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

私塾是私學的一種，清代地方儒學有名無實，青少年真正讀書受教育的場所，除義學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辦的學塾裏。因此清代學塾發達，遍佈城鄉。以經費來源區分，一為富貴之家聘師在家教讀子弟，稱教館或坐館；二為地方(村)、宗族捐助錢財、學田，聘師設塾以教貧寒子弟，稱村塾、族塾(宗塾)；三為塾師私人設館收費教授生徒的，稱門館、家塾、學館、書屋。塾師多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學生入學年齡不限。自五六歲至二十歲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歲以下的居多。學生少則一二人，多則可達三四十人。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創辦並任塾師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開辦時學生有二十餘名，最盛時達四十餘名。塾師一般多為一人，大的村塾則不定。學生入塾後由塾師個別教授。年幼兒童先識“方塊字”(書寫在一寸多見方紙上的楷書字)，識至千字左右後，教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讀“四書”的。教法大多為先教學生熟讀背誦，然後在適當的時候由教師逐句講解。除讀書背誦外，有習字課，從教師扶手潤字開始，再描紅，再寫映本，進而臨帖。學童粗解字義後，則教以作對，為做詩做準備。“四書”讀完後，即讀“五經”，兼讀古文，如《東萊博議》、《古文觀止》等，並開始學習作文。由於科舉取士深入人心，學塾也重視制科文字(八股文)的習作，為科舉考試作準備。學規極嚴，訂有嚴厲罰則，體罰為平常事。

私塾有多種：有塾師自己辦的教館、學館、村校，有地主、商人設立的家塾，還有屬於用祠堂、廟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興辦的義塾。私塾產生於春秋時期，作為私學的一種，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除秦朝曾短暫停廢外，2000餘年延綿不衰，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它與官學相輔相成，並駕齊驅，共同為傳遞中華傳統文化，培養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奮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為了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棟樑之才的地方。簡稱私塾學。

私塾是私家學塾的簡稱，古代很少把“私”和“塾”兩個字直接連起來使用。私塾成為一個社會常用詞彙是近代以後的事情，以示與官立或公立新式學堂的區別。古人稱私塾為學塾、教館、書房、書屋、鄉塾、家塾，等等，這些字眼都帶有幾分文雅氣或親情味。私塾學生既有兒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們把私塾分成蒙館和經館兩類。蒙館即啓蒙的學塾。相當於幼兒園或小學。蒙館的學生由兒童組成，重在識字；經館的學生以成年人為主，大多忙於舉業。根據私塾的設置情況，清末學部把私塾分為義塾、族塾、家塾和自設館。義塾帶有免費教育的性質，以出身清貧家庭的子弟作為施教對象。族塾依靠族產支撐，屬於宗族內部辦學。族塾往往設在宗祠內，不招收外姓兒童。富家大户聘請名師宿儒在家專門教授自己的子女，這種私塾稱為家塾。自設館是塾師自行設館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過去，私塾多為蒙學程度，以自設館為最多。塾師文化水平懸殊，他們當中既有像蒲松齡、鄭板橋那樣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作為中國固有的民間辦學形式，私塾有悠久的歷史。人們一般都認為孔子在家鄉曲阜開辦的私學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個有名的大塾師。

追根溯源，私塾是從更早的塾發展過來的。西周時期，塾只是鄉學中的一種形式。《學記》追述西周的學制説：“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當時，學在官府，官師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歸的官員，負責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關於塾的記載不是出自《尚書》，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據裘錫圭先生考證，在殷墟出土的卜辭中，有多處提到了塾。塾在卜辭中作“孰”，兩個字旁為上下結構。不過，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兒童的場所，而是宮門側之堂。塾是怎麼得名的？清人顧震福的解釋是：“臣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隸經雜箸》甲編卷下）

先秦時期，孔子只是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沒有被作為治國的工具使用。隨着社會形勢的變化，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為一尊，變成了重要的社會統治資源。以傳遞儒家文化為己任的私塾從此在社會上站住了腳跟，雖歷經戰亂而綿延不絕。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推動了私塾的發展。當時，科舉考試主要是圍繞儒家經典“五經”展開的。明清科舉考試的重心向“四書”傾斜，而“四書”同樣屬於儒家經典的範圍。此外，宋明理學家注重對兒童進行倫理教育，並制訂鄉規民約，推行社會教化活動。宋明理學的興起，促成了族塾義學的興盛。歷代帝王都把教育兒童看成是家長自己的責任，對蒙學只是略加提倡、引導而已。官府從不干預私塾辦學，任憑私塾在民間自由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沒有中斷，長期扮演強勢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經濟基礎在古代少有變動，多種因素決定了古代私塾辦學的面貌變化不大。《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成書於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們在流傳的過程中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成為明清兩代最常見的兒童識字用書。《論語》、《孟子》屬於經典讀物，這時，也變成蒙學教材的一部分。私塾歷來實行個別教學，塾師根據不同人的學習基礎、接受能力安排課業，體現了因材施教的原則。私塾對學生背書的要求特別高，讀書是私塾學生的主要活動。清代，杭州城內著名的宗文義塾在條規中要求學生：“每日讀生書，朗讀百遍。”

