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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崇瑞
鎖定
楊崇瑞人物生平
楊崇瑞出身於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她天資聰慧，受家庭的薰陶，勤奮好學，4歲開始讀書認字。哥哥長她6歲，在洋學堂讀書，比較開化，對她影響很大。她8歲時對家長提出要求：上學、放足（她放足時間比清政府於1902年頒佈禁止纏足早3年），解除6歲時家庭包辦的婚約，得到父親支持，滿足她的全部要求。她先在通縣富育小學讀書，13歲到北京貝滿書院(今北京市貝滿中學前身)讀書，15歲小學畢業，當年升入中學。19歲中學畢業後，考入協和大學理化科(即醫學預科)，1912年畢業獲理科學士學位，同年考入協和醫學院，5年苦讀，於1917年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畢業後，楊崇瑞博士選擇了條件最為艱苦的山東德州博氏醫院，做的是普通科。1920年底，楊崇瑞到天津南關下頭婦嬰院工作。婦嬰醫療工作的實踐使楊崇瑞感到，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要完成好服務，必須進一步學習，提高醫療水平。所以楊崇瑞博士在1921年末又回到北京，入協和醫學院進修。進修後，在婦產科做了六個月的實習研究，被聘為婦產科專任工程師。在這之後三年多的時間裏，她都在協和醫院婦產科工作。楊崇瑞博士除每天全身心投入工作外，每星期還騰出半天工夫在燈市口一家診療所做有關孕婦產前檢查及治療工作。以後又多擠出半天時間，到齊化門外的孕產婦專科做產前門診及一般的醫療工作，少休息甚至不休息。
燈市口和齊化門的兩處門診所，是一位叫蘭安生的英國博士開設的。蘭安生博士每天除接待門診，更多的是進行公共衞生的宣傳。但是言者諄諄，從者藐藐，沒有引起國人的重視和注意。直到1923年，協和校園裏天花流行，蘭博士的公共衞生宣傳才開始被人注意。有兩件事也給蘭博士的宣傳做了有力的佐證，一件是齊化門外一個產婦臨產數日，因為子宮破裂，抬到醫院已成不治；另一件是1924年，一個三河縣鄉民寫信給協和醫院外科説：“你們外科治得好，如使生產安全，孩子不死，該吃什麼藥？”外科方面認為這是屬於公共衞生科的工作，便把信轉給蘭安生。蘭安生覺得這與婦產科有關，便與婦產科商量，組織了—個調查團，深入冀東三河縣和遵化縣農村調查研究嬰兒“四六風”，楊崇瑞自告奮勇報名參加。這次調查使她感到觸目驚心，面對舊中國婦幼死亡率較高的嚴酷現實和疾病流行、環境低劣、婦幼衞生條件極差三大問題，楊崇瑞心情沉重，感到公共衞生事業是關係中華民族興衰的重大問題，改變社會衞生狀況特別是搞好婦幼衞生事業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她下定決心，要做這項事業的開拓者。
1925年6月，楊崇瑞獲得赴美國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進修的獎學金，這次進修專門研究一年婦產科。學校在9月初開學，蘭安生找楊崇瑞商量，在開學前先到加拿大參觀考察公共衞生和婦產科。她非常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利用開學前兩個月時間到加拿大考察公共衞生和婦產科情況。1926年8月，楊崇瑞在霍布金斯大學畢業，被國際婦產科專家權威威廉教授視為她最好的兩名學生之一，且又獲獎學金。她便利用半年時間參觀美國東北部及英國、德國、法國、丹麥、奧地利等國家的公共衞生和助產教育。通過參觀和考察，使她的事業出現了—個新的重大的轉折點。從此，她選擇了一條比醫療機關更能夠有效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徑，就是發展公共衞生事業。
楊崇瑞1927年回國後，辭去了待遇豐厚的婦產科工程師工作，轉而做公共衞生科講師兼第一衞生事務所保健科主任。在這期間，針對當時社會現實，結合她學習和考察的實踐，撰寫了《我國助產教育》的論文，於1928年春在中華醫學院舉行的第七次年會上宣讀了這篇論文。該文詳細闡述了助產教育的重要性，對建立助產學校的設施、課程設置以及實習等進行了詳加論證：在課目方面分二年班、六個月和兩個月速成班。二年班側重提高質量；六個月及兩個月的速成班，旨在普及，着重數量。關於實習方法，特別強調助產學校應有自己的產院，方便學生實習。這篇論文引起了與會人員的贊同，並在《中華醫學》雜誌發表，受到醫學界的重視和讚賞。這是她首次把國民健康的希望放到了公共衞生事業的發展上。
