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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宣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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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宣盛世指明朝前期的永樂盛世仁宣之治,也稱“永洪宣盛世”“永宣之治”,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削平羣雄,驅逐元朝殘餘勢力出漠北,一統天下。經永樂洪熙宣德三代的勵精圖治,開創了三十三年(1403—1435)的繁盛局面,大明王朝統治進入鼎盛時期。 [1] 
明成祖曾五次北伐蒙古,南征安南,令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致萬邦來朝,顯現了明朝蓬勃前進的不已之勢。永樂年間,朝廷組織編纂了大型叢書《永樂大典》,系統地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作了一次規模空前的整理與總結;北京、南京、蘇州揚州、廣州、佛山以及一批沿海、沿江城市的商業、手工業相繼發達、興旺、繁榮。其後的明仁宗和明宣宗,持守成之策,致力於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採取休養生息的治國之策,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明朝西北控制到大漠;西南改雲、貴、川土司制,歸屬中央;東北至興安嶺、黑龍江岸,廣設衞所;東南臨海戍邊;周邊安南暹羅朝鮮等均系藩屬國大明國力達到頂峯,史稱這段時期為“永宣盛世”。
(概述圖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畫像取自《明朝十六帝》) [2] 
中文名
永宣盛世
別    名
永洪宣盛世,永宣之治
朝    代
明朝
背    景
明太祖統一全國實行休養生息政策
起訖時間
1403—1435年
在位帝王
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
疆    域
約1500萬平方公里

永宣盛世背景

永宣盛世時代特徵

永宣盛世出現為十五世紀上半葉,所處的時代為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這個歷史階段具有以下時代特徵
第一,在封建社會晚期這個時期裏,無論是封建的經濟,還是封建的政治、文化都還在發展,或者説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經濟上,墾田面積增加迅速,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農業技術的進步,高產作物的引進,糧食總產量和畝產量都有了明顯的增長;匠籍制度逐步廢除,手工工人生產積極性提高,民營手工業迅速發展,生產改進,手工業生產水平提高;商業中心城市出現,中小城市不斷增加,長途販運的發展、國內商業的繁榮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使國內市場形成規模。政治上,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發展,君權不斷擴大,改革地方權力機構,使地方權力越來越集中於中央;改革中央權力機構,使中央權力越來越集中於皇帝;設置廠衞,實行特務統治;推行裏甲制,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封建法律進一步完善。文化上,理學成為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心學出現,實學成長;應用科學發展;市民文學繁榮。
第二,這個時期畢竟不同於封建社會的發展期,封建制度一方面雖然還有所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封建制度卻已經開始崩潰。這個時期,封建社會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封建制度不斷受到衝擊,並且日益沒落。這個時期土地兼併激烈,逐漸集中,地租剝削和徭役負擔沉重,大批農民紛紛破產,流民增多,農民的反抗鬥爭連續不斷,武裝起義此起彼伏,反抗鬥爭的矛頭直指封建的土地制度,標誌着農民的反抗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同時,君權的加強,隨之而來的是宦官和權臣的專政,以及吏治的敗壞,加上財政枯竭,邊患嚴重,因此封建統治經過短短的鼎盛期之後,就進入了它的衰弱時期。封建統治日益危機。封建統治階級為了自救,曾進行了某些改革,但是卻扭轉不了封建統治衰敗的趨勢。這個時期,封建制度雖然沒有完全崩潰,但是崩潰的趨勢已經開始。
第三,封建社會晚期還有一個重要的時代特點,就是這個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並有所發展。由於農業生產力明顯提高和民營手工業的迅速成長,封建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以及僱工人身依附關係逐步鬆弛,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創造了歷史前提。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於何時尚存意見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為,這個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某些手工業部門已經出現,至明末清初曾一度受阻,18世紀以後,又有所發展,而且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業中也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資本主義萌芽卻發展緩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也沒有建立起來。
永宣盛世正是在具有這一十分鮮明特徵的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晚期,即明王朝統治的初期出現的。 [3] 

