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大名醫

孔伯華（1885—1955），幼承家學，研討古醫籍，解放前（1934年）曾與蕭龍友先生創辦北平國醫學院，歷時十五年，畢業生達七百餘人，擅長温熱病學，喜用石膏。

關於他的學術經驗，他的三子孔嗣伯曾在《中醫雜誌》1962年7——8號中介紹過，現摘要於下：

他認為中醫在臨牀上不僅是單純的看其局部的病，而且應該照顧到病人的整體，特別強調“元氣”。辨證論治全憑綱要。綱者：兩綱，曰陰、曰陽；要者：六要，曰表、裏、寒、熱、虛、實。“兩綱六要”，不能平列。在治學方面，首先應熟讀《內經》，參悟經旨，不泥於古，抱着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在診斷方面，脈貴於神，意在勻和。在病機方面，在正氣受傷的原因中，他首先強調脾為後天之本，以及脾胃與肝的關係，尤其重視肝脾關係，主張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繫於脾胃。臨證注意脾濕和肝熱。在外感温熱病方面，認為人體內的鬱熱伏氣（久鬱之熱和潛伏之氣）是感受温熱病的主因。

他擅用石膏，是從躁、渴、喘、嘔四處着眼，在他的著作《時齋醫話》中講述很詳：“諸石膏之療能，其體重能瀉胃火，其氣輕能解表肌（解表清熱），生津液，除煩渴，退熱療斑（皮膚上出的小紅點成片就叫斑），宣散外感温邪之實熱，使從毛孔透出。其性之涼並不寒於其他涼藥，但其解熱之效，遠較其他涼藥而過之。治傷寒之頭痛如裂、壯熱如火，尤為特效，並能緩脾益氣，邪熱去，脾得緩而元氣回；催通乳汁，陽燥潤，孔道滋而湧泉出；又能用於外科，治療瘍之潰爛化腐生肌；用於口腔而治口舌糜爛；胃熱肺熱之發斑發疹更屬要藥。”

民間因他善用石膏，有“石膏孔”的稱譽。又善用鮮藥，如鮮藿香、鮮佩蘭、鮮薄荷、鮮藕、鮮荷葉等，取其芳香清輕，清靈通竅，除穢透達。

1929年汪精衞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時，曾明令廢止中醫。這一反動政策，立即激起中醫界的極大公憤。各地推出代表齊集上海進行抗議，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進行鬥爭。孔伯華先生被推為臨時主席，全國輿論支持，使反動當局不得不收回成命，並被迫同意成立國醫館。1955年孔伯華逝世，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親任治喪委員會主任，並親臨他的寓所弔唁。 ^[1] 

汪逢春（1884—1949），擅長治療時令病及胃腸病，對於濕温病多所闡發，啓迪後學。他的門人馮仰曾醫生在《中醫雜誌》1958年第8號中介紹他的醫案數例，可見他的學術一斑。現摘要如下：

濕温重症，氣鬱不得宣暢，以致腸胃秘結不通，用辛香宣化的方法，並佐以通腑之劑。一劑後頭痛止而仍昏暈，形寒解而身熱未淨，斑疹和白囗出現甚多，再以清輕解熱，兼通腸胃。三診身熱已退，斑疹漸退，舌苔漸化，胸悶已舒，小溲漸淡，表明濕温化而未淨，再以泄化餘熱，兼治胃腸。

他善用大豆卷、香青蒿芳香化濕濁，山桅、丹皮清裏熱，杏仁、薏苡仁、蔻仁宣暢三焦。枇杷葉、厚朴、半夏、連翹、蘆根、瓜簍皮和胃化痰，散結滯，消脹滿，通腸胃，益元散、殊茯神清心利尿、安神志，如此則濕温得化，餘邪得解，善治濕温者，可師可法。

他喜用沉香粉一分、酒軍二分、食鹽一分，三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分兩次以藥汁送下。這樣少量吞服的方法既節約藥材，又發揮療效。這裏所稱的一分相當於0.3克重，二分不過0.6克，三味加在一起僅有1.2克，膠囊不過裝二三個，吞服下去到胃腸中直接發揮作用，比較湯劑用量小、收效大。這種方法是足以取法的。

温病初起驗案，病人感受時令之邪，肺胃熱盛（肺通於鼻，病邪由口鼻而入，首先入肺，胃為中焦，受納水谷，比肺略進一層而屬裏），先生採用表裏兼治的方法，以紫雪丹七分。犀角粉一分，二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勻兩次以藥汁送下。