楊崇瑞博士十分關心婦嬰的安危。在協和醫院婦產科和第一衞生事務所遇到大量的嬰兒“四六風”和婦女的產褥熱病例使她憂心忡忡，這兩種病直接導致中國人口高死亡率。消滅“四六風”和產褥熱，首要的問題是實行和推廣新法接生。中國社會幾千年的農村舊式產婆接生，不知使多少嬰兒夭折，不知有多少婦女因產褥熱而喪失生命。當時的社會，由於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科學技術又極端落後，婦女視生孩子為畏途，臨產時往往求助於土法接生的接生婆。在人們的心中，婦女生產是一項見不得人的秘密行動，把產婦胎兒的生死付諸天命。在這樣愚昧無知的社會背景下，楊崇瑞博士深知我國的婦幼衞生事業的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有一個廢舊立新的艱苦過程。從當時的社會現實出發，她沒有提倡廢除舊式產婆，而是採取教育“轉化”方式，即一方面認真培養新的助產士，另一方面開辦訓練班，幫助舊式產婆掌握清潔消毒、科學接生等知識。採取這樣雙管齊下的方法，來自舊式產婆的阻力減小了，新式助產士也比較順利地為廣大羣眾所接受。婦女的生育健康有了保障，嬰兒因舊式接生患破傷風的狀況也逐漸得到了控制。
1928年，楊崇瑞在北平開辦了我國第一個接生婆講習所，招收了30名平均年齡54歲的婦女，全部為文盲。教學內容完全從實際出發，重點是正常產的消毒、臍帶的正確處理和如何識別分娩過程中的危險。此後，講習所對360個接生婆進行了嚴格培訓。
1928年9月，成立了北平產科教育籌備委員會，任命李德全、鄭河先、宋友竹、楊崇瑞、周瑞麟、王慧、方石珊、祝慎之為委員。這個委員會經呈請中華民國衞生部和教育部批准，於1929年2月，成立了中央助產教育委員會，由醫學教育家顏福慶任會長，楊崇瑞是9名委員之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北平先籌設一所國立助產學校。
1929年1月23日，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及附屬產院在北平正式成立，校址設在燈市口大街，後遷移到交道口南大街麒麟碑衚衕八王王妃宅，由楊崇瑞博士擔任校長。學校除招收高中畢業生，學制兩年(後改為三年)的本科班外，還附設助產訓練班，招收高中畢業生，訓練六個月，以應當時開展婦幼衞生工作的急切需要。為提高教學質量，楊崇瑞親自到協和醫院和燕京大學及北大醫學院等處聘請謝少文、潘光旦、林巧稚等專家教授來兼職給學生講課。由於學校教學質量高，在當時享有很高的社會聲譽，被稱為“北平八大學府之一”。
她經常教育學生：“在你們的手中，握着兩條生命——母親和孩子。你們是守衞新世界的人，新的生命會在你們手中誕生，但也會在你們手中死亡。因此，你們的事業是崇高而偉大的，絕不可有任何疏忽。”這些充滿人類之愛的諄諄教導，就像甘甜的雨露，點點滴滴滲透到學生們的心田。她要求助產學校的學生既要有高超的醫術，更要有高尚的醫德，必須掌握完整而紮實的基本功。從對夫妻雙方的生育教育到產前檢查、建立卡片，到追蹤隨訪、接生餵養，都必須做到一絲不苟，嚴格遵守程序和制度，還要求所有到產院實習的學生，必須按時認真地寫實習報告。如果發現學生不按時完成，不認真對待，她會嚴厲責備，並令其重寫。她白天給學生們上課，夜晚還不顧一天的疲勞，親自到附屬產院檢查夜班，如果有誰擅離職守，她將作為事故典型，警告全院。她嚴謹治學、治院的工作作風，給學生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楊崇瑞所創辦的國立第一助產學校成為當時的旗幟和楷模，在其帶動下，陝西、青海、甘肅、貴州、四川、河南、浙江、山東、武昌、南昌、海南島及河北清河、定縣等省、市、縣也先後創辦了助產學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央各省、市立案的助產學校已有54所，其中十幾所學校有附屬產院。此外，還有私立助產學校14所，未立案的助產學校多所，在西北地區還創辦了12個鄉村衞生隊。楊崇瑞的學生遍及全國，大多是領導或業務骨幹，以“犧牲精神，造福人羣”為宗旨在各助產學校勤勉工作，推動了全國婦幼衞生和助產教育工作的開展。
為辦好國立第一助產學校，楊崇瑞博士以她在婦幼保健事業中的卓越成就和名望，申請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給予去英國進修助產獎學金七個名額，派章斐成、史宏耀、曾憲璋等7人去英國學習。還派護士林斯馨、管葆禎、陳怡迪去英國學習助產教育及進修助產專業知識，回國後分別任國立第一助產學校附屬產院病房負責人、江西省立助產學校教務主任、南京中央助產學校教務主任等職務。
國立第一助產學校的大教室曾放着一架寶貴的女性骨骼標本。因為當時女性骨骼標本是花錢也買不到的。這架標本是楊崇瑞博士的一位外國朋友，因敬佩她無私創業的精神，立下遺囑説逝世後把自己的骨骼送給她作為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學習用的標本。
楊崇瑞博士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1934年南京中央衞生實驗處成立後，她擔任了該處婦嬰衞生組主任，任務是推廣已見成效的方法，首先在南京成立了助產學校，其後在各省市相繼創辦婦幼保健院。
