此，不少共產黨員和民盟、民革成員及其他民主人士，陸續撤退到雅安。在劉文輝的授意下，劉元瑄以代軍長的便利條件，盡力給以幫助，保護了這些同志的安全。故當時的雅安有“小香港”之稱。

1949年12月9日，劉元瑄追隨劉文輝將軍起義。12月12日，由他主持在雅安召開了數千人的軍民大會，宣佈西康軍政起義，全省和平解放，併成立“西康省臨時軍政會議”，劉文輝為主席，劉元瑄任副主席，代行主席職務，並吸收共產黨員、民革、民盟及地方士紳代表參加，處理解放軍到達前的軍政事務。同時，劉元瑄根據劉文輝的旨意，組織與指揮二十四軍部隊配合解放軍，奮力阻擊國民黨軍胡宗南等殘部南逃審向康滇的作戰，取得勝利。

1950年2月初，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派出由黃榮忠率領的第三工作團到起義的二十四軍。劉元瑄積極協助支持軍代表教育改造部隊。6月底，二十四軍奉令與解放軍六十二軍合編後，劉元瑄被委任六十二軍副軍長，西康軍區副司令員和西康省民政廳長等職。

1956年，劉元瑄調任四川省體委副主任，後任省民革副主委、省政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常委，省民革主任委員等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