永宣盛世明初歷史

明成祖朱棣像 明成祖朱棣像
明王朝的統治始於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是中國第一個平民皇帝,從小放過豬放過牛,當過和尚討過飯,歷經磨難。因此,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養生息”政策。明朝從明太祖到明宣宗,是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發展,文化相對繁榮,國力強盛的時期。這與明太祖開啓的“休養生息”政策是分不開的。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駕崩,由於太子朱標早死,皇太孫朱允炆即位,年號建文,即明惠宗。明惠宗為鞏固皇權,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逼自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朱棣的精兵,準備削除朱棣。結果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靖內難”的名義起兵,最後率軍南下,佔領京師,是為“靖難之役”。明惠宗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即皇帝位,即明成祖,年號永樂。 [4] 

永宣盛世政治

永宣盛世遷都北京

紫禁城 紫禁城
明成祖在奪取帝位後,決定遷都北京,就開始建造紫禁城宮殿,到永樂十八年(1420)建造完畢。永樂十九年(1421),明成祖正式將明朝首都遷到北京。從此以後,北京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
雖然明仁宗有意將京師遷回南京,並準備開始實施定且把北京所有政府部門為行在,但是他在實施這一行動前死去,遷都南京計劃因而擱淺。
明宣宗並未參與其父的遷都南京計劃,其政策不偏向北方。這樣,北京依然是京師,南京又成了輔助性的都城。 [5]  [6] 

永宣盛世改革吏治

明太祖時,由於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鉅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所以皇帝需非常勞心。明成祖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這個內閣制度後來被西方國家所效仿,一直延續到21世紀。
明成祖死後,明仁宗和明宣宗採取了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夏原吉蹇義的寬鬆治國和息兵養民的政策,使他們在位期間(1424—1435)成為明代歷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時代。
明仁宗通過改組內閣,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顧問顯貴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學士和幹練的官員充實行政官署,來開始他組織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員中,許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攝政時已經為他效勞,有的人在他與明成祖有分歧時支持過他,為此受到了懲處。 [5]  [6] 

永宣盛世嚴格用官

仁宣時期改革科舉取士法,嚴格任用和考察官吏制度,嚴厲控制宦官,打擊貪官污吏,使吏治清廉。在用人制度上,也改變了前朝偏重進士,排斥吏員的現象,堅持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同時從明仁宗始,設立巡撫制,以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督察。通過一系列打擊整肅,貪贓行賄現象逐漸減少。趙翼廿二史劄記》稱:“故為守令者,無不潔己愛民,耳公於清議。”
明宣宗有幾句名言,一句是“省事不如省官”。某巡撫要求在杭嘉湖地區增設一名專門管理糧政的布政使司官員。明宣宗認為國家的賦税有常額,不能養冗官,駁回了他的要求。還有一句是“安民為福”。因某工部尚書建議修建山西圓果寺的佛塔,好為國家求福,而明宣宗認為百姓安定就是國家的福氣,用不着借修佛塔來“求福”,故斥責了他。 [5]  [6] 

永宣盛世軍事

永宣盛世改革編制

明成祖統治時期軍事組織武裝力量的結構方面經歷了四大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取消了護衞;第二個變化是把大部分駐在南京的京衞調到北方,並把某些北方的部隊提到親軍的地位,這就使駐北京的京衞成為帝國中最大的一支部隊;第三個變化是在京師設營,士兵們通過營定期從地方部隊輪換去邊境防線服役或進行征戰,並在營中操練和受訓;第四個大變化包括在長城沿線組織邊防的鎮,這個措施是永樂帝對付這條邊界以北的遊牧入侵者的新戰略的組成部分。 [5]  [6] 

