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戈斯

一譯“亞哥斯”,或“阿戈斯”。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北城市，約有5000年的歷史。

人口約2萬。位於卡斯特羅和聖伊利亞斯兩山麓的阿爾吉夫平原上。交通發達，是周圍農產品的集散地。最低海拔15米，中心海拔42米，最高海拔500 - 600米。

地區：伯羅奔尼撒

省：阿爾戈利斯省

高度：最低15米

42米（中心）

最高500 - 600米

郵政編碼 212 00

汽車車牌號：AP 阿爾戈斯，一譯“亞哥斯”。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北城市。臨阿古利科斯灣，近邁錫尼。人口約2萬。位於卡斯特羅和聖伊利亞斯兩山麓的阿爾吉夫平原上。交通發達，是周圍農產品的集散地。公元前七世紀多利亞人在此建立奴隸制城邦，曾稱霸半島，為南希臘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公元前546年為斯巴達擊敗。1261-1460年屬拜占庭帝國，1460年後被奧斯曼帝國統治，十九世紀上半葉復歸希臘。十九世紀起考古發掘持續進行。發現有建於公元前1100-1000年的神廟，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阿波羅神廟、希拉神廟、大劇院和古城鎮等遺蹟。旅遊業頗盛。

在希臘神話中，阿爾戈斯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傳説達那俄斯出逃埃及後成為阿爾戈斯的統治者。他的兒子阿德剌斯托斯是攻打忒拜的七個國王之一和唯一的倖存者。在荷馬史詩中狄俄墨得斯是阿爾戈斯的國王。最早的考古發現證明在新石器時代這裏就已經有人居住了。邁錫尼文明時期這裏的山上已經建立了一座城堡。陶立克人也在這裏留下了他們的痕跡，他們還建立了一座阿波羅神廟。

公元前七世紀多利亞人在此建立奴隸制城邦，曾稱霸半島，為南希臘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公元前546年為斯巴達擊敗。在波斯戰爭中阿爾戈斯持中立。前460年阿戈斯獲得了一個民主的憲法。前451年它與斯巴達簽署了一個30年和平條約。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阿爾戈斯與雅典聯盟，但這個聯盟並未給阿戈斯帶來任何好處。此後阿爾戈斯與科林斯組成了一個聯邦國，在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戰役中它們一起戰敗了斯巴達。亞歷山大大帝死後阿爾戈斯陷入不同的其它國家的影響，前146年它投入羅馬共和國，從此它的地位就不重要了。1261-1460年屬拜占庭帝國，1460年後被奧斯曼帝國統治，十九世紀上半葉復歸希臘。十九世紀起考古發掘持續進行，現有建於公元前1100-1000年的神廟，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阿波羅神廟、希拉神廟、大劇院和古城鎮等遺蹟。旅遊業頗盛。

為了加強對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保護，阿爾戈斯山上的城堡於12世紀被加強。1463年土耳其人佔領阿爾戈斯。從1686年到1716年威尼斯人重佔阿爾戈斯，但此後一直到1821年阿爾戈斯被土耳其佔領。

希臘獨立後第一次國民會議是在阿爾戈斯召開的。1821年改到納夫普利翁。

今天阿爾戈斯是一個旅遊勝地。阿爾戈斯地區的主要經濟來自於農業。

阿爾戈斯是希臘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阿爾戈利斯州首府。其東為肥沃的阿伊韋平原。自早期青銅器時代（公元前3500年）起，就有人定居。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名勝古蹟，是國內外遊客常去的旅遊點。荷馬史詩《伊里亞特》中，阿戈斯代表阿伊韋平原所有定居點。在希臘神話中，是狄俄梅季斯（阿戈斯王阿德拉斯托斯的繼承人，特洛伊戰爭中藏在木馬腹中進入特洛伊城的英雄之一）和阿加梅農（阿伽門農，特洛伊戰爭中希臘聯軍統帥，邁錫尼王）的故鄉。公元前7世紀多立斯人在此建立奴隸制城邦，曾稱霸希臘半島。公元前546年被斯巴達擊敗，國勢削弱。公元前146年被羅馬征服。公元1261—1460年屬拜占庭帝國，1460年後為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1830年歸希臘。希臘獨立戰爭期間，城市遭易卜拉欣·帕夏洗劫並被焚燬。

阿爾戈斯有許多名勝和古蹟，阿爾戈斯新城建於古城的東南，是阿伊韋地區的鐵路樞紐和農業中心。

阿爾戈斯阿波羅神廟

半圓形劇場遺址

掘進卡斯特羅山城建成的半圓形劇場遺址，約建於公元前4世紀，羅馬時期兩次修繕，可容納觀眾2萬。樂池直徑28碼，以藍、白色大理石裝飾。坐席中央部分還保存有81排石座，前排的貴賓席設有皇帝御座。希臘獨立戰爭期間的兩次國民會議即在此舉行。

羅馬浴池在半圓形劇場南面，是公元2世紀的遺物，浴室內，設有三大浴盆，附近地下室裏還發現3具石棺。

中世紀城堡

卡斯特羅山頂原是阿爾戈斯古城的衞城，這裏有中世紀城堡，約建於拜占庭和法蘭克時期，後由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擴建。

邁錫尼古墓

在聖伊利阿爾斯山東南麓，經20世紀50年代末發掘，發現有邁錫尼古墓，有26座地下墓室和6座豎坑墓穴，還有一公元前2000年的中期青銅器時代的建築物。

這座人類為紀念預言神和拯救人類的神——阿波羅而建成的聖所——阿波羅·埃皮鳩裏（埃皮鳩裏的意思是拯救人類的神）神廟，修建於公元前5世紀中葉，坐落於荒無人煙的阿卡迪亞羣峯之間。這裏有人類迄今為止發現年代最久遠的科林斯式柱頭。整座紀念性建築物用大膽的建築結構將古老的早期希臘建築風格和明朗的陶立克風格結合在一起。

雅典娜神廟遺址

雅典娜勝利神廟建於公元前449-前421年，雅典娜勝利女神廟，也稱為無翼勝利女神廟，位於衞城山上。採用愛奧尼亞柱式，台基長8.15米，寬5.38米，前後柱廊雕飾精美，是居住在雅典的多利亞人與愛奧尼亞人共同創造的建築藝術結晶。

阿爾戈斯赫拉神廟

阿爾戈斯赫拉神廟（Ηραίον Άργους/Argive Heraion）是位於希臘阿爾戈斯附近（10公里）的一座赫拉神廟遺蹟，大約位於阿爾戈斯和邁錫尼遺蹟的中間。它位於艾維亞山腳（Mt. Euboea），俯瞰整個阿爾戈斯平原。

1997～1998年，南美西海岸發生無法預報的海流循環，導致沿岸海水的温度大幅上升，引起氣候非典型的破壞性劇變，這就是厄爾尼諾現象。這種現象促使科學家開始專心致志地研究“海洋—大氣層”原理。 水的密度是空氣的800倍，水的熱容量是空氣的4倍。3米厚的海洋的熱容量等於整個大氣層的熱容量。但是，大氣層能量變換的速度是海洋能量變換的數倍。在“海洋—大氣層”系，海洋是慣性媒質，變化緩慢，大氣層則變化多端，其全球的穩定性依靠海洋來保持。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全球氣候的形成上，世界洋水域起着重要作用。

人們根據世界洋水域雙層（表層和深層）循環原則，開始研究“全球海洋輸送”理論。北大西洋是海洋多層循環最活躍的地區，那裏就像“鎖孔”，鑰匙在裏面轉動，造成地球上氣候的不穩定。北半球氣候這10年的變化完全符合“全球海洋輸送”理論。

科學家承認，在海洋洋流循環方面還有許多問題無法回答，但已經清楚的是，世界洋水域對大氣層的熱力和動力狀態的影響，遠遠超過人類活動對氣候產生的影響。

為了填補“海洋—大氣層”原理方面的知識空白，世界氣象組織推出一項名為“阿爾戈斯”的國際研究方案。這項方案包括建立一個全球海洋觀察網，使用漂流浮標監視海水的變化。漂流浮標分佈在世界各地海域，上面安裝有測量海水温度和鹽度的傳感儀。科學家認為，正是海水的温度和鹽度這兩個因素影響着大氣層。

