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簡

竹簡：古代用來寫字的竹片。

《後漢書·宦者傳·蔡倫》：“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

晉荀勗《〈穆天子傳〉序》：“ 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

清俞樾《茶香室續鈔·宋人書帖猶用竹簡》：“南宋初，士大夫書翰猶用竹簡。”

胡適《叔永書》：“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後來有了紙筆，便不用刀筆竹簡了。”

清 陳夢雷 《作書友人投筆志恨》詩之一：“我志原何許，逢人卻乞憐。是非留竹簡，方寸付蒼天。”

根據《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的記載，以及商代甲骨文中的“典”、“冊”等字符，可以看出早在商代，人們已利用竹木製簡，用繩編連成冊。從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來看，在商周時期，簡冊已經運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當時載錄檔案文書與書籍的主要載體。到了戰國時期，竹簡的使用變得十分廣泛。

現代： 裁、煮、烘，切竹，刮青、書寫、鑽孔、編。

古代：裁、切、烘（殺青）、書寫、鑽孔、編。

竹簡多用竹片製成，每片寫字一行，將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編聯起來，稱為“簡牘”。這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書籍形式，用於書寫文字的木片稱木牘，多用於書寫短文。

簡牘是中國古代先民在紙張發明之前書寫典籍、文書等文字載體的主要材料，是我國最古老的圖書之一。簡牘與甲骨文、敦煌遺書、明清檔案一同被列為二十世紀東方文明的四大發現，目前簡牘學也以驚人的速度形成了世界性學科，它從史學、考古、古文字學、文獻學、書法等，多角度多領域，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術的研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簡牘幾乎與甲骨文、金文同時出現，春秋到東漢末年是簡牘最盛行的時期，紙張發明後，竹木簡牘又與紙張並行數百年，直至東晉末年恆玄下令，簡牘制度方告結束。

竹簡是我國曆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籍形式，是造紙術發明之前以及紙普及之前主要的書寫工具，是我們的祖先經過反覆的比較和艱難的選擇之後，確定的文化保存和傳播媒體，這在傳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

它第一次把文字從社會最上層的小圈子裏解放出來，以浩大的聲勢，向更寬廣的社會大步前進。所以，竹簡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現，才得以形成百家爭鳴的文化盛況，同時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傳至今。

古代竹簡也是可以用現代工藝來進行體現的。

簡牘起源於商代，《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到了戰國時期，竹簡的使用變得十分廣泛，目前考古所發現的竹簡最早只能到這個時代。公元4世紀左右，由於紙已廣泛使用，簡牘才為紙抄本所代替。

竹簡最著名的考古有:

1．漢武帝時期，魯恭王破壞了孔子的舊宅壁，發現了一些竹簡，其中有先秦古文書寫的《左傳》、《論語》、《尚書》、《毛詩》等。

2．279年，晉朝汲郡人從戰國時魏襄王的陵墓中，一次發掘到寫有文字的竹簡數十車。

（以上兩次所發現的竹簡都未能流傳至後世）

3．1953年7月，湖南長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簡42支，最長的22釐米，寬1.2釐米，篆文，每簡2—10字，為戰國之物。

4．1957年，河南信陽楚墓出土竹簡800多片，簡上文字依然清晰。

5．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約五千枚。

6．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一千一百多枚。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7．1994年5月，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買回1200餘枚楚國的竹簡，這年的秋冬之際，又從香港買到497枚相同類型的竹簡。

8．2008年7月，校友趙偉國向母校清華大學捐贈了2388枚戰國竹簡，這些竹簡也是從境外買來的。清華簡中，有《尚書》、《系年》、《筮法》等。

竹簡是我國曆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籍形式，是造紙術發明之前以及紙普及之前主要的書寫工具，是我們的祖先經過反覆的比較和艱難的選擇之後，確定的文化保存和傳播媒體，這在傳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從社會最上層的小圈子裏解放出來，以浩大的聲勢，向更寬廣的社會大步前進。

所以，竹簡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現，才得以形成百家爭鳴的文化盛況，同時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傳至今。

竹簡是研究戰國楚文字和西漢初年書法的重要資料。先秦時代，文字從應用性走向藝術性。這時的書法與文字的 變革緊密聯繫着，它從稚拙階段漸趨完美，從而奠定了在中國書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1975年12月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簡千餘枚，上為墨書秦隸。從考古發掘出來的材料來看，戰國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簡上的文字，已有簡化篆體，減少筆劃，字形轉為方扁，用筆有波勢的傾向。這是隸書的萌芽。西漢時，書法中隸體的成分進一步增加。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畫《老子甲本》已有了明顯的隸意。