對於文化的傳遞、人才的培養，私塾在古代曾經做出過貢獻，它適應了古代社會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與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現了距離，因此，私塾受到社會的質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責私塾不開設算術、歷史、地理、格致，知識覆蓋面過窄；教材長期不變，知識老化問題嚴重。顯然，中國要想擺脱被動挨打的局面，不能不發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興學詔，鼓勵地方興學。1903年，“癸卯學制”頒佈推行。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為興學讓路。教育發展離不開經濟基礎。中國近代工商業非常稚嫩，小農經濟無力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經費，經濟滯後制約了近代小學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前，兒童在小學的就讀率大致為20%。另一方面，社會上還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與小學問題結合起來考慮，有人發現，轉化私塾可以作為發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長點。1906年，學部向各省轉發了江蘇士紳提供的《私塾改良會章程》，支持民間組織私塾改良會。1910年，學部頒佈《改良私塾章程》，鼓勵勸學所對私塾進行改良，調整私塾的課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學靠攏。20世紀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響，近代私塾改良活動時斷時續。從全國範圍看，大致出現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這幾段時間裏，地方教育行政機構加強對私塾的管理，勸導或者逼迫塾師調整辦學方式。

經館受廢科舉的直接衝擊，紛紛停閉。時間不長，社會上很少再有經館，剩下的幾乎都屬於蒙館。清末民初，義塾、族塾或者改辦小學，或者停辦。開辦家塾屬於家庭內部事務，地方政府不便過問。自設館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對象。據教育部不完全統計，1935年底，全國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經過改良的私塾稱為改良私塾，辦學介於新舊之間，是從傳統私塾向近代小學過渡的教育機構。1915年，商務印書館為改良私塾設計了一個課程表，其中有修身、國文、算術、讀經、體操、遊戲。國文、讀經採取複式教學形式，其他課則私塾學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對全市私塾進行常識抽考，發現各塾平時對於常識課都不甚注意。其實，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這樣的辦學水平上：都開國文（後改為國語）課，不少加授算術；部分採用小學教科書，但沒有完全放棄傳統蒙學教材。國文、算術需要塾師加以講解，改良私塾為此添置了黑板、粉筆。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會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檢點的地方：對私塾辦學的特殊性缺乏考慮。私塾改良收效不大，農村的私塾還是以舊式私塾居多，鮮有改良者。每當私塾改良活動處於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放鬆了對私塾的管理時，社會上就會冒出一批私塾來。在軍閥混戰的20年代以及抗戰期間，新開辦的私塾比較多。中國古代有私人辦學的傳統，崇尚文化知識。遇到戰亂，官學受到衝擊，私學便趁機填補官學被破壞所造成的教育真空。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適用，具體表現為私塾的反彈。

新中國成立前夕，共產黨在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學董因為土地被充公而喪失了聘請塾師的能力。同時，隨着對塾師的思想改造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部分塾師感到不再適合設館謀生，便另圖他業。1949年夏秋間，江蘇省儀徵縣對私塾的處理辦法有：1.分區舉行塾師甄別試驗，合格者發給設塾准許證，不合格者勸其轉業。2.組織塾師學習。3.組織少數塾師參加冬學研究會和冬學工作，成績優良的幫助轉為公辦小學教師。這一年，儀徵縣有41名塾師轉業，主要是回家務農。然而，受戰爭的影響，不少地方政府無暇顧及整頓私塾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有些縣還有私塾存在，多者達數百所；有些縣私塾所剩無幾，甚至已經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據《共同綱領》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視為一種私立學校，當成了改造的對象。1949年12月，錢俊瑞副部長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示：“對中國人辦的私立學校，一般採取保護維持、加強領導、逐步改造的方針。”（《中國教育年鑑（49—81）》）逐步改造和突擊消滅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暫時沒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辦私立中小學：“為了進一步鞏固與發展人民教育事業，以適應今後國家建設需要，本部已決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將全國私立中小學全部由政府接辦，改為公立。”（同上）隨後，私塾有的被併入小學，有的主動關門。到了50年代後期，私塾基本上在社會上絕跡了。

1964年9月，北京一處偷偷辦學的私塾，被公安機關發現後取締。私塾的主持人當時被定性為“非法開辦私塾，宣揚封建禮教”。

改革開放後，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復甦。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農村悄然出現了私塾。老塾師朱執中在家中重操舊業，教授鄉人讀“四書五經”。朱執中讓學生讀老書、習詩文、練書法，教學因人而異，注重背誦和體悟，這些做法都沒有超出傳統私塾的範圍。不過，朱執中不再體罰學生，比老私塾前進了一步。

伴隨着“國學熱”、“讀經熱”的升温，私塾補習班在社會上應時而生。2005年10月，張志義在蘇州開設“菊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調。塾師身穿儒士長衫，室內懸掛孔子畫像，兒童作揖打躬學習古代禮儀。張志義向學生講授《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四書”、《易經》、《老子》、《莊子》以及詩詞韻文，中間穿插講授古樂、書畫、茶道。張志義是一個國學愛好者，“菊齋私塾”的辦學宗旨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它與傳統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儘管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私塾重返教育舞台，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人們把社會上出現的私塾叫現代私塾，即現代社會中的私塾。現代私塾在小學教育的縫隙中產生，它試圖補充小學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會對傳統文化的好奇心。不過，新舊教育觀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現代私塾還要承受來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壓力。這些因素都制約着現代私塾的發展。

八股文與私塾教育　八股文同明、清以來的教育制度是分不開的。沒有認真嚴格、踏實持久的長期教育，是教不會寫八股文，更培養不出科舉人材的。所以要理解八股文的歷史本質，也必須把我國長期的教育制度作一個深刻的回顧，大體瞭解一下它的具體情況，並以現代的觀點分析一下它的歷史本質。這是十分必要的。

