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

徽商，又稱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舊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

徽商來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明代《安徽地誌》所説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説：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粵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1-2] 

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於南宋(1127年-1279年)，發展於元末(1271年-1368年)明初(1368年-1644年)，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清代(1644年-1840年)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徽商們往往是官、商一體。徽商一旦發跡，衣錦還鄉，大興土木，建樓院、祠堂， 修路橋、會館，以榮宗祖，壯大勢力；特別熱衷於興院，開學堂，辦試館，培養封建人才，鞏固宗法統治。明、清時，徽州名臣學者輩出，僅僅有五個小縣城的進士（中國古代考試中的一個級別）就有2018人，而歙縣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詩林、文苑，出現過“連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為“尚書”（一種朝廷裏的官職）、兄弟兩個一起為“丞相”（朝廷中的高官）的逸事，造就了詩書禮儀之風，培育了競相怒放的徽學之花，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空前活躍，徽商主要經營鹽、典當、茶葉、木材四大行業，當時在江南流傳有“無徽不成鎮”的諺語，徽商成為全國最大的商幫之一。

徽商文化，顧名思義，是古徽州區域的文化呈現，安徽商人不能稱為徽商，古徽州一府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府治在歙縣，前四個縣在現在的安徽省黃山市，績溪縣今屬安徽省宣城市，婺源縣今屬江西省上饒市。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範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蹟。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説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部動力加上當時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破“重農抑商”，衝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着深厚文化積澱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範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啓發和借鑑意義。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脱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範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啓迪意義。

徽商以長途販銷的形式互通有無，使全國各地區間的商品流通渠道暢開，擴大和加強了全國各商品市場之間的聯繫。由於徽商的紐帶作用，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擴大。農民們從原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中擺脱出來，愈來愈依賴於市場經濟。徽商在扛南市場頻繁地進行棉布、絲織品和糧食交易，就是當時社會分工的具體體現。

徽商還對各地區城市市場的興起和繁榮，起了積極作用。徽商足跡遍天下，不僅從事販賣貿易，而且開店鋪、僑居、投資公益事業，對當地的市鎮建設做出貢獻。徽商以其雄厚的商業資本，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發達，促使資本主義萌芽，推動了社會進步。徽商雲集的吳江縣盛澤、黃溪鎮絲織業，明代弘治年間以後就出現了僱工經營，這正是小生產者自發地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一種生產形態。徽商汪氏益美棉布號讓加工者在布上縫上“益美”字號的標記，充當了商標和廣告媒介的作用，採取自由競爭的手段，已類似於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

徽商身兼商、儒、仕，很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學鴻儒、詩人、畫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戲曲家和收藏家。經商致富以後，更加熱衷於文化建設，在家鄉修造精美住宅，建祠，立坊，修橋，辦學，刻書，藏書，建戲班，辦文會，為後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另外，徽商與封建官僚合為一體，本身就具有封建特徵。又把大量的資金投入捐輸，建祠堂，牌坊、廟宇，造會館，修族譜，辦學堂，強固封建宗法制，培養封建人才，擴大其封建政治勢力，對維護封建統治，起了一定的作用。為什麼説“無徽不成鎮”是明清時期流傳於江南一帶的一句民諺，意思是説，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便形不成市鎮。這句民諺既説出了到處都有徽州商人的事實，也是對徽商為當地市鎮建設做出貢獻的一種肯定。

明清時期乃至於近現代，江南市鎮經濟都極為發達，這同徽商不無關係。清乾隆時，績溪商人王泰邦在周莊創設商業。後人稱頌王泰邦：“我祖泰邦公，作賈在吳中。設市周莊鎮，居然端木風。春季市茶葉，冬季海貨通。”王泰邦在周莊鎮，春季賣茶葉，冬天販海鮮，因地設市，應時經營，對周莊鎮的發展貢獻巨大。再如盛澤鎮，明初僅是五六十家的小村莊，嘉靖時也只是百多家的小市。明末發展綾綢業，約有千百餘家。至清康熙竟然達到“居民萬有餘家”的規模，號稱“蕃阜氣象諸鎮推為第一”。其中徽商功不可沒。清嘉慶、道光時盛澤鎮建徽寧會館，董事會中，徽商就佔了48名董事席位。鎮上的市鎮建設，假如離開徽商的投資(會館公產投資、私產投資、公益投資)，盛澤鎮不可能達到“蕃阜氣象諸鎮推為第一”的規模。

