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仁英

嚴仁英祖籍浙江寧波慈溪費市（今江北莊橋街道費市村），1913年出生於天津的西北城角嚴翰林衚衕內一個名門望族。她的祖父是被稱為“南開校父”的嚴修。這位清朝末年的翰林院編修在1906年創辦了當時被譽為天津衞三寶之一的南開。周恩來在南開中學讀書的時候，是嚴修非常欣賞的學生，正是他資助了周恩來出國留學。1929年嚴修病逝,《大公報》稱譽他為“舊世紀的一代完人”。

嚴仁英的父親是嚴家的長子，但是在她6歲時就辭世而去，所以祖父對她的教育格外嚴格。她的早期教育，是在祖父開辦的幼稚園和小學裏完成的。祖父倡導的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使嚴仁英受益終生。

1935年，嚴仁英以前三名的成績，從清華大學生物系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師從著名婦產科專家林巧稚教授。經過五年的學習，1940年嚴仁英獲得協和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並被留在婦產科作了一名住院醫師。然而作為林巧稚選定的接班人，年輕的嚴仁英也面臨着一個兩難的選擇。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協和醫院作為美國學校，也被日軍關閉。她的丈夫是她的大學同班同學王光超。協和關門後，嚴仁英便在王光超的私人診所裏幫忙。

1945年當林巧稚轉到北大醫院工作時，一心想成為臨牀大夫的嚴仁英也跟隨過去。1948年，35歲的嚴仁英被醫院派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進修。1949年11月，嚴仁英回到祖國。同月21日，北京市下令封閉北京的224家妓院，收容妓女1286人。剛剛回國的嚴仁英，就參加了為妓女檢查身體的工作。

1964年的時候，農村連最基本的預防注射都沒有，在毛主席“醫藥衞生工作重點應該面向農村”的指示下，嚴仁英奔赴北京遠郊密雲縣，一邊辦學習班，一邊治療婦科病。她幾乎跑遍了密雲水庫的庫南庫北。只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切活動不得不終止。

“文化大革命”中，由於丈夫王光超特殊的身份，她也不可避免地捲入了這場政治風暴。王光超是王光美和王光英的哥哥，這樣的社會關係使得她沒法再到農村進行調查，於是她又開始默默地關注非法人工流產給婦女帶來的痛苦。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9年經過民主選舉嚴仁英全票當選北大醫院的院長。但是她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決定從臨牀改行做大家普遍認為最沒有前途的保健。而且她不僅自己改行，還專門在醫院成立了婦兒保健中心，開始在北京的農村進行孕產婦死亡原因的調查。

1983年“歐洲中國圍產檢測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美科學家討論了中國北方地區神經管畸形的高發問題，嚴仁英教授與美國奧克萊博士（Oakley博士）探討了合作項目的可能性，以此標誌着中美兩國關於神經管畸形的研究正式開始。

嚴仁英和老伴王光超被稱為“杏林雙彥”，但是2003年王光超不幸辭世，享年91歲，這對嚴仁英來説是個不小的打擊。王光超以前是北大醫院的皮膚科專家，但甘居二線照顧家庭，嚴仁英每次下鄉、出國，都把三個孩子丟給王光超，同事們就曾看到王光超自己帶着孩子在商店買棉衣。 ^{[2]  [6-8]} 

嚴仁英，1913年出生在天津的一個大家族，祖父嚴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做過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曾與張伯苓一道，共同創辦南開系列學校，被譽為“南開校父”。因為排行老四，家人都親切地叫嚴仁英“四妹”。

從小在深宅大院中長大的嚴仁英，12歲前都沒出過家門，據她自己説，“所以老有點野性大發，老想往外跑”。

南開女中的五年時光，嚴仁英成了個十足的愛玩會玩的快樂女生。那時的她，個子高高，活潑好動，當仁不讓地成為校籃球隊和排球隊的核心成員。

話劇一直是南開學校經久不衰的傳統。當年，周恩來、曹禺都曾是南開話劇團的風雲人物。嚴仁英也躍躍欲試，她聯合同班同學鄧婉娥、陶葆聖，將東北地區愛國將領郭松齡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自編自演，為話劇起名《反正》，主角郭松齡將軍自然由身材高大的嚴仁英扮演。

雖然是第一次出演，嚴仁英卻鎮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別是她説出“我郭松齡正式宣佈起兵！”那一句鏗鏘有力的道白後，台下掌聲雷動。儘管這個女孩十足愛玩甚至略帶淘氣，可她的學習成績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