我國重視教育的歷史十分悠久，遠在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體系、有一整套符合實際的理論。《禮記》中《學記》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論文獻，一上來就對學習教育的政治作用、社會作用，給以十分充分的肯定。而且把傳統習慣形成的教育制度紀錄下最早的完備系列程序。如：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這樣與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兩千多年前的書中，就稱之為“古之教者”，可見其年代的久遠，歷史的悠長。對現代人説來，“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況這樣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過雖説它那樣古老，而其壽命卻很長。由兩千多年前就稱為“古之教者”的遠古説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時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還是一直沿續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謂“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等縣學、府學、國學類似的國家教育機構，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學習年限也頗自由，並未如遠古規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還是那遍佈全國各省農村、城市、包括窮鄉僻壤的各種私塾。

為什麼説“各種私塾”呢？因為所謂“家有塾”，這個塾到後來是多種多樣的；説是“私塾”，有時也不一定是私，多少還有些“公”的成份在內。以此約略分之，大體不外以下數種：一是城、鄉有錢人家，為教育其子弟，請教師在家設帳，按年付教師聘金束脩；或教師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廟宇、會館等處設帳招學生來讀書，按月或按季節交錢給教師，等於學費，這就是純粹的私塾。都是個人對個人，故曰純粹的私。如一個村莊合請一個教師，立個書房，教本村小孩，誰家孩子來讀書，就教些束脩，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寫汶上縣薛家集周進的書房，是村中付館金每年十二兩銀子。來讀書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贄見”（即見面時禮金），這就是公辦的了。另外如一族人辦的義學，或用某項公款辦的義學，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內。

從教學程度分，私塾並不像現代的學校那樣可分成小、中、大學三級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級別那樣明顯。私塾是高低程度渾在一起的，全看教師的水平，有的教師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書房中，教教識字課本“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論語》就困難了。這是極少數，只能教程度極低的蒙學，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師，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讀完《四書》、“五經”，而且會作八股文的，如前舉《儒林外史》第二回周進的例子，他在縣裏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經”、《四書》爛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錯了。可是時運不濟，所謂“文章雖好難入考官眼”，連個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鄉間去作“孩子王”，但這樣的老師他教的幅度就比較大了，從啓蒙教育，教教識字課“三、百、千”小書，一直教完《四書》、“五經”，教會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狀元，也一點不稀奇。也還有中了進士，甚至作了官，然後又因種種原因，再作教師的。如《紅樓夢》所寫賈雨村作黛玉的教師，就是中了進士、放了官又丟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館的。自然，這樣的私塾教師，不但可以教會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試經驗傳授給學生了。明、清兩代不少很有名的學者名人，也都是長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歸有光、清代鄭板橋，都作過很長時期私塾教師，鄭板橋《道情》十首中詠塾師之作：“老書生，白屋中，説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親切感人，等於是寫他自己。

儘管好的私塾教師，能從啓蒙教到參加全部科舉考試，似乎是連貫制，不分等級。而就學生言，還是可分等級的。大約是這樣：一是啓蒙教育，即識字教育，約一至二年；二是讀書教育，約三至五年；三是開講、開筆作文教育，約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練習揣摩、參加科舉考試階段，約八至十年；五是不斷温書，不斷練習作八股文，爭取考中秀才、舉人、進士，這就各人情況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舊時識字課本《七言雜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進個秀才不費難。”大抵六七歲兒童，進書房識字讀書，不間斷地十年左右，到十六七歲時，就可以讀熟“五經”、《四書》、《神童詩》、《唐詩合解》之類，再讀一定數量八股名文，就可學會寫八股文、試帖詩。聰明一點的人，就可以考中一名秀才了。俗名“進學”，其年齡再低可以到十三四歲，再大二十出頭。若過了三十來歲，還考取不了秀才，進不了學（即在縣學中有了名字，成了生員，不斷參加歲考），那就變成被奚落的對象了。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寫已進了學的梅相公嘲笑比他年長許多，而未進學的周進道：“你眾位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就是進了學便是秀才，互稱朋友，不進學，活到八十歲，也是童生，還稱小友。這是學會八股文進學的大體年齡。不過進學之後，秀才考舉人，舉人考進士，那在年齡上的差異就更大了。年青的十八九、二十歲就可中了進士，年老的六七十，甚至還有八十歲才考中進士的，科舉考試，在年齡上是沒有限制的，這點是十分“民主”的。

私塾教育由識字開始，到學會作八股文，這個教學進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識字，由認方塊字起，一般幾個月或半年之後，讀等於識字課本的“三、百、千”、《名賢集)、《神童詩》、各種《雜字》（如《五言雜字》、《七言雜字》）等等。這些識字課本，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句子短，句子整齊，四聲清楚，平仄互對，音節易讀，字很大，即使不很聰明的兒童，也很容易讀，琅琅上口，很快讀熟，句子讀熟了，字也記牢了。充分利用了漢語、漢字單音、四聲音節的特徵，充分發揮了兒童時期記憶力特強的特點，也充分避免了兒童時期理解力差的缺點。突出記憶力的發揮和鍛鍊，這是我國兩千多年以來漢字啓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點。其所以有極顯著的效果，用現代科學觀點回顧分析。這一辦法的本身非常符合中國語言文字及兒童年齡特徵的客觀實際。教育工作者忽略了這一特點，是極為可惜的。