徽州境內山多田少，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莊園”之稱。羣峯豎立，高峯陡絕，開發艱難。即使勉力墾闢，種上農作物，收成也很難保障。唐宋以後，隨着外來人口的增多，出現收不敷食的情況，百分之七十的食糧仰扛西、江蘇和浙江供給。為了獲得換取食糧的貨幣，徽州人充分利用當地山多水清的自然地理特點，開展多種經營，植茶、造紙、制墨、制硯，形成徽州土特產富和手工業發達的經濟特色。

徽州山多田少，糧食不足而盛產土特產與手工業品的經濟結構，對商業的發展，起到了刺激作用。輸出土特產和手工業品，換回糧食。這種經常性的交換，使徽州人不斷地積累從商經驗。

進入明代以後，人口與糧食的矛盾愈來愈突出，光靠輸出土特產和手工業產品，已不足以解決吃飯問題，人們開始走出山門，出外經商賺錢養家餬口。而徽州的學者又適時提出“商何負於農”、“賈何負於儒”的主張，鼓勵徽州人出外經商。明代中葉以後，徽州人經商形成風氣，便出現了十三四歲就出去當學徒學做生意的局面。

徽商，作為中國明清時期最有影響的商派，從中國眾多的商幫中脱穎而出，風流數百年，發揚了中國歷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動了中國商業的繁榮昌盛，形成了獨特的商業文化品質，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務理念，積澱了一道永不磨滅的亮麗風景，是現代商業運作的典範與楷模。徽商文化是中國商業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是中國商業文化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彌足珍貴，從商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誠實守信和儒雅風範。據史籍記載：徽商經營之域，“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其地無所不至。徽州六縣宋元明清歷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擁資百萬的巨賈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時期的江浙一帶，商品經濟頗為發達，徽商雲集，勢力強盛，故有“蓋揚之盛，實徽商開之”的説法。在湖北漢口，徽商不但建有豪華的同鄉會館，而且，還在江濱建設有“新安碼頭”，專供徽商停泊船隻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幫，雄居廣大市場。那麼，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穩商埠、立於不敗之地呢？研究徽商這一重要的歷史現象時，人們就會發現其核心就在於“誠信為本”的商業經營理念。

徽商在異域他鄉的立足、發展和整體勢力的崛起、稱雄，雖與徽商本身素有“徽駱駝”之稱的吃苦耐勞精神、善於經營理財的精明頭腦和一些客觀機緣以及聚散網絡等有關，但就經營理念而言，講道義、重誠信、行善緣等，顯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經營活動中，歷來看重“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以儒術飾賈事”。遵行“寧奉法而折閲，不飾智以求贏”，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徽商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來説，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範，正是徽商獲得成功的要訣之所在。在那個歷史年代曾有過鮮明的對比，各地商家在買賣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現象時有發生，然徽商卻堅持不為。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豐做糧食生意，即使在天災大飢之年“鬥米千錢”的景況下，也決不在糧谷中摻雜兑假坑害百姓。清末胡開文墨店發現有一批墨錠質量上有些瑕疵，老闆胡餘德發現後立即指令所屬各店鋪停止製售此批墨錠，並將流向市場的部分高價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銷燬。為保證商品質量，維護客户利益，決不摻雜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毀掉重來，體現了徽商以誠待客的處世原則和以真行賈的經營理念。儒家經典素有“明允篤誠”之説，“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富與貴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徽商曆來奉行“賈道而儒行”，倡導誠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詐術”，不以“功利為急”，故譽溢五湖四海，“而資益積也”。徽商許憲據此作過精闢的總結：“惟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

