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

根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偶爾提及的有關他自己的文字內容判斷：他約出生於公元前460年，其父奧羅路斯是雅典的貴族，其家族在色雷斯沿海地區擁有金礦開採權。他在雅典長大，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生活的時代正值雅典的極盛時期，也是古希臘文化的全盛時期。伯里克利等人的政治演説，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索福克利斯等人的戲劇，詭辯派（又稱“智者派”）的哲學，希羅多德等人的歷史著作，以及“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所代表的“實驗的”“科學”精神，都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年以後，他也像大多數貴族子弟一樣，憑藉家族的門第和個人的才幹而步入仕途。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他已經30歲左右，並可能已投身軍旅。軍旅生涯使他積累了一定的軍事經驗，因而於公元前424年被推選為雅典的“十將軍”之一，率領一支由7艘戰艦組成的艦隊，駐紮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島。當斯巴達的軍隊圍攻安菲波里斯的時候，他接到該城守將攸克利的求援後立刻率軍增援，但在他到達之前城池已被攻破。當局認為他貽誤戰機、且有通敵之嫌，就將他革職並放逐到色雷斯。

此後的20年間，他雖然居住在色雷斯，但始終關注着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進展情況，隨時記下具體過程。據説他經常到各地戰場去進行實地考察，甚至還去過伯羅奔尼撒同盟軍隊的陣地和西西里島。公元前404年，戰爭結束以後，他才獲得特赦，得以重返故鄉雅典。

修昔底德寫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目的，是想通過敍述這場戰爭給希臘世界造成的影響、以及雅典等城邦在戰爭前後的成敗興衰的變化過程，來垂訓後世。“範例歷史學”這個概念，是伊索克拉底在讀了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之後提出來的，是他對這部著作的概括性評價。

修昔底德不僅力求真實地記載歷史，而且力圖站在哲學的高度上去理解和概括歷史、並把這種概括之後的歷史事實傳達給後人。他自幼生活在雅典，因此對雅典的民主政制和法治精神有深切的體會。他在書中通過伯里克利那篇千古傳頌的《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説》，對雅典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原則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和讚揚：“……我們的政體之所以稱為民主政體，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政府是為了多數人，而不是為了少數人。我們的法律，在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保證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無所偏私；儘管人們的社會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選拔某人擔任公職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他的階級出身，而是看他有沒有真才實學。任何人，只要他對國家有所貢獻，決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我們在政治上享有的這種民主自由，也廣泛地體現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可見，修昔底德對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比希羅多德更加深刻。

另外，修昔底德與希羅多德在描述雅典民主政治時的情緒和角度也是不同的。希羅多德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視為雅典之所以能在希波戰爭中取勝的基本原因；他對雅典民主政治的頌揚，是與他對專制統治和獨裁政治的批判聯繫在一起的；他在描述雅典的民主政治時，充滿了一種自豪、昂揚的情緒。修昔底德對雅典民主政治的頌揚，恰恰反襯出那幾個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使整個希臘民族捲入戰火災難的政客們的可惡，反襯出使這種制度遭受破壞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可悲，反襯出人們對這種美好制度遭受破壞之後的痛惜。

修昔底德的這種情緒，使得他在寫作手法上也獨具特色。他用簡練的文筆、精確的詞句，通過冷峻、樸實的具體敍述，抒發了自己那種悲天憫人的真切情感，使得整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充滿着濃厚的悲劇氣氛，加強了作品的內在感染力量。這是他吸取了希臘悲劇發展成果的具體體現。他是想通過這種悲劇效果來強化著作內容在讀者頭腦中的印象，從而加強對後世的垂訓作用。

在寫作的過程中，修昔底德還大量借鑑了詭辯派哲學家的演説和修辭手法，以致於整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約有1/4的篇幅是演説辭。這些演説辭優美感人、與內容情節交相輝映，不僅體現了當時古希臘人高超的演説技巧和修辭水平、強化了著作的感染力，而且還包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因為這些演説辭都是經過修昔底德的加工而成的。他坦誠地向讀者説明了自己在加工演説辭時所奉行的原則：儘量爭取忠實於原演講的基本意思、並根據當時的情況(時間、場合)推想演講者最可能説出的話語。修昔底德在“推想”當時情況的過程中，實際上就包含着他所理解的歷史過程。因此，書中的演説辭不僅是他強化著作效果的手段，而且也是他記錄歷史內容的方法。

