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經書院

和錦江書院一樣，尊經書院也是一所官辦書院。其學生由四川省內各府按比例在秀才、貢生中選送，書院擇優錄取。但是，和錦江書院不同的是，尊經書院並不以科舉為目的，而更注重培養學生的真才實學。書院創設之初，本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原擬設天文、地理、算學及格致等課，但因風氣未開，師資不夠，最終成為經、史、詞章人才的培養之所。

1874年5月，工部侍郎、四川宜賓人薛煥，偕省內官紳15人，上書四川總督吳棠和四川學政張之洞新建書院，得到張之洞的支持以及川督和清廷的批准，定名為“尊經書院”，為四川大學另一主要歷史源頭。

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表明，書院旨在培養“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張之洞為尊經書院制訂了章程18條，對辦學方針、師生關係、學生獎懲、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都提出了原則的要求。張之洞還先後寫了《書目答問》、《輶軒語》兩書，不僅用於指導尊經書院諸生和全省教育界人士學習，而且成了清末新式書院和學堂的必讀之物。

尊經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影響四川近現代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和科學發展的名人。例如，為變法圖強，英勇犧牲的戊戌六君子一的楊鋭；離經叛道、託古改制的今文經學大師廖平；力主新學的四川維新變法的核心人物宋育仁；為推翻清朝、建立民國，捨身炸死良弼，被孫中山先生封為大將軍的彭家珍；領袖羣倫、叱吒風雲的辛亥革命時期的大人物吳玉章、張瀾、羅倫、蒲殿俊；清代四川唯一的一個狀元、曾任京師大學堂首席提調和四川高等學校校長的駱成驤等。

尊經書院創辦時，張之洞正在四川擔任全省的最高教育長官。他是尊經書院實際創辦人。當時四川學風不佳，科場弊端甚多。張之洞為了矯正學界風氣，確立了“首勵以廉恥，次勉以讀有用之書”的原則。他親自為書院制定了十八條章程，亦即書院學規。鑑於川中風氣閉塞，缺少參考書籍和學習資料，張之洞慷慨捐出薪俸，為書院購買了一千多卷書籍。他那本極負盛名的《書目答問》一書原本也是專門為尊經書院的學生“提示治學門徑”而作的。由於這本書簡潔扼要，便於一般讀者需要，很快就在國內流行開來，至今仍是國學研究者重要的參考書。 　對於張之洞來説，尊經書院不僅是一所學校，也是社會教化的一個“策源地”。他曾表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這也可以看作尊經書院的辦學宗旨。因此，該校自始就反對學生只習時文，而提倡厚植根基的做法，尤其倡導“通經學古”，實即“通經致用”的學術風氣。 　張之洞於尊經書院付出甚多，也寄望極高。在調任回京的路上，他還給繼任四川學政譚宗浚寫信説：“身雖去蜀，獨一尊經書院，惓惓不忘。”他還向譚宗浚推薦了五位學生。其中，就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鋭和對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啓發甚巨的學者廖平。

在尊經書院的歷史上值得紀念的第二個人即是被學者稱為湘綺先生的湖南學者王闓運。光緒四年（1878 ^[1]  ），在四川總督丁寶楨的力邀下，王闓運出任尊經書院山長，直到光緒十三年（1887年）回湘，在川長達八年之久。王氏以經、史、詞章等教育學生，規定學生每日讀書必記下心得體會。為了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他提倡“以抄助讀”的方法，讓學生抄書。為了鼓勵學生，王闓運還把學生們在經、史、詞章方面的優秀論文，集結成冊刊印。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翰林院檢討、曾任駐英、法、意公使銜參贊的宋育仁接任書院山長。宋氏本是尊經書院畢業的學生，也是近代著名的維新派人士。他在書院組織了維新團體“蜀學會”，發行《蜀學報》，以著名學者吳之英為主筆，廖平為總纂，對戊戌變法在四川的推行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蜀學會”的宗旨是“發揚聖道，講求實學”，帶有濃厚的“中體西用”色彩，與尊經書院的宗旨一脈相承，也是尊經書院影響近代四川社會的一個重要表現，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方便刻版印書，尊經書院還開設了尊經書局，這在當時的國內各書院中，實屬佼佼者。1892年，近代著名的維新思想家唐才常從湖南長沙來到成都，雖然發現當時四川的文風，尚離鋭意革新的湖南有差距，仍不忘稱讚：“四川尊經書院書籍甚好”。

光緒二十七年（1902），在全國廢書院、興學堂的風氣影響下，四川總督奉旨宣佈將錦江、尊經書院與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學堂合併為四川通省大學堂（稍後改稱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從而揭開了四川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頁。以後，在它的基礎上，先後設立了一系列新式高等專門學堂，並最終在1931年合併組建為當時西部地區唯一的國立大學——國立四川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