永宣盛世整頓軍務

明宣宗朱瞻基像 明宣宗朱瞻基像
明宣宗試圖清除軍事的腐敗現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統治。在歷次征戰中,貪污的軍官只動員窮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徵券,在徵用物資時,向黎民百姓過分勒索。他們非法地使用士兵作為自己的私人奴僕,侵吞他們的軍餉和口糧,扣發他們的冬裝。這樣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敗壞了士兵的士氣,助長了開小差,進而破壞了整個軍事組織和嚴重地降低了部隊的戰鬥力。
為了清除這些弊病和恢復軍事組織紀律,明宣宗從宣德元年(1426)到三年(1428)派出一批批的監察官員去視察和改進各省的軍事狀況。這些調查的一個目的是清查兵員花名冊,以確定各軍事單位實際的士兵人數和所需的軍餉和口糧,從而清除貪污的主要根源。這類使命稱之為清軍,從此成了御史們的正常任務。另外,明宣宗在宣德三年(1428)頒佈了關於徵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規定,條款從8條增至19條;四年(1429)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營私舞弊的條款22條。同年,他為了表示對軍事和提高軍隊士氣的關心,在北京郊外舉行了一次王朝最令人難忘的公開軍事檢閲。京師在訓的部隊定期隨御駕巡視北方邊境和進行大規模的狩獵活動。 [5]  [6] 

永宣盛世進軍漠北

為了徹底解決蒙元貴族的殘餘勢力,從永樂八年(1410)開始,明成祖御駕親征率領明軍北伐漠北。這次北伐,明軍在飛雲山大戰中擊破五萬蒙古騎,迫使蒙古本部的韃靼嚮明朝稱臣納貢,明成祖封韃靼大汗為和寧王。隨後明朝大軍一直進入到極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為碑“翰海為鐔,天山為鍔。”
永樂十年(1414),明成祖舉行第二次北伐,擊敗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謝罪之後,永樂帝班師回朝。
永樂十七年(1421),明成祖舉行第三次北伐,大敗兀良哈蒙古。蒙古勢力遭到明成祖的連續打擊後,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變前都無法對明朝構成威脅,但即使是土木之變,明朝也是迅速動員兵馬取得了北京保衞戰的勝利。 [5]  [6] 

永宣盛世平定叛亂

明仁宗 明仁宗
明宣宗登基之後,擺在明宣宗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建文、永樂、洪熙三朝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明宣宗即位之後,馬上着手整頓軍務,準備迎接來自強藩的挑戰。他的皇叔漢王朱高煦靖難之役中就戰功赫赫,很會帶兵,永樂朝被封樂安之後,就從沒有放棄武力奪取政權的野心。終於機會來了,明仁宗病逝,明宣宗即位,國家動盪,皇帝年輕,正是造反得好時機。於是他經過精心的準備後也像他的父親明成祖一樣扯起了“清君側”的大旗。
面對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亂,明宣宗決定親征。皇帝親征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六軍將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來,叛軍沒有堅持多久就被明宣宗擊敗了。得勝之師回到北京後,明宣宗馬上傳召給另外一個皇叔趙王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權,朱高燧並沒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衞兵馬。就這樣漢王、趙王的威脅被解除,明初近半個世紀的藩王問題在宣德朝終於得到了解決,保證了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為明朝平穩順利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機。 [5]  [6] 

永宣盛世穩定邊防

明宣宗擔心秋高馬肥時胡人侵犯邊疆,於是整頓兵馬,駐紮喜峯口以待敵軍。守將奏報兀良哈率領萬名鐵騎騷擾邊疆,明宣宗精選鐵騎兵三千飛奔前往。敵軍望見遠處來軍,以為是戍守邊疆之兵,即以全軍來迎戰。明宣宗命令將鐵騎分為兩路夾攻敵軍,並且親自射殺敵軍先鋒,殺死三人。兩翼飛矢如雲,敵人不敢前進。繼而,明宣宗又命連續發射神機銃,敵軍人馬死傷大半,剩下的全部潰逃。明宣宗用數百鐵騎直驅前行,敵人看到黃龍旗,才知道是皇帝親征,於是全部下馬拜倒在地請降,明宣宗將這些人捆縛抓獲,大勝而歸。
安南黎利反叛,屢次打敗官軍,並請求朝廷重新立陳氏之後為安南國王。明宣宗認為國中疲憊,遠征無益,於是答應他,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徵南兵。後來黎利篡奪陳暠之位而自立為王,派人入朝納貢謝罪,請求皇帝冊封羣臣。有人請求皇帝討伐黎利,明宣宗不許,冊封黎利為安南國王。安南國也就是交趾國,自此以後朝貢不絕。
明朝永樂、宣德時期,從北與西北兩個方向出擊元朝後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與南部即今雲貴川等地實行土司制,歸屬中央管轄;在東北即今開原以北遠至外興安嶺,設衞所;在黑龍江特林置奴兒干都司,以轄各衞所。其疆域遠在漢唐之上。周邊的國家,如安南、暹羅、朝鮮等都是大明屬國 [5]  [6] 