一二年間初步完成了識字教育，即開始讀書教育。所謂“讀”，是讀出聲音來，琅琅上口，強調讀熟背誦。讀的範圍，首先是《四書》、“五經”。《四書》或先讀《大學》、《中庸》，後讀《論語》，或先讀《論語》，再讀“大、中”。最後讀《孟子》。“四子書”的誦讀次序，沒有規定，但《孟子》總是後讀，沒有先讀的。也有讀書人家，啓蒙時不讀“三、百、千”等通俗啓蒙讀物，識了一些方塊字後，就開始讀《四書》。俞平伯老先生三足歲讀書時，就開始讀《大學》，老先生一九八三年給我信中説：“我近翻看三歲時所讀《大學》，仍不大懂，虛度八十餘年，誠可笑也。”不知老先生是否是説笑話，抑或意在諷刺，因為明白世上事不少都類此。近百年前三歲兒童讀《大學》，到了八九十歲還不大懂。六七歲兒童讀小學，許多“偉大的……”話語，其到了八九十歲，仍不大懂，不是也還是一樣的嗎？“記憶”和“懂”本來是兩回事，自然大多可以統一起來，但也必然有不少不能統一的。即小時記牢，到老不忘；小時不懂，到老死也不懂的怪事，古今一樣，誰也不能改變。不過這是閒話，且不管它。再説讀《四書》的情況，大約一般聰明才智，有一年半到兩年，就讀的滾瓜爛熟了。按《四書》白文，《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多字，加“大、中”約五萬字，而且還要連朱熹的註解都要背熟，所以時間長些。但這是作八股文的最重要的基礎。這點功夫非在十來歲時打好不可。然後再讀《詩經》、《左傳》、《書經》、《禮記》、《易經》等，自然也都要讀熟，而且能背誦。這些讀熟的書，為了防止忘記，必須經常温習，尤其是《四書》，更是要連本文帶朱注，永遠爛熟於胸中。隨口引用，像説話那樣自然，沒有這點基本功，是談不到作八股文的。《紅樓夢》第九回寫賈政盤問李貴，寶玉讀書的情況，李貴回説“哥兒已經唸到第三本《詩經》……”賈政讓李貴告訴學中太爺説：“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盜鈴……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這就是特別強調基礎的重要性。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比如同時十來個學生，不但可以分別按不同程度讀不同種類的書，比如三個讀啓蒙讀物、《三字經》、《千字文》這類書的，兩個讀《論語》的，兩個讀《孟子》的，三個讀《詩經》的，兩個讀《左傳》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老師的教導下、一個房間中共同高聲朗讀。同時同讀一種書的學生，教師也可以按他們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記憶力，理解力分別讀不同數量、不同進度的內容。一般都以“句數”計算，即每天老師大體規定讀多少句生書。當時讀的書，都是沒有標點的。老師教學生讀生書時，用硃紅毛筆點一短句，領讀一遍，學生讀一遍，到一完整句時，畫一圈。如《論語》開頭“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悦乎？”老師在“子曰”邊點一小點，領讀“子曰”，學生也跟“子曰”，然後點讀“學而時習之”，然後圈讀“不亦悦乎”，學生均跟着照讀。這就是老師教學生讀書，也就是所謂句、逗之學。一般人如此讀書，皇子也如此讀書。福格《聽雨叢談》記“尚書房”，“皇子沖齡入學讀書，與師傅共席向坐。師傅讀一句，皇子照讀一句，如此返復上口後，再讀百遍，又與前四日生書共讀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謂之熟書約隔五日一復，週而復始，不有間斷。”可見皇子和民間讀書情況是一致的。

老 ^[1]  師點句領讀、學生跟讀之後，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讀的任務，然後學生自己去讀，一遍又一遍，大概讀一二個小時，然後按規定時間到教師前放下書，背轉身來背誦。如初讀二三十個短句，學生很快讀熟，背誦時，速度很快，如流水一樣。老師便在下次教讀新書時，多讀二三十句，至五十句上下，如仍舊能很快讀熟，背誦，便再加一些。據一名老人幼年小學掛名，在家讀私塾的記憶，老師雖是師範畢業生，但教讀老書，還用老辦法。讀《論語》時，一般每天讀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誦如流。而有的小同學，讀三十句書，背誦時還結結巴巴。而另外一名聰明記憶力特好的同學，每天讀百句以上，也能背誦如流，在四五個讀同樣書的學生中，就有三四種不同的差別，不同的進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別更大。而這樣按照學生不同智力的實際，不同數量、不同進度的教讀辦法，卻是十分科學的。這樣既不限制聰明學生的讀書速度，又保證了智力較差的學生能踏實地慢慢掌握其學習內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證了不同智力的同樣教學內容。在教學效果上比學校班級教育，留級生制度科學的多。因為留級生制度不能保證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學學生的積極性，往往因此而喪失學習的信心。小學尚可，中學更是如此，大多留級生因喪失信心而不能完成學業。現代學校當然不可能再用私塾的辦法，但我們必須用現代科學的觀點認識歷史上私塾教育的科學性。而不能人云亦云，毫不費力地重複本世紀初、本世紀前期維新時期、五四時期的片面看法。

私塾中讀書教育，首重識字和背誦，教師教讀句逗，首重字形、讀音，區分四聲。如教讀“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句時，必在第二個風字、雨字右上角畫個圈，作為標識，教讀作去聲，即“春風風（讀如奮）人”、“夏雨雨（讀如育）人”，這樣使學生在讀書時，通過拉長聲音的大聲誦讀，自然而清晰地區分四聲，記牢讀音，這也是學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為把《四書》、“五經”讀熟，背誦如流，是學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識字辨清四聲，能熟練地區分詞性，學會對對子，是學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當然還要學會寫字，不但要會寫毛筆字大楷、小楷，而且為了追求更高級的科舉考試功名，還要把字寫的更好，寫成館閣體高級書法藝術水平的字，達到翰林院的標準。雖然從純書法藝術講求，翰林館閣體字不是最高水準，但從端莊整麗角度來看，這種字體是有代表性的。能寫這種字的人，其細心、認真、一絲不苟的作風和態度，一般都會影響到他從事任何工作。這樣私塾教學的基本內容，也就是為學會作八股文所下的基本功，初級階段，就是讀書背書、寫字寫大小楷、對對子三樣。如從時間來分配，如每日八小時，讀書五小時，寫字二小時，對對子一般只半小時或一小時，帶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學時進行。以上是前期初級階段的學習內容。在此基礎上就要開講，講《四書》朱熹的註解，再讀八股文選，再開始學寫八股文。