為了使自己的著作更有效地發揮“垂訓”作用，修昔底德在整個敍述過程中十分注意剋制個人的情感，儘量做到“客觀”和“公正”。書中處處充滿了冷靜、理智的精神，處處以平實、白描的筆法描述人事的過程及其前因後果，儘量避免做過多的個人評價和文辭性渲染。在敍述敵我雙方對同一件事情的解釋時，他往往能夠做到以相同的篇幅分配給雙方，既不曲筆諱言，也不隨波逐流；無論是敵方對雅典的種種指責，還是雅典對敵方的指控，他都照錄不誤。

修昔底德不僅在敍述史事時比較成功地克服了個人的情感，做到了“冷漠無情”，而且在評價史事時也能夠遵守“客觀”原則，按照一般的社會道德標準來判斷人事的是非善惡。無論是雅典人還是外邦人，無論是雅典的朋友還是雅典的敵人，無論是對雅典有利還是對雅典不利，修昔底德評判過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都是比較公平的。

正是因為修昔底德公平地、充分地敍述了史實，又以一般原則為標準進行了評判，因而使得他的著作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幾乎沒有人對他的記載表示過疑義。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修昔底德在自己親身感受的基礎上、依靠敏鋭的洞察力、發揮了卓越的寫作才能之後才完成的。這部著作體大思精、前後一貫，是預先訂好寫作計劃之後一氣呵成的。因此各個部分上下銜接、首尾相連，其間有嚴密的邏輯性。它原先也沒有分卷，後來的校注家們把它分成8卷，每卷又分為若干章，但是各家在分章分段時卻有很大的不同。修昔底德的寫作衝動，來自他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深刻認識。正如他在書中所説的那樣：“在這次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我就開始寫這部歷史著作，相信這次戰爭是一個偉大的戰爭，比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任何一次戰爭都更有記載的價值。我的這種信念是依據下列事實得來的：雙方都竭盡全力來備戰；同時我看到希臘世界中其餘的國家，不是參加了這一邊，就是參加了那一邊；即使那些目前還沒有參戰的國家，也正在準備參戰。這是希臘人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大動亂，同時也波及到大部分非希臘人的地區，可以説，幾乎全人類都將蒙受其影響……。”

正因為修昔底德從戰爭之初就有這樣的認識，所以他從一開始就十分用心地關注着戰局的變化，注意收集和整理資料，並擬訂了寫作計劃。等到戰爭結束、回到雅典、重新過上安定的生活之後，他就開始實施自己的寫作計劃。從這部著作的結構安排來看，修昔底德是想把那場延續了27年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當作一個完整的過程、嚴格地按照年代順序加以敍述的。

第1卷：導論；其中第1章是自序，闡明瞭寫作的目的和方法，追溯了戰爭的遠因和近因。

第2卷：敍述戰爭前3年的戰況；其中第4章就是那篇著名的“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説”。

第3卷：敍述第4～第6年的戰況。

第4卷：敍述第7～第9年的戰況；其中有雅典人在派勒斯的勝利、以及斯巴達人求和被雅典人拒絕的經過。

第5卷：敍述第11～第16年的戰況；其中有克萊昂陣亡和《尼西斯和約》的簽訂經過。

第6～7卷：敍述第17年的戰況；包括雅典海軍遠征西西里島上的敍拉古以及全軍覆沒的經過，是全書中描寫得最精彩的篇章。第8卷：敍述第18～第19年的戰況；其中包括開俄斯等地的暴動和雅典內部的黨爭狀況。

從以上的內容可以看出，修昔底德並沒有最終完成自己的全部寫作計劃。他的敍述止於公元前411年，而且他敍述的最後一個句子是不完整的。人們由此判斷：修昔底德可能是在著述的過程中猝然而逝的。有關伯羅奔尼撒戰爭最後7年(B.C.411～404年)的史事，修昔底德雖然沒有來得及敍述，但他完成敍述的部分已經佔了戰爭全過程的5分之4。

1、主題過於狹隘。許多西方史學家在評價《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時，都為它的主題狹隘而感到遺憾，並認為這是它最主要的缺陷。因為修昔底德在書中只敍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經過、以及與其有關的人和事，基本上沒有涉及戰爭以外的事情，對雅典的文化發展狀況也隻字未提。在這一方面，修昔底德明顯地比希羅多德倒退了一大步。然而近年來也有人指出：修昔底德的這種做法恰恰反映了古希臘史學的成熟。

