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鄧小平理論體系中極具創新意義的組成部分，是對傳統經濟理論的修正。依據這一理論，中國官方確定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進行了中國國家建設史上前無古人的探索。

市場經濟是高度社會化和市場化的商品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

市場經濟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競爭性和開放性等一般特徵。

市場經濟是實現優化配置的一種有效形式。

市場經濟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

長期以來，不論是政治家還是學者，都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本特有的經濟形式，強調市場經濟只能與私有財產制度相聯繫，認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從而否定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與發展的可能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選擇了市場經濟，是對這一傳統觀念的突破，使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一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經之路。

要發展生產力，就要徹底拋棄那些使生產力發展成為桎梏和束縛的體制，進行大膽的改革，才能有效促進生產力發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正是鄧小平提出搞市場經濟的根本出發點。

鄧小平曾經指出：“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效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説，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

中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照搬中央計劃模式。中央計劃模式，就是俄國斯大林主義比較完整的計劃經濟理論、計劃經濟思想指導下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這些對其他計劃經濟國家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也包括對我們國家的影響。把計劃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把市場經濟與資本等同起來，限制和否定市場的作用。我們不能否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在百廢待興、執政黨威望崇高、人民羣眾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因為有利於快速動員社會資源並集中用於關鍵部門的重點建設，而在促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推動生產力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使中國的經濟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條件的變化，我們社會主義初期建設任務的完成，中國的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經濟聯繫日益增多，計劃經濟體制的那種決策高度統一排斥市場作用，只靠行政命令配置資源，搞平均主義的弊端日益暴露出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停滯不前。

在計劃經濟體制上，一方面是統的狠，限制了地方和企業的主動性，限制了企業的活力；

另一方面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管理者和生產者的積極性都不能很好的發揮。這兩方面都是對生產力的束縛。要擺脱束縛，必須通過改革，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經濟體制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也應該根據自己實際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實際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來選擇發展自己的手段和途徑，哪一個手段有利於發展自己，就拿來用之。但是多年來，我們國家一直把計劃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為了堅持社會主義必須排斥市場經濟。這種傳統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對理論中的個別詞語不問條件和情況的照搬照抄。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設想，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計劃經濟，不再存在商品貨幣關係。我們拿過來就套用，必然產生上述的概念。但是，只要我們認真思考，就可以分析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只是一個設想，他們並沒有講是必然，他們講的未來社會，並非是我們21世紀初的社會主義。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在那個基礎上建立一個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與我們當今實踐的社會主義社會有了很大的差距，基礎不同，現實不同，又怎能拿過來照搬照抄。再説，馬克思主義是不斷髮展的，它要在新的實踐中，不斷豐富自己、發展自己，這才有生命力，才能夠稱其為科學。我們過去就是有的地方照搬照抄，導致用傳統認識來束縛自己，再加上“左”的思想氾濫，不實事求是，造成經濟上的重大損失。錯誤和挫折，促使我們黨反思、重新認識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在理論和實踐上探索新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

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指出：“説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説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1979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在中國搞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政策從此變更。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市場經濟是中性，在外國它就姓資，在中國就姓社。”

鄧小平這些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從根本上解除了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對中國經濟改革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成為我們黨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標的基本理論依據。

具體講，鄧小平帶領人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衝破思想束縛到正確認識、再到改革實踐的過程，應該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場調節的大一統的計劃經濟概念，形成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思想。

第二階段：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論斷，突破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重新解釋了計劃經濟的內涵。

第三階段：從根本上破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範疇的思想束縛，確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中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實踐已經證明，而且將來會進一步證明：市場經濟是中性，在外國它就姓資，在中國就姓社，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作為經濟機制，它的基本特點或內在要求，就在於通過運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競爭性和有效性來配置資源，本身不具有制度屬性，可以和不同的社會制度結合，從而表現出不同的性質。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它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下發展市場經濟，而不是説市場經濟本身具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性質的區分。

市場經濟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不同利益關係決定的一種經濟形式，它有自身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是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下市場經濟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使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特點，表現為市場經濟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特殊性。

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必然受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呈現獨特的基本特徵。

鄧小平同志曾説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而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在於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實際上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保證。生產資料為誰所有，誰就可以支配財富為誰的利益生產。恩格斯認為“如果説財富包含了對人的支配，那它主要的，幾乎完全的是依靠和通過對物的支配來進行對人的支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生產關係的重要基礎。如果在理論上淡化公有制，在實踐中不堅持公有制這個基礎，社會主義就將成為一句空話。當然，在現階段，“公有制為主體”要摒棄越大越公越純越好的觀念。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經濟中的公有成分等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僅要體現在數量上，更重要的是質量上具有競爭力、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