學寫八股文的過程，是分開來逐步學習這個格式的。先學寫“破題”，然後再學寫“承題”、“起講”等部分，直到學會寫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謂之“完篇”，這才算初步學會寫八股文了。至於説寫的是否好，能否考取秀才，進而考中舉人、進士，那是另一個問題。即八股文在形式的掌握上，先有一定難度，有一個會不會的問題，再有在會了之後，還有一熟練不熟練、好不好、有沒有法度，有沒有思路，有沒有見解、精彩不精彩等等，還是一個無限深度的問題。學會寫八股文這一形式已經很難，追求深度寫出有水平的八股文就更難。私塾教育首先是在讀熟《四書》、“五經”，明辨四聲學會對對子的基礎上，教會作八股文的形式，這是中級階段。會作整篇八股文，然後再温習讀過的經書，多讀名家的八股範文，經常揣摩練習作各種題目的八股文，準備考試，或未考進秀才，或已人泮之後，再準備考舉人，仍在有名教師的私塾中學習，這就是私塾的高級階段了。

由幼年啓蒙識字，到能參加縣裏、府裏的考試。（即縣考童生、府考秀才，具體情況，在前一篇説考試情況文已詳説。茲不再贅述。）就算教會了作八股文，完成了八股文的學習過程。至於進一步提高，就是如何練的問題了。其標準一是看能否考進秀才、考中舉人、進士；二是社會是否讚賞，刻入八股文的各種選本中，供人學習模仿。有的人在形式上雖勉強學會了，但思路展不開，不善思維，因而寫不好，寫不出起碼的水平，連最起碼的府考秀才也考不進，這也是很普通的。因為八股文的確是一種很難寫的文體，學會其形式已不易；以其形式寫出較好的文字，就更不容易了。因為各人的聰明才智不同，所處環境、所受影響，所從老師各不相同，因而其成就也就相差很大了。大抵一要苦功，二要聰明才智，才能學會寫好八股文，二者缺一不可。一個聰明的學生，在私塾教育中，大約要多少年教育，才能學會寫好八股文呢？《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具體的説明，見第十一回《魯小姐制義難新郎》，文雲：

“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承題’、‘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課，同男子一樣。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繡。”

雖然是小説文字，但也把聰明人學好八股文的步驟、時間説的很具體。《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是生於清康熙四十年，逝世於清乾隆十九年的人。中間經歷了雍正朝。故事雖假託是明朝，而客觀反映也還是清朝社會上的教育情況。所説魯編修把女兒當兒子教作八股文的情況，對這位才女的聰明才智，也並未作過分的誇大，在清代許多著名人物的真實教育情況，不少也都類此。有的比這位魯小姐要聰明的多，成就自然也大的多，如近代著名的林則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林則徐的父親林賓日在他四歲時，參加鄉試考舉人，因病目不能終場落選，在羅氏家塾中作教師，林則徐隨父入墊讀書，自識字及讀章句，皆其父口授。七歲時即開始學作八股文，別人認為太早，其父林賓日則認為“此兒性靈，時有發現處，不引之則其機反窒，此教術之因材而施者耳。”語見林則徐《雲左山房文鈔》中《先考行狀》。林則徐父親林賓日著有《小鳴集》詩八卷、古文、時文各二卷。是個好父親，好老師，對幼年的林則徐觀察、判斷十分深刻。後來林則徐在他的教導下，十三歲府考第一，十四歲進學成為秀才，二十歲鄉試中第二十九名舉人。二十一歲、二十五歲次會試落選，二十七歲第三次參加會試，以殿試二甲第四名成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這是真實的例子，看來林則徐小時是十分聰明的，由四歲到十四歲，便以優異成績成為秀才。可見這十年時間裏，他是把寫八股文的本領學的很好了。清代名人中，這種例子還很多，不再贅舉，只此亦足説明八股文的教育情況。毫無疑問，八股文教育的本身也是天才教育。而從古至今，以至未來，教育的本質也永遠是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樂也。”當時八股文教育，科舉考試製度，本質也體現了這點。

2017年，教育部印發《關於做好2017年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要高度關注接受“私塾”“讀經班”等社會培訓機構教育的學生，對於因身體健康等原因確需緩學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應向縣級教育部門提出申請，獲批准後方可緩學，不得擅自以在家學習替代國家統一實施的義務教育。這是我國首次明確叫停“在家上學”和“私塾”教育。 ^[3] 

私塾乃我國古代家庭、宗教或者教師個人所設立的教學場所。它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對於傳播祖國文化，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啓蒙兒童，使學童在讀書識理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學生多六歲啓蒙。學生入學不必經過入學考試，一般只需徵得先生同意，並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聖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個頭或作一個揖後，即可取得入學的資格。私塾規模一般不大，收學生多者二十餘人，少者數人。私塾對學生的入學年齡、學習內容及教學水平等，均無統一的要求和規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國古代通行的蒙養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以及《女兒經》《教兒經》《童蒙須知》等等，學生進一步則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等。其教學內容以識字習字為主，還十分重視學詩作對。私塾的教學時數，一般因人因時而靈活掌握，可分為兩類：“短學”與“長學”。教學時間短的稱為“短學”，一般是一至三個月不等，家長對這種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學生日後能識些字、能記賬、能寫對聯即可。而“長學”每年農曆正月半開館，到冬月才散館，其“長”的含義，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齡也長，二是指學生學習的時間長，學習的內容也多。