1918年，嚴仁英的父親病逝異鄉，祖父嚴修悲傷之餘，對年幼失怙的嚴仁英兄妹傾注了全部的愛，祖父對教育的重視以及方法的科學，讓他們獲益匪淺。

嚴仁英兄妹也格外爭氣，努力學習、侍奉長輩，從小就自強自立。初三時，長年受腫瘤困擾的祖父嚴修也因病而去，嚴仁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嚴家沒出過醫生，每每碰到病痛，全家幾乎是束手無策，“特別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結核，不得不退學在家養病，為了照顧三哥，我的母親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當醫生的願望，而我想當醫生的最初願望，就是能夠給家裏人看病。”

1932年，嚴仁英順利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同時選修北平協和醫學院預科必修課程，正式開啓了治病救人的人生路。 ^[2] 

1935年，嚴仁英如願以償地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並以前三名的優異成績獲得協和醫學院獎學金。

北平協和醫學院素來以高標準培養的“少而精”而著稱，因而協和的學生要求非常嚴格，學習異常緊張。林巧稚回憶當年學習時説：“一開學，幾乎就與世隔絕了，一頭鑽到學習裏。”而稍後於嚴仁英畢業的吳階平則對老協和“沒有商量餘地”的“淘汰制”久久難忘。

憑着在南開、清華養成的良好習慣，嚴仁英依然是活潑輕鬆、樂於助人。也正是在協和的日子裏，嚴仁英認識了同班同學王光超，兩位充滿朝氣的年輕人，在這裏奠定了此後的一生情緣。

協和醫學院要求每位學生都要去各科輪流實習，為此，嚴仁英來到了協和醫院產科，在這裏，她第一次認識了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林巧稚教授。林巧稚是1929年畢業的北平協和醫學院第六屆畢業生，也是協和醫院第一個中國籍的婦產科主任，她曾親手為5萬多個嬰兒接生，被稱為“萬嬰之母”。

而在初來乍到的嚴仁英看來，林巧稚這位大夫頗有點“神”。

嚴仁英回憶：“我那會兒做實習大夫的時候就奇怪，怎麼產婦在那兒哼哼唧唧地鬧，林大夫一來了就沒聲音了。她就坐到產婦的旁邊，拿手摸摸她的肚子，聽聽胎心，摸一摸子宮收縮，完了跟她説，你現在是怎樣的，還有為什麼現在肚子疼啊，是孩子要出來了，得給他騰道，出來的路得騰好了，孩子就好出來了。產婦牽着林大夫的手，她就安靜了，她就也不嚷嚷了。所以在我印象裏，我覺得林大夫真是一個好大夫，她對於門診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麼認真負責，非常耐心，除了給她治病，還給她解決心病。”

在恩師林巧稚的指導下，嚴仁英選擇了婦產科專業，留在協和任住院醫生。她很喜歡這個專業，因為在這位年輕實習醫生心目中，產科是“一個人進院，兩個人出院的甜蜜事業”，“一個人來，兩個人走，母親和孩子走的時候都高高興興的，這令我心情舒暢。”

工作了一年多，正當嚴仁英躊躇是否要像林巧稚那樣，不結婚，一步步從住院醫生晉升到住院總醫師、講師、副教授、教授時（老協和認為女性結婚就是事業的終結，最多隻能去門診），珍珠港事件爆發，協和醫院被迫關門。

協和關閉後，林巧稚謝絕了同事動員她去美國的邀請，在北京東堂子衚衕開起了“林巧稚診療所”。而在林巧稚的安排下，嚴仁英則來到了楊崇瑞博士創辦的國立第一助產學校附屬產院，並由此接觸到了另一位為中國婦幼衞生事業作出貢獻的著名婦產科專家——楊崇瑞。

在楊崇瑞的節育指導所裏，嚴仁英看到了令她終生難忘的一幕：醫生們幾乎是在用“求”的口氣，“求”患者們一定要採取避孕措施，告訴她們為什麼要避孕，怎麼採取措施。

嚴仁英震驚了。這幾乎是“死乞白賴”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診室裏等病人求上門來，是多麼的不同啊！就在楊崇瑞身邊，嚴仁英開始體會到“預防”和“保健”的重大意義。 ^{[7]  [9]} 

1942年7月，嚴仁英辭去國立第一助產學校的工作與王光超結婚，成為“王光超大夫診所”的一名醫生。但她很快便發現，丈夫的這個診所有點“神秘”。這個坐落在西單舊刑部街上的小診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黨的秘密聯絡點，肩負着秘密為抗日根據地運送藥品和物資的艱鉅任務。

診所是城內物資通往平西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渠道。嚴仁英勇敢地配合着丈夫的“神秘”舉動，“這樣的秘密行動持續了兩年時間，給根據地送藥，我們從來沒怕過。”