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低，發展又很不平衡，客觀上要求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且，非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有着天然的聯繫，如產權清晰、機制靈活、適應性強，能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必須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有更大更健康的發展，使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傳統觀念認為，社會主義是公有制、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私有制、市場經濟。因此，我國在1956一1978年間，一直把非公有制、市場經濟視為異己力量對之進行排斥打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事實上，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短短的20多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多年來，我國經濟平均增長率9.5%，高於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速，也高於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

計劃和市場具有各自的優勢和長處，也有各自的侷限和短處。計劃調節的優勢範圍主要在宏觀領域，能有效地對經濟總量進行控制，但對微觀經濟活動難以發揮有效的調節作用；市場調節的優勢範籌主要在微觀領域，能有效地激發經濟主體的活力，但對經濟總量的平衡、宏觀經濟結構的調整、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等的調節顯得無能為力。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確切地證明，克服市場經濟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的根本手段，就是計劃，而不是不能與計劃相提並論的宏觀調控。只要社會主義不以盲目無序的市場經濟為追求，那就不能不要計劃。只要摒棄計劃，不論市場體系多麼發達，市場機制怎樣健全，市場經濟就總是脱不了盲目與無政府狀態，因為它只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脱離計劃的市場經濟，是沒有資格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市場與計劃各有其客觀上的地位和作用範圍；前者是基礎性的，後者是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這兩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定發生的合理關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l)市場與計劃互為補充，互為依按；(2)市場以計劃為指導，計劃以價值規律為基礎，二者相互滲透；(3)微觀經濟活動靠市場，宏觀經濟活動靠計劃。上述關係或關係類型，既不具有相互對立與否定的性質，也不具有先後繼起性。這些關係，構成了市場與計劃關係的內涵。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在宏觀計劃的主導之下把宏觀計劃與市場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企業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與國家的長遠的、整體的利益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於後者。那種認為市場機制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只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就能使國民經濟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即使需要有計劃也只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才讓其發揮補充的作用，從而把市場凌駕於計劃之上的看法，從根本上否認了計劃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抹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必然形成生產無政府狀態，兩極分化，需求不足，週期性經濟危機。失業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伴侶和必要條件。

達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和最基本的追求，因而也必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用“最終”來説明“共同富裕”的時段性和目的性。

市場經濟能夠促進生產力更快發展，有利於增加財富，有利於共同富裕。同時必然帶來兩極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以致從某種文化的視角，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市場經濟目前顯現出來的功能和作用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還具有相似性。嚴格和徹底意義上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具有共同富裕的內在特徵，並能實現它。能夠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國市場經濟真正充分地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因而也是它區別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所在。

實現我國市場經濟成為達到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的思維有兩種：一是用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市場經濟本身，如增強和擴大公有制經濟，防止私有化和私有制經濟的蔓延；啓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機制、計劃機制，使二者相協調，追求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二是市場經濟外部採取措施，如運用完善的税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減緩和減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

除上述思維之外，我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這個大家庭中農民是佔有絕大多數的。因此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尤其要關注農民，農民作為市場主體遠比其它任何市場主體都大。發展市場經濟使人民共同富裕，其重點、難點和核心就是使農民逐步富裕。

從我國實際出發，使農民通過市場經濟走向富裕，根本出路在於：堅持發展鄉鎮企業，使自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發達的交通、通訊和社會化流通體系，把浩如海水而又分散的農民同整個國民經濟聯結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當前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現在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領導經濟建設就是黨的中心任務。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一般市場經濟的重要區別，就在於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相結合。鄧小平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哪裏?就在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歸結為“四個堅持”，並視為“成套設備”。因為這個“成套設備”是包含了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主導意識形態的有機整體，體現着經濟關係的本質內涵，規定着這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而黨的領導正是“四個堅持”的集中表現。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按照最有利於生產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原則，不斷地分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協調各方面的利益，正確處理現階段出現的種種矛盾，有效地組織和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迸行現代化垂設，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前發展。

當然，在新的歷史條條件下，黨領導經濟建設要有一個新的定位。要完善領導市場經濟的新體制，新機制和新方式，就是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堅持民主原則，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經濟單位和廣大羣眾的積極性，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履行對經濟建設的領導職責。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關鍵在於重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什麼是市場經濟的最根本主體呢？那就是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市場活動的主體，是市場機制運行的微觀基礎。在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直接從事生產、流通和服務性的經營活動，追求利益最大化，並依法納税。