永宣盛世經濟

永宣盛世重視農業

永宣盛世的出現是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明成祖生於亂世,深知以農為本的道理,也深知農事之艱難。他重視農業,注重民情,興修水利。
明成祖對各地方官吏要求極為嚴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須深入瞭解民情,隨時向朝廷反映民間疾苦。永樂十年(1412),明成祖命令入朝覲見的地方官吏五百餘人各自陳述當地的民情,還規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者勿問”。之後,他宣佈:“諭户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觀察員,如果看到民間疾苦而不實報的,要逮捕法辦。對民間發生了災情,地方上要及時賑濟,做到“水旱朝告夕振,無有雍塞”。

永宣盛世與民休息

明仁宗即位後積極推行與民休息政策。他最關心的是他父親耗費巨大的種種計劃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財政困境。他在短暫的統治時期,頒佈了幾道詔令,取消皇帝徵用木材和金銀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種公平購買的制度。明仁宗還免除受自然災害的人的田賦,並供給他們免費糧食和其他救濟物品。他告諭户部説:“農者生民食衣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候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謠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明仁宗特別苦惱的是人民的頻繁逃亡,這種情況是農民無力付税和應付各種徵用引起的。洪熙元年(1425)二月,明仁宗專門頒佈一份詔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應免除他們所欠的税,在他們所在地登記後另外還免除兩年同樣的税務和勞役。 [7]  [8] 
明宣宗即位後同樣延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他曾説:“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台,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皆足為世大戒。”明宣宗瞭解關心民間疾苦。有一次他外出返京,看到幾個農民正在耕田。他親自到田間同農民談話,並接過農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他感慨地對隨從諸臣説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覺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頭勞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回京後,明宣宗作《耕夫記》一文,給蹇義、楊士奇等近臣看,其中説:“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

永宣盛世糧食增收

此期間的糧食產量繼續增長。洪武年間平均每年税糧二千餘萬石,永熙宣年間平均每年税糧增至三千一百餘萬石。全國各地的倉儲都極為充裕。“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官私手工業蒸蒸日上,採鐵、造船、制瓷、織染、軍器、火藥的製作以及特種手工藝和土木建築,在質量上均超過了前代水平,在數量上也成倍增長。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商品流通特別活躍。仁宣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達到明代的極盛水平。 [5]  [6]  [7] 

永宣盛世疏通運河

永樂十三年(1415),明成祖重新疏通了大運河,對南北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5]  [6] 

永宣盛世文化

永宣盛世文獻成就

明仁宗朱高熾像 明仁宗朱高熾像
永樂時期最大的文化活動就是編纂類書《永樂大典》,這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次空前規模地系統整理。永樂元年(1403)七月,明成祖命解縉姚廣孝王景、鄒輯等人集中了2100餘名各層次學者,纂修大型類書,至永樂二年(1404)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即《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入其中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300多年。它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自有重要地位。
除此,明成祖還組織學者編纂《明太祖實錄》《歷代名臣奏議》《五經四書大全》《天下郡縣誌》《列女傳》等史地、論理綱常、闡揚儒家思想的書約30多種。時間顯短,成就可觀。後人對此評價説:“帝(成祖)方內興禮樂,外懷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可以想見永樂時期文化之盛。 [3] 
這個時期圖書文化事業發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命楊士奇、楊榮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説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別貯藏於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又建造“通集庫”“皇史晟”以藏古籍、檔案。內閣藏書約2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佔十三成,抄本佔十七成。史稱“當是之時,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6] 