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廢待興。由於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學醫學院教學陷入停頓之中，嚴仁英被請到北平大學醫學院講授婦產學。

當年的學生胡亞美回憶：“當時，我們婦產科課程是由林巧稚老師講授的。林老師當然是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話不太流暢，講課時常用英文夾雜閩南語，學生聽起來有些困難，也妨礙了對課程內容的領會。我們的大班長在得到林老師的同意後，請來了她的得意門生嚴仁英老師為我們講授婦產科的課程。嚴老師講課條理清楚，與臨牀緊密結合，很受我們歡迎。”

1946年，北大覆校，北平大學醫學院併入北大。北大醫院重新開業，立即請來了原來協和醫學院的各科班底，如內科的吳朝仁、王叔鹹，外科的關頌韜、王大同，兒科諸福棠，眼科畢華德，耳科張慶松，皮膚科胡傳揆等，嚴仁英的恩師、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林巧稚自然也在其列。

當時，由於這些教授大多身兼數職，他們就把原來在協和的學生找來做住院總醫師，這其中有內科的鄧慶增、外科的吳階平、兒科的趙錫祉等，而林巧稚的不二人選，自然是嚴仁英。

就這樣，嚴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邊。

1948年秋，在多方爭取和林巧稚的幫助下，嚴仁英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部進修。想起為了事業終生未嫁的恩師林巧稚和楊崇瑞，嚴仁英格外珍惜這次學習機會。正當嚴仁英夫婦在美國努力學習時，大洋彼岸傳來了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消息。一年之後，歸心似箭的嚴仁英夫婦與許多有志青年一道，衝破美國方面的勸誘和阻撓，毅然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嚴仁英夫婦從舊金山登上開往香港的客輪，同船的有老同學梁思懿夫婦、其弟梁思禮，以及範少泉、劉傳琰等一批朝氣蓬勃、心繫祖國的年輕留學生。

在美國學過無線電又做過電台主持人的梁思禮隨身帶了一個惠普收音機，頓時成為這批渴望得知祖國消息的年輕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機傳來了10月1日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消息。嚴仁英等人無比興奮，便在甲板上展開了慶祝活動：“按照新的國旗是紅色，並有一顆黃色大五角星和四顆黃色小五角星的解説。我找來一塊白布，用紅墨水染成紅色，用黃紙剪了五顆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個小星。就這樣，我們唱歌（《解放區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盡情歡慶。後來回到北京時才發現國旗做得不對，可惜下船時沒有把它留下來做紀念。”

按照嚴仁英自己的説法，歸國之後，她幹了一連串“不務正業”的事。首先就是為妓女檢查身體。

1949年11月21日夜，時任北京市長的聶榮臻一聲令下，封閉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娼妓在新中國正式成為歷史。作為婦產科專家，嚴仁英跟隨醫療隊在教養院對妓女們進行了長達四個月的治療。嚴仁英將她們看作自己的姐妹，不歧視、不嫌棄，以高尚的醫德醫風，感化着教養員的學員，自身也上了一堂深刻的“階級教育課”。

緊接着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嚴仁英跟隨李德全帶領的慰問團前往朝鮮慰問志願軍。這期間，他們發現了美軍空投生化武器的惡劣行徑。於是，1952年3月和7月，嚴仁英兩度赴朝，先後陪同國內團體以及英、法、意等七國調查團，調查美國發動細菌戰的情況。

在炮火紛飛的朝鮮戰場，嚴仁英等人冒着美軍飛機轟炸的危險，奔赴前沿陣地，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收集了大量的罪證材料。在此後的四年多時間裏，嚴仁英多次參加有關美國細菌戰罪行的展覽工作，在1953年德國柏林的展覽上，她用流利的英語和翔實的資料向參觀者講述美軍罪行，這些材料後來被編成中、英、法、俄四種文字出版。

1953年，嚴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參加第三屆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大會。從此，“情況的發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種外事活動接踵而來。

1958年，作為五名觀察員之一，嚴仁英代表中國參加在科倫坡召開的亞非婦女會議；1961年，參加以許廣平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訪日；1964年，參加以蔣南翔為團長的中阿友好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1979年，參加以黃甘英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訪美，並在此後多次出訪美國；1988年，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英國等。

儘管佔用了許多業務和家庭時間，嚴仁英對自己這些“不務正業”的工作無怨無悔，她一切聽從組織安排，每次出訪，都自願承擔起照顧整個團隊的後勤工作，並將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嚴仁英氣質高雅、英文流暢，常常被當作中國婦女的“形象大使”。對此，她心中充滿了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豪情，“我個子高、英文好、身體棒，又不裹小腳。走出去人家一看我這個‘板兒’，整個一活生生的新中國婦女的好樣板兒！人家就會覺得中國婦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8] 