至於私塾的教學原則和方法，在蒙養教育階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養教育，強調蒙童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如對蒙童的行為禮節，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視聽等都有嚴格的具體規定，為我國教育的傳統。在教學方法上，先生完全採用注入式。講課時，先生正襟危坐，學生依次把書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後侍立一旁，恭聽先生圈點口哼，講畢，命學生複述。其後學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讀。凡先生規定朗讀之書，學生須一律背誦。另外，私塾中體罰盛行，遇上粗心或調皮的學生，先生經常揪學生的臉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對現代教育的反思

私塾，這個中國城市人已經隔膜許久的陳年舊詞，這個幾乎已經被整天盤算着要讓孩子進重點學校、出國的城市家長遺忘在歷史博物館的一個“舊社會”象徵，依舊活生生地生存在中國農村的土壤上，就象農村大院裏常見的千年古藤，在歷經風霜之後，依舊頑強地散發着強大的生命力。

在家中開課堂，教學側重古文經典，學生背誦《論語》、《大學》……，在河北行唐縣、湖南平江縣，在更多的省份農村地區，私塾已經不再是個案，而是一種常態。而私塾本身，又被冠予了一個古色古香的名字——蒙館。在記者看到的幾個蒙館裏，可以發現共同的特點是先生都是五鄉四鄰德高望重的老者，而學生則大多是沒能學好“新書”（現代教育）、無法繼續升學、但進入社會又太早的青少年。

蒙館的教學內容主要是學古文、習書法、寫作和做對聯。而所學的古文除了《增廣賢文》和《論語》外，還有《鄉黨應酬彙編》、《詩經》、《楚辭》、《幼學》、《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等等。 最有意思的應該是作文和做對聯，作文需要講求嚴格的格式和套路，但主題一般卻是對鄉間發生的事情發表看法。

的確，現代私塾除了依舊帶有濃濃的、揮之不去的懷舊復古之韻味外，它實際上更象一個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混合體。不是嗎？讀《詩經》、《楚辭》、《幼學》、《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等，其實在一個世紀以前幾乎是每個中國少年的必備功課，每個中國人都是從這裏開始人生教育的啓蒙，而這些傳統文化又幾乎無一例外地在我們的現代教育模式中被省略了，現代的學生更注重數理化、注重計算機和外語等現代生存必需的技能，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一次對傳統文化的“補課”。

但現代私塾畢竟處於當下，它還是添加了不少現代教育元素，它要求作文需要講求嚴格的格式和套但主題一般卻是對鄉間發生的事情發表看法。其實就是對學生思辯能力、觀察和分析社會現象能力、從現象中歸納總結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的能力的大檢閲和大練兵，這些能力，其實也是掙扎於當代應試教育的學生們所欠缺的。

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現代私塾的出現會成為一種必然，因為它是對對現代教育的一次反思與檢討。

私塾，農村教育的宿命所歸？

農村私塾發展

高中畢業並讀過5年老書的南江鎮崇義村支書童振武説：現在農村學校教育是為考大學設計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隻有讀上去考出去，才有出息前途。如果你讀不出去，回到農村就非常慘。“文不像相公，武不像關公”，過去學的和生活脱節，根本派不上用場，甚至連起碼的待人接物也不會。一切都要從頭來過。讀老書就不一樣，如果你有一筆好字，會做祭文，會寫詩聯對子，會婚喪嫁娶紅白喜事應酬，很快就能融入當地生活，走出去別人看法也不一樣。

中國有位革命領袖曾經説過：農民説的話往往充滿了真知灼見，因為他們生於斯長於斯，他們對腳下的這片黃土地最熟悉和了解，他們也知道必須付出什麼，才能收穫什麼。現代私塾的出現，就在於農民們瞭解，農村學校教育的根本缺陷所在。

中國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學”一點是要從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按理説，新興的教育系統，主要是面向社會的，它一方面通過基礎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另一方面通過大學和各種專門學校，為社會培養各種各樣的人材，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專門技術人次，也只能通過學校的途徑來生產。學校教育，其結構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辦。所以説，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教育所體現的品格，與科舉制恰恰是相反的 。然而，在現代教育中，我們卻看到了一幅十分怪異的圖畫， 教育有變成“科舉當之無愧的替代物”的趨勢。一邊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學校的成績優秀畢業生以相應的“貢生”、“舉人”和“進士”頭銜，在我們這個社會，尤其是在城市，大學生所擁有的教育資源相當於幾十個農村中小學生所擁有的教育資源，相應的，當大學生走向社會時，大學生獲得的收入、待遇和社會地位，又是隻有中小學學歷的農村進城打工仔所望塵莫及的。於是，幾乎所有的農民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博士生相當於進士，碩士生相當於舉人，本科生相當於秀才。而所謂的高中乃至初中畢業，在城市的生存機會等同於當年的阿Q。