浮標在指定水域的海面固定後，同衞星取得聯繫。然後，浮標用自身攜帶的水泵吸入海水，潛至2000米深處後，壓力儀發出指令停止下潛，浮標開始在海流中收集信息。10天后浮標浮出海面，將收集到的信息發送給在軌道上運行的衞星。發送完畢後，浮標重新下潛，進入下一個探測週期。與此同時，衞星把接收到的信息發送到氣象中心供研究人員分析研究。這項研究已經取得初步結論：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熱帶海洋水域急劇變暖，上面的大氣層也相應開始變暖。

今天，世界各地海域共有3000個漂流浮標在日夜工作。科學家希望利用得到的資料，最終繪製“海洋氣象圖”。

多魯斯在古城阿爾戈斯的朱諾聖地建立了陶立克柱式的神廟。 神殿建築是最能體現偉大、尊嚴和權力的建築。每座神殿中自然形成的細微的對稱性，都有一種神性的光環。最初，神殿建築有過三種柱式。陶立克式最先出現，是從古代產生的。海倫和仙女奧爾賽斯的兒子多魯斯統治了阿哈伊亞和伯羅奔尼撒全境。多魯斯在古城阿爾戈斯的朱諾聖地建立了陶立克柱式的神廟。後來，在阿哈伊亞的其他城市也建立了一些同樣柱式的神廟。當時對稱的規則還沒有產生。為了尋找範本，他們轉向人體自身。

當他們想要在這座神廟中設置柱子時，因為還沒有對稱的規則，就探索用什麼方法能使它適於承受載荷並具有公認美觀的外貌。他們試着測量男子的腳長，把它和身長來比較。結果發現男子的腳長是身長的六分之一，於是他們就把同樣的原則搬到柱子上來，以柱身基座厚度的六倍作為包括柱頭在內的柱子的高度。這樣，陶立克式柱子就在建築物上開始顯出男子身體比例的剛勁和優美。

阿爾戈斯戰士

佩拉斯吉人的阿爾戈斯，在荷馬史詩中是指忒薩利的一個地區。 尼俄柏之子，宙斯與尼俄柏的兒子，阿耳戈斯城的名祖。

百眼巨人。

卡爾喀俄珀之子，佛裏克索斯和卡爾喀俄珀的兒子。

奧德修斯之犬，奧德修斯所養的忠犬，在主人歸來後高興而死。

獨眼巨人，三個獨眼巨人之一。

阿爾戈船的建造者的名字。

伊阿宋和美狄亞的兒子的名字。

阿克泰翁的一隻狗的名字。

遊戲名稱。遊戲原名：Warrior in Argus，港台名稱：阿格斯戰士，大陸名稱：阿爾戈斯戰士。

公元前5世紀阿爾戈斯的民主政治

內容提要公元前5世紀阿爾戈斯的民主政治誕生於塞佩亞戰役的慘敗以及隨後公民隊伍成分變化的過程中。在民主政治體制下，阿爾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會、議事會和官員。與雅典等比較，阿爾戈斯官員的任期只有半年，並且受到議事會和公民大會的制約，民主特徵鮮明。然而，阿爾戈斯議事會和官員的相對強勢，公民大會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亞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類型，其民主程度與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離：一方面，民主政治時代的阿爾戈斯雖然是一流強國，但它很少在希臘世界扮演決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競爭激烈的希臘城邦世界，阿爾戈斯成功維持了政治獨立，特別是能夠在大約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穩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其民主的制度設計。對阿爾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僅有助於理解古典時代阿爾戈斯和伯羅奔尼撒的歷史，也會豐富古代希臘民主政治的圖景，有利於打破希臘史研究中雅典與斯巴達中心的傾向。 ^[1] 

關鍵詞希臘 阿爾戈斯 雅典民主 公民大會 城邦

阿爾戈斯是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重要城邦，其民主政治自公元前5世紀初建立，一直延續到希臘化時代。僅在公元前418—前417年被短暫推翻。由於古典文獻不足，考古學能夠提供的證據有限以及古希臘史研究中的雅典和斯巴達中心的傾向，阿爾戈斯的民主政治一直未能受到應有的關注。時至今日，關於阿爾戈斯民主政治的諸多問題仍模糊不清。沃爾勒的《公元前5世紀阿爾戈斯政制史研究》仍是該領域的權威。他綜合利用文獻和考古材料，首先敍述了阿爾戈斯的部落制度，之後分別討論了公民大會、議事會、八十人委員會、將軍等各自的起源和職能，概述了公元前5世紀阿爾戈斯政制的發展；但他關於民主政治誕生於公元前5世紀中的論述，因缺乏對阿爾戈斯內外環境的説明，很難令人贊同。弗熱斯特把阿爾戈斯的歷史置於公元前5世紀前期伯羅奔尼撒特殊的背景中，分析了斯巴達、阿爾戈斯、阿卡狄亞和雅典國內與國際政治的複雜關係，指出阿爾戈斯民主政治可能誕生於公元前494年之後，此後直到公元前461年並無本質性變化。卡根分析了阿爾戈斯內部民主派和寡頭派的鬥爭對尼奇亞斯和約後伯羅奔尼撒半島城邦間關係，特別是阿爾戈斯某些行動的影響，認為公元前418—前416年戰事的失利，源自將軍們的背叛；不過他把阿爾戈斯的將軍和千人隊都歸為寡頭派，並且指責他們故意戰敗，以達到推翻民主政治的目的。這種觀點很難令人信服，因為公元前418年的戰鬥中，普通士兵一觸即潰，殊死抵抗的恰恰是那1000名特選士兵。託姆林森和羅賓遜根據新的資料討論了阿爾戈斯民主政治的產生和運作，但兩人在民主政治性質問題上針鋒相對。前者認為阿爾戈斯民主政治屬於重裝步兵掌權的温和型民主，後者則證明，人民領袖的出現和民眾在政治上的積極，暗示那裏的民主政治幾乎可與雅典的民主政治並提。皮埃拉爾論述過阿爾戈斯的制度，但對他依據的史料未做基本討論，結論比較大膽。

中國學術界很少觸及阿爾戈斯的民主政治，僅有郝際陶和郭小凌有所論列。郭小凌把阿爾戈斯民主政治作為雅典民主政治擴展的結果，郝際陶的重點在阿爾戈斯城邦的發展，論及塞佩亞戰役後阿爾戈斯內部政治的變革，對阿爾戈斯民主政治的制度和具體運作未做展開。因此，本文擬在分析相關史料的基礎上，結合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阿爾戈斯民主政治做概要性的討論。

阿爾戈斯民主政治的產生

古風時代，阿爾戈斯是希臘諸邦中發展較快的國家。約公元前8世紀末，多利安人基本完成對阿爾戈斯平原的征服，初步形成統一國家。約公元前7世紀，菲東建立了僭主政治，對阿爾戈斯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變革，其中之一是賦予重裝步兵等級及以上的士兵以全權公民地位，該邦因此成為希臘最早實行重裝步兵政體的國家之一。不過菲東之後，阿爾戈斯的貴族或許有過某種程度的反撲。一些在菲東時代得到公民權的邊民，可能也隨之失去了公民權，僅多利安人三個部落的居民擁有政治權利。他們以征服者自居，其上層壟斷了國家權力。公元前6世紀中前期的三份銘文顯示，達米烏爾戈斯（damiurgos）掌握了司法、財政和宗教權力，顯然是當時阿爾戈斯的最高官職。儘管我們不清楚當時阿爾戈斯是否還有其他官職，也無法確定達米烏爾戈斯到底是9人還是6人，任期多長，如何產生，但他們很可能僅僅從多利安人的三個部落中產生，暗示多利安人上層壟斷國家權力。

