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駱駝

徽商是中國古代，尤其是近代最著名，最成功的商幫。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於南宋（1127年-1279年），發展於元末（1271年-1368年）明初（1368年-1644年），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清代（1644年-1840年）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勤勞的徽商四海為家，足跡遍佈神州。徽商多數以小本生意起家，堅守誠信為本的商業道德。鹽業、茶葉、木材、典當業是徽商主營的四大行業。突破明代禁海政策，徽商一定意義上還扮演了明代海外貿易先行者的角色。明嘉靖年間，徽州商人已經開始了海上運輸貿易，遠達日本、東南亞以及非洲、歐洲。

一種説法是外人稱富可敵國的徽商為“老大”。然而徽州方言中“老大”曰le to(屯溪音），極類“駱駝”，所以因此得名徽駱駝。

另一種説法是，駱駝善飢耐渴，且性温馴而執拗，特別適於沙地行走，能負重致遠，素有“沙漠之舟”之讚譽。徽州人何以被稱為徽駱駝呢？台灣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中對“徽駱駝”的釋義是：“徽州不產駱駝，此乃喻徽州人正義奮鬥、寧死不屈之性格。據史料記載：明末清初，金聲（字正希）抗清被俘於績溪叢山關，他密令部屬退守皖、浙邊界的荊州山區，利用地形，封鎖四嶺，不降異族，要做徽駱駝，意為不畏艱難，不怕犧牲，任勞任怨，跋涉不止的精神，徽駱駝之名由此不脛而走。”不過，由於徽州人愛出外經商，所以徽駱駝多用來比喻徽州的商人。《績溪牛與徽駱駝》一文中説，處於皖南深山中的績溪縣並不產駱駝，這是一個典故。滿清滅亡了南京的弘光政權，逼近徽州府，金聲、江天一扼守績溪叢山關奮勇抵抗，卻終因寡不敵眾而被俘，金聲被俘前告戒部下：“要做徽駱駝，不降異族”。後來滿清績溪縣第一任知縣侯憲武上任沒幾天，就死在城內舒家巷人的菜刀下，幸而縣署衙役誑稱涇縣竄匪襲衙，才避免了一場屠城之災。在績溪東鄉，金聲餘部和這裏的人民扼守山谷，堅持抗清，奉明朝正朔百餘年之久，這正應了績溪人那股牛勁了，後來胡適先生在給同鄉會的題詞中多次用“努力做徽駱駝”來激勵績溪同鄉，徽駱駝之名遂遠播海內外。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佔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税、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着提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繫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佔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1、古徽州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漢代前人口不多，而晉末、宋末、唐末及中國歷史上三次移民潮，給皖南徽州送來了大量人口，人口眾多，山多地少，怎麼辦？出外經商是一條出路。

2、豐富資源促進了商業發展。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3、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來指導經商。

4、明清是中國商品經濟較發展的時期，明清已有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徽商鼎盛之時。

1、遍佈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

2、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文房四寶）。

3、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小本經營、由小到大。

4、資本雄厚。如休寧人任福光在江淮從事販鹽，擁有船等4艘，所銷之鹽佔淮鹽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關税盈餘每年85萬兩銀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葉為第一位。

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四千萬兩銀子，而當時清朝的國庫存銀僅7000萬兩。

5、經營之道。信守的經營理念是“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在市場上取得良好信譽。

6、獲利致富後回報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萬石，200萬兩銀子。

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谷、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縣人多鹽商，績溪人多菜館業，休寧人多典當商，祁門、黟縣人以經營布匹、雜貨為多。

徽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外，還直接辦產業。休寧商人朱雲沾在福建開採鐵礦，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紙廠，他們邊生產邊販賣，合工商於一身。徽商經營多取批發和長途販運。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一些富商巨賈，還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還使用奴僕營商，休寧人程廷灝曾驅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徽商在經營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場行情，實行靈活經營。有一業為主兼營它業的；有根據不同行情、季節變換經營項目的。

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託。他們除以“急公議敍”、“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躋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

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極為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為豐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午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為商入在產鹽地區吶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一一兩淮、兩浙，成為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飛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徽商形成了鹽、典、茶、木四大行業。除比，還有布匹、絲綢、糧油、陶瓷、漆器、藥材、徽菜，以及山雜南北貨、京片百貨等多種多樣行業．對徽商來説，只要有利可圖；無業不就。徽商經營方式也靈活多樣，大體有這樣五種：一是走販（長途販運）二是團積（囤積居奇，賤買貴賣），三是開張（廣設店肆，開展競爭），四是質劑（經營典當，權子母錢），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鮮）。也有前店後坊或設廠兼營直接生產的．如鄭天鎮、朱雲治在福建開採鐵礦、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織廠、汪長兮在房村製造麴櫱，都是一面生產，一面販賣，合工商業於一身。