永宣盛世儒重孝道

明仁宗和明宣宗採取休養生息的治國之策。明仁宗在思想上崇尚儒學,褒獎忠孝,他統治期間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他還在京城思善門外建弘文館,常與儒臣終日談論經史。他非常善於納諫,曾經給楊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勵他們進諫,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見,皇帝可以擇善而行。明仁宗在後宮之中也不戀女色,除皇后張氏之外,僅譚妃一人。張皇后非常賢惠,與明仁宗相敬相愛;譚妃也是一位賢內助,在明仁宗死後自縊殉節,被諡為昭容恭禧順妃

永宣盛世科舉改革

明仁宗對科舉制度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當時由於南方人聰明而且刻苦,進士之中多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純樸,忠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眾的較少,為了保證北方人可以考中進士,明仁宗規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永宣盛世藝術

永宣盛世是明朝藝術的黃金時期。歷時僅33年的永樂、洪熙、宣德三朝,在中國文明史上留下璀璨一頁。在這段明王朝的鼎盛時期,強大的國力、繁榮的經濟、復興的文化都透過遺存的文物閃耀出璀璨的光輝。明代永宣時期在眾多藝術門類的創作之中,大都取得了傲視古今的成就。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屬器等各門類工藝美術創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證着明代工商業發展帶來的巨大作用。
永宣時期是中國陶瓷發展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景德鎮御窯瓷器完全擺脱了元代瓷器的影響,開創了以器物大小適中、胎體厚薄適度、裝飾紋樣疏朗、文人氣息濃郁等為特點的御用瓷器新風貌。這一風格的形成,與擅長丹青、深諳藝術的永樂、宣德皇帝的審美趣味有密切關係。當時景德鎮御窯廠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創造力,所燒造的瓷器品種多達30多個,可謂品類豐富、洋洋大觀。特別是其中的青花、甜白釉、鮮紅釉瓷,被後人譽為“三大名品”,其青花瓷器則被推為明代青花瓷器之冠。永樂和宣德時期被稱為青花瓷器的黃金時代。明、清景德鎮御窯廠所燒造瓷器品種中的絕大多數在此時都已具備。永樂的青花瓷器,胎釉精細、釉層肥潤、青色濃豔,造型多樣,紋飾優美;宣德青花胎質細膩潔白,釉層晶瑩肥厚,釉面多桔皮皺,髮色濃豔,青花紋飾以花卉、動物、龍紋及人物故事為題材。宣德青花瓷以其古樸,典雅的造型,晶瑩豔麗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紋飾而聞名於世,與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相比,其燒製技術達到了峯,成為中國瓷器名品之一,其成就被稱頌為“開一代未有之奇”。《景德鎮陶錄》評價宣德瓷器:“諸料悉精,青花最貴。”明代晚期,社會上颳起一股收藏和鑑賞古董之風,永樂、宣德御窯瓷器憑藉其優良品質和文人品評,備受世人追捧,價格驟增至與宋代官、汝窯瓷器相匹敵,由此亦造成仿製永樂、宣德御窯瓷器之風盛行。 [13-15] 

永宣盛世人口

明朝永宣時期人口變化不是很大,總體上穩定在五六千萬之間。根據《明太宗實錄》,永樂初年,明朝總户數為9685020户,人口為50950470人。根據《明宣宗實錄》,宣德末年,明朝總户數為9940566户,人口為52083651人。 [16-17] 

永宣盛世民族

明成祖認為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必須慎重,“四夷順,則中國寧”,只有安定四方,才能長治久安。因此,他注重從政治上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並注意政策的實效;在軍事上剿撫並行;經濟上減免税負,加強貿易往來,實施屯田;文化上,積極推廣中華文明
永樂時期,明成祖繼承明初朱元璋對周邊少數民族的一些有效作法,進一步加強了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同時順應蒙漢交流的歷史大趨,改變洪武朝與蒙古等少數民族之間貿易限制政策,推行明蒙之間的通貢互市政策。一方面,重新建立和發展與蒙古諸部的朝貢關係;另一方面,擇明蒙交界近邊之地開設馬市,允許蒙古部落與明朝互市貿易、交換,並對其加強管理。這些措施,儘管因受明蒙政治關係的影響而存在一些侷限,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之前明蒙間衝突對抗的複雜關係,為開啓明代蒙漢民族“通好”關係產生了積極作用。 [18] 
明仁宗在位期間,選派精幹的軍事將領守衞北方諸前哨以防東蒙古人的入侵,取消了邊境的茶、馬貿易,並停派去雲南和交趾(安南)的採辦黃金和珍珠的使團。但他主要關心的是安南,雖然安南被合併已有幾年,但仍沒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認黎利的政權;但因為這樣做時機不成熟,他就繼續執行其父明成祖誘降黎利的政策。他斷定黃福為人過於謹慎,不能繼續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於是以榮昌伯陳智接替他。但是明軍未得到加強,在洪熙末年,這種情況仍未改變。 [5]  [6] 
明朝疆域全圖(宣德八年1433年) 明朝疆域全圖(宣德八年1433年)