儒家思想，被長期奉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導思想，影響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方方面面，徽商也長期受其薰陶和影響。特別是在徽州，受程朱理學影響更為深重；徽商特別重視文化層次和做人品位，他們不僅熟讀四書五經，而且對傳統的商業也下大工夫進行研究。同時，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徽商經營發展的根本利益，所以，能為其所接受。因此，從徽商羣體的思想到行為，可以看到他們受儒家影響而體現出崇高的儒家思想的特色，也就是“賈而好儒”。這也就是“儒賈”徽商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根據。作為儒商思想表現之一，徽商在經營中還善於將自己成功的經驗撰寫成書著。徽商之儒可以用六句話概括：“仁心為質，以義為利，以禮接物；擇地趨時，以智求贏，以誠為本。”徽商的“賈而好儒”可以從徽商的經營理念、用人之道、人生哲學和生活情趣四個方面體現出來。

在經營理念上，堅持“生財有道”的義利觀，見利首先思義，認為義重於財，信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堅持誠信經營，講究商業道德，做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行秤準尺足鬥滿。並且，做到薄利多銷，讓利於客。反對強取豪奪，鄙視對顧客欺詐行騙。同時，還熱心社會公益，樂善好施。在用人之道上，堅持任用那些熟讀四書五經的儒雅之士，並且，注意培養他們學習思考的習慣、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始終堅持“勤苦、誠實、謙和、忍耐、變通、儉樸、有主見、不忘本、知義理、重身命”的選人思想和用人標準。

在人生哲學上，做到重德尊儒，堅持和為貴、禮為先、廣交良緣。奉行“温良恭儉讓”即温順、和善、恭敬、節制、謙遜。認為謙以交友，和以生財，勤以補拙，儉以興業。而且，強調“五誼並重”，即族誼、戚誼、世誼、鄉誼、友誼並重，不能厚此薄彼。在生活情趣上，徽商人家特別崇文、重教、孝親、講禮，或者説是重讀書、講孝道、識禮節、揚文風。在古黟，諸如“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等具有教化意藴的楹聯比比皆是。徽商家庭非常重視奉親至孝。此外，愛好廣泛，琴棋書畫，文風濃郁，崇尚以文會友。同時，在交際中注意公眾形象和注重公關策略，所謂“正衣冠，迎送賓客，尊而有禮”就是其重禮講儀之寫照。

清末許奉恩所著筆記小説《裏乘》中有一個“一文錢”的故事：

有甲乙兩位安徽商人，挾重資來蘇州貿易，兩人各戀一妓女，未幾，便為此揮霍一空。很快，他們淪落到日則行乞，夜則寄宿古剎。

一天晚上，兩人就地燃火，相對歔欷。甲徽商摸出僅存的一文錢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説：“我有辦法了。”不一會兒，乙徽商懷抱竹片、草莖、破紙、雞鴨毛等物歸來。

他鼓動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錢買來的麪粉，索水調漿，將草纏竹片上，蒙上紙，再遍粘雞鴨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宛然如生的各種禽鳥紙玩具。

待天亮，甲乙徽商各攜這些禽鳥紙玩具至玄妙觀。玄妙觀為蘇州寺觀之藪，特別是春天，遊人如織。婦孺士人見甲乙徽商所攜禽鳥，以為酷肖，爭求購買，頃刻俱盡。每具禽鳥是以十數錢出售的，甲乙徽商收入了五千多文錢。這時，乙徽商才告訴甲徽商：竹片、草莖、破紙、雞鴨毛，皆拾於諸市上，又用那一文錢買點麪粉，這就是全部“家當”。

此後，甲、乙徽商用一文錢賺來的錢，添購各色紙張，拾來雞鴨毛羽，以肖人物花草等狀。兩人夜間分制，白天便到玄妙觀出售。不到兩年，甲、乙徽商便積資數萬。他們遂於蘇州閶門開設一爿布店，為不忘此店所本，大書“一文錢”三字榜於門。從此，“一文錢”名揚蘇州，生意日隆。