2、用抽象的和永恆的“人性”來解釋和理解歷史發展。修昔底德認為：“古往今來，人就是人，有不變的人性。因此，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在未來會以十分相似的方式重複出現。”這樣一來，就容易陷入歷史循環論。

3、紀年方法不精確。修昔底德在敍述歷史事件時，只使用“冬季”和“夏季”來紀時，不寫具體日期。這樣就不能給人以明確的時間概念，容易混淆史實。

當然，修昔底德仍不失為古希臘傑出的歷史學家，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仍然是西方史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有人曾評論道：“儘管修昔底德比希羅多德只晚生了25年，但他們兩人對歷史的理解卻大不相同；從希羅多德到修昔底德，史學幾乎要進步一個世紀。”這是對修昔底德史學成就的高度評價。

修昔底德在敍述戰爭過程和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時，很注意把經濟因素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上。他考察了當時希臘的一些經濟情況，記述了雅典與埃及等外邦之間的貿易情況，並特別指出了糧食貿易對雅典的重要性。在論述雅典的戰時財政狀況對戰局的影響時，他曾強調指出：“如果沒有充裕的財庫，要想支撐一個長期的戰爭是不可能的”。這些都説明修昔底德已經認識到了經濟在歷史發展以及社會興衰治亂中的作用。

修昔底德把當時希臘哲學(主要是“詭辯派”哲學)中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邏輯方法應用到了歷史研究之中，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堅持求實的原則、研究者必須堅持理智的和批判的態度，為後世的歷史學家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修昔底德用懷疑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他的前輩們，對紀事家們的作品和希羅多德的著作都進行過批評。他主張歷史學不應該取悦流俗，而應該以敍述歷史的真實為最高目標。他認為：要使自己的敍述與歷史事實相符，要使一部歷史著作成為不朽的傳世之作，歷史學家首先必須完全拋棄歷史著作之中的神話和傳説的因素，這是關鍵所在；其次，歷史學家必須儘可能地去親身經歷自己所記述的歷史事件。正如他在第5卷中所説：“我親身經歷了戰爭的整個過程，幸而我已成年，能充分了解這次戰爭的意義。為了明確地弄清這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乃細心觀察。事有湊巧，自從在安菲波里斯城下兵敗之後，我便度過了20年流放的生活，得以密切地觀察到交戰雙方的情況。而且因為自己閒着，便可以專心致志地對這些事進行深入的研究。”

修昔底德在書中提出來的這些關於“史料懷疑”和“史料批判”的原則，幾乎已經達到了現代專業化的水平；與此同時，他在自己的寫作過程中，也幾乎完美地實踐了這個原則。

修昔底德認為：敍述歷史，就是要尋找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在他看來，一切歷史事件之間都有內在的聯繫；它們之所以會在某時某地發生，都有遠因和近因，也有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歷史學家應當對它們進行區別分析，從而對紛紜複雜的歷史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

修昔底德試圖站在世俗的立場上、從人事活動的角度總結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及其教訓，用以垂訓後世。他借伯里克利之口，説出了他的基本觀點：“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勞動成果。”他雖然也提到命運和神意，但是對宗教迷信式的解釋是持否定態度的。在他的著作中，沒有給超自然的力量留下任何位置；凡是涉及到“神”的地方，都是在批評人對神的迷信行為；他始終堅持從社會本身尋找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另外，他筆下的“命運”或“神意”等概念的內涵，與其他古代史學家筆下的類似概念有着本質的不同：在他那裏，命運或神意只是偶然現象的代名詞，並沒有神靈事先和事後對人事的任何干預。他還曾經借伯里克利之口闡述過自己的“命運”觀：“事件的進程可能與人們的計劃相反是正常的，而這正是我們通常把某種出乎我們預料之外的事歸咎於命運的原因。”他還堅決拒絕把各種災變當作神靈對各種即將到來的人間禍福的預示，他指出：日食、月蝕、地震、風暴等都是自然現象，不能把它們看作是吉凶禍福的徵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修昔底德身上表現出來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達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

參考資料 ^[4-7]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迴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這一概念來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章） ^[3]  即在現實中，兩個大國的戰略判斷與感情好惡的致命結合，隨着時間的流逝，會導致健康的競爭變成你死我活的敵對，甚至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