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簡

竹木簡是古代用竹簡和木簡寫成的書，是我國最早的書籍。

《尚書·多士》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冊”、“典”指的就是用竹木簡做成的書。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這樣形狀的字“〓”，即“冊”字。可見，竹木簡書籍在商代就已經出現了。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人們已經普遍用竹木簡做書籍了。約春秋、戰國之際，還出現了寫在絲織品上的書——帛書。帛書比竹木簡輕便，而且易於書寫。不過絲織品價格昂貴，所以帛書不及竹木簡書普遍。東漢時出現了用紙抄寫的書籍，紙既輕便又易於書寫，價格也比較便宜，於是逐漸流傳開來。到了晉代，紙書完全取代了竹木簡書和帛書。紙張問世以前，書寫文字的材料除去甲骨、青銅器(以及一些貨幣上的文字)、石刻、陶瓦器等以外，主要的便是竹木簡與帛書。

在甲骨文、金文盛行的商周時代竹木簡就應該有了。之所以説應該，是因為根據《尚書》所説“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並看到甲骨文中“冊”字明顯是以繩索編串起來的簡冊的緣故，商周兩代的史官職掌記事及管理典冊，故名曰“作冊”。只是在考古發掘中尚未發現當時的簡冊遺物。目前所發現的簡，主要是戰國至東漢末年(公元前五世紀末至公元二世紀)的遺物，自東漢以後，由於紙的逐步推廣，簡被取代，直至魏晉才基本絕跡，前後盛行達千餘年。

竹木簡的發現較早，自漢武帝末年已有，這是從古文獻記載中得知的。據《漢書·藝文志》等書記載，武帝末年，魯共王破孔宅，得古文竹簡一批，這種文字當時人已不識。後經孔安國鑑定，知其中內容有《尚書》、《禮記》等數十種經典。但其中的《尚書》不久又亡佚了。至東晉，有個叫梅隕的把它獻了出來，據稱還附有孔安國作的傳。但經過後人考證，認為此書的古文部分(即按竹簡所作的釋文)和孔傳均系偽造，現已成定論，這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偽造竹簡事件。到了近代，外國人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籍人斯坦因(aurel stein)、俄國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桔瑞超和大谷光瑞等先後到我國西北邊陲掘取文物，獲得大量簡牘資料並據以研究、發表。1926年，北平中國學術協會與斯文赫定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赴蒙、甘、寧、新疆等地考察，於數年內得到大批簡牘。這些發掘調查活動目的明確，方法科學，故而從總的情況講，簡牘方面尚未有偽作發現。

戰國時代的簡已出土的有湖南長沙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河南信陽長台關，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觀及隨縣擂鼓墩等地的竹簡。秦簡有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墓出土的10種，包括《秦律十八種》、《語書》、《日書》等，內容很豐富。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一秦墓中又發現了共計460支秦代竹簡，時代較睡虎地稍早。漢代的簡，較著名的有長沙馬王堆1號、3號兩墓出土的醫術內容的竹木簡。另有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西漢墓出土的4942支竹簡，內容多為兵書，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孫臏兵法》；武威磨咀子、旱灘坡等東漢墓葬中發現竹木簡六百餘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肅破城子舊居延漢簡出土遺址一帶，又新發現簡牘19000多支，系解放後出土簡牘最多的地區。晉簡發現很少，在吐魯番tam53號墓及南昌東湖區永外街m1號晉墓中有零星幾支。

現在的書籍開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簡也有長有短，最長的3尺，最短的只有5寸。寫一部書要用很多簡，把這些簡編連起來就成為書了。編連竹木簡多用麻繩，也有的用絲繩（稱“絲編”）或皮繩（稱“韋編”）。一冊書根據簡的長短，決定用幾道編，一般用二三道編，多的用四五道編。現在的“冊”字，就是一個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簡用繩子編連起來的樣子。

隨着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大量竹木簡書（以漢代為多）相繼出土，它以自己天然拙樸的神采吸引了眾多的書藝愛好者，模仿，臨習，鑑賞，研究，一時蔚然成風。當代書法受其深刻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現象看似偶然，實則有邏輯上的必然性。眾所周知，隸書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座分水嶺。由於實用主義的影響，到了漢代，字的筆劃已由繁密向簡疏演變。文字書寫筆劃的符號化打破了象形字的原始風貌，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這是中國文字和中國書法藝術的一個轉折，此後，作為一門藝術的書法便有了自身的藝術內容，即不再受形象的束縛，而是運用書法的線條和書者主觀的情緒來書寫。漢簡書大都出自民間書家，其中不乏天真率意之作，給現代人一種新的審美衝擊。質樸浩瀚和源遠流長的民間書法是一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一經被人發現，就又以其頑強的生命力折射出耀眼的光彩。簡書墨跡是民間書法典範之一，它較之文人書法自然流暢，質樸無華，在清新之中，顯露着生機和個性，從而引起了當代人的渴慕與追求。

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以外，主要原因還在於現代人的社會意識和書家創作意識與漢簡書的精神內涵發生了碰撞，目下當代中國人在社會意識、人格意識與審美意識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在過去的歲月裏，尤其是文革十年中，一種大一統的僵化的文化模式禁錮了人們的個性和思想。由這種變態的社會文化環境，走向開放的中國人，引起了思想文化的活躍，人們的主體意識開始覺醒併產生了精神上的欲求，人們已厭煩那種愚昧、僵化、封閉的精神模式。對時代脈搏最敏感的文化羣體，便開始尋找這種慾望的表現方式和相應於這種心理狀態的意識對象——書法作品（精神源泉的一條支流），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漢簡書的舒朗、奔放、快捷急就，率直外露，以拙生巧的藝術內涵與眾多的書藝愛好者產生了共鳴。他們立足於傳統文化的根基，由歷史的長河自下而上的去尋找人類早期文化與當代文化意識的對應點，在此基礎上進行思索和創新，這實際上是一種自覺與不自覺地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和對古代藝術精神的復興與昇華。

漢簡書以其清新、率真、朴茂的神采，被現代人重新作為審美的對象，有着極其濃厚的學術價值。除了作為一種認識對象與當代人的社會心理意識發生契合外，還更進一步的作用於當代人的審美意識。漢代人在書寫中的恬淡、真實的心態，從而顯現出的隨意、自然的天趣之美，滿足了從僵化環境中走出來的當代人的精神需求。馬斯洛在論述需要層次的理論中，把審美的要求列為人的最高層次的需要。作為現代人更具這方面的迫切要求，一種強烈的精神上的歸真意識由此出現。確切地説，欲求精神真實、自由。美是真實、自由的象徵，這一美學命題，一語道破了審美意識的本質，藝術是美的心靈的象徵。我認為，在今後較長的時期內，這自然是創作意識與審美意識的主要動因。返璞歸真的美學價值在藝術創作和審美活動中還將發揮主導作用。

在居延（今內蒙古額濟納旗）發現“木簡”漢書文字後，又在查科爾帖發現西漢“木板墨畫”一枚，長17釐米，闊3釐米。一面畫《佩劍武士圖》；一面畫《拱手官吏圖》。 墨線鈎描，簡潔流暢，與居延金關發現的《人馬圖》風格相同。 1979年江蘇邗江的胡場西漢墓出土“木板彩畫”二枚，一枚長47釐米，闊28釐米，畫《武士對談圖》；一枚長47釐米，闊44匣米，畫《墓主人生活圖》。人物肖像，形神兼備，色彩明快，筆法洗煉，“彩畫”與“墨畫”俱有簡潔流暢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