但是，公元前494年左右發生的塞佩亞戰役，戲劇性地改變了阿爾戈斯的歷史。當年斯巴達國王克萊奧麥奈斯領兵入侵，由於應對失策，阿爾戈斯在戰爭中慘敗，據説約六千人陣亡。據希羅多德記載，由於阿爾戈斯成年男丁損失嚴重，以至於奴隸（ douloi ）掌握了政權。 直到陣亡者的兒子們長大成人後，才把奴隸驅逐出去，重新取得政權。亞里士多德則認為，被納入公民隊伍，並使阿爾戈斯政制走向民主的原因，不是奴隸取得了政權，而是為補充塞佩亞戰役陣亡的人口，部分邊民被接納為公民，造成公民隊伍成分的變化，進而使阿爾戈斯走向了民主。普魯塔克對亞里士多德做了補充，宣稱斯巴達人曾進攻阿爾戈斯城，被女詩人泰萊西拉率領的阿爾戈斯人擊敗。為補充大批公民陣亡造成的損失，邊民中最優秀的分子被接納入公民隊伍。三人的説法雖然存在差異，但都承認因上層的公民大量陣亡，邊民加入公民隊伍，引起公民成分的變化，導致民主政治的建立。

然而，幾位古代作家的記載都存在問題。希羅多德顯然知道“民主政治”一詞，而且不止一次用平等來概括公元前6世紀末希臘城邦政治的趨向，但在阿爾戈斯政制問題上，他恰恰避免使用這個術語，宣稱奴隸掌握了政權。由於希臘人對“奴隸”一詞的使用比較寬泛，希羅多德這裏所説的奴隸，現代學者一般並不認可，更傾向於接受亞里士多德和普魯塔克的意見：那些所謂的奴隸，實際上是該地區前多利安人的邊民。阿爾戈斯征服阿戈利斯平原過程中，一些前多利安人居民被降低為邊民。他們地位類似於斯巴達的庇裏阿西人，他們雖然缺乏擔任官職、出席公民大會等公權利，但仍是某種程度的自由人。塞佩亞戰役後加入公民隊伍的，正是這羣人。三位作家都忽視的是塞佩亞戰役乃一場重裝步兵之間的較量，阿爾戈斯損失的都是重裝步兵等級以上的人。如果希羅多德所説的6000人真實可信，意味着阿爾戈斯精英階層的人士基本被消滅，公民之中原本處於下層，或者上層中部分傾向民主政治的人，新近被納入公民隊伍的部分邊民乘機掌握了政權，從而引起了亞里士多德所説的“某一部分不成比例的增長”，亞里士多德所列舉的政制因此變革的三個例子：

在塔林頓，大量的顯貴階層在波斯戰爭後不久同耶皮吉亞人作戰時紛紛戰死，於是民主政治取代了那裏的公民政體（politeia）；阿爾戈斯人在第7天（原文為第7部落，校改為第7天）的戰鬥中被斯巴達人克萊奧麥奈斯消滅，公民們被迫接納了某些周邊居民（perioikoi）加入；在雅典，顯貴成員在陸戰中遭遇災難，人數下降。

亞里士多德雖然沒有明確宣佈阿爾戈斯和雅典政制都因此轉變為民主政治（雅典已經是民主政治），但從上下文的語境看，我們只能理解為阿爾戈斯因邊民加入公民隊伍，造成了下層不成比例的擴張，導致阿爾戈斯民主政治的產生。公元前5世紀，組成阿爾戈斯人國家的部落從三個增加到四個，新增加的第四個部落名為敍爾納提奧伊（Hyrnathioi），顯然與多利安人原有的三個部落的名稱不同，而部落是希臘城邦登記和劃分公民的基本單位，因此這第四個部落很可能是為了容納新公民設置的。其他城邦也有過類似的部落制度改革。在西庫翁、科林斯，最典型的是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都有過為容納新公民而改造舊部落制度的做法。作為阿爾戈斯城邦的一部分，該部落後來一直保留。如果學者們的推測正確，則希羅多德有關陣亡者後代成人後驅逐奴隸，奴隸們出走並在與阿爾戈斯的對抗中被消滅的説法，就無法成立。亞里士多德和普魯塔克的判斷，儘管年代上晚於希羅多德，但更為合理。

古代作家沒有言及阿爾戈斯民主政治誕生後發生的制度變革。上引亞里士多德的論斷，暗示政治制度沒有發生顯著變化。但是，從僅有重裝步兵參政轉向普通民眾都可以參與國家管理的民主政治，制度上肯定應有必要的調整。我們注意到，在公元前6世紀相當重要的達米烏爾戈斯，在公元前5世紀消失了。公元前450年左右，阿爾戈斯與克里特的克諾索斯以及圖利索斯簽訂協議，其中代表阿爾戈斯的包括議事會（boule）、議事會主持人、公民大會和王，但達米烏爾戈斯沒有出現。公元前420年，阿爾戈斯與雅典、曼提奈亞和埃利斯簽訂條約，代表阿爾戈斯宣誓的包括議事會、八十人委員會（Eighty）和阿爾提奈（artunai）。在其他場合，我們還見到過公民大會、使節和將軍等官職，達米烏爾戈斯再度缺席。隨着民主制的建立和第四部落的設立，原來僅從多利安人三個部落中產生的這個國家最高官職，很可能因不符合新制度的需要被取消，或被其他官職如八十人委員會或阿爾提奈取代。雖然古典文獻缺失嚴重，從史料的沉默中推論某個職務消失總是充滿風險，但就阿爾戈斯的達米烏爾戈斯一職而論，承認它因民主政治被代替，較為合理。

然而，有些學者認為，塞佩亞戰役後的阿爾戈斯並非民主政治，主要理由是阿爾戈斯的議事會享有巨大權威。公元前481年，希臘反波斯同盟向阿爾戈斯求援。阿爾戈斯議事會先是以神諭禁止他們參戰為託詞，後來又提出可以參戰，但阿爾戈斯需要取得全軍一半的統率權，並與斯巴達人簽訂為期30年的和約。因兩項要求都未得滿足，阿爾戈斯人在希波戰爭中選擇中立。在阿爾戈斯與使節的交流中，始終是議事會在做決定，因此有些學者懷疑，這個議事會很可能是從貴族政治時代延續下來，如雅典戰神山議事會一樣，決定着阿爾戈斯國家的命運。果真如此，則當時的阿爾戈斯明顯是貴族寡頭政治。

但是，希羅多德的記載並不能證明當時阿爾戈斯實行寡頭政治的結論。首先，這個記載中出現的議事會到底是貴族議事會還是民主性質的議事會，並不確定，在希臘語中，無論是從貴族時代延續下來的長老會，還是民主政治時代新創立的議事會，希臘人一般都用“布萊”（ boule ）稱呼。 因此，這裏的議事會，既可能指貴族政治時代雅典戰神山議事會那樣的機構，也可能是民主政治下新近設立的議事會。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則與使節交涉，本來就是議事會的基本權力之一。公元前479年，雅典議事會拒絕了馬爾多尼烏斯的使者，並把那位主張與波斯結盟的議員直接處死。即使在阿爾戈斯，在修昔底德明確宣佈屬於民主政治的時代，也曾經出現過議事會拒絕使節到公民大會發表演講的情況。其次，希羅多德本人表明，他更傾向於認為，所謂議事會拒絕使節的情況，是阿爾戈斯人後來為洗脱自己在希波戰爭的關鍵時刻保持中立偽造的，因為他隨後記錄了希臘人中流傳的另一種説法：阿爾戈斯本來就已經與波斯勾結，甚至投靠了波斯。所以，整個議事會與希臘人使節論辯的故事，或許都是阿爾戈斯人的虛構。尤其是他在此處特意聲明：“我的職責是把我所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雖然我並沒有義務來相信每一件事情。”如果整個故事都是後來阿爾戈斯人的偽造，則從這個故事本身推論阿爾戈斯的政治制度，就成為一樁毫無意義的遊戲。