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的特徵是什麼呢？

1．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直接目的是追求利潤。

2．企業必須進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

3．企業擁有自主權。

4．企業是納税單位。

這即是市場經濟中企業的特徵，也是市場經濟對其主體的要求。因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培育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主體，使其成為生產力發展和科技進步的主導力量，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支柱和骨幹力量，煥發生機和活力，使他們的經濟實力和潛能充分發揮出來，更好地發揮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經濟功能和社會職能。其經濟功能，就是使企業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不斷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推動社會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社會生產力進步，提高企業的職工素質，培養專門科技人才，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謂社會職能，是講企業能夠滿足人民羣眾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創造就業機會，為國家提供財富，推動其他社會和公共事業的發展，能夠在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上發揮重大作用。

企業制度是指以產權制度為基礎和核心的企業組織和管理制度。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現代企業制度是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依法規範的企業制度，一般採用公司制。公司制比其他企業組織形式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建立公司制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環節。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經歷了一個比較漫長、曲折的過程。這個過程起始於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探索。

（一）1949~1978年：經濟體制變革的萌芽時期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在經濟體制的選擇上，最初主要是學習和借鑑了蘇聯模式。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誌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應該説，建國以後到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尤其是對於“一五”計劃的完成，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這種中央集權過多的經濟體制存在很大弊端。由此，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理論界對如何變革這種體制進行了探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對這種體制的弊端早已覺察。他提出，要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鑑戒，探索適合國情的路。圍繞如何以蘇為鑑、建立中國式計劃經濟體制課題，毛澤東等人提出並認真思考了五個方面的重大關係：即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政府和生產單位的關係、生產單位和生產者的關係、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關係以及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其精神實質就是地方、生產單位、生產者相對於中央、政府、生產單位來説應該有一定的經濟自主權，非公有制經濟、自由市場應當允許它們在一定範圍內存在。這次的探索意義重大，但遺憾的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此次探索沒能沿着正確的方向持續下去。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這一探索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可以説，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和發展的萌芽階段，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源頭和起點。

在早期理論研究中我國當代經濟學家顧準先生於1957年寫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在我國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2-3]  1962年5月顧準回到中科院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員後再次呼籲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 ^[3] 

（二）1978~1992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探索確立時期

粉碎“四人幫”以後，從政府到理論界，都有相當多的人在衝破僵化的傳統觀念，反思中國的發展道路。這個時期的突出貢獻是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而此目標是在反覆、尖鋭的思想交鋒中形成的。具體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1.1978~1984年，形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思路。“文革”後，在1978年7～9月的“國務院務虛會”上第一次重提改革問題。在社會各界的推動下，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但改革方向是什麼？當時黨內多數人的認識是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前提下，增加一些市場調節手段，以滿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由此，1981年11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勝利召開，大會再次強調：“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客觀地講，這個改革模式是一個歷史性進步，因為在堅持計劃經濟體制前提下，承認了市場調節的作用。但沒有突破計劃經濟的框架，強調市場調節只能限制在計劃所允許的範圍之內。

2.1984~1988年，改革目標確定為“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4年10月20日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改革目標的一個重大突破。為什麼短短的時間內會有如此大的突破呢？其原因，首先是改革實踐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亟需作出理論回答。改革開放後，農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個體經濟大量產生，由此發展出僱工經營的私人企業。

一時間，一些人認為僱工就是剝削，人們思想上出現混亂，各種觀點莫衷一是。這些新問題需要在理論上給予解釋，澄清認識。二是理論界對此改革目標的形成起到重要推動作用。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上，召開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會議提出的若干理論觀點和對策思路對中央推動市場化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觀點進入中央決策。

在這樣的背景下十二屆三中全會突破了商品經濟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立的認識，為中國的改革確立了正確方向。鄧小平稱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3.1989~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最終確立。就在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的時候，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國際國內發生兩大歷史事件：一是國際上蘇東劇變；二是國內在80年代末發生的政治風波。這時候本來就對改革開放心懷不滿的人便對改革開放橫加責難，焦點又集中在市場和計劃關係問題上。在此重大關頭，鄧小平敏鋭地把握住了問題的關鍵，那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他在關鍵時刻連續講話，對扭轉局勢起了關鍵作用。在此背景下，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標誌着全黨在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上已形成共識。

（三）1993~200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時期

這個時期，主要解決了兩大問題：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構建問題。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由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收入分配製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五大支柱”構成，並制定了總體實施規劃。