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官僚家屬不禁止，增殖資本；或由其他官吏委託鉅款，代為營運．分得潤餘。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如墨商羅小華，為明代權奸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入幕之賓。富商吳養晦説：他的大父曾欠納鹽款20餘萬。如不勾結權貴，豈能欠下國家這筆鉅款。

徽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年之間，不僅使過去商人虧欠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留溜地説：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儘管曹振鏞這樣説，旦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清咸豐三年，户部佔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辦辱好，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弈許採用，反以為受苟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後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象過去那樣容易了。

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中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晶，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衝擊。同時，隨着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廬舍為墟。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於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即徽商精神，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着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廢誦讀”之説），他們可以説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説：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説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係：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裏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説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雖是士大夫之後代，但他們不避諱工商業，不以經商為恥，而是將工商業看成是與農業同等重要的行業。食鹽、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於餐飲，總之根據市場需求他們無所不經營；天下都市繁華所在，無處沒有他們的身影。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在商場成為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時在父母督促下讀過書，因而他深諳為儒之道。後來他隨着鄉族人到蘇州經商。經過幾十年的商場磨練，他日益成熟，儼然成為當地商人領袖。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説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讚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説：“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户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説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讚譽，可見不簡單。若然程白庵是個純粹只知追求蠅頭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讚譽的。可見，程白庵在商場成功的同時，他在文化建設方面亦有不同凡響的建樹。起碼，他在蘇州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遊的風習，他們聚會交遊，一般有詩酒唱和、論書議畫的時尚。若然想得到他們的青睞，這人必然是博學深究之人，有時還要有發人深省之見。可見，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説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讚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説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

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四面羣山環繞，層巒疊嶂，河流交叉，風景優美。長期以來它一直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民俗單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俗和民情。但是，這裏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質非常差，“騂剛而不化”，不適於耕種。而且遇到雨水豐富的季節，山洪暴發，耕地就被淹沒，莊稼被洪水橫掃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節，耕地就會缺水乾涸而龜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禱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時期，這裏的人口卻迅速增加，大大地超過了有限耕地的承載力，造成了嚴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這種地少人多、農耕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造就了一羣羣 “徽駱駝”和“績溪牛”。這裏的“徽駱駝”和“績溪牛”指的是走出家鄉四處經商的徽州商人。以駱駝和牛來形容，一方面説明的是徽商創業的艱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徽商創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駱駝和牛是人們所熟知的兩種哺乳動物。在風塵瀰漫、乾旱缺水的沙漠地區，駱駝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園阡陌、春耕秋耨的農耕地帶，牛是人們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長，在人們眼中，駱駝和牛便象徵着吃苦耐勞和勤懇努力，體現了敬業、執著、拼搏、進取、友愛、和諧等等優秀品質。

明清以來，不少人在觀察、瞭解、研究徽商後，都把徽商比作“徽駱駝”，這是對徽州商幫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體品質。

不過，在徽州六縣當中，績溪徽商的興起要比其他縣商人晚一些，所以，當徽州其他縣的商人日趨沒落之際，績溪徽商卻方興未艾。這種後繼之秀、亂世中爭雄的徽商餘輝同樣令人們關注，折射在績溪徽商身上的“績溪牛”精神，也已成為中外學者爭相發掘、探索和研究的對象。如今更多的時候，人們已不僅僅侷限於績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樣地形容於所有的徽商後起之秀身上。

無論是“徽駱駝”還是“績溪牛”，它們都是對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環境的優越遠非明清時代所能比擬，然而，作為一種創業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們去探究、學習和借鑑。概括起來，徽商精神有下述要點：

其一，衞國安民的愛國精神。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鬥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禦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情懷。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中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其二，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湧，兇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態度決定了一切。

其三，度勢趨時的競爭精神。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其四，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徽商的和協精神不僅表現在家族中，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遍佈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並在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其五，惠而不費的勤儉精神。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鬥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其六，以義制利的奉獻精神。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其七，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