另外，希羅多德提到的驅逐奴隸，是否意味着民主政治一度被傾覆？沃爾勒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在弗熱斯特看來，從公元前494年到公元前470年，阿爾戈斯並無任何重要的政治變革，因此這二十多年中阿爾戈斯一直實行民主政治。我們認為後者意見更為合理。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公元前6世紀中期到公元前6世紀末，斯巴達逐漸崛起，不僅把伯羅奔尼撒的大多數城邦拉入它組建的同盟中，而且在與阿爾戈斯的戰爭中取得優勢，公元前550年或稍後的“錦標之戰”後，斯巴達奪得包括提萊奧提斯在內的庫努利亞地區。公元前494年，阿爾戈斯在與斯巴達的交戰中再遭慘敗，而且失敗得既愚蠢又徹底：先是在戰術上被斯巴達人所乘，未經決戰即遭敗績，接着倖存者在阿爾古斯聖林中被屠殺和燒死，身亡者據稱達6000人，阿爾戈斯軍隊的主力幾乎掃地以盡。在希臘城邦歷史上，這樣的慘敗幾乎前無古人，也很少有來者。如此慘敗之後，斯巴達樹立了自己作為伯羅奔尼撒甚至希臘霸主的地位，阿爾戈斯的寡頭政治聲名掃地，公民們有理由要求改變政體，轉向民主政治。第二，公元前458年，阿爾戈斯人加入雅典一方與底比斯等作戰，那時的阿爾戈斯實行民主政治。公元前494年到前458年間，阿爾戈斯並未發生任何如塞佩亞戰役那樣足以顛覆政制平衡的事件。事實上，直到公元前420年左右，阿爾戈斯一直都是民主政治。當年曼提奈亞人決定與阿爾戈斯結盟時，修昔底德明確指出，曼提奈亞所以這樣做，不僅因為“阿爾戈斯是個大邦，又是拉凱戴蒙人的宿敵，而且像他們一樣是民主政治”。第三，希羅多德所説的陣亡者後代重奪權力，驅逐奴隸，很可能如弗熱斯特所説，在阿爾戈斯及其屬邦中，一直存在民主派與寡頭派的鬥爭。民主派支持阿爾戈斯的統一運動，堅持留在阿爾戈斯；而寡頭派更傾向於保持獨立，離開阿爾戈斯前往提林斯，由此引發了阿爾戈斯公民與出走者之間的衝突。阿爾戈斯對出走者的勝利，鞏固了民主政治。因此，雙方的衝突並不涉及政體變更，不過是城邦內部不同派別間的衝突。從此時直到希臘化時代初期，除公元前418/417年大約半年外，阿爾戈斯一直實行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與運作

民主政治下阿爾戈斯的制度總體上與其他希臘城邦相似，有公民大會，議事會和若干官員。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議事會負責為公民大會準備和預審議案，官員具體負責不同領域的事務。

阿爾戈斯的公民大會被稱為阿利埃亞（ Aliaia ）。 它首次出現於公元前475年。在當年指定奧伊努斯的格諾塔斯為阿爾戈斯代辦（ proxenos ）的銘文中，出現了“公民大會命令”（ Aliaiai edoxxe ）的字樣。 公元前5世紀中期，在阿爾戈斯與克諾索斯、圖利索斯簽訂的協議中，再度出現了公民大會的身影。銘文第43—48行特別指明，那是一次有關宗教事務的公民大會（ aliaiai aron ），由呂科弗羅尼德胞族的阿奇斯特拉託斯擔任議事會主席，通過於麥蘭塔斯為國王、呂科塔達斯任職之年。 對理解阿爾戈斯公民大會的地位和程序來説，這篇銘文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公民大會的議程可能需要議事會討論，議事會指定一名主席（阿奇斯特拉託斯）主持公民大會。如果雅典的類比可以相信，則阿爾戈斯的公民大會所討論的問題，可能也需要議事會預審。公元前481年，議事會拒絕希臘使節的求援；公元前418年，議事會拒絕了雅典將軍阿克比亞戴斯在公民大會上發言的請求。這些事實可能意味着，如果沒有議事會同意，公民大會至少無法討論與對外政策有關的重大問題。其次，與雅典一樣，阿爾戈斯的公民大會也劃分為不同類型。本處銘文中出現的公民大會名義上處理的是宗教事務，實則阿爾戈斯在克里特充當了調處人的角色，調整與盟邦克諾索斯和圖利索斯的關係，並規定盟邦之間的關係。可以相信，當公民大會討論對外關係，尤其是宣戰、媾和之類的重大問題時，公民大會另有其他稱呼，如全體大會（ Aliaia teleia ）等。 這樣的會議可能像雅典舉行陶片放逐法投票的公民大會，有最低投票人數的限制。最後，公民大會可能有固定召開的日期。沃爾勒在彙集相關銘文之後，發現全體大會一般在一個月下旬的第4天，也有在第6天或第9天舉行的。如果全體大會有相對固定的日期，則其他類型的大會，或許有同樣的規定。如果形勢需要，阿爾戈斯人也會臨時召開公民大會。公元前421年，科林斯使者在雅典和斯巴達簽訂五十年和約後回國時，特意前往阿爾戈斯，與阿爾戈斯的一些官員私下商量結盟對抗斯巴達，而且特意囑咐官員們不要把這件事向公民大會報告。但科林斯人回國後，“那些阿爾戈斯人聽過這些建議後，把它們提交給阿爾戈斯官員和公民大會”。阿爾戈斯人決定組建一個12人的使團到希臘各邦商討結盟事宜。

這裏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雖然科林斯使節叮囑官員們私下運作，以免行動尚未開始就弄得天下皆知。但官員們終歸不敢獨立做出決定，將它們提交給了公民大會。最後做出決定的，也確實是公民大會，説明科林斯使者過高估計了阿爾戈斯官員們的權威，不知道在民主政治下，未經公民大會同意，官員們不能做出重大決定。在阿爾戈斯以國家名義頒佈的命令中，幾乎都有“公民大會命令”的字樣，雖屬套話，卻不純粹是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説，公民大會對官員的行動形成了有效制約。

第二，組建12人使團的公民大會很可能是臨時召開的。雖然當時斯巴達與阿爾戈斯的和約即將到期，阿爾戈斯人正在考慮與斯巴達的關係，但科林斯人使者的到來肯定是偶然因素，隨後召開的公民大會，應當並非固定日子召開的會議，而是臨時召開的。修昔底德行文所暗示的，是科林斯人使者離開後，阿爾戈斯人馬上召開了公民大會。此後圍繞與曼提奈亞、科林斯、底比斯和雅典等邦的關係，阿爾戈斯召開過多次公民大會，其中不乏固定日期的常規會議，但更多的應屬於臨時召開，説明阿爾戈斯人對舉行此類會議習以為常，暗示公民大會可能頻繁召開。當情況緊急時，人民領袖可以不經過議事會而立刻召集會議。公元前370年，阿爾戈斯富人企圖政變時，人民領袖臨時宣佈召開會議，且未提任何具體議案，卻要求公民各自按部落集會，成功挫敗了富人推翻民主政治的陰謀。

第三，關於會議的程序，修昔底德可能省略了某些內容。那些提出建議的人不僅要向官員和公民大會提出自己的建議，也應該經過議事會批准，否則公民大會無權就此做出決定。

第四，我們注意到，公民大會做出的決定相當具體：挑選12人組成使團，並授權使團與任意的希臘城邦結盟。但如果雅典和斯巴達希望加入同盟，必須取得公民大會同意。雖然修昔底德沒有具體記載會議進程，但可以相信，官員們也許只是把科林斯人的建議向議事會提出，議事會大概有一個初步的同意組建同盟的動議，但組建12人的使團，並且把雅典和斯巴達作為例外對待的建議，肯定是在公民大會辯論過程中才逐步成型。所以，它充分體現了阿爾戈斯公民大會相對於議事會和官員的獨立性。我們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在會上發言，決議的具體條款又如何形成。我們能説的，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個決議相當合理，體現了公民大會議事機制和討論的成熟。

權力如此明顯，有定期召開之權，對議事會和官員享有相當獨立性的阿爾戈斯公民大會，很有雅典公民大會的韻味，而與某些學者宣稱創建了希臘第一個民主政體的斯巴達人的公民大會迥然有別。但是，在雅典，所有公民原則上都有資格出席公民大會，並且有權提出建議。在阿爾戈斯，到底哪些人有資格出席公民大會？出席者有多少人？哪些人可以發言？發言人現場提出的建議，要通過怎樣的途徑才能被寫入最終的決議中？在直接參與式的希臘城邦民主體制下，這些問題的答案特別重要。