竹簡的字體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常見於楚國簡帛，字形結構是楚國文字的本色，書法體勢則帶有“蝌蚪文”的特徵，可以説是楚國簡帛的標準字體；第二類出自齊、魯儒家經典抄本，但已經被楚國所“馴化”，帶有“鳥蟲書”筆勢所形成的“豐中首尾鋭”的特徵，為兩漢以下《魏三體石經》、《漢簡》、 《古文四聲韻》所載“古文”之所本；第三類用筆類似小篆，與“古文篆書”比較接近，應當就是戰國時代齊、魯儒家經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類與齊國文字的特徵最為吻合，保留較多齊國文字的形體結構與書法風格。竹簡書法俊朗，疏密得宜，對研究中國書法史有很重要價值。

簡冊，“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西周和春秋時期有竹木簡上記事的方式，戰國時期的竹簡發現很多。戰國中晚期的竹簡，內容為遣冊、古書和卜筮記錄。秦木牘和秦簡上的隸書字形正方、長方、扁方不拘，筆畫肥、瘦、剛、柔，極盡變化。點面有明顯的起伏和波勢，用筆有輕、重、疾、徐的區別，是考證隸書發展 的極為珍貴的資料。

戰國的竹簡是手寫。這些字的筆畫具有彈性，起止處較尖鋭，中間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現了毛筆書寫的特色。這與金文隨形輕重和因接搭凝結的筆畫形態不同，已由遲重變為流美，筆畫和體式也較篆文更為簡略。可見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隸書在流行。“簡書”是近年在中國書法界興起了一支流派（又稱“竹簡書法”）。這是一種仿效秦漢竹簡和帛書的“古隸”體式，即效仿先秦、兩漢時代在竹片、木片和絲織物上的古文字的書法，用獨特的國畫顏料配製古樸赭黃色，以板刷在生宣紙上刷出類似竹簡書豎條，字體就寫在這赭色“竹簡”條上，別有一番古雅特色，適應了現代審美裝飾情趣。 對色彩變化瞬息之間的精確把握，使書法獲得了“隨類賦彩”之妙。這種書法呈現出活潑，具有生機的形象。“簡書”這一書法藝術於圖與文的抽象共性中彼此和諧。使我們在欣賞書法藝術的同時，又馳騁在色彩和圖案帶給我們無限想像的空間裏。

1994年春，上海博物館接受了一批飽水竹簡的脱水保護任務，總量有一千多支。完整的簡最長為五十幾釐米，短的有二十幾釐米。這些竹簡軟若麪條，不能整支提起，竹材質地相當疲弱，若稍施外力即會折斷（尤其是竹節部位）；還有些是損壞程度十分嚴重，散成竹絲狀的竹簡。

此外，有的竹簡還因受擠壓而被扭曲變形，竹簡上少見的硃砂標記很容易消失。

這批竹簡的文字字體與已出土的戰國楚簡文字一致。其內容專家判斷全部都是先秦古籍，有哲學、文學、歷史、政論等等方面的豐富記載。書篇約有百種。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總之，竹簡材質處於極差狀態。而竹簡內容又是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資料，具有極其重要研究價值。因此，必須盡最大努力想盡一切辦法，及時妥善、完整、長期地保存這份珍貴的遺產。

充分研究了飽水木器和竹簡的各種處理方法，決定採用真空冷凍乾燥法進行這批竹簡的處理研究。真空冷凍乾燥法原理是：水經冷凍成固體，在真空條件下，由固體轉化氣體，消除毛細管表面張力，使物體保持原有形狀。成功應用亦不乏其例。但其應用於這批嚴重朽蝕飽水竹簡的脱水乾燥處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

這批竹簡的相對含水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幾，這麼高含水率的竹簡，不是僅僅消除毛細管表面張力，就能防止細胞壁收縮，細胞腔崩塌，就能達到解決竹簡的脱水定型的目的。

影響飽水竹簡收縮變形另一重要因素是乾燥產生的應力與纖維結構所能支撐的機械強度。這麼高含水率説明竹材中的大量成分流失，細胞壁被腐蝕則是更為重要。因此，增強纖維細胞的強度，抵禦乾燥過程中的收縮應力，必須採用填充材料，才能防止其在脱水過程中收縮、變形、開裂。真空冷凍乾燥的預處理是關鍵。填充材料的選擇十分重要。置換材料要求能與水相混溶，取代飽水竹簡中的水分；分子量低，分子體積小，粘度低；材料的溶液不僅低濃度且較高濃度的狀態時，呈中性，亦容易滲透入細胞腔，細胞壁中；填充後能有一定的強度；色澤淺淡，使處理後能接近原物本色。