咳喘屬慢性支氣管炎，遇寒而發，主以温運化飲，另附白蔻仁二分、琥珀粉三分，二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勻兩次以藥汁送下。俟停飲已化，病後氣血兩虧，宗《金匱》法用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湯加味（茯苓、甘草、五味子、生薑、細辛、半夏等味，其中茯苓、甘草和胃化痰飲，五味子、生薑、細辛、半夏幾味合在一起發揮辛散苦降，一開一收，散寒温中，斂肺平喘）而收功。

痢疾驗案，屬濕熱各滯，藴蓄胃腸，亟以芳香疏通法而奏效。

氣惱傷暑驗案，採用芳香温中分利，以呃逆大作，引起劇變。俟呢逆止，以升降運中，調治胃腸，最後以昇陽益胃收功。其間亦佐以膠囊劑，初以戈制半夏五分、局方至寶丹一丸，二味勻兩次，開水送下。繼以戈制半夏五分、淡乾薑二分、食鹽一分，三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勻兩次以藥汁送下，着重清理胃腸。

以上几案，皆為善治之病，得心應手，藥到病除，屢為羣眾所樂道。

他熱心公益事業，尤注重培養人才，提倡在職教育。1942年曾創辦國藥會館講習班，為中醫中藥界培育人才，雖是短期培訓性質，但糾集同道多數是有真才實學的前輩，如霍文樓、楊叔澄都是主講教師，近代名醫郭士魁就是當時的學員。他熱心教育事業，提攜後進，多所貢獻。 ^[2] 

施今墨為中國著名醫學家。字獎生，祖籍浙江蕭山。因其祖父曾在雲南和貴州任官，他於1881年3月28日生於貴州貴陽，取名施毓黔。他年幼時，母親多病，遂立志學醫。其舅父李可亭是河南安陽名醫，故施今墨13歲便隨舅父學習中醫，20歲時已熟習中醫理論，開始獨立行醫。

然而施今墨父施小航認為通過讀書踏入仕途才是正道。於是1902年就送施今墨進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讀大學。在這所近代新型大學，他不斷受到進步思潮的影響，逐步產生了民主與革命的思想。後不滿並反對學堂西齋主持人、英人李提摩太的專制，受到了校方處理，才不得以中途轉讀山西法政學堂。不久又以優異成績被保送京師法政學堂。在這裏，他結識了黃興，由其介紹加入了同盟會，從此開始了革命生涯。以後，施今墨使以醫療為掩護，隨黃興奔走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曾作為山西代表，在南京參加了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典禮。以後一度在陸軍部協助黃興（任陸軍總長）工作，主要協助其制定陸軍法典。在《陸軍刑法》。《陸軍懲罰令》人陸軍審判章程的原稿中都留有他的手筆。袁世凱篡權後，孫中山出走，黃興病故，施今墨應湖南督軍譚延閣之聘，出任了湖南省教育廳長。不久又應直隸水利督辦熊希齡的邀請，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長，志在此創造一個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境地，但因社會腐敗，壯志難酬，憤而辭職，決心棄政從醫。由此1921年，遂改名為“今墨”。取義一紀念誕生地“黔”；二學習墨子，行兼愛之道，治病不論貴賤，施愛不分貧富；三醫術上勇於草新，要成為當代繩墨（分之墨準之意）。

這時，施今墨經多年診療實踐，且本人一直刻苦研習，醫術已有相當水平，在京師名聲大噪，深得民眾讚譽。1925年孫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曾應邀參加會診。1929年國民黨政府一度擬決議取消中醫，中醫生存發發可危。施今墨遂聯合同業，成立中醫工會，組織華北中醫請願團，數次赴南京請願，以求力挽狂瀾。此時正值汪精衞主持行政院，其岳母適患痢疾，遍請西醫未見奏效，危在旦夕。無奈之下，根據他人建議，汪精衞就請施令墨試診。施今墨憑脈診斷病情，每言必中，令汪精衞岳母心悦誠服。後為她開據處方，並囑“安心服藥，一診可愈，不必複診。”後據此處方僅服藥數劑，病即痊癒。汪精衞由此信服了中醫之神驗。並給施今墨題“美意延年”字匾相送。由此也撤消了取消中醫的議案，並批准在南京設立了中央國立中醫館，任命施今墨為副館長。1930年楊虎城將軍患病西安，施今墨又出診千里，藥到病除，載譽而歸。從此其名聲更加大震。1935年，國民黨政府頒佈了中醫條例，規定對所有中醫實行考核立案。於是在北京進行第一次中醫考核時，當局挑選了醫術精湛、頗負盛名的施今墨、汪松春、肖龍友、孔伯華四人作為主考官，負責試題命題與閲卷。從此他們四人即有了“中國四大名醫”之譽稱。