遺憾的是，我們很難確定哪些人有資格出席公民大會。希羅多德説塞佩亞戰役後奴隸控制了政權，暗示新入籍的公民不僅可以出席公民大會，而且可以擔任官職。公元前5世紀出現的敍爾納提奧伊部落在民主政治時期一直保留，説明即使一部分新公民被驅逐，仍有部分人繼續被承認為公民，而且能夠擔任某些職務。由於阿爾戈斯從無水師，在戰場上作戰之時，它從來都以步兵，而且基本是重裝步兵決定勝負，我們知道的唯一審判，也是由歸途中的軍隊進行的，或許暗示那些無力服重裝步兵兵役者沒有出席公民大會的權利。

阿爾戈斯公民大會的存在，得到了考古學某種程度的證實。在阿爾戈斯廣場西部的劇場區，考古學家們已經發掘出可能屬於公民大會的會場，現有的會場規模能夠容納2500—3000人，公元前494年阿爾戈斯出動了六千多名重裝步兵。按照希臘城邦的慣例，50歲以上和18—20歲的公民不會參加戰鬥，而且一般城邦只出動全軍的三分之二左右。據此估計，當時阿爾戈斯的公民至少在1萬人以上，甚至可能達到2萬人。如果公民大會會場滿員，出席者也只佔全體公民的10%—20%，不會超過30%。由於該遺址的發掘尚未全部完成，對會場的實際規模還有待進一步確定。但目前的規模讓它與雅典的比較頗有啓發：公元前5世紀，雅典公民人數從3萬人增加到4萬—5萬人，但現在發掘的皮尼克斯會場僅能容納6000人左右。也就是説，在阿爾戈斯和雅典，城邦期待公民出席公民大會的比例在公民總數的10%—20%之間。

至於會場上哪些人可以發言？對決議的影響如何體現？我們資料很少。修昔底德記載的幾次公民大會，都只有最終的結果，缺少具體進程的情況。唯一比較清楚的一次，是公元前418年在城外召開的處置將軍會議。當年，阿爾戈斯人及其盟友與斯巴達人發生戰爭，雙方軍隊已經列陣完畢。正要交戰前夕，阿爾戈斯的將軍塔拉敍魯斯自作主張，和斯巴達在阿爾戈斯的代辦一道與斯巴達國王阿吉斯商談。據修昔底德記載，當時阿爾戈斯人形勢非常危急，已經落入斯巴達人及其盟友的包圍之中，但他們並不清楚形勢，反而認為自己處境非常有利，將取得對斯巴達的決定性勝利。對於將軍和代辦“自作主張，沒有經過人民的授權”所簽訂的停戰協定，士兵們非常生氣。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服從決定並撤退了。只是在回國途中，憤怒的士兵們幾乎把塔拉敍魯斯用石頭砸死。儘管他逃得性命，但其財產被沒收。修昔底德暗示，在入城之前，士兵們一般會在卡拉德魯斯河對將軍進行審判。那是否意味着，雖然在戰場上士兵們必須服從將軍的命令，但到了卡拉德魯斯河，士兵們會對將軍們的行動進行評估。如果不合格，則將軍會受到制裁。與塔拉敍魯斯一同參與談判的斯巴達人代辦並未受到任何制裁，表明這次會議就是士兵針對將軍的審判會。對塔拉敍魯斯的處置表明，將軍和官員們可以違背民意，但他同樣要準備承擔相應的後果。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阿爾戈斯人非常憤怒，他們仍承認停戰協定有效。這樣看，雖然官員們任期短暫，他們的決定仍具有某種約束力。

對於將軍之外的其他官員，或者雖無官職，但經常在公民大會上露面的人民領袖們，阿爾戈斯人同樣有權制裁。狄奧多魯斯有關公元前370年事件的記載表明，如果人民領袖不能順從民眾的意志，很可能遭遇嚴厲懲罰，乃至喪失性命。

公民大會制裁官員的另一手段，可能是陶片放逐法。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古代作家給阿里斯托芬的《騎士》所做的註疏都提到阿爾戈斯有過與雅典類似的制度。在雅典，這個制度是人民主權的重要表現，也是民主政治成熟的重要標誌，有效保證了民主政治的穩定。可惜由於資料缺失，阿爾戈斯放逐法投票的程序和要求以及潛在的流放對象與實際被流放的人，我們都不得而知。

雖然在現存銘文中，阿爾戈斯議事會一般不像在雅典那樣，與公民大會一起出現在命令的開頭，但它在阿爾戈斯無疑發揮着重要作用。公元前481/480年，當希臘人遣使阿爾戈斯請求支援時，出面接待和做出迴應的就是議事會。在前文已提及的公元前450年左右阿爾戈斯與克諾索斯、圖利索斯的條約中，也出現了議事會，以及議事會主席等機構和官員。公元前420年，阿爾戈斯與雅典等簽訂盟約時，議事會和八十人委員會共同宣誓。如果與雅典比較，前者是議事會，則“八十人委員會”似乎應當是議事會主席團，但這一點並不確定。雖然代表雅典宣誓的是議事會，監督宣誓的是主席團，但並不代表阿爾戈斯也由同類機構宣誓。在曼提奈亞，宣誓者是“德米烏爾戈斯、議事會和其他官員，監誓者為泰奧利（theori）和波萊馬爾赫（polemarch）”，在埃利斯，宣誓者是“德米烏爾戈斯和六百人，監誓者是德米烏爾戈斯和法律監護人（ thesmphylaces ）”。 從行文看，宣誓者中都應當包括議事會，但監誓者的角色，就曼提奈亞和埃利斯論，肯定不是議事會主席團，因此把阿爾戈斯的八十人委員會視為議事會主席團，從類比的角度看存在難度。

按照希臘城邦的慣例，阿爾戈斯議事會可能也以部落為單位產生，也可能有以部落為基礎組成的主席團。公元前450年的銘文上，的確出現過敍萊伊斯部落的呂科塔達斯任職的表述，暗示他當時可能是議事會主席團的主席或議事會的主席。有學者猜測，公元前420年條約中出現的八十人委員會可能就是議事會主席團，進而推測每個部落的議員是80人，議事會總共有320名議員。也有學者推測，公元前315年在議事會大廳被屠殺的500人都是議事會成員。但是，這些論點都缺乏證據支持。

議事會最重要的責任，可能就是為公民大會準備決議草案，可能還有事後的執行，因此條約宣誓時，一般總有議事會代表。公元前418年，在阿爾戈斯與斯巴達簽訂的和約中，不曾提及宣誓，因此也沒有議事會或其他機構出現。然而，阿爾戈斯使團回國後，又要求修改盟約，可能是受到國內相關機構，包括公民大會指示的結果。有銘文顯示，如同阿爾戈斯的官員一樣，議事會能夠獨立做出決定，包括是否把外國使節介紹給公民大會。

八十人委員會可能是另一個議事會，但他們的產生、任期和職能都模糊不清。在修昔底德的記載中，八十人委員會不但和阿爾提奈一起就條約舉行宣誓，還是宣誓的主持人。因為雅典方面是議事會主席團主持宣誓，所以最新的中文譯本直接把它譯成了八十人議事會。但阿爾戈斯畢竟不是雅典，況且同時宣誓的埃利斯的主持者是德米烏爾戈斯和法律監護人，曼提奈亞宣誓的主持者是泰奧羅利和波萊馬爾赫。後兩個國家當時也實行民主政治，且是阿爾戈斯的近鄰，因此，如果類比，也應當是與後兩個城邦的主持者類比，把他們作為官員或者第二議事會更為合適。皮埃拉認為，他們是阿爾戈斯的另一個議事會，每個部落各20人，不無可能，畢竟作為官員，他們人數太多。但也可能如雅典的戰神山議事會，由卸任官員組成，具有部分議事職能。