1937年初，楊崇瑞博士受聘為國際聯盟婦嬰衞生組專家，奉派考察歐亞兩洲各國婦嬰衞生狀況及助產教育。先後到印度、馬來西亞、安南（現越南）、菲律賓、意大利、瑞士、英國、愛爾蘭、法蘭西、丹麥、奧地利、荷蘭、挪威、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國。“七•七”事變使當時在國外的楊崇瑞焦灼萬分，急奔回國參加抗戰工作。1937年11月，楊崇瑞到達漢口，參加了紅十字會醫療隊，組織建立傷員醫院。後戰事急轉直下，沿海各地轉移後方的人日漸增多，教育部制定了在貴陽設立醫學院的計劃，楊崇瑞博士隨即被教育部聘為籌備委員之一，赴貴陽籌備貴陽醫學院。貴陽醫學院建成開學後，她在該學院教婦產科。抗日戰爭初期，楊崇瑞還創辦了國立助產學校武漢分校（後遷往四川樂山）。
1938年5月20日，宋美齡在廬山召開婦女談話會，商討如何開展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邀請全國婦女運動的領導人以及各界婦女著名人士參加。這是一個全國婦女抗日救亡統一戰線的會議，以鄧穎超同志為團長的陝甘寧邊區婦女聯合會參加了談話會。楊崇瑞作為全國著名的婦幼衞生保健醫師應邀參加。參加談話會的還有李德全、沈茲九、史良、吳貽芳、鄧裕志、俞慶棠、劉清揚、高君珊、張素我、熊芷、雷潔瓊等。
1938年8月，楊崇瑞博士回到衞生署工作。在重慶，她一方面幫助籌劃兒童保育院醫藥方面事宜，一方面幫助開闢從新橋到青木一段公路衞生所，先後又為成都籌組保嬰事務所3所。1939年底，楊崇瑞患傷寒，病後許久不能恢復。1941年6月，楊崇瑞赴美，一方面為考察婦嬰衞生，一方面也為檢查疾病。在美國，她再入婦產科進修，後因珍珠港事件，歸國日期延遲，1942年10月才回國。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1月，楊崇瑞博士被派回京滬平津等市恢復婦嬰衞生工作，並接管和恢復國立第一助產學校。這其間，協助上海市衞生局開辦一處婦嬰保健院。
1947年11月，楊崇瑞再赴加拿大、美國考察婦嬰衞生與人口關係課題，原擬次年由美國再赴歐洲一行，後因被衞生部推薦，選為立法委員，於1948年6月回國。當時規定，立法委員不得兼職，所以辭去了中央衞生實驗處婦嬰衞生組主任及國立第一助產學校校長職務。1948年10月，她又被聯合國國際衞生組織聘為國際婦嬰衞生專家，1949年1月，赴日內瓦開會，會畢幫助該會整理婦嬰衞生工作隊的標準和設備事宜。隨後獲得了考察歐洲助產教育和婦嬰衞生獎學金，到瑞士、捷克、芬蘭、瑞典、丹麥、英國和法國進行了三個月的參觀考察，又回到日內瓦。雖一心想回到祖國，但對當時政局極不明瞭，在歐洲又找不到能看的報紙，所以對於祖國的消息知之甚微。於是決定暫先回美國，認為美國消息靈通些，也有中國報紙看。但這並沒有使楊崇瑞瞭解到祖國的最新消息，僅從來往的國人和朋友的來信中，知道了新中國已經成立，也知道了政府歡迎一切技術人員返國參加建設事業。在焦灼的等待中，接到了母親轉達的周總理希望她回國的口信，她欣喜若狂。應衞生部李德全部長之邀，楊崇瑞毅然辭去待遇豐厚的國際衞生組織的高級職務，經多方努力終於在新中國成立一個月後回到北京，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並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衞生部婦幼衞生局第一任局長。上班後第一件事就是與當時婦幼衞生局的同志同心協力，着手解決當時最常見的婦女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高的問題。她從改造舊產婆着手，經過短期訓練，使她們有了初步的消毒觀念，從而大大降低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的發病率。推廣一件新事物是非常困難的，首先要教育幹部，使她們認識到改造舊產婆的重要性和艱鉅性。楊崇瑞博士苦口婆心到處奔走呼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2年，她主持制定了全國性的婦幼衞生工作計劃，組織舉辦了全國婦幼衞生行政幹部訓練班、保育幹部培育班，建立婦幼衞生保健院、兒童衞生研究所等機構，在全國建立起一套婦幼衞生保健網，使推行婦幼衞生工作有了組織保證。政府按照婦嬰工作計劃，設立了兩個小型的產科醫院，並以這兩個醫院為中心，按地區設立了13箇中心站與34個分站，各由一個醫師或助產士(其中不少是第一助產學校畢業生)負責組織培訓接生婆與助產士，並協助與督導接生工作，宣傳並推行產前檢查與產後護理。1949—1953年間，共訓練接生員269000多人，婦幼衞生員9000多人，使新法接生比較迅速地普及，產婦的死亡率從1949年的7‰減到1954年的0.5‰，嬰兒死亡率從1949年的117‰降到1954年的46‰，以後繼續降低，到1966年已降到20‰左右。
