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學派

任大椿（1738——1789），興化人，乾隆三十六年充《四庫全書》的纂修官，揚州學派的前期代表人物，一生立闈於考證名物制度及輯錄小學、史書的研究。著有《小學鈎沉》《字林考逸》等。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當時屬揚州府甘泉縣，今為邗江縣黃珏橋鎮）。他也是揚州學派的領袖人物之一。出身寒微，一生以家塾授徒為業。他築雕菰樓，讀書著述其中。他一生可以“讀書”“著書”四字為概括，他曾以田產換書，夫人也以首飾為他買書，有人在著述中提及，曾看到過他用的書桌，桌面正側，被膀子磨成凹痕，其刻苦治學的精神可以想見。這是一位學識淵博的通儒，經史、歷算，無所不精，酷愛文學，對戲曲藝術也深有研究。在經學方面，他以訓詁入手以求通達義理，於《論語》《周易》《尚書》《毛詩》《左傳》《禮記》都有補疏。尤其對《周易》一書的研究更為獨特。他以數學原理中的演繹法施於《易》學研究之中，“以測天之法測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即把天文數學中的數量關係原則用到哲學領域，尋覓《易》學內部規律與聯繫，獲得突破性的進展。清除了兩千年來特別是宋以來對《周易》的許多誤解，為從來治《易》的人所不及。王引之稱他為“鑿破混沌，掃除雲霧，——推求，至精至實”。他的戲劇理論集中在《花部農譚》一書中。花部即雲集揚州的各種地方戲曲，焦循將花部與雅部（即崑曲）進行比較研究，認為花部詞意直質，婦孺能解，且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加之音調慷慨，激發人心，所以他很為讚賞。在地方史志方面，他完成了《揚州圖經》和《揚州足徵錄》二書，體現了他的史學才能。

汪中（1743——1794）江都縣人，字容甫。是揚州學派中的領袖人物。他出身孤苦，無力讀書，成年後依靠在書鋪做夥計得以偷空自學而博覽經史百家之書。20歲時，入江都學為附生；34歲時，選區拔貢生。但從此放棄仕途進取，而過着以文為生的清苦生活，對先秦古籍、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且精於金石之學。其經學著作有《經義知新錄》《大戴禮記正誤》《春秋釋義》等；鄉土著作有《廣陵通典》《廣陵對》，駢文《哀鹽船文》等；治學經驗有《述學》6卷。縱觀其文章，首先是敢於大膽駁斥封建禮教和迷信，對儒家正統思想進行批判，為腐儒所不容。二是在經史的研究上有很多獨到見解，王念孫、劉台拱都認為他“討論經史，榷然疏發，挈其綱領”，“識議超卓，唐以下所未有。”三是文風麗雅，為當時講求“義法”的古文家所不容，其實其文章根柢經史，陶鎔漢魏，自鑄偉詞，當《哀鹽船文》一問世，就被譽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人稱“雷塘庵主”，他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曾為“九省疆臣”，體仁閣大學士，晚年晉加太傅銜。清道光帝在祭文中稱他“極三朝之寵遇，為一代之完人”。他的特點是一生雖為達官而不廢學問，於經史小學、天算、輿地、金石、校刊都有很深的造詣。著有《疇人傳》《揅經室集》等。他雖累於政務，但每到一處，皆以提倡學術自任，他在督學浙江時，以研讀經史必先通訓詁，曾主編了《經籍纂詁》一書，手定凡例，採摘經史子諸書，唐以前人的訓詁註釋於每一字下，按《佩文韻府》韻目歸類。王引之為之序，説其特點：“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是研究經籍的重要工具書。他一生倡導學術，培養後進，影響之廣，作用之大是很難找出第二人與之相提並論的。其方式，一是以經述文章延攬名流，一時名士如張惠言、陳壽祺、王引之等皆出其門。二是編刻典籍，除《經籍纂詁》外，《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等書都出自他手編印。而並世學者錢大昕、汪中、劉台拱、錢塘、孔廣森、焦循、凌廷堪的遺作，都賴他一一刊佈。可以説他一生全力傳播民族文化，在讀書人中影響很大。