第三個重要機構是各類官職。對於他們，除個別官職外，我們的瞭解很不充分。這些官員之中，比較重要的曾出現在雅典和阿爾戈斯等邦公元前420年簽訂的盟約中，包括八十人委員會、阿爾提奈、王和將軍等。阿爾戈斯早期歷史上有國王，此人可能有統率軍隊、舉行宗教儀式等職能。公元前6世紀初，國王似乎已經從阿爾戈斯消失。公元前550年左右的錦標之戰中，國王不曾露面。但到公元前5世紀，國王似乎又出現了。希羅多德提到，希波戰爭時阿爾戈斯有一個國王；在阿爾戈斯人和克諾索斯、圖利索斯簽訂的盟約中，提到麥蘭塔斯為當年阿爾戈斯的國王。但這時的國王應是個一年一任的官員，或許需要選舉產生，履行原本由國王行使的某些宗教職能。阿爾戈斯人可能還以他的名字為年號，猶如雅典的執政官。

在修昔底德有關阿爾戈斯與雅典等國簽訂的盟約的宣誓人中，有名為阿爾提奈的官員。與他們一道出現的是議事會和八十人委員會，顯示阿爾提奈可能是行政官員而非議事會，而且地位比較重要。阿爾提奈的原意相當於執政，或與克里特的官職科斯摩類似，有行政和司法裁決權。普魯塔克提到，阿爾戈斯的鄰邦埃皮道魯斯有同名的官職，他們是一個與普通農民相對的特權羣體，共180人，壟斷着國家的管理權，那很可能表示他們終身任職。但在民主政治下的阿爾戈斯是否如此，並不確定。在修昔底德的敍述中，他們僅僅出現過這一次，而且未具體提及他們在國內政治中的作用。公元前5世紀初的一份銘文暗示他們可能僅代表3個多利安人部落。戈麥傾向於認為他們是官員，意在取代那在古典時代消失的達米烏爾戈斯。後者在公元前420年條約宣誓中的缺席，暗示戈麥的推測不無道理。如果他們真是官員，則他們可能和阿爾戈斯的大多數官職一樣，任期只有半年。

我們對將軍的瞭解稍多。希波戰爭期間，如果阿爾戈斯人的話可信，統率軍隊的仍是國王。但那可能是斯巴達人為了不交出統率權而發明的託詞，因為早在公元前494年的戰役中，統率軍隊的已經不是國王，而是某個不知名的官員了。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阿爾戈斯軍隊由將軍指揮，共有5名，分別指揮5個支隊。在戰場上，5名將軍集體指揮。塔拉敍魯斯的例證表明，單個將軍在戰場上有一定的自由處置權，並且會得到士兵的服從，哪怕那是他未在與同僚商議的情況下籤訂的協議。但他也要準備為他做出的不受歡迎的決定負責，因為阿爾戈斯有一個專門審判將軍的場所：軍隊進城之前，在卡拉德魯斯河可以審判將軍。那些被定罪的將軍有可能被阿爾戈斯人用石頭打死，財產被沒收。然而，像阿爾戈斯的其他官員一樣，我們對將軍的產生、資格和任期等重要信息，都一無所知。如果公元前418年阿爾戈斯與斯巴達交戰的失敗出自將軍和精英士兵們有意識的背叛，則將軍至少由精英階級的人士擔任。他們對民主政治的態度，有時可能不那麼友好。事實上，公元前417年的寡頭政變，就是軍隊中的精英發動的。雖然古代作家未提到任何將軍的作用，但可以相信，將軍們至少對政變採取了默許的態度。

一般性與特殊性

在古代希臘的民主政治中，雖然雅典並非希臘，但它是古代發展最為完善的民主制度，因此把阿爾戈斯與雅典民主比較具有典型意義。從基本制度設計看，阿爾戈斯的民主與雅典區別不大。公民大會掌握最高權力，就國家重大事務通過決議；議事會負責為公民大會準備決議案，並監督決議的執行；官員們負責處理國家日常事務，需要向人民負責，可能遭遇反對和制裁。人民領袖在那裏具有重大影響，甚至類似陶片放逐法的制度也曾在阿爾戈斯使用。最近發現的某些資料，證實阿爾戈斯官員們的任期僅有半年，暗示在貫徹民主政治的輪番為治原則時，阿爾戈斯更加激進。

然而，阿爾戈斯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亞里士多德界定的温和類型。由於資料的缺失，但主要是因為阿爾戈斯城邦自身的歷史背景和經濟基礎，某些對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義的制度在阿爾戈斯從未得到實施。首先是陪審法庭。法庭是雅典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雲》中，當蘇格拉底的門徒把世界地圖拿給老農斯特瑞普西阿德斯，指給後者雅典所在的位置時，老農表示不信，“因為我沒有看見陪審員坐在那兒”。到公元前4世紀，法庭的地位甚至更加重要，在審判案件之外，那些對公民大會法令是否合法表示疑問的，也需要向法庭起訴。對包括將軍在內的官員的審計、德莫登記公民中出現的爭議，也都在法庭解決。但在阿爾戈斯，這樣的法庭似乎從不曾存在過，它更多地依靠士兵出席的公民大會行使，如公元前418年針對將軍塔拉敍魯斯那樣。由於公民大會召開次數有限，日常的司法案件，必定另有官員審理。官員的判決是否可以上訴到公民大會，也不清楚，目前的證據中沒有類似的案例存在。就司法方面論，阿爾戈斯的民主程度與古典羅馬共和國或公元前5世紀中期之前的雅典更加接近。

其次，是津貼制度。自公元前5世紀中期起，大約與陪審法庭制度完善同時，雅典引入了給予官職以津貼的制度。首先獲得津貼的是法庭陪審員，後來是議事會議員以及其他官員。到伯里克利時代後期，除將軍和國庫保管員外，其他官職基本都有津貼。公元前399年，出席公民大會也獲得了津貼。到公元前4世紀後期，出席公民大會的津貼最高達到1.5德拉克馬。雖然因此宣稱雅典公民靠國家養活肯定不符合事實，但津貼制的引入，無疑壓縮了財富和富人庇護體系行使影響的空間，有助於下層階級實現對國家的管理權。同時，津貼制也使那些有政治積極性但經濟條件不允許的社會中下層能夠暫時放下手中的活計，以擔任官職、陪審員和出席公民大會的方式，實際參與到政治進程之中。但在阿爾戈斯，至少從目前我們掌握的史料來説，沒有任何對公民擔任官職或出席公民大會給予補貼的制度。這樣，能夠擔任官職的，甚至出席公民大會的，始終是中等階級以上的人士，具體地説，是重裝步兵等級以上的人士。由於阿爾戈斯絕大多數公民只能依靠自身養活，無暇也無力經常服役、出席公民大會或出任官職。從一般希臘城邦的情況看，能夠充任重裝步兵的，佔整個公民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阿爾戈斯數次全軍出動時，如塞佩亞和曼提奈亞戰役中，軍隊的主力一般都在5000—6000人。他們不僅是在卡拉德魯斯河畔舉行的士兵大會的主角，可能也是公民大會的主要出席者。易言之，三分之二相對貧窮的公民，基本被排除在阿爾戈斯城邦的政治生活之外。託姆林森正確地指出，阿爾戈斯明確存在富人與窮人的區分，能夠在公民大會中投票的，始終是那些財富足以讓他們製備重裝步兵裝備的人，而他們是公民中的少數。因此，“阿爾戈斯政制屬於温和而非激進民主政治的類型，屬於公元前462年改革前在雅典存在的類型。”

最後，如已經指出的，阿爾戈斯軍隊的性質制約了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把雅典民主政治與公元前5世紀雅典海軍及其帝國的發展直接聯繫起來不免過分，但海軍的發展直接影響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某些特徵，包括津貼制的實行和社會下層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官職向第三等級及其以下的公民開放，促成更加廣泛的參與，大體沒有疑問。在敍拉古，因擊敗雅典入侵軍過程中海軍扮演了重要角色，敍拉古的政治在公元前5世紀末進一步民主化。在希臘城邦那種士兵和公民身份合二為一的背景下，能夠執干戈保衞國家的人享有相應的政治權利，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對此亞里士多德已經在政治學中有所申述。他注意到，城邦政體與能夠有多少公民充任士兵有直接關係，當許多步兵能夠加入公民團體時，就出現了所謂公民政體（ politeia ）。 託姆林森也認為，在希臘城邦中，“軍事組織與政治制度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一個可以説明另一個。在我們擁有足夠事實材料的地方，情況的確如此”。