歸國之後，嚴仁英曾短暫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北京第一助產學校校長，旋即回到北大醫院做婦產科主任。雖然從事的是“一個人進院，兩個人出院的甜蜜事業”，但嚴仁英很早就體會到了這份事業中的艱辛和苦澀：

“記得1946年我剛到北大醫院工作的時候，醫院產科收治的病人要麼瀕危，要麼孩子已死，這種情況在當時很普遍。那時接收的產婦難產發生率特別高。我曾見過一位難產的農村婦女，由家人用一扇門板抬到醫院時，孩子的一隻手已經出來了。在那種情況下，醫生所能起的作用實際上已經很小了。”

面對這些慘狀，嚴仁英開始反思臨牀醫學的侷限。20世紀50年代，在參加北京市婦女健康普查工作時，她意識到，在未感覺患病時早期發現婦科腫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許多到門診就醫的晚期宮頸癌的患者，則大多回天乏術。

嚴仁英開始悟出一個道理，醫療只能救治一個人，而預防則可以造福一大羣。

真正使嚴仁英下定決心從臨牀轉行到保健的，還是受老前輩楊崇瑞的感召。在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工作時，嚴仁英就敬佩楊崇瑞改造舊接生婆、培養助產人員，使全國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創舉。 ^[11] 

新中國成立後，楊崇瑞聽從嚴仁英的勸説歸國，任衞生部婦幼衞生局局長，與她同為全國政協委員。兩人接觸多了，楊崇瑞“犧牲精神，造福人羣”的育人目標和個人行為準則，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着楊崇瑞的足跡，嚴仁英走上了婦女保健之路。

有一次，政協討論關於人工流產合法化的問題，嚴仁英和楊崇瑞都表示反對，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則人們更不重視避孕了。後來他們卻瞭解到，由於得不到人工流產術的合法幫助，有些婦女遭受着非法的折磨。許多像“段三針”等土辦法，未能成功流產反而會導致孕婦尿瘻等殘疾，甚至送命。

嚴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脱離羣眾的單純技術觀點，提出了要“一隻腳踏進羣眾中去”的思想，正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引下，她開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

2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要“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嚴仁英帶領各科專家奔赴北京遠郊密雲縣，一邊辦“半農半醫”學習班，一邊治療一些婦女病，幾乎跑遍了整個密雲水庫。她深切體會到了農村缺醫少藥以及農村婦女健康條件的惡劣。

可惜的是，隨着“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這個有意義的活動中斷了。

嚴仁英夫婦沒能逃過“文革”的衝擊，頂着莫須有的“帽子”，嚴仁英被貶為衞生員。然而無論是抬擔架還是掃廁所，嚴仁英都依然寬容真誠地看待他人，一絲不苟地對待工作。

“文革”結束，終於迎來了嶄新生活，為了使人工流產帶來更少傷害，她開始提出“非手術終止妊娠”的設想，並帶頭在醫院設立計劃生育研究室，着手藥物流產研究。

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闖，為了對抗孕激素和促進子宮收縮，“聽説新疆山上有一種叫雪蓮的植物，那個植物使它周圍地方的雪都化了，他們説它是‘熱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來試試看。於是我們就弄點兒雪蓮，用實驗室的小耗子來做試驗看看。”後來，嚴仁英等人研究出實用前列腺素和中藥穿心蓮等草藥終止妊娠的方法，接着又研究開發新藥，終於闖出一條抗早孕非手術終止妊娠的路子。

如今，這項研究已經用於臨牀，給廣大婦女帶來福音。

1979年，嚴仁英跟隨以黃甘英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訪美，其間，她接觸到了國外日漸興起的圍產醫學。想起自己從事婦產科幾十年臨牀工作的侷限和教訓，想起恩師林巧稚、楊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啓發的嚴仁英決心將“圍產保健”引入中國。

回國後，嚴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建北醫一院婦產科“優生保健組”，開始研究圍產醫學。

以往的孕婦產前初診要到妊娠7個月才開始，嚴仁英認為產前檢查應從妊娠初期開始，堅持定期檢查，才能做到早檢查、早確診、早保健，確保母子安全。於是，她又帶領優生保健組成立了早孕門診，繼而組織孕婦學校，每天為近千名孕婦提供服務，對孕婦的生理、心理問題進行全面的指導，許多孕婦帶着丈夫、婆婆一家人來聽課。