徽商正是憑着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其八，以眾幫眾的團隊精神，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着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係的徽商，有着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有一吳姓徽商家族，族裏長輩就曾制定這樣的族規：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讀書，並且家裏又無田可耕的，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麼族裏諸位有經營經驗的長輩在外要麼提攜他，要麼在其他親友處推薦他，好讓他能有個穩定的職業，可供其餬口，千萬不能讓他在外遊手好閒，以致衍生禍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經商過程中，結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縉紳商賈等等各界朋友。那麼方用彬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儒商是怎樣認識這麼多不同地區、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物的呢？他是怎樣建立這樣一個廣泛的交際網絡的呢？要知道在當時交通、通訊都遠遠不如今天發達。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遊而且文學書畫無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鄉關係給了他許多接觸不同人物的機會。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着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着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託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就拿歙縣和休寧兩縣來説，明清時期，兩縣由於不少人在外經商，這些在外經商的人往往攜帶親戚朋友出外共同經營。因此往往出現這種情況：一家創業成功，那麼這家人不會獨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規模大的甚至能攜帶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攜帶幾家幾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慼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説家鄉績溪準備編纂縣誌時，就説：“縣誌應該注重縣裏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佈與歷史，縣誌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説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繫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裏起着關鍵性作用。比如説，一旦出現一些不顧家鄉的族人，族中一些長老就會百般對他們進行勸誡，説：“我們徽州家鄉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鄉村。這些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啊。假如你們背離了家鄉，即使子孫可以長保富貴，但是他們在外地已成為孤家單親，假設出現家業敗落的情況，就會無依無靠。這種輕易背離家鄉的事情，你可要謹慎地好好想想！”這些輿論説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規的制約，使宗族和鄉緣之鏈堅實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團隊精神愈加發揚，團隊力量也就愈加壯大。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係網絡，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説《豆棚閒話》説：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説：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裏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蔔乾”。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蔔”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説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曆《休寧縣誌》説：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髮出門白髮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民國《歙縣誌》説：“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裏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説，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鄉都是一個家族，所謂“千丁之族，未嘗散處”。他們宗族觀念濃厚，宗法成為維繫家族關係的紐帶。同樣，在經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樣起着重要的關聯作用，往往出現“舉族經商”的情況，族人之間在經商中相互提攜、相互關照。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譬如祁門倪國樹，頗具經商才能，曾販木饒河，後不幸溺死在一處渡口。其子起蟄當時還在襁褓中，長大後立志繼續父志，努力學習經商，經商中不圖厚利，往往以義為利，聲名遠播，最後成為一名富商。在徽州《許氏家譜》中，還記載了一段更為感人的“家庭創業史”：許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許道善，年輕時曾在清源經商，因為他善於經營，贏利累至千金，在當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後來中途回家，商業隨之中斷，家中逐漸困頓。道善看着兒子們漸漸長大，於是決心復出經商。他命兒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隻身前往臨清經商。不久，因遇騷亂，道善所帶資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異鄉。其子永京為了振興家業，毅然繼承父志，告別母親與妻兒，循着父親的足跡出外經營。沒想到他這一去就是幾十年，最後也是死於異鄉。永京的兒子長大成人後，母親拿出自己的私房錢，命他繼續出門經商，完成爺爺和父親未竟的事業。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許家終於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家業重新振興起來。這樣的事例在徽商中還有很多。

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其內涵十分豐富，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於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風雲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明正德、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盡松江、走淮揚、抵幽薊，“萬貨之情可得而觀”，他雖“坐而策之”，四十年後卻“加故業數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説徽州商人“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二、進取的人生態度。出於謀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外出創業。異地的陌生、商路的艱險，無不從肉體到精神殘酷地折磨着他們。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惡衣食”著稱的徽州人，都能肩負父兄、家族生存發展的重負，義無返顧地“離世守之廬墓，別其親愛之家庭”，“近者歲一視其家，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許多人“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擾未厭焉。”歙縣商人許荊南在荊州貿易，生意虧本自感無臉回家；其子許尚質繼承父業，“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後在四川活動二十年，雖家資百萬，也“不競芬華”。正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氣和經歷，為徽州人樹起了不朽的“徽駱駝”紀念碑。

在商業資本的盤剝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受害極深，於是“無商不奸”之類的詛咒此起彼伏。然而這正表明了一個事實：講求商業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徽商舉起“誠信”的旗幟，本着先義後利、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費的歡迎，使他們在生意場上左右逢源，處處受益。徽商吳南坡“寧奉法而折閲，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災之年不為“鬥米千錢”所動、平價售糧的舉動，都使徽商“誠信”的風格得以彰顯，進而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