阿爾戈斯一直是一個陸上強國。如公元前4世紀的底比斯一樣，戰場上的制勝力量始終是步兵。無論是公元前494年的塞佩亞戰役，還是公元前418年的曼提奈亞戰役，戰場上的決勝主力都是步兵，而且是重裝步兵，輕裝兵很少獲得上場機會。所不同者，是阿爾戈斯特意組建了一支1000人左右的精英部隊，由國家支付費用，專事訓練和作戰。這支軍隊的確發揮了作用，但因為他們出自阿爾戈斯最富有的家庭，後來被利用，成為推翻民主政治的力量。至於阿爾戈斯的海軍，從不曾在文獻中出現過。雖然阿爾戈斯的主要對手斯巴達以陸軍見長，與斯巴達人爭奪庫努利亞等地區時，主要依靠陸軍力量，但因為這些地區都屬沿海，如果阿爾戈斯組建海軍，可以讓他們採用更靈活的戰略。同時，阿爾戈斯也不完全缺乏港口。但是，阿爾戈斯人始終沒有組建過海軍。學者們正確地認為，那些不能在戰場上為國家奮戰的人，是否有出席公民大會的權利都是疑問，更不用説發揮政治作用。因此，阿爾戈斯的民主，是阿爾戈斯中上層公民的民主，始終停留在所謂的温和民主階段，不曾遭遇來自下層階級嚴重的挑戰。

與雅典不同，阿爾戈斯民主政治的成績並不耀眼。希波戰爭中，它藉口自己在塞佩亞戰役中損失慘重，保持了不光彩的中立。公元前5世紀，在斯巴達和雅典兩大強國左右希臘世界的形勢下，阿爾戈斯偶爾可以扮演攪局者的角色，但從未成為決定性力量。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在民主政治時代，阿爾戈斯在眾多勢力之間，能夠頑強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已屬了不起的成功。它先是面對希臘世界的頭號霸主斯巴達，通過吸納邊民加入公民隊伍，調整制度，在人力和物力都明顯弱於斯巴達的情況下，迅速從塞佩亞戰役的慘敗中復興，再度統一阿爾戈斯平原，成為斯巴達的勁敵。在阿奇達馬斯戰爭中，阿爾戈斯保持了中立，當雅典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在抱怨因戰爭帶來的各種災難和不便時，當斯巴達人因在派羅斯失敗聲望大為下降，遭遇盟邦輕視時，“阿爾戈斯人卻事事順遂，他們沒有參與阿提卡的戰爭，而是與雙方都有盟約，獲益匪淺”，成為科林斯、底比斯、雅典和斯巴達等眾多城邦求援的對象。在與斯巴達爭奪庫努利亞地區再度失敗後，阿爾戈斯及時收手，與斯巴達簽訂了和約。在科林斯戰爭中，阿爾戈斯之所以能成為斯巴達強大的對手，是因為它長期保持了政治穩定和休養生息。的確，阿爾戈斯對斯巴達的挑戰，像過去一樣，再度以失敗告終，但那很大程度上源自斯巴達與波斯的聯合壓力。面對如此壓力，所有希臘城邦，包括雅典和底比斯在內，都不得不暫時屈服。阿爾戈斯的衰落，與公元前370年那場殘酷的“革命”關係更加直接。在那場富人打算聯合僱傭兵推翻民主政治，因陰謀泄露而引起的大屠殺中，約有1200名富人喪命，還有部分人民領袖被處死。自那以後，“阿爾哥斯仍活動在希臘歷史舞台上，但確實不引人注目了”。儘管如此，它仍是交戰各方必須考慮的因素。公元前337年科林斯會議後，阿爾戈斯藉助馬其頓的腓力的力量，終於收回了庫努利亞等地區，實現了多年的夙願。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阿爾戈斯保持內部穩定的能力。由於民主政治下民眾對國家管理和政治相對廣泛的參與，大量希臘城邦很難在較長時期內保持政治穩定。在《政治學》總共8卷的篇幅中，亞里士多德用第5卷和第6兩捲來討論各種政體發生革命的原因和保持政體的手段。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城邦隨時可能爆發內部衝突和發生政制變革。為此，亞里士多德給如何保持各種政體開出了相應的藥方。但是，即使他的藥方有用，也略顯太晚。進入希臘化時代之後，希臘城邦內部的衝突絲毫沒有緩解的跡象。芬利如此概括雅典和斯巴達之外的城邦政治：

在一個技術落後、主要由小土地所有者組成、有着嚴格分層社會結構以及孜孜不倦地進行地方戰爭的世界裏，人口少於一萬人的獨立城邦經常處於不穩定的狀態，缺乏資源和人力使自身免受自然災難（例如連年饑荒）的政治和社會後果以及不斷的軍事衝突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因此，其政治經常崩潰於公開內戰，並常常伴隨將城邦出賣給這個或那個強國的行為。誠然，由於史料的不足，這僅僅是一種印象，但這是將下層階級納入政治共同體的一個代價。

芬利的判斷雖然指向相對較小的城邦，但大邦有時也不能倖免。即使以雅典而論，亞里士多德就列舉了直到公元前5世紀末發生的11次政治變革，其中陷入內戰或瀕臨內戰的情形，就不止一次。另一大邦斯巴達因壓迫邊民和黑勞士，公民被迫生活在軍營中。但即使在公民內部，自公元前6世紀中期以來，斯巴達內部也多次發生衝突。在卡特利奇看來，

古代希臘式民主是一種基於衝突而非一致的多數決策制度。民主的政治，用我們的話説，是一種零和遊戲，用他們確實使用的話表述，是競爭（agon）。在他們那樣一個透明的、面對面的體系中，每次就重要政策問題進行的投票，都存在衝突爆發的危險，或者在某種意義上，是衝突有控制的表達。

作為一個城邦，阿爾戈斯擁有約一到兩萬公民，作為重裝步兵的全權公民也在6000人以上。就外部環境來説，它經常遭遇斯巴達的威脅，也是雅典極力爭取的對象。自公元前5世紀初民主政治誕生後，在阿爾戈斯內部，肯定也存在着窮人和富人、民主派與寡頭派的矛盾。阿爾戈斯爆發衝突的概率，也應當遠超過一般較小的城邦。但是，在希臘人的歷史文獻中，阿爾戈斯的內部衝突出乎意料地稀少。從公元前5世紀初阿爾戈斯民主政治產生，到公元前4世紀末，阿爾戈斯主要的衝突有三次：第一次，是驅逐那些所謂奴隸的後代，第二次，是公元前418年寡頭派顛覆民主政治以及半年之後民主政治的恢復，第三次，是公元前370年的革命。三次衝突都發生在公民內部，但後兩次顯然是寡頭分子挑釁在先，民主派隨後展開反擊。與雅典比較起來，在大致相同的時間裏，阿爾戈斯公開爆發的衝突數量要少得多。這裏當然有歷史文獻本身的缺失問題，因為對大多數希臘城邦而言，如果它們偶爾出現在歷史文獻中，那大多是因為它們與雅典或斯巴達等邦發生了聯繫。在其他時候，史料對它們狀況的記載基本是空白，對於城邦內部的變革，記錄更少。“關於埃吉那的歷史（除考古資料外），我們擁有的獨立知識幾乎為零。在歷史文獻中，該島主要因為它與雅典的聯繫而現身。”阿米特對埃吉那的論斷，略加變通之後，可以應用到阿爾戈斯：該邦主要因為它與斯巴達和雅典的關係現身於歷史文獻中。但是，就希臘人對政治衝突的興趣而論，這樣的沉默畢竟不同尋常。事實上，一旦衝突發生，希臘人有興趣記錄它們。亞里士多德就在《政治學》中連篇累牘地引用了大量內部衝突和政治變革的例證，但關於阿爾戈斯，除吸收邊民和公元前418年那兩次衝突外，其他衝突例證稀少。而規模與阿爾戈斯大致相似的國家如底比斯等，至少就公元前5到前4世紀論，內部衝突的次數和程度都明顯要多於阿爾戈斯。