2.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1994年12月江澤民總書記在天津考察工作時強調：“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並非多餘，並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這進一步闡明瞭十四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論斷。而這個結合，首先是要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什麼呢？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從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來看，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本身就是從市場中產生的，而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就存在怎樣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因為國有企業長期以來，並不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合格市場主體，所以必須找到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形式。經過探索，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找到改革方向，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而股份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組織形式。於是，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證明，推進公有制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可以使公有制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可見，通過實行股份制，我國公有制特別是國有企業找到了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形式和途徑。這打破了撒切爾夫人的預言：“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可能兼容，社會主義不可能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實行私有化。”

（四）2003年至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時期

2002年10月十六大宣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2003年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標誌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時期。如何才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答案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目前的改革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改革。其標誌：

一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改革。二是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改革。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敏感和複雜。老問題新問題相互交織，國內國際因素相互影響，這需要“啃硬骨頭”和“涉險灘”。三是在新的發展水平上的改革。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正面臨“崛起困境”。

就中美關係來説，問題的核心在於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為此，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受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的專訪時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目前，在新的歷史起點，如何將經濟優勢轉化為戰略優勢和政治優勢、有效地保持與主要大國的合作共贏關係這是一大挑戰。

在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完善時期這10多年來，我國經濟已初步走上科學發展的軌道。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科學發展觀，“十一五”規劃作為科學發展觀提出後製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從規劃主要目標和指標完成率看，經濟發展方式初步納入科學發展軌道。這主要得益宏觀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不斷取得新進展，尤其是作為宏觀經濟調控主體的政府，其自身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方略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明確和清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治國方略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一個根本動力，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又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確定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層層遞進的邏輯關係，非常清晰地闡明瞭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思路。

社會主義宏觀經濟調控，是由國家來進行的。宏觀經濟調控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宏觀調控，即國家運用行政手段直接協調和控制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二是間接宏觀經濟調控，即國家主要運用經濟手段，通過市場機制，影響和引導企業的經濟行為，以達到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通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對企業直接調控，企業成了政府機構的附屬品。這種宏觀調控方式與市場經濟嚴重背離，必須進行改革和轉變：一是由直接管理為主轉變為以間接管理為主；二是由進行微觀管理轉變為主要進行宏觀管理；三是從搞項目審批、分錢分物轉變為主要利用經濟手段搞好規劃、協調、監督和服務。

從以上的概括，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做到以上提出的轉變，必須首先轉變政府職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國有資產所有者，人民政府是社會行政管理者，各級人大和各級人民政府共同構成宏觀經濟調控者。具體説，政府的職能轉變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實現政企分開。也就是政府和企業的職責分開。政府僅僅行使其行政職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所有企業作為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有獨立的生產經營權。這是政府職能轉換的關鍵。

第二、分離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由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直接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天然董事會，因此由人大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機構，進行國有資產的基礎性管理工作，在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狀況進行監督，制定和執行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法律法規方面具有天然的合法地位，在適當的時候對全民進行公有制企業分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邁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步驟，也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關鍵舉措。

第三、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對政府機構進行改革，以適應政企分開的政府國有資產權與宏觀經濟調控權向各級人大逐步轉移的需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政府作為管理者的身份，都無法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市場競爭，將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資產逐步移交各級人大，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的需要。由於人大在經濟上真正強大以後，人民在選舉過程中也會更加積極參與，更加謹慎投票，使得人大在政治上才能更加有力地監督政府行為，因此，強化人大地位的政治經濟改革也是強化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由之路。

2008年10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崔之元教授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研討會暨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講，指出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西方和中國往往被認為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口號，只是因為執政黨才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但實際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豐富的內容，是指公有資產在市場經濟中的收益，還包含更多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論斷和重要舉措，為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從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兩個方面指明瞭正確方向。

“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而是要“學會正確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

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歷史經驗作出的重大理論創新。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再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標誌着我們黨對市場的認識逐步深化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經濟運行的過程就是各類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一步確立了未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努力方向和原則要求，意味着要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把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讓市場在所有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都充分發揮作用，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