而私塾教育是一種相當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個房子，有個桌子，再有個學究就可以開辦。農村的私塾教育功能當然首先是把個別的農村孩子教成讀書人，或者説是主要的功能則是教眾多的農家子弟認識幾個字 。除此以外，私塾還存在着另一種功能，即與傳統農村的生活狀況緊密相連的。我們都説，傳統的農村是一個禮俗社會，禮俗既是農村日常活動，也是農村人的基本行為準則。但是，無論是婚喪嫁娶的各種禮儀，還是年節慶典的各色風俗活動，都離不開知書達禮的讀書人蔘與其間，既要主持喊禮，又要從事各種文字事務。顯然，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都要靠私塾這種舊教育，在學校是學不到的。從表面上看，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對生活並沒有特別緊要的關係，實際則不然，農村人不僅日常調解和敍事話語要依賴它，而且鄉村組織的活動，農村人的風俗行為沒了它也無法正常運轉。

教育改革的結果，不僅是吸走了鄉村的精英（新教育與舊教育不同，需要師資和設備，學堂辦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會有出息，走得越遠，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歐美留學），而且無可挽回地推翻了鄉村的傳統教育制度。

雖説中國改革推行了二十多年，但當下的中國農村，卻依然是一個傳統的農村， 其生產方式大多依舊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水平。傳統的農村，沒了傳統的讀書人，就等於沒有了鄉村文化的靈魂，而沒有了私塾，傳統的讀書人也就沒了傳承的渠道，終有一天會有油盡燈枯的時候。 農村禮俗社會規則和行為方式的紊亂，農村逐漸喪失了原有的調節機制，無法完成固有的循環和運轉。 中國的農村至少在文化層次上，已經陷入了現代化變革的困境。30年代包括陶行知在內的許多有志之士從事的鄉村改良試驗，往往從鄉學的建設入手，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實質所在。只是，他們的努力無法使鄉村世界復原。

私塾映射教育改革

在《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陶行知對鄉村改造的目標、理想，講得更具體明確。他批評當時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沒有和“農業聯合”，“成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他希望鄉村教育與農業及其他各業聯繫起來，使鄉村學校成為中國改造鄉村的中心。

中國農村教育與城市教育相比，依舊是二元隔離的狀態。在目前我國的義務教育投入中，鄉鎮一級的負擔竟高達78%左右，縣財政負擔約9%，省地負擔約11%，中央財政只負擔了約2%。（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 ）義務教育投入的大頭集中在鄉鎮，而鄉鎮又基本上屬於“吃飯財政”，無心也無力撥款投入義務教育，實際上就變成了民眾自己為義務教育“買單”。而由於資金匱乏，農村教師的素質、軟硬件設備的配置以及受重視程度，都使得農村教育遠遠不及城市教育，何況還要經歷高考分配資源懸殊的擠壓，絕大多數農村青年成為高考的失敗者，他們除了部分進入城市打工外，更多地還是要留在農村生存。而現代私塾，就是給這些農村青年重新溶入農村話語體系的歸位教育。

除了資金匱乏這個原因，更根本的要害在於，中國教育體系是將農村教育與現代教育合為一體來統籌規劃的，其教育模式、教育內容、對學生素質的要求都是完全相同的，惟獨教育資源配給完全兩樣。教育設計者們完全忽視了農村教育的獨特性，忽視了在現行條件下，農村教育與精英教育之間的距離，農村教育應當成為一個學習職業技能、學習能夠“既走出去、又能紮根本地”的教育形態。

比如，中國的職高、技校、中專等職業教育體系，資源基本集中在城市，廣大農村青年想要尋求一技之能，往往要背井離鄉到城市來求學，而其花費又是無法承受的。結果就出現了這樣奇特的景象：一方面，城市中的職高、技校、中專等職業教育學校年年喊生源人數節節下滑、大量設備和資源被白白浪費；另一方面，眾多農村青年被高門檻阻擋，無法進入職業教育體系學習。

因此，我們的政府應當要做的是將職業教育體系資源“下放”到農村，紮根於農村，讓廣大農村青年能夠在家門口學習到職業技能。 讓職業技能教育體系與普通中高等教育體系結合在一起。

教育與社會需要相結合的原理在於不同時期的具體運用。大眾教育是大眾自己的教育，是大眾自己辦的教育，是為大眾謀福利的教育。我們的農村教育，應當朝着這個方向前行。

如今中國的義務教育破敗，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窮困地區教師開不出工資，學校負債累累，即使是大城市的“貴族學校”，充其量也不過是個高考補習班，學生除了死記硬背、全心全意地對付考試外，對知識的探求、對品德的培養，在教育中已經變得無足輕重。

教育改革並不是沒有。有關部門一直在審視高考的內容和錄取標準，地方上也興起了教育券的試驗。可惜，人們偏偏忘了中國最古老的教育體制：私塾。

從孔夫子開始，私塾在中國歷史上就是最重要的教育“載體”。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大部分讀書人是靠私塾、而非政府的學校培養出來的。明清之際的科舉考試敗壞了讀書的風氣，耗盡了中國士人的創造力，但也有些學者針對時弊，通過私塾挑戰僵化的正統，多少給中國文化帶來了一些活力。沒有私塾，我們這兩千多年的文明就會完全是另一番模樣。

私塾由於規模小，費用低，課程靈活，對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沒。明清時代太湖上飄蕩的大漁船上，也設有教室。可見比農民還不如的船民，雖沒有定居的地方，但也並非與教育絕緣。清代以後，隨着新式學校的興起，私塾漸漸式微。但不少專家指出，在新式學校費用昂貴、缺乏資源保障的情況下，取消私塾反而降低了國民的識字率。