永宣盛世外交

永宣盛世海外交流

鄭和像 鄭和像
明成祖登極後不久,就依照洪武初年的建制,在浙江、福建、廣東等地設立了市舶提舉司,負責查驗來華貢使身份、安排貢使食宿、管理口岸。以加強管理正當的中外貿易和友好交往。並且不斷地向海外各國派遣使臣,僅永樂元年(1403)就派宦官出使各國達三次之多:九月十五日,明成祖遣宦官馬彬等出使爪哇國,並詔諭蘇門答臘、西洋瑣裏等國;同月二十四日,遣宦官李興等出使暹羅;十月十三日,宦官尹慶奉使詔諭滿剌加柯枝等國。從此開了宦官出使外國的先河。
永樂三年(1405),明成祖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宏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餘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馬來西亞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印度西岸折回返國。自此以後於永樂五年(1407)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多年間,鄭和又先後六次出海遠航。鄭和七下西洋,經過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聖地麥加
明仁宗時期取消了鄭和預定的海上遠航,繼續保持與中亞南洋各國的納貢關係。
明宣宗登基後不久,明朝周邊的哈密回回、滿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數十國前來朝貢明朝,幾乎是每年都來。明宣宗在繼續他父親的收縮政策時,只和明成祖時期定期前來納貢的南亞東南亞諸國保持例行的接觸,按來朝次數多寡排列,它們包括:占城(8次)、爪窪(6次)、暹羅(6次)、蘇門答剌(4次);來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錫蘭、古裏、阿丹和阿拉伯等國。在維持這些關係的同時,皇帝還繼續執行不準中國人出海到國外定居或經商的更早時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強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盜的騷擾,以及保持一切對外貿易的官方壟斷。這些不現實的禁令失敗了,因為在執行時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 [5]  [6] 

永宣盛世再通西域

明成祖多次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等官員出使西域諸國,西域諸國如帖木兒帝國、吐魯番、失剌斯、俺都準、火州也與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來,稱臣納貢。明朝與西域諸國加強了政治、駐軍和貿易往來,使得全國的統一形勢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 [5]  [6] 

永宣盛世社會

明代永宣時期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構成,大抵可以分為基本收入與額外或業餘收入兩大類,且呈現出社會等級性。基本收入是明代一個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維繫家庭生計的基本物質保障;業餘收入主要是指基本收入之外的額外收入。在基本收入大體穩定的情況下,生活質量的改觀,無疑有待於業餘收入的增加。其社會保障政策主要由荒政、養老、存恤孤貧以及優撫軍人等方面組成,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弊端,諸如救荒政策不力、養老政策受惠者極少、養濟院經營奸弊百出及優撫將士差距甚殊等,導致了社會嚴重的流民問題。
永宣時期,農業經濟人口數量都有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工商業與農業分離的傾向也愈加明顯,在東南沿海以及長江、大運河沿岸尤甚。在這樣的基礎上,城市日益繁榮發展起來。明代的城市,不僅在數量上和規模上大大超過了前代,而且呈現出種類繁多的特徵。據《上海通志》記載,明朝永樂年間,出現民信局,又稱信局,上海縣有協興昌等信局。
隨着城市工商業的日益繁榮和城市人口的不斷增加,城市裏的文化活動也越來越頻繁,於是,形形色色的文化人便應運而生。他們分別以己之所長,在城市裏經營謀生,同時客觀上也為明代城市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這些人的出身一般有三種:一是破落士紳子弟,二是科場失意的士子,三是略通文墨的下層市民。他們靠撰寫戲文樂譜、演戲、説書、彈唱、演雜技、繪畫、教書、記帳、行醫、相面、算命、拆八字、看風水等等以為生計。 [9-12] 