對多種填充材料進行了飽水木材的滲透實驗。從處理後的電鏡照片圖三，四中看出，一種GX溶液較為理想。未處理前壁厚在1－3微米，處理後壁厚大部分超過5微米，孔壁增厚，內中有較多的填充物，起到了增強纖維結構的作用。

嚴重朽蝕飽水竹簡要處理成功?其填充量必須達到一定程度，儘可能多地置換出其中的水分?才能保持其形狀的穩定。因此，製備高濃度GX溶液是極為重要的一步。

用十支竹簡作了實驗性處理。經逐步增高溶液濃度的浸滲程序，然後在温度為－20℃真空度為10－3毫米汞柱的條件下乾燥。採用千分卡與立體顯微鏡配合的方法對十支殘、短簡進行脱水前後的收縮率的測定，具體結果如下表：

從測定數據看，乾燥後的竹簡，其收縮率寬度方向在0.7—1.9%。竹簡的色澤近似竹材本色，達到了原先的設想要求。

對碎裂成絲狀的竹簡，除了上述處理的浸滲程序外?還需加入適量的黏合材料，將絲狀整理成形，再真空冷凍乾燥。經過三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這批扭曲變形竹簡的校正，硃砂標記的保存。一千多支竹簡的脱水定型任務。由此，竹簡可以在自然或人工光線下供專家們進行排比和研究。雖然脱水定型使竹簡得到了妥善的保護。但為了更好的保存，還需要採取妥善的保護手段，採用了把竹簡密封保存在有機玻璃盒中，並充以氮氣。其中以內容不同的十支竹簡，在陳列櫃的燈光照射下陳列了三年（1997年－1999年），沒有發現變形，也沒有發現肉眼可視的變色；其餘封存放在庫房的竹簡，也已8年了，至今未發現變化。此批竹簡正由研究人員整理，並陸續以上海博物館館藏戰國楚竹書出版面世，供研究人員研究。

成果信息：該成果獲1998年國家文物局文物科進步一等獎、2000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主要完成人：陳元生、解玉林、羅曦芸。

“嶽麓書院搶救的這批國寶，是文化史、學術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如再不回收保護，(這批竹簡)就會化為齏粉，化為泥土，那將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昨日，記者在一張有胡平生、李學勤等八九位著名簡牘研究專家親筆簽名的鑑定表上讀到了以上文字，專家一致認為，這批被嶽麓書院緊急搶救回來的簡牘，將對弄清秦漢法律源頭、對秦漢史的研究以及對學術史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而這批被專家們認定為具有“不可估量”意義的簡牘，曾在香港文物市場上流轉遷徙，2007年11月才被嶽麓書院帶回保護中心進行整理、保護。

“它們破損厲害，有的就像麪條，一碰可能就化掉”

這批珍貴竹簡與湖南人的結緣，源於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副院長陳松長2006年12月份的一次香港之行，“那次陳院長是去開會，但卻意外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香港某文物商手上有着數千枚秦漢竹簡，如果再不進行專業保護，將可能永久性消失……”昨日，嶽麓書院文物管理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鄭明星向記者講述了這批竹簡的來龍去脈：

“陳院長本身是簡牘研究專家，他馬上敏感地意識到這批文物的消失可能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於是開始千方百計地打聽這批文物的下落。”

“經過多方努力，2007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張光裕搭橋牽線下，嶽麓書院與香港文物商取得了聯繫，並第一次見到這批竹簡的真面目。然而，這批竹簡的破損程度讓人震驚：它們有的就像麪條，一碰就可能化掉，上面長滿了黴點，還有粉狀物質……”

鄭明星説，讓人驚喜的是，香港文物商和嶽麓書院在“要搶救這批文物”這一點上形成了高度的默契，對前往香港的湖南工作人員，文物商沒有任何為難，並且很快親自把多達8捆的竹簡送到了長沙。

“有着和長沙走馬樓漢簡相似的糖元結構”

簡牘來到長沙後，嶽麓書院馬上請來國內簡牘保護專家、“出土木漆器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學術委員、湖北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研究員方北松，負責竹簡的取樣檢測和脱色工作。