筆者當然主張嚴格施行義務教育。然而，以中國之大，官僚體制的行政能力之低，教育資金之寒酸，義務教育不可能在幾年內嚴格落實。即使是在當今的發達國家，公立學校體制完備，資金充足，私立學校也還是公立教育體系不可缺少的補充。更有甚者，在美國，竟有2百萬學生，也就是適齡學生的二十五分之一，公立私立學校都不上，自己在家裏上學，形成一個價值8.5億美元的家庭教育市場。

私塾的好處，是靈活、簡單，可以隨時補義務教育的漏洞。幾個家庭湊起來，合請一個老師，或請一個合格的家長講課，孩子就上學了。這不象建一個學校那樣，需要驚官動府和大量的初期投資。如果教育券能夠覆蓋私塾的費用，對一個家庭而言，私塾的成本就更低了。更何況，當今中國正處於急劇城市化的進程之中，農村流動人口巨增。這些農村勞工，隨着工作機會四處漂流，固定的學校不能跟着他們遷移，子女受教育處處受歧視。私塾則能夠給這些人提供一個靈活的教育機會。

私塾在精英教育中，就更大有可為了。美國的家庭學校興起的原因，主要是家長對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不滿。不少家長因此放棄自己的職業，在家裏教孩子，併成立了全國性的組織。互聯網的出現，又使這樣的家庭教育如虎添翼。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家庭不僅能夠及時溝通經驗，共同組織活動，而且還可以網上訓練家庭教師，設計課程，制定和貫徹教學標準。美國最近的調查表明，在18-24歲的年輕人中，在家裏受中小學教育的人中，有75%修了大學課程，比全國同齡人的平均水平(46%)高出一截。2000年全國單詞拼寫比賽的前三名，全是在家裏上學的孩子。有一個家庭，竟通過家庭教育把三個孩子送進了哈佛。另一個在家裏受教育的孩子，沒有上大學就出版了長篇小説，併成為最佳暢銷書。第一所為受家庭教育的孩子開辦的大學，也於2000年開張。

中國，窮孩子許多失學，富孩子白天上學，晚上還要花錢去補習班。私塾難道不應是另一種選擇嗎？私塾不受僵化的學校課程的束縛，可以專門教學生想學、家長想教的東西，許多大膽的教育哲學可以在私塾裏試驗。私塾如果普及，我們的教育不僅可以多元化，文化也會因此更有創造力。

筆者希望看到的是，幾個有能力但懷才不遇的大學畢業生或海龜，能夠暫時放下高薪肥缺的美夢，靠自己的才學，為中國的私塾，開拓出一個碩大的市場。要知道，中國的發展，不能總是指望自上而下的改革，還有靠基層社會中這種草根式的創造力。

北京全日制私塾受家長追捧

英文《中國日報》報道：張樂樂翻開豎版繁體孟子，大聲的朗讀出來。這是這個7歲半的孩子第300次讀這本書了，但他還讀得全神貫注。和同齡人不同，樂樂沒有在公立學校上學。他從四歲起就在私塾讀經。

他已經可以熟練的背誦4、5本中國古代著作，包括《論語》和老子。

私塾的教學方式非常特別，一些教育家甚至批評他們缺乏計算機、科學和數學的內容。

樂樂在關正私塾上學，這裏一共有12個學生。

學校成立於2008年。學生家長説他們將孩子送到這裏來是因為他們對傳統的公立學校教育模式沒有信心。

北京有十幾傢俬塾，上百名學生在這裏上課。

私塾的教育中心在德育教育，讓學員成為有健康品德和能力的人。

這12個學生中，最小的只有5歲，最大的8歲。

家長的考慮是等到小孩子到了上中學的年齡，將他們送到公立初中繼續學業。

學生在這裏不接觸電腦，為數不多的看電視的時間也是在看古代著作的DVD。

學生一天花6小時左右的時間讀經，其他時間讀英文的聖經。同時學習一些英文的口語，書法和武術。學習做飯，洗衣服，打掃衞生也是同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

張新，這所私塾的創建者之一告訴《中國日報》，她希望她的女兒在這裏上學是因為她希望女兒能像她自己的童年一樣自然地成長，遠離考試和競爭的壓力，出於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知識的渴求而學習。

她認為通過閲讀這些古代哲學家的著作，學生會學到是中國文化的精華 -- 仁和德。但是學校的課本中通常都是“春天來了，桃花紅了”這樣的文章。很少見到關於國學的內容。

“這對我們的孩子來説太淺了”。13歲前他們的記憶力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段時間。通過上百遍的讀經，這些偉大的思想已經深深的印入學生的血液中。對他們終身受益。

“這就像我們在他們的心中種下了智慧，”

她每天花20-30 分鐘給孩子講講數學。他們已經能掌握100以內的加減法，和在公立學校的學生水平相同。

“但是我們只花了很少的時間卻取得了相同的成果。”

關女士抱怨主流的教育系統太注重考試成績，也不鼓勵他們做勞動，而勞動可以鍛鍊他們的品格。

“有時候我都覺得不好意思，每週一孩子上學的時候，他的房間整理的比我的還乾淨。”

然而，一些教育學家並不認可私塾的教育模式。

李山，北京師範大學古代文學教授認為國學雖好，學校也應該加強在這方面的教育，但是單學國學太單一了。

“就好比糖，大家都知道糖是好東西，但是隻吃糖是不能維持生命的。”

雖然社會存在着種種問題，但是不能不讓孩子們接觸問題。給他們製造一個假環境，他們就好像生活在實驗室中的試驗品。

但是關女士認定私塾教育會有利於孩子的成長。她在考慮讓孩子13歲時參加高考。

“我認為他會受益終身的，”她説。（為保護採訪人，文中使用的都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