1957年，馬寅初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了“新人口論”的書面發言，主張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並於同年7月5日刊載於《人民日報》。她見到文章後非常興奮，表示贊同馬老的論點。她在南京視察期間，曾與康有為之女康同璧女士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報刊上，提倡節制生育，反對人工流產。她大半生為之奮鬥的節制生育工作，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反右時批判她實行“三馬主義”，即“販賣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擁護鼓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反對馬列主義的生育觀”。反右鬥爭的擴大化，殃及到楊崇瑞博士，由於她是著名民主人士，對她當時的政策是“劃而不鬥”。但在婦幼司範圍內，以民主生活會的形式被批判了一次。她被錯劃為右派後，便離開了婦幼司的領導崗位，被安排在中華醫學會婦產科雜誌做一名普通編輯。但她仍然情緒安然。
周總理很瞭解那些愛國、富有事業心的知識分子，在請楊崇瑞等知名人士吃飯時説：運動嘛，不要氣餒，該提的意見還是要提，要把六十年的經驗寫出來留給後人。總理的鼓勵和安慰温暖着她的心。
楊崇瑞主要事蹟
在她的大力推動下，1928年9月，北平市（今北京市）成立了產科教育籌備委員會，負責全市產科醫師和助產士管理、接生婆培訓等事務，楊崇瑞任委員。1929年1月，中央助產教育委員會成立，楊崇瑞任委員。隨後，國民政府衞生部和教育部正式批准她創辦示範性的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任職期間，楊崇瑞為學校建設費盡心力，籌措資金，聘請朱章庚、林巧稚、潘光旦等知名教授任教， 並對畢業生提出了有獨立管理助產學校及產院的工作能力和會騎馬、騎自行車以方便下鄉、到山區工作等嚴格的要求。由於第一助產學校教學質量高， 在社會上有很高的聲譽。十年間她從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教職員中派往各省助產學校任校長、附屬產院院長或教導主任的有20多人，為我國各地培養了第一批婦幼衞生工作者和新法接生人員。據統計， 僅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從1929年到1939年就畢業各種學生255人， 大多派往各省市公立衞生機關及邊遠地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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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楊崇瑞同時在南京中央助產學校兼職，她為全國各省市選派助產教育人才， 對各省市的助產教育工作進行指導， 協助各省市公立和私立助產學校提高教學質量。為中國婦嬰衞生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楊崇瑞， 受到了世界同行的尊敬。1937年初， 她受聘為國際聯盟婦嬰衞生專家， 對歐亞各國的婦嬰衞生狀況及助產教育進行考察。11月， 回國參加抗日戰爭， 參加紅十字醫療隊， 組織傷兵醫院， 從事婦嬰保健工作， 編寫了《婦幼衞生綱要》《婦嬰衞生學》等婦嬰衞生教材及掛圖發行各地。1941年，楊崇瑞再次赴美進修婦產科，1942年回國後任中央衞生實驗院婦幼衞生組主任，1947年前往美國、加拿大考察婦幼衞生。1948年， 楊崇瑞被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聘為婦嬰衞生組副組長，前往歐洲多國考察和指導婦幼衞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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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 楊崇瑞出任衞生部第一任婦幼衞生局局長(後改為司長) 。在任期間， 她主持制訂並組織實施了全國婦幼衞生工作的整體計劃，建立起省有婦幼保健院、地區有婦幼保健所、縣有婦幼保健站的全國婦幼三級保健網， 使我國婦幼衞生工作得到全面發展。新法接生迅速在全國普及，基本消滅了產婦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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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崇瑞主要貢獻