經過對樣品的檢測，方北松得出結論：竹簡存在嚴重的降解，有着和長沙走馬樓漢簡、荊州謝家橋漢簡相似的糖元結構，與新竹完全不同，並且具有編連、折斷和竹節幹後的老化痕跡。“這意味着這些竹簡是真品，不是仿造的。”鄭明星向記者解釋説。

由於竹簡表面已呈黑色，字跡模糊不清，“方教授把這批竹簡放進純淨水裏進行防脱水處理，之後進行脱色處理，最後小心地用線條纏好，用玻璃片固定。”出於保護竹簡的目的，這批處理好的竹簡被裝進特製錦盒後秘密收藏。

“內容比裏耶秦簡更豐富”

這批竹簡上究竟記載了什麼內容？目前是否確定年代？對此，鄭明星稱：“專家們打算花十年時間進行仔細研究。”但他透露，1月15日，嶽麓書院邀請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湖北荊州博物館、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湖南省文物局等單位的有關專家觀摩竹簡。從已經識讀的極少數竹簡來看，這批竹簡內容涵蓋算術、隸卜、律令、日書，“相比以日書和行政文書為主的裏耶秦簡，這批竹簡的涵蓋面更為豐富、廣泛，許多內容是別的竹簡所沒有涉及的。”

而就在4月13日，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受邀來到嶽麓書院研讀這批竹簡，“李教授根據竹簡上出現的一些湖北古地名及出現‘內史’的稱呼等信息判斷，這批竹簡可能出自湖北一郡守之墓，郡守相當於現在的省級官員。”

另據一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這批竹簡中有“蒼梧”、“洞庭”等裏耶秦簡中出現過的秦代郡名，又有“居貨”、“為吏之道”等富有秦代特色的詞語，行文避秦始皇諱，所以，這批竹簡的確切年代有可能比漢更早。

上海博物館數年前自香港古玩肆搶救回的一千二百枚流散楚簡，經考證研究，近日將首次解密公佈百枚竹簡，其中三十一枚有關《詩經》的內容，與傳統文學史記載相悖，填補了先秦文獻空白，並破譯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千古之謎”。

據此間媒體今日報道，上海博物館近年來對這批舉世矚目的珍貴竹簡進行了脱水去色保護。同時組織專家用數碼放大儀對竹簡文字逐個進行審視、考證。從初步審視內容來看，其內容龐雜，涉及哲學、文學、歷史、政論、音樂等多方面的內容。自一九九七年起，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等對其中一篇共三十一枚有關《詩經》記載的竹簡進行了詳盡研究、考證，並發現許多地方與傳統文學史記載大不相同。

例如，關於孔子如何向其弟子授詩，以往文獻全無記載。而此三十一枚竹簡共九百八十餘字，全是孔子弟子對孔子講詩的追記文字。孔子在此提出“詩毋離志”、“樂毋離情”、“文毋離言”的三條具有準則性的説法，在文學史上還是初見。

此外，竹簡中論詩次序以頌、大雅、小雅、國風為順序，與今本《詩經》排列正好相反。竹簡詩論序中的論次也與今本《詩經》中的大序相反。許多詩句用字也與今本不同。竹簡孔子詩論也沒有今本《詩經》小序中有關“美”、“刺”的內容。

又例如，通常説《詩經》數量為三百篇，或三百零五篇，而竹簡中出現的六十個篇名中又發現了軼詩六篇。另外，在七枚記載詩曲音調的竹簡中，也有為今本所未見的軼詩。由此可推斷《詩經》的篇數遠遠超過三百，而從竹簡詩的篇名記載還可證明孔子當年並沒有如傳統説法那樣刪過詩。

再例如，對於中國古代音樂，過去一直有“五音”、“七音”之説，而竹簡中所載古代唱詩伴奏已有四聲和九個音調，顯得相當規範化。音樂界專家日前對竹簡音調進行鑑定後驚喜地發現，古代的音調表示法同現代的音調竟如此相似，確是中國古代音樂史上的重大發現。

據悉，上海博物館有關專家將在近期於北京舉行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首次向中外學者公佈這一批竹簡解密的重要內容。

竹子挺拔、俊秀，經冬不凋，自古以來就受到人們的喜愛。中國曆代文人雅士對竹子更是懷有一種特殛殊的感情，贊其“未出土時便有節，及凌雲處尚虛心”的高尚情操。以竹為樂，愛竹成癖，以竹詠志，借竹抒懷，成為詩詞、歌賦、繪畫、音樂、園林等的重要題材。