施今墨對中醫理論有很深的造詣，他認為，辯證施治，是中醫特長。但傳統理論中的八綱辯證並不完善，氣血是人體的基礎，氣血辯證應補充到八綱辯證之中。提出了“陰陽應為總綱，表裏、虛實、寒熱、氣血為餘辯證時之八綱。”由之對中醫基本理論有了創新性的發展。他還把兵法用於醫療實踐，指出，“臨牀如臨陣，用藥如用兵，必須明辨症候，詳慎組方，靈活用藥。”並創立了治療外感熱性病的“七清三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即清理與解表藥味之比例為7：3、5：5、3：7）諸法。

施今墨又是進行中醫革新和中西醫結合的先驅。早在20年代，就開始應用西醫病名。曾提出“中醫現代化，中藥工藥化”的口號。他認為，醫學是和死亡作鬥爭的科學，應該與時俱進，精益求精。他主張中醫與西醫並存，最早提倡互相結合，取長補短。提出“學術無國界而各有增長。”“診斷以西法為精密，處方以中藥為完善。”“無論中醫西醫，其理論正確，治療有效者，皆信任之；反之，摒棄不可用也。”

施今墨還十分重視和關心中醫人才的培養和中醫學術思想的傳播，為我國中醫事業的長足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32年他在北京創辦了華北國醫學院，講授中西醫課程，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醫學院。還創辦過中醫學校、中醫講習所和中醫研究所等。1954年，施今墨在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時，還提出建議，成立中醫科學研究院、中醫醫院、中醫醫學院。在一次中醫中藥展覽會上，施今墨曾就出了治療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高血壓、神經衰弱、肝硬化、肝脾腫大、氣管炎等病的十大驗方。據此製成的“高血壓速降丸”、“神經衰弱丸”、“感冒丸”、“氣管炎丸”等曾暢銷海內外。

新中國成立後，施今墨曾任北京醫院中醫顧問、中醫研究院顧問、中華醫學會副會長等，被邀請擔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十年“文革”動亂中，施今墨也遭到了迫害。在他極為困難之時，周恩來總理讓鄧穎超親去過問，解除了他的飢寒之危。1969年春，他自知不久於人世，寫下一首小詩：“大恩不言報，大德不可忘。取信兩君子，生死有餘光。”囑家人在他死後呈給周總理。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於北京病逝，享年88歲。臨終前他還一再叮囑其子女們：“我雖今後不能再看病，而我的這些經驗，對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來，讓它繼續為人民服務。”根據其遺願，由祝湛予、程濟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編的《施今墨臨牀經驗集》一書於1982年由人民衞生出版社出版；呂景山編《施今墨藥對臨牀經驗集》一書於198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3] 

蕭龍友(1870—1960)，四川三台縣人。蕭氏五代定居四川，詩書傳家。蕭龍友自幼熟讀經史、詩賦，兼習書法。1890年赴成都，入尊經書院詞章科學習。1897年，蕭龍友27歲時中丁酉科拔貢，不久即入京擔任八旗官學教習之職。辛亥革命之後，蕭龍友曾歷任財政、農商兩部秘書、財政部經濟調查局參事等職。到1928年，蕭龍友深感於數十年宦海浮沉，無濟國事，遂生隱退醫林之念，不久即棄官行醫，結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蕭龍友成為一代名醫，既無家傳，又無師承，完全靠自學成才。幼年時的蕭龍友就對醫藥很感興趣，族中有人開了一家中藥鋪，他有空時常去識藥。在成都尊經書院學習期間，他也抽空閲讀中醫書籍，每有心得即作筆記，日久後竟“積稿盈尺”。1892年，川中流行霍亂大疫，省會成都每日死人無數，街頭巷尾一片淒涼，許多行醫者懼怕感染，潛居不出。蕭龍友冒着生命危險，陪同當地一位醫生攜帶中草藥沿街巡視，見到病人就進行治療，從死亡線上拯救了許許多多的患者。進入仕途後，蕭龍友仍然繼續研修醫學，並在公務之餘以醫濟世，免費為患者看病，收效良好。這時他雖是業餘行醫，求診者已接踵而來。1928年，蕭龍友棄官行醫，在北京西城兵馬衚衕建了一寓所，開始了正式的醫生生涯。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國民黨倒行逆施取締中醫 孔伯華挺身而出率團請願