現在，早孕門診、孕婦學校、圍產保健早已為人熟知，這正是嚴仁英為我國少生、優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貢獻。

要做優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調研。嚴仁英選擇了當時經濟欠發達、圍產兒死亡率高的京郊順義農村為試點，開始對1981年—1982年的孕產婦及圍產兒死亡率進行監測觀察，並推廣圍產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沒有經費？嚴仁英拿出自己的“顧問費”墊上；沒有病人？嚴仁英帶領大家挨家挨户“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嚴仁英義務給順義村、鄉兩級醫務人員進行培訓，提高他們識別高危因素，處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搶救新生兒的能力。

3年多時間，她們走遍了順義7個鄉，調查研究的嬰兒達到2000多個，終於使圍產兒死亡率由27‰降至17.6‰。嚴仁英的“圍產保健高危管理”試點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衞生組織和衞生部的好評，世衞組織連續資助中國舉辦3期全國圍產保健高危管理學習班，將圍產保健高危管理的技術推廣至全國，並出版《圍產保健高危管理》一書。

自此，嚴仁英扛起中國圍產保健的大旗，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後，嚴仁英與她的團隊在全國農村陸續開展“造成孕產婦死亡的社會因素”調查、開展孕婦心理尤其是產後抑鬱症的研究，將圍產保健從醫學擴展到社會學、心理學領域；與美國疾病控制中心聯合開展對“神經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將女性增補葉酸預防神經管畸形上升為國家行為，使我國神經管畸形兒發生率在原有基礎上下降了50%。

此外，嚴仁英還建立了中華圍產醫學會，創辦《中華圍產醫學雜誌》，建成北醫婦兒中心大樓，在全國農村推廣圍產保健“三級管理網”。隨着醫學模式的轉變，圍產保健、生殖保健擴展到各個年齡段和多學科領域。 ^{[6]  [12]} 

80年代初，嚴仁英教授和一批婦產科專家，在北京順義農村進行了圍產保健高危因素的調查研究，發現神經管畸形發生率高達4.7‰，是造成圍產期死亡率第一位的死因。嚴仁英教授向前衞生部彙報，並提出開展國際合作，進行科技攻關。幾經波折和努力，在中美兩國政府的支持下，中美預防神經管畸形合作項目於1990年啓動。項目由美方提供資金和技術，中方提供現場和管理，由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和北京大學醫學院（前北京醫科大學）執行，嚴仁英教授出任北京醫科大學項目領導小組主任 ^[14]  。經過中美科學家和中國四省30餘個縣（市）超過12000名基層衞生人員的共同努力，追蹤觀察25萬新婚婦女極其妊娠結局，結果證實，如果婦女在妊娠前後每日單純服用0.4mg葉酸增補劑（斯利安片），在神經管畸形高發區有85%預防率，在神經管畸形低發區有41%的預防率。“婦女增補葉酸預防神經管畸形”的科技成果，使用簡單、廉價、方便，是預防人類非常嚴重、發生率較高的出生缺陷的有效措施。如今世界上已有50多個國家據此科研成果，調整和制定了公共衞生政策。我國政府已實施免費為育齡婦女發放葉酸增補劑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黨員、九三學社社員、我國著名婦產科、婦女保健學專家、原中華醫學會婦產科學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圍產醫學分會主任委員、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衞生部婦幼衞生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婦幼保健中心名譽主任、中華圍產醫學雜誌創始人、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名譽院長、終身教授、原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婦產科主任、北京大學婦兒保健中心主任、世界衞生組織婦兒保健研究培訓合作中心主任，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三、五、六、七、八屆代表、九三學社中央第六、七、八屆中央常務委員、“中國圍產保健之母”嚴仁英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17年4月16日13時2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4歲。 ^[3] 

主編了《婦產科學辭典》《圍產醫學基礎》《婦女衞生保健學》《實用優生學》和《實用優生手冊》等著作。 ^[2] 

由於在婦幼保健工作方面的傑出貢獻，嚴仁英被譽為“中國的圍產保健之母”。

1988年，獲中國福利會婦幼保健樟樹獎。

1993年，獲首屆中國人口獎。

1998年，獲中國內滕國際育兒獎。

1998年，衞生部婦幼司為表彰嚴仁英為婦幼衞生事業作出的傑出貢獻，特鑄嚴仁英銅像。 ^[6] 

2000年，被評為全國優秀兒童工作者。

2008年5月4日，北京大學建校110週年。北京大學向十位在北大執教的院士、教授頒發北大最高獎項——“蔡元培獎”，嚴仁英榮獲“蔡元培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