2.楊崇瑞的理論在民國時期主要體現在: ( 一) 對新法接生助產人員的培養，一是改造舊產婆，二是培養助產士; ( 二) 培養具有“婦嬰衞生”思想的婦嬰保健工作者; ( 三) 藉助國家政治力量，由婦幼衞生行政來推動婦幼保健工作，並開展婦幼衞生現狀的調查研究; ( 四) 婦幼衞生資源與技術力量的合理分工，產檢與順產由助產士或婦幼保健醫師提供上門服務，難產則送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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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崇瑞將其在“舊中國”探索的理論與中國共產黨自身經驗及蘇聯經驗融匯，藉助共和國自上而下的衞生行政體系了“新中國”的婦幼衞生道路——建成了“以預防保健為主、保健與臨牀醫療結合”的婦幼保健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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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崇瑞人物評價
楊崇瑞主要著作
著有《婦嬰衞生綱要》、《家庭衞生和家政概要》、《我國助產教育》等著作和教科書。
楊崇瑞後世紀念
1991年，為紀念楊崇瑞誕辰100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衞生部婦幼衞生司和國立第一助產學校校友會合編了《楊崇瑞博士百年誕辰紀念》一書。
2002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衞生部婦幼衞生司、中華醫學基金會楊崇瑞基金等合編了《楊崇瑞博士——中國婦幼衞生事業的開拓者》。
楊崇瑞相關研究
[1]王瀛培.“舊中國”經驗與“新中國”道路:楊崇瑞和中國婦幼衞生理論與實踐的起源[J].婦女研究論叢,2018(06):80-95+121.
[2]王勇.中國現代助產教育的奠基:楊崇瑞與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特約)[J].天津護理,2014,22(06):484-487.
[3]楊紅星,王華玲.留美醫學生楊崇瑞與中國婦嬰衞生事業的近代化[J].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2):9-13.
[4]謳歌.楊崇瑞:規劃婦嬰五十年[J].中國醫院院長,2010(11):90-91.
[5]夏俊生.楊崇瑞開拓中國婦幼衞生事業[J].炎黃春秋,2007(08):36-39.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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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國科學家辭典》編委會．中國科學家辭典 現代第5分冊．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165。
- 2. 李宇銘．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詞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432。
- 3. 馬洪武等主編．中國近現代史名人辭典．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228。
- 4. 【人物春秋】楊崇瑞博士 - 政協河北省三河市委員會 ．政協河北省三河市委員會．2021-06-28[引用日期2023-04-14]
- 5. 楊崇瑞：中國近代婦幼衞生事業創始人 - 中國婦女報 ．中國婦女報．2022-03-29[引用日期2023-04-14]
- 6. 王瀛培.“舊中國”經驗與“新中國”道路:楊崇瑞和中國婦幼衞生理論與實踐的起源[J].婦女研究論叢,2018(06)：83。
- 7. 王瀛培.“舊中國”經驗與“新中國”道路:楊崇瑞和中國婦幼衞生理論與實踐的起源[J].婦女研究論叢,2018(06):94。
- 8. 王瀛培.“舊中國”經驗與“新中國”道路:楊崇瑞和中國婦幼衞生理論與實踐的起源[J].婦女研究論叢,2018(06)：9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