自本世紀初到新中國成立前的那一段漫長歲月中，作為國之瑰寶的中醫學受到大舉傳入的西醫西藥的衝擊，並遭受統治當局的歧視和摧殘，走過了極其艱難曲折的道路。中醫界的志士仁人為挽救中醫而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汪大燮等人就曾提出了廢棄中醫中藥的主張。後因全國中醫界奮起反對，才不得不有所收斂。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廢棄中醫的主張再度喧囂一時。1929年2月，國民黨中央衞生委員會提出了廢止中醫藥案，內容包括停止中醫登記、禁止中醫開設學校、禁止中醫宣傳等。這一提案激起了全國中醫界的公憤，孔伯華等醫家挺身而出，參與和組織了與國民黨政府的鬥爭。

“廢止中醫藥案”提出後，上海各中醫學術團體率先通電全國，表示反對。在北京，施今墨、孔伯華等醫家四處奔走，呼籲各界人士支持中醫界的鬥爭，並組織了華北中醫請願團。不久，來自各地的中醫界人士匯聚上海，其中有華北中醫界代表孔伯華，浙江中醫界代表裘慶元、曹炳章，雲南中醫界代表吳佩衡等。孔伯華先生被推選為臨時大會主席。1929年3月17日，全國中醫界代表在上海舉行了抗議集會，這就是震驚中外的3.17事件。會上推舉了5名代表組成聯合請願團，由孔伯華先生率領，前往南京請願。請願團成員有上海名醫秦伯未、謝利恆等。

由於全國中醫界的奮力抗爭，終於迫使當局收回成命，使中醫免遭滅頂之災。這次鬥爭的勝利在中醫界人士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在此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醫界都把3月17日當作一個盛大的節日來慶賀。

“3.17”之後，國民黨政府迫於各界壓力，批准設立了中央國醫館，施今墨擔任了國醫館副館長。但國民黨政府仍百般製造困難，使國醫館幾乎是形同虛設。施今墨先生不久即辭去國醫館副館長職務。

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醫界只能自強自立，自謀生路。當時，中醫界的許多有識之士幾乎不約而同地認識到發展教育是振興中醫的必由之路。北京的四大名醫都先後興辦了中醫院校。他們在辦學中歷盡艱辛，耗盡心血。

施今墨創辦的華北國醫學院(參見筆者所寫的“施今墨與華北國醫學院”一文，《文史精華》1999年第3期)是一所頗有影響的中醫學府，為培養中醫人才作出過重要貢獻。

孔伯華與蕭龍友合作，於1930年共同創辦了北京國醫學院。在學院困難時期，二位先生竭盡全力傾囊維持。孔先生和蕭先生還在學院開設門診，以診費補貼辦學經費。該學院開辦10餘年間，畢業學員數百人，對當時處於逆境中的中醫事業起了挽救和促進作用。

汪逢春先生也曾創辦醫學講習會、中藥講習所，培養了眾多中醫英才。筆者的父親吳兆祥自施今墨先生所辦的華北國醫學院畢業後不久，就參加了汪先生的醫學講習會，成為講習會的第一班學員。同為第一班學員的有趙紹琴、謝子衡、李鼎銘、於傅巖、秦厚生、嶽中謙、馮仰曾等人。其中，李鼎銘、嶽中謙等也是自華北國醫學院畢業後，參加的醫學講習會。拜多位名家為師，博採眾家之長，是當時中醫界的風尚。

汪逢春先生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後來成了中醫界棟樑之才。其中，趙紹琴為當代名醫，著有《温病縱橫》、《温病淺談》《趙紹琴臨牀400法》、《文魁脈學》等書。李鼎銘、秦厚生等亦為知名醫家。

汪先生不僅向學生傳授他精深的醫術，而且與學生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每逢假日，汪先生常攜弟子一同登上北海瓊島。在瓊島上的攬翠軒中，汪先生一邊與弟子們杯酒小酌，歡言暢語，一邊為他們闡釋醫理的真諦。有時，先生還與弟子共乘一舟，盪漾於太液池的碧波之上。師生同遊的快樂，春風時雨般的教誨，給學生們留下的是永不磨滅的印象。我父親吳兆祥在耄耋之年，仍時時回憶起自己的老師汪逢春先生。 汪逢春先生的道德情操，對學生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認為，行醫者應該樹立求實精神，不可追求虛飾。他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泊廬”，以此來表達淡泊明志、不求聞達利祿的情操。

汪逢春先生辭世已經50年了。經過半個世紀的歷史滄桑，汪先生為中醫事業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和他的道德風範，依然熠熠生輝，令後人追懷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