無獨有偶，徐珂《清稗類鈔》也記錄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主角是江西南昌籍商人，在明清又稱作“江右商”：

一“江右商”因經營不善，在年末只剩下二百錢，債主畢集。於是他到墳間準備自盡，卻遇到一位也想自盡者，他急救下，相與慰勞。

那人知道“江右商”尋死的原因，嘲笑他二百錢辦不了事的觀念，便向“江右商”要了那二百錢，買了一罈酒，一塊肉，幾十件玩具，兩人找座古廟，席地飽餐一頓。翌日清晨，那人叫醒“江右商”，告訴他：今日新年，士女嬉遊，你去賣玩具，如大人買，可便宜些，如有帶小孩，小孩牽衣索買的，可賣貴些。

“江右商”按這話去做了，結果發了筆小財，返見那人，並打算再去販賣玩具，那人卻笑他：

此子之所以折閲也。昨尚歲暮，市中玩具價較廉，故販售之，可以獲利。今已新歲，市中玩具價亦漲矣。吾儕成本無多，利貨速售，方足以資週轉，非若多財善賈者流，可居奇貨以待善價也。

徽商是在幾乎什麼都沒有的絕境中，只憑着一文錢，買來麪粉，撿來禽毛破紙，依其自身所具備的藝術才能，做成了長者幼童皆喜的玩具，而且他們敢於到玄妙觀去和別人競爭。玄妙觀在清代確為一商業中心之地，店肆密佈，伎藝紛呈，甲、乙徽商卻以新美的玩具獲巨利，這不能不説是個奇蹟。

再看“江右商”，也是走投無路，全靠明白人的指點，自己則缺乏藝術修養，不會動手，只能用二百錢去買玩具再販賣，才渡過難關。

而且他還不能審時度勢，毫無主見，這就阻礙了自己進一步賺錢。

將“一文錢”與“二百錢”作一比較，有見地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徽商”要高出“江右商”一籌，差距是很顯著的。也許正是基於此，“一文錢”故事又被丹青高手加以圖繪，布之於《點石齋畫報》。儘管《點石齋畫報》中的“一文錢”故事發生在廣東，與“一文錢”祖本有出入，然而情節大致相同，看來“一文錢”故事在清代流傳的範圍不小，影響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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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一文錢”故事的源流真假究竟如何?筆者認為：“一文錢”著者許朝恩為安徽文士，耳目甚近，撰文真實性較為可信。度之於明清晉、陝、魯、粵、浙、閩、湘等諸多商幫，他們的經歷雖然也是艱苦創業、揣透行市、擅長經營、靈活應變，可就所處的具體物質環境，揮毫舞墨，娛樂遣情的浸染，教育的開化，禮俗的投入等，均不如徽商那樣集中而又紮實。明白於此，便找到了“一文錢”的徽商何以能在逆途轉衰為勝的關鍵。

現撮主要敍述，先從徽州的具體物質環境談起。據《歙事閒譚》，明清的徽州，“粉牆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鴟吻聳拔，宛如城郭，殊足觀也”。可以説，明清時的徽州人一生下來，就置於一種典雅雋永、裝飾秀麗的時空氛圍之中。

他們所居住的樓閣、門罩、廊柱、樑架、欄杆、窗户，雕鏤細膩，紋樣華美。人物故事、靈獸花卉、神話傳説、放牧射獵、挑水劈柴、行走收割、百戲遊樂、稚兒玩耍、西湖風景、煙雲黃山……無所不包，一磚一物，一欄一事，無處不在，盡收眼底……

還有值得稱道的是徽州的牌坊羣，如許國牌坊，它是由前後兩座三間四柱三樓，和兩側單間雙柱三樓的建築組成，大塊石料，質硬色青，梁枋、欄板、斗拱等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綵鳳珍禽、飛龍奇獸，石坊上所有題字，皆是館閣體”、“擘窠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