王念孫，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乾隆年間，軍機大臣和珅把持朝政，索納賄賂，聚斂財富。乾隆剛崩，王念孫不顧和珅權高勢重，黨羽眾多，首先向嘉慶上奏章，彈劾和珅，其膽識才氣震動朝廷上下，於是賢臣紛紛上書，嘉慶皇帝即位僅五天，就宣佈和珅十大罪狀，將其逮捕下獄，下久被賜自盡，家產查抄，其黨羽也都一一議罪。在“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政治鬥爭中，王念孫能仗義執言，甘冒風險，可見他為政清廉的一斑。他還是治水專家，在任直隸永定河道時，治理過河北一帶水患；在任山東運河道時，專門治理山東境內運河；必然造成高寶湖黃沙淤積，禍及運河兩岸居民。平息一場爭論，為嘉慶帝所讚許。但因其不少治河主張難以實施，一次嘉定河決堤後，王念孫悲憤辭職，歸故里著書。王念孫和其子王引之在揚州學派中受到特別推崇，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貢獻傑出。其中最著名的著作為《廣雅疏證》。《廣雅》是魏明帝張揖編的一部辭典，博採漢人箋註《三蒼》《説文》《方言》諸書，增廣《爾雅》所未備，故名《廣雅》。但《廣雅》仍欠精審，王念孫因為之疏證。《廣雅疏證》20卷，又補正1卷。一是對傳本中的訛字衍字脱字及錯亂處一一作了訂正，他所校注的本子成了《廣雅》的善本；二是以同音假借探求古書字義，就古聲求古義，在疏證中提出許多精闢見解。此書最後一卷為其子王引之所作。成為研究古書字義不可缺少的工具書。王念孫治學極其刻苦，為《廣雅》疏證，他規定自己每天解決三個字，這樣搞了近十年才完成。

繼《廣雅疏證》之後，王念孫寫成《讀書雜誌》一書，這是一部校讀古籍的專著。這部書以讀書札記的形式，記錄了王念孫晚年研究史部書、文部書以及一些集部書的成果。

比起父親，王引之另有貢獻，他的《經義述聞》雖多為記述父親的治學言論，但也抒發自己的見解。王念孫在《讀書雜誌》中也常提及引之言論。其時王引之年紀尚小，未過“而立”之年，但在海內已很有名。王引之還撰寫《經傳釋詞》10卷，不只是一部解釋古書虛字的訓詁書，對語法研究也有啓發意義。道光年間，王引之已近衰年，奉道光皇帝之命，作《字典考證》12卷，對《康熙字典》錯誤進行糾正。這部1716年完成的字典，旁徵博引，資料宏富，但疏漏錯誤較多，只因康熙欽定御批，無人敢改。只有道光下令，引之動手，才有資格，有能力校正糾偏。王引之確實不負道光所望，糾正《康熙字典》錯誤2588條，使這部字典趨於完善。

由於王氏父子在訓詁、音韻方面的傑出貢獻，受到海內學者的讚譽。阮元稱他們父子是“一家之舉、海內無匹”。章太炎則直言不諱地説：“古韻學到了王念孫，已經基本上分析就緒，後人可做的只不過是修補工作。”王力先生説段（玉裁）、王（念孫、引之）著作是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里程碑。可見二王在中華文化中的卓越貢獻。

二劉博究羣書，劉台拱精於《三禮》《論語》《荀子》《漢書》，長於考訂，於聲音文字尤深，著作有《論語駢枝》《漢學拾遺》《荀子補註》等，著述不多而質量甚高。劉寶楠對《毛詩》《三禮》均有著述，主要著作有《論語正義》24卷，他自己完成14卷，以下由其子劉恭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