永宣盛世影響

永宣盛世時期,對西南的四川西南部、貴州全境、廣西北部、雲南東部(雲南的西部置乃是歷史上的南詔國)、湖廣西部的土司制度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流並治、改土歸流改革,拓寬了國土的農耕面積。據《明史》七十七卷載:永樂初,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處、地僻處、輸糧艱難處、屯百名兵民者,委以百户;屯兵三百名者,委以千户;五百名以上者,委以指揮提督之”。墾荒屯田“永不起科”,這是破格地最大優惠地鼓勵在和平環境下,兵無戰事而轉向西南當地屯田墾荒。只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屯田、墾荒者,在政治上、經濟上均得到特級的照顧和優惠。於是出現了軍屯于田、民樂於業的欣欣向榮、安居樂業、繁榮昌盛的景象。這個時期,西南的發展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明代永樂、洪熙、宣德三朝,開創了33年的繁盛局面,是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盛世之一。永樂皇帝在位期間,鄭和下西洋遠播中華文明,大型叢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則空前系統地梳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洪熙、宣德皇帝採取休養生息的治國之策,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在這段明王朝的鼎盛時期,強大的國力、繁榮的經濟、復興的文化都透過遺存的文物閃耀出璀璨的光輝。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屬器等各門類工藝美術創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證着明代工商業發展帶來的巨大作用。 [19] 

永宣盛世評價

明史》對永宣盛世作出極高的評價。《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雲:“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史家盛讚仁、宣時期,“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明史卷八·仁宗本紀》)或“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間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明史卷九·宣宗本紀》)。而永樂時期,明朝的國力最強,“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明史卷七·成祖本紀》)。 [3]  [20] 
陳梧桐、彭勇編著的《明史十講》認為:明初的永宣盛世從總體上來説,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生產發展,國力強盛,堪與前代的文景之治、貞觀開元盛世相媲美。 [5]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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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王天有.明朝十六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前言頁
  • 3.    姜守鵬 林乾.中國歷史五大盛世:明永宣盛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10
  • 4.    王天有 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46-65
  • 5.    陳梧桐 彭勇.明史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16:27-44
  • 6.    姜守鵬 林乾.中國歷史五大盛世:明永宣盛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78-340
  • 7.    朱子彥.明代“仁宣之冶”述論.史學集刊,1985(03)
  • 8.    劍橋中國明代史 洪熙統治時期  .國學導航[引用日期2019-03-01]
  • 9.    陳寶良.明代社會風俗的歷史轉向.中州學刊, 2005(02)
  • 10.    戴衞東.略論明代社會保障政策實施中的弊端.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32(1)
  • 11.    陳寶良.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及其構成——兼論明代人的生活質量.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2(3)
  • 12.    黃建華 任麗青.明代的城市文化.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8(6)
  • 13.    金藝.明代永樂宣德青花瓷的藝術題材及其特色.大眾文藝,2015(24)
  • 14.    明永樂、宣德時期景德鎮御窯瓷器概述  .故宮博物院網.2016-08-04[引用日期2019-08-14]
  • 15.    故宮博物院將迎來85華誕 明永樂宣德文物特展開展  .人民網.2010-09-27[引用日期2019-11-09]
  • 16.    明太宗實錄 卷三十七  .中國社會科學網.2013-09-30[引用日期2020-04-21]
  • 17.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十二  .中國社會科學網.2013-09-09[引用日期2020-04-21]
  • 18.    陳武強.論永樂時期的明蒙貢市關係.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1)
  • 19.    “永宣盛世”裏那些藝術的風雅和傳説  .人民網.2017-05-05[引用日期2018-09-13]
  • 20.    明史 卷七 本紀第七  .國學導航[引用日期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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