相對於商海的狂風巨浪，個體的商人只是一葉扁舟，因此，在徽商這樣的集團裏，他們對和諧的人際關係的追求依然執着，善於處理同宗人士的關係，並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寧義士金聲説：徽商“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他們也注意強化同鄉的情誼。遍佈各地的徽州或新安會館，就是徽商將具有地緣關係的同道攏聚在一起的重要據點。即便是與消費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長期關係。清代歙縣商人吳炳留給子孫的是十二個字：“存好心，行好事，説好話，親好人”，又説自己活到老，學到老，猶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亦做不盡也”。

正是在頻繁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徽州商人依靠“約”和“法”來維護權益、協調關係的意識慢慢覺醒，並逐漸形成了凡事“立字為據”的習慣。現存涉及社會經營活動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約文書，就反映了徽州民眾這種“民間法”由原始走向規範、走向成熟的歷史演進過程。長期為外人所責難的“徽人好訟”，實際上正是徽州人致力於構建法制社會的一種民間嘗試。

《徽駱駝》劇照（1）(20張)

該劇以一個徽廚跌宕起伏的人生傳奇故事展示了近代徽商和徽文化的厚重歷史。胡文清原為晚清一官宦世家的公子，因突遭家庭變故，為生活所迫只得來到一家酒樓當了一名小夥計，開始了他的傳奇人生。他親歷過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重大社會變革，經歷了學藝時的種種磨難和同伴的排擠，創業時的曲折艱辛和內訌，事業發展時的日本人和漢奸的迫害，以及家庭內部的衝突和感情危機等等種種人生曲折和艱難，終以“忍辱負重，百折不撓”的“徽駱駝”精神，造就了徽菜的輝煌，成為徽館業的領軍人物，在新中國成立的慶祝活動中，胡文清作為徽菜系的代表同全國其他幾大菜系代表一起受邀進京獻藝。

《徽駱駝》劇組赴徽杭古道景區拍攝日前，36集反映徽商“走徽杭、闖天下”的大型電視劇《徽駱駝》已在績溪開拍，主要演員有任程偉、楊爍、白冰等。實力派演員任程偉擔任《徽駱駝》的男主人公，任程偉曾憑藉電視劇《大雪無痕》一舉成名，這次他來績溪加盟《徽駱駝》劇組去徽杭古道拍外景，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帶動徽杭古道景區的再度升温。

任程偉做客《神州音話》 曝投身新劇《徽駱駝》

3月由任程偉、許晴（在線看影視作品）主演的電視劇《同齡人》大結局最終在北京地區以5.27的高收視落下帷幕，而同日播出的《神州音話》也由於邀請到了任程偉一家三口做客，收視率成功破3，對於任程偉來説可謂雙喜臨門。據悉，在結束了《同齡人》的宣傳活動之後，任程偉已經投身到新劇《徽駱駝》的拍攝中。

《徽駱駝》劇照（2）(17張)

“寶釵”白冰拒絕潛規則 拍戲時影帝為她鋪棉被

（節選）廣州日報：接下來還有哪些戲的計劃？白冰：4月初會開始拍年代劇《徽駱駝》，因為這次要從大約20歲一直演到50多歲，所以正在苦苦研究劇本。

廣州日報：這麼難的戲，有想過去找專業老師輔導嗎？

白冰：有想過，但覺得學了會有框架，會有設計的痕跡，而我之前本色、自然的演出很多人也蠻喜歡的。所以，暫時就是做好自己、信任導演吧。

徽商稱為“徽駱駝”，這種説法是源於古徽州人出門遠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請他吃飯，吃飯之後，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橋頭或者村口，遠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謝作揖後，就上船或步行古道了，大家會都説：“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當時徽商走遍全國，往往揹着一個口袋，裏面裝着“徽餅”，還有繩索。徽餅一路充飢，而“出門身帶三條繩，可以萬事不求人”，身背的行囊壞了，繩斷了，或者是轎槓和扁擔斷了，都用得着繩索，必要時還可以用它來上吊。顯然，徽州人不僅吃苦耐勞，而且還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投身商場。

所以這些跋涉在商海中的家鄉人，胡適把他們稱作“徽駱駝”。以後世人對徽商艱辛創業、不怕勞苦、不怕困難之精神的讚美就濃宿成了這三個字“徽駱駝”。這一形象的稱呼也淋漓盡致的體現了徽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