芬利認為，雅典、斯巴達和羅馬等大國所以取得穩定，很大程度上源於這些強國或征服了周邊大片土地，派出自己的公民建立殖民地，或公民個人利用本邦的霸主地位，直接在盟邦佔領土地。但阿爾戈斯既不是征服型國家，也沒有大規模建立海外殖民地，在與斯巴達的爭奪中，它幾乎總是處於下風。雖然阿爾戈斯土地肥沃，地下水資源豐富，農業生產條件比較有利，但在希臘，色薩利、克里特等地區自然條件更加優越。亞里士多德明確指出，那兩個地區的政治並不穩定，農奴經常發起暴動。因此，阿爾戈斯的穩定，需要從其他方面做出解釋。

阿爾戈斯的民主政治在某些方面的確不如雅典完善，民眾參與政治的渠道，也不如雅典廣泛，但如前所述，阿爾戈斯的官員們需要為他們做出的決定負責。士兵對將軍可以進行審判，相應地，公民也應當有權力審判其他官員。羅賓遜證明，阿爾戈斯公民大會對官員的監督相當嚴厲。而官員較雅典同儕更短的任期，也使得公民們可以較快更換不合格或他們不喜歡的官員。所以，阿爾戈斯長期的穩定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官員們合理的行動以及公民對民主政治的忠誠。修昔底德對公元前418—前417年事件的記錄，使我們獲得了少有的阿爾戈斯內部政治狀況的記載。當時斯巴達與阿爾戈斯的部分寡頭分子合謀，先説服阿爾戈斯人與斯巴達結盟，出兵西庫翁建立了狹隘的寡頭政治，接着回師阿爾戈斯，合謀推翻民主政治。阿爾戈斯的民主派先是隱忍，當寡頭統治的殘暴讓所有阿爾戈斯人都感到忍無可忍時，他們利用斯巴達人過節的機會，發動起義，成功推翻了寡頭派，重樹民主政治。寡頭分子們前往斯巴達求援，但斯巴達人不願意馬上行動。等到斯巴達終於發起遠征時，民主政治已在阿爾戈斯建立。斯巴達人覺得單憑自己的力量難以成功，不顧阿爾戈斯寡頭分子的請求打道回府。此後，阿爾戈斯與雅典結成同盟，並在雅典幫助下開始建築通向海邊的長牆。目的是“一旦陸路被切斷，在雅典人的幫助下，可以從海上輸入所需……阿爾戈斯人全民出動，男人、婦女和奴隸，動手築牆”。雖然工程被斯巴達人破壞，但阿爾戈斯的民主政治並未被推翻。上引修昔底德最後那句話值得注意的地方，恰恰是“全民出動”，表明民主政治得到了阿爾戈斯大多數人的支持。不過，民主派並不希望徹底清算他們。對於那些寡頭分子，他們只是選擇了300人，把他們作為人質交給雅典人看管。對於其他人，阿爾戈斯人選擇了寬容。如果我們將阿爾戈斯人的舉動與科西拉內戰中雙方的行動比較，則阿爾戈斯民主派行動的温和，或許不亞於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派擊敗三十僭主後實行的和解與大赦。那次大赦行動，讓雅典民主派贏得了古代所有作家的一致頌揚。如同在那之後雅典民主政治幾乎再未遭到內部挑戰一樣，經此之後，直到希臘化時代初期，阿爾戈斯的民主政治也不曾被成功從內部顛覆過。

結論

古典時代的希臘歷史是多中心的，雅典和斯巴達只是巴爾幹半島上兩個影響最大的城邦，因文獻相對豐富得到學者們關注。討論古代民主的論著，則大多把注意力放在雅典。從學術發展來説，這種狀況自有其合理性。但從全面理解古希臘歷史來説，則非常不客觀：它嚴重忽視了希臘歷史的多樣性，也貶低了希臘人多方面的創造力。從政治試驗來説，斯巴達是希臘最早的重裝步兵國家，也是第一個把政治權利授予全體斯巴達公民的國家；現今發現的第一份有關政制的銘文，出自公元前7世紀克里特小城德萊魯斯，它第一個嘗試以成文的形式對官職任期和責任進行規範；開俄斯可能是第一個設立民眾議事會的城邦；平等的口號，如果希羅多德的記載可信，首先出自薩摩斯的麥安德利烏斯之口；打散公民重新構建基本政制框架的，是北非的希臘人殖民地庫萊奈；伊奧尼亞人中，首次討論了把眾多城邦組合成一個大國的可能。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在討論古希臘民主政治的類型及其特徵時，顯然綜合了諸多城邦民主政治的資料。羅賓遜梳理了18個古希臘早期民主政治的案例，發現“到公元前6世紀中期，民主政治已經在不同的國家形成，在其他地區甚至出現得更早。到公元前5世紀初，這種政體已經是希臘世界一個確定無疑的現象”。由於古風時代希臘並無一個絕對的霸主，這些民主政治大多獨立發生，沒有一個是由其他城邦強加給某個城邦，或者是從另一城邦進口的。希臘民主政治興起的根本原因，源自古風時代希臘廣泛流行的平等主義。准此而論，雅典的民主政治既非第一，也非典型。“對古代民主政治的雅典中心觀，自然是因為古典雅典歷史提供的資料異常豐富的深度，但它不應模糊民主真正的起源地在希臘其他地區”的基本事實。

阿爾戈斯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是獨立小土地所有者，他們構成了阿爾戈斯公民的主體，也是軍隊的核心。作為城邦，它的基本制度體現了共性：公民大會的主要出席者是農民，有定期集會討論城邦大事的傳統，但頻率不如雅典那樣密集，正體現了亞里士多德關於農民是最優秀公民的理論，因為“這類人民的財產都不大，終年忙於耕耘，就沒有出席公民大會的閒暇。一家衣食並無餘裕，早晚不捨耒耜……總之，他們樂於田畝之間的作息，參政和服務公共事務既沒有實際的收穫，他們不想染指。”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農民對國事不關心，畢竟戰爭一旦開始，首先走上戰場的就是他們。阿爾戈斯的公民大會對官員的監督，雖不如雅典嚴厲，但也不是可有可無。官員們任期短暫，按照慣例經人民選舉產生，也樂於遵守成規，因此造成了阿爾戈斯歷史上政治變動不大的現象。從治理效果論，阿爾戈斯的確沒有成為希臘世界的超一流強國，但它也較少捲入希臘世界的戰爭，小農經濟受到的衝擊較少。因此，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阿爾戈斯仍有足夠的力量，聯合底比斯和科林斯等向斯巴達挑戰，並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保持了城邦的穩定。在衝突頻發的希臘城邦世界，阿爾戈斯既不依靠征服，也未向外殖民，卻能夠保持城邦政治穩定，表明了民主制城邦因應形勢的能力。事實上，在希臘世界，底比斯、敍拉古、埃利斯、阿凱亞、麥塔彭同等的民主政治，都誕生在農民共同體的基礎上，制度和運作都與阿爾戈斯類似。與此同時，民主政治也出現在開俄斯等工商業相對發達的城邦。這些案例表明，古代希臘民主政治不僅多樣，即使它們的制度總體上不如雅典民主，但在個別方面表現得可能激進，如阿爾戈斯官職的半年任期制，同樣也取得了城邦的穩定。阿爾戈斯等的案例，表明我們需要根據最新的資料，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雅典之外的地區，從眾多具體案例中，揭示古希臘民主政治的豐富和變化，由此更進一步探索希臘國家多樣化的類型。事實上，目前公認的事實是，不僅民主並非雅典一種類型，城邦也不是希臘國家的唯一形態。多中心的希臘世界，本就是多樣化的政治和政治制度的試驗場。阿爾戈斯的案例，在表現出城邦共性的同時，也展示了城邦民主的多樣性，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