秦代還沒有紙張，主要用的是竹簡，文吏需要經常用隨身攜帶的小刀刮竹皮或削去竹簡上寫錯的字，所以很多秦代的知識分子有隨身帶刀的習慣。

竹簡，一種將文字、圖象或其他各種特定的符號寫繪於事先加工過的竹片上的書籍形式。竹簡淵源: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鐘鼎上，由於其材料的侷限，難以廣泛的傳播，所以直至殷商時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層社會的百餘人，這極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傳播，這一切直到竹簡的出現才得改變。

竹簡是中國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籍形式，是造紙術發明之前以及紙普及之前主要的書寫工具，是我們的祖先經過反覆的比較和艱難的選擇之後，確定的文化保存和傳播媒體，這在傳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從社會最上層的小圈子裏解放出來，以浩大的聲勢，向更寬廣的社會大步前進。所以，竹簡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現，才的以形成百家爭鳴的文化盛況，同時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傳至今。拓展生活，共享閒適與激越！

當人類社會出現文字的同時，書籍也就出現了。當時的書籍形式和現代的書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們這樣定義書籍的概念，即將人們的經驗和事件用文字和圖象的形式記載於一定的物體上，以便於保存、傳播，那麼，商代的甲骨文，就是最早的書籍了。另外，在樹葉和樹皮上也可以刻寫文字。 《舊唐書》上就記載："天竺國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這就是我們所説的貝葉經。另外，鑄在青銅器上的金文，也可以稱為一種早期的書籍。 除了甲骨、青銅器、石刻外，在古代用作記載文字的材料還很多，如陶器、磚瓦、獸皮等，它們在人類文明史上都放射過燦爛的光輝。然而，更接近於今天書籍形式的，是從竹簡開始繼而出現了書寫於織物上的縑帛。

中國古代真正的書籍形式，是從竹簡和木牘開始的。竹簡和木牘所開創的書籍形式和制度，對後來的書籍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冊"、"卷"、"編"等書籍的單位、術語，一直延用至今。 竹簡和木牘在形式和用途上不完全相同。

竹簡用的是皮薄而節長的竹子，先將圓竹鋸成一定的長度，再破為一定的寬度，削光整平後，即成為簡片。然後再用絲繩、麻繩、細皮條等分上下兩道編連簡片，即可用來書寫文字。也有先寫字，然後再按順序編聯成冊的。

竹子的外皮不易着墨，為了書寫方便，須將竹子的最外皮削去，或在內裏面書寫。把竹子烘乾這個工序稱為"殺青"。

竹簡是中國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籍形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冊"字，象徵着一捆簡片系二道書繩，而金文中的"典"字則表示"冊"在几上。説明簡策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代，但其戰國以前的簡續實物，今天還未有發現，在周代的文獻中有許多關於用簡讀傳遞命令及公文的記載。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在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竹簡成為各家著書立説的主要形式。這時關於使用竹簡的記載就更多了。例如，孔子晚年讀"易"，致使"韋編三絕"，説明由於反覆的閲讀，致使編系竹簡的繩子斷了三次。

將字寫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稱“竹木簡”，如較寬厚的竹木片則叫“牘”。竹木簡是古代用竹簡和木簡寫成的書，是我國最早的書籍。竹子和木頭都是常見而易得的東西，古代缺少合適的書寫材料，人們就把竹子和木頭削成狹長的小片，在上面寫字著書。用竹子削成的狹長小片叫“竹簡”，用木頭削成的叫“木簡”。每根簡上通常只寫一行字，多少不一，最多的有40多字，最少的只有一二字，一般寫20多字。

現在的書籍開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簡也有長有短，最長的3尺，最短的只有5寸。寫一部書要用很多簡，把這些簡編連起來就成為書了。編連竹木簡多用麻繩，也有的用絲繩（稱“絲編”）或皮繩（稱“韋編”）。一冊書根據簡的長短，決定用幾道編，一般用二三道編，多的用四五道編。現在的“冊”字，就是一個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簡用繩子編連起來的樣子。

《尚書·多士》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典”指的就是用竹木簡做成的書。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這樣形狀的字“〓”，即“冊”字。可見，竹木簡書籍在商代就已經出現了。

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人們已經普遍用竹木簡做書籍了。約春秋、戰國之際，還出現了寫在絲織品上的書——帛書。帛書比竹木簡輕便，而且易於書寫。不過絲織品價格昂貴，所以帛書不及竹木簡書普遍。東漢時出現了用紙抄寫的書籍，紙既輕便又易於書寫，價格也比較便宜，於是逐漸流傳開來。到了晉代，紙書完全取代了竹木簡書和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