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並非萬能的“上帝之手”。一是市場自發調節具有盲目性。市場經濟中，資源依據價值規律、供求關係自發調節，但由於信息傳遞的滯後和個人理性的侷限，這種自發調節不可避免帶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二是市場自身無法克服“外部性”。市場經濟環境下，各類經濟活動以成本收益為原則，諸如發展環境、公共秩序、良好生態等缺乏明確成本收益主體的公共產品不會憑空產生。三是市場無法兼顧效率與公平。市場經濟崇尚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由於“馬太效應”所導致的“強者恆強，弱者恆弱”，自由競爭最終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形成壟斷。同時，也會導致社會兩極分化、貧富差距，與社會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相背離。可見，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並不能包打天下。當“市場失靈”的時候，就需要發揮政府這隻“看的見的手”的作用。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以開放促改革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良性互動，以建立市場經濟為方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極大的發展。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進一步加大對內對外開放力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不是要不要開放的問題，而是怎麼使我們的開放水平更高的問題”，並強調，“必須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創建新的競爭優勢，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市場經濟必然是開放型經濟。通過擴大對外開放，各類市場要素能夠獲得更大的流通空間和資源配置方式的選擇空間，不僅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而且能夠為經濟體制改革獲得更多外部動力，倒逼法律體系、治理方式、市場環境乃至全社會思想觀念更加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破除有礙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桎梏與現實阻力，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更加積極主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堅持“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並相繼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戰略”等重大戰略構想,不僅大大增強了中國在國際經貿合作中的話語權，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也為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打開新的窗口。

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還要強調對內開放。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搞兩個開放，一個對外開放，一個對內開放”，“改革就是搞活，對內搞活也就是對內開放”。無論是“對內搞活”還是“對內開放”都可以理解為對內“放開”。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特別是政府和市場關係還沒有理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發揮受到諸多制約”。“諸多制約”，有着很強的針對性和問題導向。比如説，由於金融市場開放不夠、門檻較高，作為市場經濟中最有活力和創造力的中小企業，其發展和成長過程中的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由於城鄉二元格局和城鎮户籍管理方面的限制，城市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留不下，鄉村回不去，成為城鎮化發展的瓶頸和痼疾；在一些並非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經濟領域，由於種種限制或者缺乏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客觀上形成了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隱形歧視，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籬”。因此，在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的同時，要把對內開放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過深化對內開放，推動各方面深化改革，破除種種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和要求的限制，推動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發展。

法治保障也要道德引領

法律與道德都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有序運行的重要手段。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既要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也要加強道德建設。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和要求是產權明晰穩定、契約公平履行、規則統一平等。一方面，法治能夠保障市場經濟各類主體的正當權益，維護統一、公平的市場交易秩序，形成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社會預期；另一方面，法治能夠規範權力運行，劃分政府與市場邊界，釐清各自發揮作用的領域和範圍，從而為“兩手都要用好”，提供基本原則和遵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

市場經濟呼喚道德。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以契約精神、誠實守信原則為基石。缺乏道德規範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無序競爭、風險放大，交易成本增加、市場機制效率下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曾經説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制度，除了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下，資本追逐利潤、個人追求利益，容易導致拜金主義、極端利己主義等道德失範現象，從而侵蝕全社會長遠發展的道德基礎。因此，完善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必須加強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建設。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道德是社會關係的基石”，“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同時，毋忘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的培養和道德素質的修養。……逐步形成與現代生產和生活需要相適應的思想觀念、道德品質和生活方式。我們切不可物質上脱貧了，精神上卻愚昧了”。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在《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中明確提出，“開展各項生產經營活動，要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做到講社會責任、講社會效益，講守法經營、講公平競爭、講誠信守約，……要注重經濟行為和價值導向有機統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實現市場經濟和道德建設良性互動”。

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一方面，要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放棄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就意味着偏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方向，犯了“顛覆性錯誤”。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證明，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比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具有更大的發展優勢。

在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公有制經濟面臨着加快改革步伐，鞏固自身主體地位，發揮更大作用和效益的考驗。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在這方面，一些片面強調“國退民進”甚至“全盤私有化”的觀點與“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原則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也是非常有害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公有制經濟“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佔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因此，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另一方面，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既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聯繫，又與多個層次的生產力水平相對接；不僅有利於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公有制經濟提高效率，而且在促進創新、擴大就業、增加税收、增強經濟活力等方面顯示出巨大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逐步調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比重不斷變化，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活力”。據統計，截至2012年底，非公有制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超過60%，是名副其實的“半壁江山”。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從多個層面提出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重大理論創新和改革舉措：在產權保護方面，明確提出“兩個不可侵犯”，即“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在公平競爭方面，強調“三個平等”，即“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在引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融合方面，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甚至非公有資本控股。毫無疑問，這些重大理論創新和改革舉措，必將為加快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更加強勁的動力和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2]